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造性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古往今来，不少作家对批评家怀有偏见甚至厌恶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作家对批评的再创造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忠实诠释作品的批评，讨厌超越作者意图的评论。他们把作品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私有财产，把作家视为文学领域的唯一生产者。他们缺乏这样的意识：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它的价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由作家决定，而由接受者——特别是文学评论者决定。在文学价值的创造方面，批评可以达到不逊于创作的境界。
与上述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些身兼批评家的作家，如王尔德、艾略特等。他们对批评有足够的尊重和宽容，对它的独立地位和创造价值也有清楚的认识。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一文里热烈呼唤创造性批评：“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说真的，我要把批评称为创作之中的创作。”[①]艾略特也认为：“‘批评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区分，……在我们时代，最有力的批评思想家是哲学思想家，总之，是价值创造者”，他的批评是“创造性批评”。[②]王尔德和艾略特的论述有所偏颇，且稍欠理论深度，但他们对批评的创造性和价值创造的突出强调，为后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学批评独立的学科地位日渐确立和批评主体性日趋受到重视，一些批评家开始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批评的再创造，集大成者便是雷纳·韦勒克。他的“增值理论”可视为创造性批评的理论依据之一。增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具有可变性，文学批评可以使作品增值。“一部艺术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根据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限定。它是一个增值过程的结果。”[③]一部作品如此，一部文学史也是这样。文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于新作品的出现和创造，而且表现在已有作品的不断增值和减值上。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是使文学作品增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批评中“大量的学说和见解，判断和理论，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它们永不止息地为作品“增值再增值”。[④]
《堂吉诃德》问世一百多年后价值剧增，从近乎闹剧的搞笑小说一跃成为具有历史和哲学深度的旷世杰作，其功劳绝不能仅仅归于作者，还应归于约翰逊、海涅、拜伦等一批为它增值的评论者。他们的创造性批评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使今日读者对同一部《堂吉诃德》的阅读反应与塞万提斯同时代人大相径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超前意识的英雄为世所不容的惨剧。我们不再拘泥于荒唐可笑的虚构情节，而是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审视，认识到：正是社会的腐败才导致老实、正直、真诚、高尚、富于社会使命感的人成为众人的笑柄。数百年来莎学的丰富发展，使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变成一个漫长的累积增加过程。索福克勒斯剧作的内涵和价值，数千年来不断扩展变化着，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批评促成了这种扩展和变化。布莱克、济慈的诗，斯丹达尔、卡夫卡的小说，都曾被埋没又被创造性批评重新发现。本世纪初以来，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神话学家对神话的再认识再创造取得了辉煌成就。神话的价值已远远超出所谓表现原始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幻想及其社会生活这一层面。神话的永恒魅力和恒久价值日益昭彰：神话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等人类最根本的天性；显示着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童年时代的人类对世界图景的直觉把握——而这种思维方式和直觉洞察力在那些被麻木了的、习惯于用逻辑思考去审视一切的现代人的思想中已被淹没；反映出人类共同且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影响着所有文化、所有民族和整个历史时代。
回顾文学史和批评史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学增值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正是那些特殊的接受者——具有相当艺术气质和创造能力的批评家。孕育并生下作品的是作家；养育它、延续它的生命并赋予这个生命以多种多样含义和更新更大价值的却是批评家和其他创造性接受者。
二
要实现增值，首先必须超越作者和前辈接受者对作品价值的已有认识和评论，即必须具备首创性，这是增值的必要条件。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果不能充分完整地掌握作家和前辈评论者的评论材料，批评者就会误以为自己的见解具备了首创性，而实际情况却很可能是：他不过是在无意之中重复了前人的观点，根本谈不上首创和增值。这种情况在对流传久远的古典名著进行批评时，尤其容易发生，一些著名批评家也在所难免。批评家的生命和环境条件是有限的，一个莎士比亚研究者终其一生也读不完前人的莎学著述，岂不意味着他至死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莎学评论？事实上，任何创新都是在一定参照系内的创新，任何增值也只能相对于特定时空范围的前人而言。然而，独创和增值的相对性，绝不应当成为创造性批评家降低对自己要求的借口。要实现被评论作品的增值，就要主动扩大自己的考察视野，使之涵盖作家的全部论述和尽可能多的前人批评——特别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前人批评。考察视域的扩大，意味着再创造难度的增加，因为对前人批评了解得越多，往往越会感到无话可说、无新可创。但是，考察视域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批评，才可能使作品增值。
要实现增值，还必须发掘并言之成理地证实作品在思想蕴含、社会探索、心态探索、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前人未曾发现的成就，并对这些成就对于人类精神宝库的丰富和艺术发展的价值作出判断，从而使读者大众信服和接受，促使他们将新增价值赋予作品。这是增值的充分条件。价值判断（价值发掘和论证后文阐述）需要批评者具备相当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考察。我们曾把华兹华斯等诗人称为消极浪漫派，轻视贬损较多，但20世纪后期的批评家却对他们的诗作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增值批评，将其文学史地位抬高到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些增值批评中的一个主要的价值判断，是在宏观审视了整个人类进程之后、从人类最根本的两大需求出发而作出的。生存与发展这两大根本需求是人类进程中的一组难解的矛盾，在特定的阶段侧重于发展甚至有限度地牺牲生存环境，也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具体到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无论他或他们强调哪一个方面，对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积极态度。生存，要求人类保持一个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地球环境，不能总以万物的灵长自居，而应作万物生死与共相依为命的朋友；要求人类不仅回归良好的、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而且要找回久已失落的许多自然天性；要求人类不懈地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兹华斯等人对人类社会的态度绝不消极，恰恰相反，他们对人与自然相契合的提倡，对工业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对回归自然天性的向往，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人类发展规律的直觉把握、对人类未来困难的准确预测和对人类健康生存的终极关怀。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对华兹华斯等人诗作的增值方能实现。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创造性批评才能完成。
创造性批评的完成尚不意味着增值的最后实现。批评家对新价值的发掘、论证、判断还需读者的认可。一旦读者大众认可接受了这样的批评，承认了这些新增价值，并在阅读该作品时实际体悟具体求证，将批评的再创造附丽于作品，进而产生新的审美愉悦，这一轮增值才最终实现。想一想今人是怎样在海涅、拜伦等人的创造性批评的影响下，去感悟《堂吉诃德》的恒久价值，而这种感悟竟与作者本意和作者身后一百多年间全欧洲读者的感悟有那么大的差异，便不难理解批评的增值和增值的批评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性批评导致作品一轮又一轮地增值，这便构成了作品价值的增加过程，进而又构成了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学增值史或文学再创造史的进程，同时也奠定了批评家在文学创造史上更为重要的地位。
批评不仅能使作品增值，亦可使之减值。指出溢美评论和宣传的不实之辞，除却特定时代和情势下的轰动效应为作品投上的不具备恒久意义和魅力的光环；揭示作品对前人创作的不具发展性和创新性的模仿乃至拙劣模仿，从而消解作品的虚假的价值，这就是减值，或称还原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减值是批评的一项重要任务，它虽然与增值、与创造正好相反，却与后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增值批评必须建立在作品的实际价值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以往的溢美评论造成的虚假光环上。否则，一轮又一轮的虚假增值将使虚空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因此，在从事创造性批评之前，在掌握前人有关的评论材料之际，常常要从事的前期准备就是实际价值还原。
人类的文学遗产并非由一部部作品简单堆积或分类存放构成，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每一部作品都与另一些作品有着联系。当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哪怕它小至一部作品）发生了增值或减值，相关的部分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后，系统内部的联系就将重建。这也是艾略特著名的“新旧适应说”的核心观点。[⑤]任何一部在文学史上已有确定地位的作品无论是增值还是减值，都势必牵连到若干相关作品价值的增减。例如，许多文学史都高度评价了歌德的《浮士德》所表现的永不满足、永远进取和体验——充实——完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当批评家注意到比《浮士德》早70余年问世的英国小说《拉塞拉斯王子传》并对其进行增值批评之后，《浮士德》的上述价值就无可避免地减小了。这部小说的意蕴相当丰富，在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开掘上，与《浮士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它早于《浮士德》问世，使得《浮士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光彩暗淡了许多。一部作品的增值导致了另一部作品的减值。同样，一部作品的减值亦可促使另一些作品增值。华兹华斯的一系列诗作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儿童是成人的父亲”[⑥]，儿童身上体现出最多的人类天性；因此不是儿童向成人学习，而是成人应向童心回归，儿童是成人真正的老师。不少批评家对这一思想评价甚高，认为此乃华兹华斯之首创。此后，又有批评家对这一系列诗作进行了减值批评，指出这种思想在古代东方早已有之。《旧约·箴言》说：“孩童纯洁、正直，其动作显明其天性。”《道德经》第28章明确地提倡“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55章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10章称：“专习致柔，能如婴儿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样的批评，既是对华兹华斯诗作的减值，也是对东方古老文学作品的增值。通过一次减值有时可实现另一次增值，通过对华兹华斯的理解达到对古典作品更深刻的把握和更高的评价。
韦勒克的“增值理论”也提到减值。他继承艾略特的“新旧适应说”，系统地整体地把握文学的发展变化，指出文学机体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增值还是减值都能够对整体的状态发生影响。文学机体的某些部分因增值而青春勃发，另一些原来畸形发展、病态膨胀的部分因减值而收缩复原，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其他部分，而且还会导致整个机体状态的变化，导致某个流派、某个思潮、某类型作品、某个断代史或国别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重构，并进而影响文学接受者对文学整体的看法和审美情趣。在这一方面，减值与增值具有同样的建设性或称创造性。减值批评虽然不能为所评论的作品创造新价值，但却可以间接地创造：导致另外一些相关作品增值，影响文学整体的重新建构，影响读者的接受。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减值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批评，一种特殊的、间接的创造性批评。
三
创造性批评在对作品新价值发掘论证时，既要自觉接受文本限制又要努力超越文本。批评再创造的对象是作品，因此它必须受文本的制约。文本首先限制着批评者主体性的随意发挥。再创造的前提是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忘我与同情。忘我，才能真正置身于艺术再现的情境中，读懂作品的蕴含，体会作家的心情和意图。一位对批评颇多抱怨的当代作家曾令人吃惊地高度称赞一个批评家，对其挑战作者、独出心裁的评论不仅不反感，却反而称誉有加。原因就是那个批评家能够忘我地体验作家，“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体察你的热情，你的苦恼，你的诚实和你的含蓄……抓住你的自相矛盾，你的自我折磨，你的欲说还休，你的满不在乎的潇洒中的内心深处的伤痛……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你的失败背后的酸甜苦辣。”[⑦]王蒙先生的这一大段铺陈，表现出作家对批评家的理解同情有多么渴望、多么在乎乃至多么感动。创造性批评不仅要面向一般读者和同行，而且还应当面向创造者，这是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和独创本性所决定的。批评家应当与作家平等对话，进行思想交锋，向作家显示批评的再创造，进而形成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关系。面向作者，就意味着要忘我地认同作家和投入地体验原作。这样做不仅有可能使批评家成为作家的知音，防止自己异化成缺乏感情和感悟能力的冷漠、武断的理论工具或艺术判官；而且还有助于激发建立在真切体验和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后一点尤为重要。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海涅对《堂吉诃德》进行新价值发掘论证前的忘我体验：“当高贵骑士的高尚品格仅仅赢得了以怨报德的棍棒时，我只知流出痛苦的眼泪”，身边的树木、泉水、花草和小鸟都在呜咽。“我们鄙视那个以五光十色的丝绸大氅、高雅的谈吐和公爵的名号装饰着自己的卑鄙的流氓，他竟敢讥笑一个无论在精神力量还是在思想高尚方面都远远胜过他的人。”[⑧]海涅的批评对《堂吉诃德》的增值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若没有他的忘我体验和感悟，何来如此新颖独特的再创造：把一个脱离实际、耽于幻想、疯疯癫癫、丧失了起码的生活嗅觉的喜剧角色，升华为一个理想远大、学识渊博、真诚善良、无私无畏、见义勇为、百折不挠的悲剧英雄。
文本对创造性批评的限制还表现于：它要求新价值的发掘论证不脱离作品实际，不能牵强附会。作品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批评的创造必须建立在对文本整体全面的把握之上，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甚至一个细枝末节伸展开去而忽略其余。如果批评发掘的新价值与作品的部分描写相抵触，批评家必须对这种矛盾作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回避矛盾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假如无法解释，批评家只有重新考虑乃至推翻自己的再创造。
认识到文本的限制，绝不是要让作者意图和已被前人认知的内涵、价值束缚住创造的手脚，而是为了更好地符合文本实际地再创造。否则，发掘论证作品新价值就成了空话。文本除了具有确定性之外，还有“未定性”，有许多“空白点”。诚如现象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罗曼·英伽登指出的那样，“文本的未定性”构成批评再创造充分的理由，批评家应当也必须以自己的再创造去“填补文学作品的空白点”。[⑨]填补“空白点”，探索“未定性”，是对作品的丰富。发掘论证新的意蕴、新的美感，丰富作品的内涵，是超越文本的第一种方式。
超越文本的另一种方式是融入批评家的自我。批评可以解释但绝不应止于解释。不能满足于“换一种形式去重复别人放在他嘴里让他说的东西，批评家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解释者。……批评家也只有加强了他自己的个性，才能解释别人的个性和作品”。[⑩]创造是自我的张扬，是生命和灵魂的释放。批评家在独创性地把握作品灵魂的同时，也在追求它们与自己思想和感悟的契合。他评论着作品，亦在述说着自我——融入自己的情感，注入自己的人格，汇入自己特有的思索。
超越文本的方式之三，是超越作品的本体性，超越所谓的内在批评，从作品出发去探索世界。文本对批评的限制绝非画地为牢、不许越雷池一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作品不过是批评家认识生活的一个视角、一种媒介、一个切入口。它对批评家的价值，与作为素材的故事、人物、景物、心态对小说家的价值相近似。批评所面对的作品来自生活并面向生活。只关注文本而不探索它产生的土壤，或只关注作品的艺术成就、内在肌理而不重视作品的社会探索和精神内涵对人类的恒久价值，必将人为地限制批评再创造的空间，使批评迷失了它的终极目标。因此，创造性批评要与所评论的作品一道面向整个世界。批评者要努力寻找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并努力从这些连接点延伸开去，探索社会、自然、心理和人生，并以此表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这才是创造性批评的终极目的。
在论证新价值时，批评家或许还应当把自己的创造明确标示出来，与他对作者原意的理解和诠释区分开，不强加于作者也不强加于读者，正如小说家不宜在作品里大发议论非要读者接受不可。创造性批评的增值最终需得到读者的认可，但赢得读者的信服认可，靠的是严密的论证以及与接受者的进一步沟通交流。因此，创造性批评欢迎批评后的批评和创造后的创造，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作家本人的声音。
许多作家都阐释过自己的已完成之作，都曾当过自己作品的评论者。不过，明智的批评家并不会过于看重这类作家的解说，只会充分理解但绝不会盲从。那些解说虽发自作家本人，但实质上仍属批评，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它们对作品实际价值的拔高，很可能不低于他人评论，就像商家推销自己产品的宣传很可能不如消费者的看法切合实际。创造性批评家会时时牢记：作品永远大于作家意图及其自我评论。唯有文本最可信赖。它限制着我们，同时又给我们无限的再创造空间。
创造性批评独特的价值，在于用非创作的方式直接参与文学的再创造，在于为作品增值或减值，为作品注入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在于永不停息地丰富更新已有的文学宝库。创造性批评前途无量。
注释：
① ⑩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4页。
②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5,Yale UniversityPress,1986,p181
③R·Wellek & A·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Harvest Books,1972,p42
④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3,Yale UniversityPress,1965,pp.IX～X
⑤详见T·S·艾略特：《批评的功能》，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⑥O·Williams ed.: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 LyricalPoems,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1,pp.253～254
⑦王蒙：《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读书》1994年第3期。
⑧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120页。
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4,Yale UniversityPress,1965,p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