●语言哲学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三副面孔*
——语言生产·欲望政治·生物权力
袁文彬
（深圳大学，深圳 508060）
提 要： 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智性动力,葛兰西、阿尔杜塞、普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等将隐喻式的“基础—建筑”诠释为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生产模式。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赖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则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展开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欲望政治研究。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命,语言与生命须臾不可分离,后马克思主义者如阿甘本、哈特和奈格里等则将语言生产模式和欲望生产模式推进到生物生产模式,即考察后现代语境下人类社会的生命权力,甚至人体内部的生物权力。无论是语言生产还是欲望政治都是生命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身体从外到内或从身体到生命,即从生命权力到生物权力的范式转换,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语言生产；欲望政治；生物权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1 引言
正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因素。为弥补这种宏大叙事的缺憾,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断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建筑”这一二元互动的辩证关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基始性问题。在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1971）中首次提出“文化领导权”,阿尔杜塞将结构主义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形成结构马克思主义,提出“多元决定”,普兰查斯则顺此提出“相互决定”,他们以不同方式理性而辩证地再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在福柯“话语—谱系”这一知识考古学的认识论范式启发下,拉克劳和墨菲则认为这一切都是由话语决定的①。而鲍德里亚则试图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事关人类微观精神层面的“文化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命,语言和生命两者之间须臾不可分离。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也因此步入语言生命政治学阶段。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太过笼统,还不足以揭示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普遍性问题,包括性别、种族、生态、环境等,它也无法深入到人体内部来揭示当代人类的生物医学权力。所以,对微观精神分析、生命权力和生物权力等的分析似乎能补充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没有涉及到的层面,使得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能在新时代展现新面貌,使我们借此得以丰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语义地平线。本文将从语言生产、欲望政治和生物权力3 个维度简要地分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在后现代状况下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语境化／再语境化等问题的思考。
2 语言生产
对于阿尔杜塞而言,“文化领导权”也未免粗枝大叶,失于笼统,他进一步将国家机器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取代暴力性国家机器。在这方面,他和葛兰西不谋而合,不同之处在于其挪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资源,形成其极富语言性、符号性的结构马克思主义。阿尔杜塞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原理运用到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中去,对他而言,语言结构就像意识形态的结构②。所以,阿尔杜塞说,“意识形态无历史”,“意识形态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 （Althusser 1971:159）。对阿尔杜塞而言,社会主体就如同索绪尔的符号一样,个人与其社会地位紧密结合在一起。
主体就如同符号一样,其身份和自我认同来自于和其他符号人在系统中的结构位置,而这种符号人的总体就形成阿尔杜塞所言的社会结构。单个符号没有意义,只有在符号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单个人也没有意义,只有在社会关系系统中才有意义。阿尔杜塞借索绪尔之口,重申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在此殊途同归。阿尔杜塞区分大写主体（“S”ubjects）和小写主体（“s”ubjects）,类似于语言和言语,与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也不无内在的亲和力。
以我国当前的石油装备企业建设和发展管理现状来看，绩效管理考核因素的制定不仅关系到石油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石油装备企业内部的行业竞争发展。因此，这种背景下的石油装备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按照绩效考核建设中的关键性控制因素去实施对应的绩效考核管理要点，保障在绩效考核管理要点的控制中，能够实施好对应的绩效考核管理工作。比如，按照绩效管理因素控制中的关键性因素去实施对应的绩效战略部署，保障在绩效战略的部署过程中，能够协调好对应的绩效管理控制因素，实现绩效管理工作控制的多向性转变。
他反对经济决定论将历史简化为一系列的结构因果论,起决定的经济结构既非线性因果关系,亦非先验精神本质的反映,而是结构关系互动中的各种要素以不同方式排列组合起来决定经济基础,也就是“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多元决定深化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用语言学模式来诠释社会模式,否定经济决定基础的单向度线性关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语言性、符号性、结构性、科学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性地进入到现代语言哲学层面,开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转向的新局面。
因为欲望的流动性主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生成”（becoming）过程,生成也是逃逸的过程,这就是德勒兹“逃逸线”的意义。我们的人生由各种线组成,总是被各种线穿越,它们是:坚硬线、柔软线、逃逸线（Deleuze,Guattari 2000:195-198）。坚硬线是质量线,无比坚硬,无法逃脱；柔软线是分子线,扰乱线性和常态,没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线则完全脱离质量线,从破裂到断裂,主体在多变流中变成碎片,即解放之线,让我们自由感受人生,它是危险之线,使我们能够逃逸符号资本主义,逃逸线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言的“解放叙事”。
无论是葛兰西的领导权,还是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抑或普兰查斯的相互决定,都围绕“基础—建筑”这一结构关系而拓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不同之处在于,只有阿尔杜塞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并明确将其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联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社会劳动和阶级关系等实体内容都被转换为结构关系,物质性逐渐被转换为语言性和结构性。如同索绪尔所言,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物质（Language is a form not a substance.）；对于葛兰西、阿尔杜塞、普兰查斯而言,“基础—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一种形式,而非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物质关系。
拉克劳和墨菲就表达这样一种纯粹依靠语言符号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社会及其阶级关系已经变成符号要素,阶级关系就是符号之间的关系,“系统中的组成成分不断朝系统运动,但没有最终的稳定系统……这是一种结构,意义是被结构建构出来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话语,话语说明了现存社会中一切事物都不具备稳定性”（Laclau 1988:254）。结构是稳定的；话语则是变动不居的。葛兰西、阿尔杜塞、普兰查斯所谓的结构关系在此不复存在,结构关系演变成话语关系。国家不再是实体,而是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运作,其身份／认同是在符号差异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不过是符号之间的互动而已,“所有价值都是对立价值,由差异关系决定”（Laclau,Mouffe 2001:106）。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无实体要素（positive terms）③,在社会中也是如此。须要注意的是,如果语言不能和外部的物质世界形成互动性纽带,社会系统将会在时空中形成漂浮的能指,新的话语构型只能作为社会生产范式的替代品而已,但无法消融语言范式和生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在符号化的道路上,鲍德里亚走得更远。他从德波的“景观社会”出发,深入符号帝国,以符号生产关系取代社会关系,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异形同构的特点:
1.政治经济学：在有用性（需求、使用价值等，所有人类经济的指涉）的遮蔽之下，它建立了逻辑一致的体系，以及可计算的生产率，所有生产都被分解为单一要素，所有产品在抽象性上都是等价的。这就是商品逻辑和交换价值系统。
2.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功能性（客观目的性，使用同质性）的遮蔽之下，它建立特定意指模式，其中，所有外围的符号都在逻辑计算中充作简单要素，在符号交换价值系统框架中互相指涉。
（Baudrillard 1981：191）
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符号价值建构人们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而符号是一种被抽空内容的空洞所指,它代表人类不断走向异化这一事实,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丰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批判内涵。当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法取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但它对当前虚拟经济、虚拟世界、仿像与拟像充斥的商品符号拜物教的批判仍然显示出激进的批判锋芒。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我将其称为语言符号生产,简称为语言生产（linguistic production）。语言转向之后,语言模式提供的智性动力已经渗透到所有人文学科领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语言生产正是语言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结果,揭示出语言模式和社会生产模式的异形同构,阐明两者的联系节点,使我们能挖掘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语言因素对社会生产的构型塑造力。
3 欲望政治
语言中孕育着欲望,它是后结构主义者们的共同诉求,语言与欲望因此紧密联系起来。结构主义兴起,结构、规则、符码取代所谓的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巨人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避难期间与雅各布森邂逅相逢,吸收其二手索绪尔思想,突然横空出世,宣告存在主义巨星萨特的陨落,人的主体性或主观诉求因此被悬隔。后结构主义者们则力图冲破语言结构主义的牢笼,消解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人”对主体性的宰制,还原“小写的人”,所以有了克莉丝蒂娃“诗学语言的革命”等,将人的微观欲望之诉求浮出历史地表。比后结构主义更早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们。赖希在1936年的《性革命》中将其思想体系称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微观精神层面结合的始作俑者,他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空白,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尔库塞的“欲望解放”、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而德勒兹则掀起“精神分裂分析”革命,以“逃逸线”批判资本主义的非人境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精神分析能够联系起来,就在于人既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人既受社会关系支配,又被生物本能控制；批判理论既包括社会批判,也包含心理批判；革命既有社会革命,也有心理革命。在人性理论、批判理论和革命理论这3 个维度中,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找到共同的阿基米德点。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更是异形同构:
（Wolfenstein 1993：113）
职业资格证书是人们通过相应的技能水平测试而获得的资格认证。它是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也是单位在进行招聘和用人时的主要依据。[5]“双证融通”就是指学历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融通。职业资格证书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检验和监督作用，能检验专业课程体系是否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否满足工作岗位及职业生涯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要求“参照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将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将职业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除了上述弊端，不少企业招聘录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大部分客服人员能力素质无法达到既定要求，无奈降低管理标准、简化服务流程，这样因人设岗的做法本末倒置，不利提升企业客服水平。
对赖希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两个缺陷:不能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形成的机制,也不能说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赖希因此认为,“性格结构”理论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缺陷。精神分析应该跳出狭隘的圈子,投身于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之中去,精神分析家的任务不是“治疗”,而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将革命动因归结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目标也仅仅为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解放。人类在性格方面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具有自由性格结构和独裁主义性格结构两种人之间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赖希提出了“性革命”。性革命能带来性健康,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所以,赖希用“性格结构”“性格盔甲”“性革命”等微观层面的诉求来弥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微观精神层面的忽视。除此之外,赖希也用其理论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就在于释放出人性中的破坏性力量,与人的独裁性格同流合污,赖希将其称为“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也就是福柯、德勒兹所言的“微型法西斯主义”（micro-fascism）,它更隐蔽、更危险,且无所不在,根治起来也更困难。人类的未来在于性格结构的解决。
德勒兹系统地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1）范畴转换:符号、力比多流、编码取代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2）从历史到地理:从时间到空间；（3）从劳动到欲望:即从劳动生产到欲望生产；（4）从意识形态到装备:欲望从意识形态中脱离,形成群体话语装备；（5）从政党到群体:前者属于被规训的主体,后者属于群体主体；（6）从克分子到分子:产生了弱势语言／文学。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对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展开强烈批判。语言不是交流工具,它具有特定功能。语言是列宁意义上的命令词,是实施权力、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不是个人话语,而是群体装备下的话语,打上了社会性标签。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就是历史现象、物质现象、政治现象、归根结底,语言的功能就是主体生产（Lecercle 2006:139）。语言经历一个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④的过程,人类社会也经历了原始社会—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3 种社会形态与之对应,这就是语言的褶子问题。原始社会疆域化的语言对应原始社会的大地身体,反生产模式为狂欢化庆典；专制社会解疆域化的语言对应于专制社会的帝王,反生产方式为帝王对民众的恩泽；资本主义社会再疆域化的语言对应于流动的资本,反生产模式为“政治—军事—工业情节”。3 种社会的书写方式不尽相同:原始社会为大地书写；专制社会为帝王书写；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书写。这标志人类社会的变迁:从对大地的依恋到对专制帝王的依赖,再到对资本的依赖。德勒兹以此方式改写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话语关系:
这样,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就不断从语言生产到欲望生产,并顺次推进到对人体内部的生物政治学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类社会由外到内,即从身体到生命的关怀,再次说明,语言生产、欲望生产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起点,对生命由外而内的关怀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落脚点和最终关怀。
在国际工程中，工程项目现场条件对工程项目和施工进度的影响不容小视。特别是一些大型设施，工程占地面积大，一旦现场条件对施工造成影响，损失将会很大，另外对于一些长距离的运输管道，可能会遇到各种地下障碍。因此，项目现场环境给承包商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合同所给的项目现场条件与现场有实际的差异，如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土壤类别等。这些因素都会给承包商带来额外的工程量，改变工程施工的方法，从而影响施工进度，和施工费用的增加。
阿甘本吸收维特根斯坦的“去想象一种语言形式,意味着去想象一种生命形式”,即通过语言来思考生命问题本身。仅有一种方式表达“我说话”的意义,就是“我生活”。生活就是语言存在的表达式。阿甘本就这样从语言问题上升到生命问题。阿甘本不但延续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内涵,也吸收卡尔ˑ施密特、本雅明、阿伦特、海德格尔以及巴塔耶的生命政治学内核。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阿甘本也因此将生命分为zoē 和bios,前者为生物存在,事关家庭、繁殖；后者为政治生命,事关城邦。他从罗马法中发现了神圣人（homo sacer）。因神圣人自身有污点,所以不能作为祭品,任何其他人杀死神圣人都不触犯刑律,神圣人不在任何政治—法律范围之内,不受主权逻辑保护,只剩下自然存在,即“赤裸生命”。从古罗马被驱逐者到中世纪被诅咒者,再到纳粹集中营的囚犯,都如同神圣人一样。即使是当代社会,赤裸生命仍然存在,如寻求庇护者、难民、脑死亡等。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其生命都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
德勒兹：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
(4)上层模型根据反馈重新计算分时电价。重复步骤(2)-(4)，直到满足下述迭代条件之一：a)下层模型目标fk足够小(fk<δ，本文中δ取0.1 MW2)；b)迭代次数达到上限。
（詹明信1997:18）
在阿尔杜塞开辟的结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普兰查斯提出经济国家机器（Economic State Apparatus）,以补充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沟壑壁垒。这3 种国家机器具有相对独立性,只有两两面对时才能实现国家统治。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观念、文化、信仰或价值观,而是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紧密相连。不是上层建筑再生产经济基础,而毋宁是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须臾不可分离。这样,政治、经济、意识形态3 个领域合而为一,并简化为3 个互相依存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压制性国家机器和经济国家机器。对普兰查斯而言,这3者相互决定。普兰查斯将基础和建筑融合在一起,否定各自的独立存在,“国家再也不是拥有权力本质的容器”（Poulantzas 1978:108）。国家只是运作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策略性产所。普兰查斯将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改写为相互决定（mutual determination）。
马克思（生产方式）：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跨越地平线到另一个世界去。逃逸线是一条开放道路,通往未知的漫长人生旅途,目标只是旅行,是索绪尔组合段上无尽的指涉。对德勒兹而言,写作就是:背叛、生成、逃逸。写作就是追寻一条线路、多条线路、整个制图学。卡夫卡的《城堡》代表官僚机器；《审判》代表法律机器；《美国》代表技术机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动物变成人,人变成动物这样脱离领土的相互生成逃逸线,以逃脱官僚机器、法律机器、技术机器这样僵硬的切割线。德勒兹用逃逸线重写马克思主义对未来歌德巴赫式猜想的浪漫主义情怀。
5.艺术性。高校导视系统的设计还需考虑到艺术性，即符合实用要求的基础上遵循美学原理。艺术性的科学展现不但增添高校导视系统的美观性，更使其具有一种感染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 生物权力
摩尔根（《古代社会》）：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福柯和阿甘本对人类未来无限悲观之时,哈特和奈格里则显示出乐观的态度。他们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但作出重要修正,提出“生命生产”（biological production）这一概念。生命政治生产,即社会生命本身的生产。他们批评福柯只关注规训—权力这一“结构认识论范式”,是静态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两种趋势,即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消失殆尽,生命不再属于再生产范畴和生产程序；而毋宁是说,生命决定生产本身,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差别也消失了。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价值生产体系,后者是欲望生产体系。这样,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就从语言生产范式过渡到欲望生产范式。马克思主义忽视人类的微观精神层面,而精神分析则忽视人的社会性,所以,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无论是福柯、阿甘本,还是哈特和奈格里,都仅仅关注作为完整身体的外部,而20世纪的生物医学则关注人类的身体内部。脑部扫描、DNA 分析、移植医学、生殖技术等表明我们与自然身体告别,身体将不再是有机体,而是一个可以被阅读和被改写的分子软件。生物科技实践将越来越把身体内部作为干预空间。生物政治学将创造新型的生死关系,消解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认识论界限。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和基因组学的时代,新的“生物公民”将会形成,不可避免会激起国家政治、优生学和种族卫生学等幽灵。一方面,生物技术及其衍生物如生物经济、生物资本可能会促进人类福祉；另一方面,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福山不断警告生物科技时代的后果,需要全人类慎重考虑。生物科技时代,知识生产和主体生产涉及到3 个方面。首先,生命／生物政治学需要生物和生命体的系统知识,提供认知地形图,打开生物政治学空间,重新定义主体及其形成；其次,生命／生物现象不能和政治脱离开来,权力如何传播、生产知识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最后,主体化如何受到科学、医学、道德、宗教或其他权威的影响,是如何接受社会认可的对身体和性别方面的改造的。
生产方式：
5 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需要不同诠释,如同克罗齐所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或如同怀特海所言,整个西方哲学都只不过是柏拉图的一个注脚而已,现代社会的各种批判理论也不过是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一个注脚而已。各种迥然异质的诠释也许才能更全面深入地促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还原,误读才是最稳定的阅读。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空白为我们预留出无穷无尽的话语空间。我们得感谢他老人家没有把话说尽说透,在语言哲学层面更是留下诸多盲点,为我们言说提供可能性,否则,我们将失语症似地无可言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3 副面孔——语言生产、欲望政治、生物权力——也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作出的粗线条勾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比之更为纷繁复杂,远不是这3 个关键词所能涵盖的,但这3 个关键词背后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内涵和外延的多义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语言模式和生产模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语言模式无法真正取代生产模式,也决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无法真正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生命而非身体,才是当代所有人文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终极关怀。
注释
但这样的“灰姑娘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却让人感到满满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有能力把日子过好的人。
①福柯只是作为现代生命政治学的始作俑者,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中讨论了“优生学”；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政治学》中讨论了人口的质量和数量问题,此为生命政治学的真正开端。中古时期,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也持续了讨论了相关问题,此后,生命政治学方面的论述不断式微,直到福柯在《性史》（第1卷）提出这一概念,随后在法兰西学院讲演录中如《生命政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必须保卫社会》（The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安全、领土、人口》（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等作品中深化这一论题,“生命政治学”方始成为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关键词。
②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拉康而言,语言的结构就像无意识的结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歧在于,前者凸显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后者强调语言的使用即话语。
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患儿的年龄分布从3～11岁，跨度比较大，患儿免疫功能的发育状态不尽相同，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治疗效果评价和免疫功能分析还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③国内学界往往将positive terms 译成“积极要素”,忽略了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差异,前者强调先验式的形式范畴,后者突出经验主义的实证／实体成分,在此基础之上,就不难理解其为“实证要素”“实体成分”或“实体要素”的意思了。
④愿意为“领土运动—脱离领土运动—再领土运动”,大多数译为“辖域化—去辖域化—再辖域化”,与列斐伏尔（H.Lefebvre）、苏贾（E.W.Soja）的空间概念不无关联。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已经开始显示从“静止时间”到“空间运动”的转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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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Fac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Production·Desire of Politics· Biopower
Yuan Wen-bin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08060,China）
Lukács is a precursor of Western Marxism,which paved the intellectual way for the later Marxists.Gramsci,Althusser,Poulantzas and Laclau ＆ Mouffe interpret the metaphorical “base-superstructure” in terms of paradigm of linguistic production towards the road to semiotics.Members of Frankfurt School such as Reich,Marcuse and Fromm combine Marxism with Freudism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tudy of politics of desire conditioned by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To imagine a language is to tantamount to imagining a life,so language and life cannot be separated.Post-Marxists,such as Agamben,Hardt ＆ Negri,etc.,promote linguistic production and politics of desire into a mode of biopower,and investigate the biopower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human body.Either linguistic production or politics of desire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outer form of biopower.The biopwer from within and without,or from body to life,is the final care for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linguistic production；politics of desire；biopower；Marxism；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9）03-0001-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3.0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德勒兹的语言符号批判和生命权力研究”（16B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wbyuan＠szu.edu.cn
定稿日期： 2019-04-26
【责任编辑 谢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