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8-0088-03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然而这个结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尤为激烈，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页。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最早起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学生介绍，才传入中国。1907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无义派”和“新世纪派”，其主要刊物为《无义报》和《新世纪》，影响的范围是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才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产生较大影响，有其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他们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排斥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这样，马克思主义虽然早已诞生，但长期不能在中国传播开来。因此，中国人民没有能掌握抵制无政府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国内方面来看，中国是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有着无政府主义生长的土壤；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无政府主义顺应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的绝望，极易与无政府主义的虚无思想产生共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呼声高涨，无政府主义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出路之一。
共产主义者首先围绕在中国要不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共一样的党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第一，建立中国共产党，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为阶级和民族压迫必然引起革命。蔡和森指出：“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受封建军阀的统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造成了“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火爆发也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针对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和阶级斗争迅速发展的状况，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场斗争，是当务之急。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是无产阶级成熟的重要标志。呼吁全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团结一致，共同协作，促进这一政党的建立，使无产阶级形成“一种团体的结合”。这种团体，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大势所趋。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分析了世界的发展趋势，认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大势所趋。蔡和森指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现在第二国际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加斯哥（莫斯科——笔者注）万国共产党。”“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非组织与俄一致（原理方法都一致）的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第三，共产主义者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者自由联合”的谬论，论证了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要改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则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的。李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现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由武装方面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的自由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斗争就是战争，一场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操胜券。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明确提出：“我们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并建议毛泽东及早准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们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同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加以对比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李达所说：“1917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而1871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的指挥，而一个没有。”因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共产主义者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们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个党必须是“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
首先，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权力 （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任务。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原理，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求得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否则，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同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进一步指出，必须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对于“掠夺的、官僚的国家，保护资本主义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把它们彻底推翻，而对无产阶级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则必须加以巩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
其次，共产主义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绝对自由”的谬论，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了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只有离开社会，去过孤独的生活，只要自我之外还存在任何人，那个人的“绝对自由”就不可能实现了。“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而且连他个人都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只有社会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离开社会自由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以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尽管他们天天高喊“绝对自由”，但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仍不免要受统治者的支配，没有办法退出。在阶级社会下，只有剥削者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因此，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还要有组织纪律和统一的领导。共产主义者进而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集中，要求绝对自由，只能适应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需要，对工人阶级只有害处而无一点好处。共产主义者在批判“绝对自由”的谬论的同时，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强调了组织和纪律、集中和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指出：铁的组织和纪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是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在讨论建党时，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的时代及负担偌大的改造事业。”陈独秀也认为，没有团体的权力集中，想和资本家对抗是不可能的。“所以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为了进行革命和建设，也必须加强人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集中和统一领导，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且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加以了论证和说明。就社会生产来说，如果照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一切生产都由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来管理”，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个个赞成”，试问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生产的。就社会生活来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限制那些少数人为个人利益而破坏集体利益的人的自由。必须对那些“应受教育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监守公物而自盗”，“杀人放火者”，不仅应该有纪律的约束，而且应该“加以法律的制裁”。因此，没有组织纪律、集中和统一领导，就没有大多数人的自由。我们所以要组织和纪律、集中和统一领导，就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发生在建党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这场斗争，经过激烈论战，最后以无政府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充分的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晚于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它同其它“社会主义”思潮一样，最初也是以“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出现的。然而，在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雄伟的力量。”至此，马克思主义取代无政府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第二，经过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大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党的建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内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英勇战士。但是，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不同程度地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在五四前夕都曾赞同过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五四运动后，他们考察了十月革命，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以后所说：“要达到共产主义，非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可。”此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第三，经过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那些混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出去，纯洁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份，为党的创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四，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绝对自由”的谬论的驳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阐述，对于组织和纪律、集中和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肯定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党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的论战。而这几个方面，正是我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彻底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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