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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中国和西方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一一展现。尽管以往双方不时出现纠纷，但都没有表现得如此全面和充分。中西互动导致新一波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人因此把这次中西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其实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但无论利益还是价值观，都有一个认知问题。不同的利益因素和价值观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并不表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傲慢与偏见的背后，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以及这种认知背后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恐惧。笔者试从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
欧洲人眼中的“三个中国”
从总体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个阶段，或者说中国在欧洲人眼中前后有3种不同的图像，即从早期的文化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中国，再到近年来的政治中国。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时，担忧程度也在强化。简单地说，欧洲人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不变化，而是中国的巨变和巨变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欧洲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当任何两个国家具有这种冲突时，两国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来互相了解。中国和欧洲地缘政治利益的缺失是双方互不了解的重要原因（很难说中国对欧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文化中国阶段（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是欧洲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研究在欧洲基本上还是一种人文历史研究），但这样的理解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国乌托邦化。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国度。这一点在马可波罗和欧洲启蒙运动学者的笔下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欧洲对西藏的了解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表现是欧洲人的“香格里拉”梦幻）。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始于单纯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的早期，欧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富足的中国。自从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家并非像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强大，而是不堪一击。诚如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总结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体），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欧洲自此再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当然，也有关心中国的欧洲人希望中国能够转型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像欧洲国家那样），很多人因此开始扮演中国的“老师”，期望中国向欧洲学习。这造成了欧洲人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优越感（美国人也一样）。
改革开放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从文化中国跨越到经济中国。经济中国先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早期，欧洲人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现欧洲的价值观，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
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欧洲人感受到了经济中国的能量。在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与文化中国不同，经济中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变得相关起来。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有了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当中国生产什么，什么都变得很便宜；而当中国消费什么，什么都变得昂贵。这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欧洲人觉得，既然中国国内的变化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有了评论中国的合理性（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中国目前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对欧洲的影响又将如何呢？尽管欧洲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好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欧洲那些受中国经济关系负面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产生了恐惧感，一些人也热衷于“中国经济威胁论”。
政治公关：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欧洲人还远远没有消化一个经济中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国，那就是近年来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谈论的“中国模式”问题。应当强调的是，如上所述，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是欧洲人难以接受的。
当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尽管中国国内有人表示认同，但中国领导人非常慎重，并不认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接受西方模式，它们的发展（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甚至就是西方人设计的。但很显然，西方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发展和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西方模式并学习中国经验。
中国和欧洲开始产生另类“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双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利益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价值方面的。非洲国家传统上属于欧洲的影响范围。在欧洲看来，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欧洲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一旦非洲国家放弃欧洲转向中国，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相当普遍，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这也使得西方那些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随时动员其支持者反对中国。因此，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曾在过去数月内形成对峙局面。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必有回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作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客观上也将导致负面效果——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每每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素材。
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前段时间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做形象设计。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再次呈现给外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要呈现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世界是多元的。无论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中国要看清这个现实。因此，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西方世界感觉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质变时，一方面感到担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责任的重要一员。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从环境保护到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人权与民主、反对霸权等一应俱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西方不怎么友好的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即期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强调“韬光养晦”，主要是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经济。他一再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实质性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开始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找到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来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改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都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个概念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本世纪初以来，“和谐世界”已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既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国际责任时，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
责任承担：中国是否具备外界期待的能力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有意识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实际上，较之老牌西方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主要国家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刚刚起步，但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很大的国际压力。从外部原因看，如上所述，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无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大多还是一种期望而非现实。过去很多年，中国内部各方面对崛起大讲特讲。崛起讲多了，人们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待开始飞涨，压力也接踵而至。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并不具备外界期待的能力。很显然，在崛起已成为基本事实后，应当少讲些崛起，多讲些责任。同样重要的是，讲责任也要量力而行。如同崛起讲过头了，就要引出外界过高的期待；责任讲过头了，实际上又履行不了，也会产生负面效果。
如何在崛起和国际责任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点，将是今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国际政治战略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