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性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理性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的“奇迹”。[1]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特征性事实，中国经济增长在提升自身综合国力、居民福利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和机构的眼光，人们需要在理论层面解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成因，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价值，进而试图将这些经验概括上升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激烈讨论的一个主题，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模式指向很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提出的诸多缘起
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体现的是特定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层面所采取的基本路径、方案或制度安排的基本理论概括，特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理论化且上升为发展模式，其前置条件是此种方式在实践中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发展绩效。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命题提出的前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纵向时序比较和横向国别比较层面均取得极其显著的绩效。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总量表现出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1949-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1％，1978-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8％，同时，中国以工业化所标度的经济结构转化和以城市化所标度的社会结构转化也在显著提高，1978-200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已从72.8％升至88.7％，而城市化率则从17.9％升至45.7％。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持续提高，而社会福祉和生活状态在不断改善。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优势是存在且显著的。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5％，同期美国和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7％和2.45％，巴西和印度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0％和5.75％，1990-2008年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6％。经济增长率的高水平和超稳定导致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凸现，从GDP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吸引外资额和外汇储备额等指标来看，中国已具有“大国经济”特征，而且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IMF(2008年)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的协动性已从1960-1973年的0.07快速增至1996-2006年的0.20，[2]这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程度渐趋增强。显而易见，无论是在中国发展史上，还是世界经济史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绩效是罕见且毋庸置疑的。作为肯定中国增长绩效的后续反应，人们自然会关注并试图理解中国发展方式选择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联性，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的提出就体现了理解这种关联性的努力。
从全球层面看，经济高速增长是提出发展模式命题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全部条件，人们不会将任何高增长率较高的经济体均归结为经济发展模式。除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的提出还源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发生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经济体出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重大的经济事件。从世界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人们深刻认识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适用性提供了一个契机。就经济运行方式而言，1949-1978年和1978-2008年中国两个30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单纯强调公有制、平均分配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苏联范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赶超战略，但长期来看，会因为无法解决信息发现、经济激励和资源配置等问题而导致低效率。就市场化转轨路径而言，虽然中国和前苏东国家均面临着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任务，但区别于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方案，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理念选择了渐进式转轨，经济转轨的绩效对比显示：至少从短期来看，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切合中国本土化特征，且具有经济增长高速度和超稳定的比较优势。就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而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轨是对此前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矫正”。这种“矫正”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强调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单纯强调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可能隐含着较大的发展风险，而中国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力量的功能互补可能更有利于长期发展。在“苏联范式”、“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等传统范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人们试图透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并将其上升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发展模式“多元化”甚至范式“转化”格局的回应。
如果说国际社会主要从“范式转化”角度出发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的话，那么中国国内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则更倾向于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来替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且其主要立足点是在系统概括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性概括和规律性认识，从而在理论指引实践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约束条件、战略选择和发展绩效既体现出“路径依赖”意义上的连续性，也体现出“制度变迁”意义上的转折性。1949-1978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依靠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中央计划经济来实现“赶超”战略，其结果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进入崩溃边缘。1978-2008年中国经济的主题则是依靠比较优势战略和市场化体制转轨来发展生产力，其结果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居民福利和国际竞争力均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强。尽管以1978年为分界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两个30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但从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正义和和谐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向后看”以总结经验教训，更需要“向前看”以实现长期持续协调发展。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回应：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转变？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方位和战略目标？如何形成中国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和动力源泉？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历史演变轨迹中形成对若干重大主题——例如发展与增长、国内与国外、公有与民营、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的规律性认识，由此更好地指引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处的实践和理论阶段
高速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国际社会对“范式转化”的关注以及中国国内的“长期发展”需求，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广泛讨论的议题。然而，激烈讨论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真正形成，相反地，激烈讨论可能恰好体现了对此命题存在着理解分歧。从理论上说，特定经济体的发展方式需要经过个案到经验、经验到理论才能转化为发展模式，而发展模式从初始提出到最终接受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探索、定型和推广。探索阶段一般是指特定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层面表现优异，但长期发展绩效需要观察且理论总结尚未形成共识，而定型则是指该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具有持续发展的稳健性，其经验型总结也可上升到理论高度，显然，只有那种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提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具有推广和普及价值。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实践和经验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
在逻辑上，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特定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层面所采取的基本路径、方案和制度安排，经济增长绩效通常充当了度量这些制度安排“有效性”的指针。此处隐含的前提是：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自变量”导致了经济增长绩效“因变量”发生变化，然而，经济增长很可能是包括“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在内的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与市场化体制转轨、市场化转轨路径、对外开放方式等制度安排有关，正因为如此，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些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说，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部视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则很可能遗漏掉经济增长成因中的其他因素。从增长起点的角度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总量经济和人均GDP均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容规避的初始条件。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要素禀赋条件和要素配置效率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有利的人口结构为劳动力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从全球化因素的角度看，高柏指出：与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以自主品牌的高附加价值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日本古典发展主义不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这种判断暗示着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3]
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决定性、甚至是唯一性贡献，但在实践中需要警示的是：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包含了总量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结构优化、分配正义等多重内涵。[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并未完全化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结构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存在着增长绩效显著但发展相对迟滞的不对称格局。[5]具体而言，在增长动力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2008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这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要素和国外市场高度依赖，而国内居民在分享增长成果方面依然有巨大空间；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过度依靠传统制造业而现代服务业和农业发展迟滞，200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11.3％、48.6％和40.1％，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服务业占比偏低，而农业生产的粗放特征较为显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基本处于低附加值、高竞争度的制造业生产领域；增长方式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使用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生态等要素，技术和制度等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度偏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能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资本—产出比相对上升，这表明中国采用的主要是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尚未呈现出持续收敛态势，城乡、地区和行业差距相对拉大导致整体收入差距渐趋扩大，1978-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7倍增至3.31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2.90倍增至3.60倍；市场建设方面，中国市场体系面临着要素市场化程度滞后于商品市场化程度、全国市场化程度滞后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不对称性。同时，在一些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例如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本住房等——却存在市场化过度的问题。就外部环境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日欧等经济体与中国经济的竞争性渐趋增强，这些经济体很可能会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持现有国际经济格局的角度出发，利用金融贸易等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设置障碍，而外部经济波动也会通过金融贸易等渠道输入中国国内。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回应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方面依然面临着完善、充实和转型的使命。
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会直接影响到理论构建，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共识，自然地，还不存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框架。从研究起点来看，人们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同时这种增长态势是与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紧密相关的。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指向来看，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郑永年指出“从经济上看，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这里使用的‘混合’这个概念和人民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是指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这里使用的概念范围要比所有权广，包括很多方面，在所有权之外，混合模式也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平衡等等”。[6]程恩富、王中保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公有主导型的多种类产权结构；劳动主导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7]张宇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的经济模式”。[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则从9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改革的性质是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改革的方向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改革的方式是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是以发展为改革的目标；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是以稳定作改革的保证；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改革的协调配套是推进全方位改革；改革的推动力量，注重发挥基层与领导层的合力作用。[9]虽然，上述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解不仅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平衡或混合机理尚未进行深入探究。
三、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处在探索阶段，与发展模式所包含的定型及推广阶段相比，依然存在较大距离，因此，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相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性认识的精确表述。这种命题表述的转变暗示着：中国对其经济发展的使命、方位和路径选择有着清晰且深刻的理解，而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激烈讨论的格局能保持清醒判断和使命意识。从终极意义上看，任何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回应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主线，而任何经济发展必须回应居民福利提升这个目标。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立足变动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在发展理念、战略目标、经济运行方式、经济结构转化方向等方面做出本土化、动态性安排，以最终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的终极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甚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低效率、产品供给能力低下；在此背景下，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成果分配的公平性面临着重大挑战。基于此，中央政府提出将“增长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并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强调要将经济发展从投资—出口主导方式转变为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需求)主导方式，将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主导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这些均体现了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极其显著、发展相对滞后格局的积极回应。只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居民福利持续提高，也才可能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被理论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持续发展的实践绩效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定型提供基石，而无论现有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均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更像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它启示发展中国家如何立足于本土化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化、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所采取的制度安排是与这种特定背景紧密相关的。发展经济学指出，各国在选择其制度或技术安排时应考虑“要素互补性”，只有那些与发展背景相吻合的“适宜制度”和“适宜技术”才能取得良好绩效。[10]就此而言，“尽管有些国际经验看上去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对于这些外来经验的吸收和消化却总是个体的和特殊的”。[11]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背景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这些经济体可能不具有“范式”意义，但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道路应具有多样性特征，“华盛顿共识”不是所有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选项，发展中国家应依据本土情形来选择发展道路，这对于这些国家破除发展“范式”崇拜提供了蓝本。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更像是一个价值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表明其所选择的方式是适合中国这个特定经济体的，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无意于将中国发展方式或尚未定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全球推广，也无意于对现有的契合不同经济体实践的发展模式构成挑战或替代，它只是增加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为发达国家反思某些“信条”提供了契机，它启示人们必须审慎看待政府—市场、效率—公平等重大经济命题之间的关系，经典理论的市场自由主义未必是所有国家的理性选择，显然这对发达国家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崇拜也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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