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文化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20世纪学术思想（包括文学思潮）、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是学界的一项重要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的重要和影响的巨大，而且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整体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渴望新的文化创造的强烈冲动。抑压甚久的创造潜能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受到了空前的激发，在积极接纳、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在多种向度、多个层面上进行了旨在创造新型文化的探索。是固守旧的文化传统，还是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围绕着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诸多现实问题，于“五四”时期发生了非常频繁、激烈的争论。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和复杂：时代的强音和噪音交织在一起，精神的振奋和颓唐也交替发生，文化创造的成功和陷入误区的迷失形成了异态纷呈的文化景观。其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也在令人激动的氛围中有声有色地展开，从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价值尺度、创作方法到文体变革、语言转换和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由此，“五四”新文学以其鲜明的现代“大文学”的形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一、新文化语境的生成
“五四”新文学不是猝然之间降生的。作为新时代的肖子，作为新文化的爱女，其生命和孕育实际在近代文化（文学）中就植下了根苗。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亦即19至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和文化已经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内环境，同时初步形成了一种能够迎纳外来文化、努力建构新型文化的新文化语境，这就为新兴的文化话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传播的环境，并在这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赋予新兴文化话语以特定的语义及语用功能。这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为文化话语、文化创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氛围与背景。离开了一定的文化语境而孤立、抽象地看待某些文化话语，便有可能造成对历史上的文化话语产生误解或曲解。因此，这也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文学）现象时，应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尊重历史、回复语境，深入细致地探察文化（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面对“五四”新文学，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新文化语境及其由近代而来的逐渐生成。如果说近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过渡时期，那么，其由近代而来逐渐生成的新文化语境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学最直接的一个话语来源。
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行送来的西学和主动拿来的西学逐渐汇成了“西学东渐”的沛然莫御之势，构成了对中国积弊甚多的传统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但不是消灭），使中国开始艰难地从师法西方物质文化的自觉层面（如“师夷长技”及洋务运动等），进至师法西方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或精神文化的自觉层面（如维新运动、民主运动、宗教传播及准新文化运动等），在军事、经济、文艺、教育、宗教以及政治、法律等许多方面显示了日益增多的“西化”色彩，从而加速了中国迈向“近代”的进程，开始由一个固步自封的古老国家，艰难地向趋向开放、迎纳新知的国家转化。尽管这一转化过程所渗入的“殖民文化”素质曾引起种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其总体显示的跨文化影响，无疑在主导方面是积极的，预示着一种民族新生的强烈希冀，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具体的对于文化更新的策略性思考：各种出于救亡自强的文化策略，诸如“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启蒙西化”、“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等，陆续出台亮相，其“求新声于异邦”的思路在历史上均显示了应有的进步作用和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在当年的“策划人”和“实践者”中，来华的外国人、改良的维新派及“帝党”、海外的中国人（主要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及一些官员、商人等）、新式学校的师生、新型的文化工作者（主要是新进的编辑、作家、翻译家、记者等）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主要“人力”。而由此引发的生活、心灵及文学上的诸多变化，便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之往古不同的新的文化氛围，建构了一种致力于革故鼎新的新的文化语境，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创造新型文化的冲动。如果说这种趋新的文化创造冲动必然会参与重构中国“现实”文化和“未来”文化，那么由此而来的逼近当时的近代文化（文学）所提供的文化土壤、文化语境，便顺其自然地构成了“五四”文学赖以诞生的关键性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只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就会看到它是典型的跨世纪的过渡文学，在“完形”近代化、趋向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尤其是为“五四”新文化（文学）提供了文化语境得以生成的诸多条件，使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势”逐渐被一种要求文化创新的“强势”所代替，并不断由此生成新的文化话语，构成更加趋新的文化语境，引发更大规模也更加深刻的新文化（文学）运动。
在1919年“五四”爱国的政治运动爆发的前后，于思想文化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次新文化运动虽以“五四”这一最具轰动性的日期来命名，但它的起点却应该向前追溯。事实正如《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注：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的作者陈万雄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结集，遂使运动得以风靡全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传统思想、白话文的倡导、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渊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在晚清民初以来的文化环境中诞生了《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而《青年杂志》（从第2卷始更名为《新青年》）又成了新一轮文化运动肇始的标志。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后来以《新青年》的刊名著称于世的刊物，集中体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渴望创造新型文化和现代“大文学”的心愿和激情。其创刊号上不仅发表了主编陈独秀激情洋溢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殷殷地提出了六点希望，而且在封面上非常醒目地印着美国著名的成功者（也是成功学的缔造者之一）安多留·卡耐基Amdrew Carmegie1835—1919 ）的肖像，同期杂志还发了彭德尊撰写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注：卡内基，现通译为“卡耐基”。在这篇传记中，综述卡耐基成长、成功的历史，将其描写成为一个自尊自强的理想人物，意在感召中国青年向他学习。）。由此也昭示了当时中外文化汇通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语境，的确能够培植出新鲜的话语，并由“文化习语”进至“文化创语”，以其富有生机的文化力量参与重构文化语境，使新文化运动展示出更加辉煌的文化景观，同时也使《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和最重要的文化阵地。赖此，《新青年》同仁既可以淋漓酣畅地发挥其创造潜能，写出正面提倡和阐发新文化种种主张的华彩篇章，亦可有针对性地对种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给予必要的反驳与批判。同时在其它许多进步刊物的响应、声援或互补、映衬下，将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推向高潮。1917年初叶，《新青年》连续推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提倡新文学的重要论文，不仅表明着承续晚清而来的新文化运动结出了新的理论果实，而且鲜明地昭示着一种更加新颖的非古非纯的“大文学”必将诞生。
二、文化变革的倾向和内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新文学运动中，含蕴于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话语透现出了鲜明的倾向性，这便是倾向于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变革，倾向于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倾向于启蒙主义的“改革国民劣根性”，也倾向于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亦即实现文化救亡，从而体现出“五四”时代特定的文化政治使命。《新青年》“标志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与标准，尝试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注：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9页。）。 胡适即曾将《新青年》同仁的文化言论明确概括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注：《胡适作品集》（六），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86年版，第115页。）。循此理路，“五四”人便针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弊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和文学批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从而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促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刻的变革，并获得长足的发展。
就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总的倾向来看，在外来先进文化影响下，“五四”人高擎的是“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思想文化旗帜。正是由于对“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的接受和信赖，遂兴起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启蒙热”（即思想革命）和“文学热”（即文学革命）。而在文学革命亦即创造新文学的追求中，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的精神特征，着意于张扬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与愚昧，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由此构成了新文化、新文学最具倾向性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变革。不仅如此，也在相当深潜的层面上，促进了国人（尤其是追求进步青年学子）的文化心理的更新。《新潮》第一卷5 号上发表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换》（傅斯年）便体现了这种理性的自觉。文章强调指出，可用“心理改换”一说来代替“思想革命”，因为“心理改换”不仅包括了思想的革命，而且还包括了感情的发展。文章认为“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创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创造的力量。”此语抑或有偏颇之处，但却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文化心理变革的更加广阔和深微的空间，不仅包括了理性上的变革与创造，而且也包括了非理性方面（情感无意识及灵感体验等）激发的变革与创造。该文值得注意的还有对文学的文化建设功能的强调，认为文学是发达人生的重要手段，“凡提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排斥的”。即谓能够改善、增益人生与社会的文学，能够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文学，因其体现了文化建设的宗旨而应予以提倡，反之，则应予以“排斥”。这种来自“新潮社”的声音，在“五四”时期所盛行的“人的文学”世界中，可以说得到了极普遍的呼应。正是由于有“五四”时期众多作家及社团流派的共同参与，才有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辉煌业绩，以及投入文化（文学）创造过程的令人称羡的前倾的文化姿态与昂扬的精神风貌。“五四”人意识到了文学艺术作为人之自由本性对象化的产物，能够以艺术的形式使“个人生命与人类生命”得以“结合、交流、融会、扩大”，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利器”（注：柯庆明：《文学美学综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这从鲁迅创作的“启蒙文学”、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李大钊呼唤的“青春文学”，以及创造社崇尚的浪漫文学、文学研究会崇尚的写实文学中，都可以看出新文学的文化建设功能及作用，既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文化，优化人的文化行为，又可以在自由创造的欣慰中，激发出更大的革新与重构文化（文学）的热情。
倘要具体地缕述“五四”新文学融会中外、别出新机的文化内涵，则必将涉及到它的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众多方面，而仅仅强调作为“新”文学的“变革”性、创造性的文化内涵，也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变革传统的伦理文化和封建的专制主义，创造以“新道德”、“新民主”为标志的人本文化与民主文化。“五四”运动的时代命题首先是基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萌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其次是基于个性主义而萌发的反对封建主义。这种特定的政治性运动的内涵在与新文化运动相结合时，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亦即在文化视境中，基于个性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追求上升到了首要位置，启蒙理性超越了民族自恋情绪，由此也可以格外清晰地看到外来进步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这里，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犀利的思想武器。从这种角度来看鲁迅和钱玄同“铁屋子”的对话，当可以看出其所内蕴的丰富的文化象征内涵。于“铁屋子”中唤醒昏睡者的努力实际正是一次带有反抗绝望色彩的文化突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时期，因受西方各种先进思想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或文化话语的“霸权”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来自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的文化话语，在挑战和颠覆封建文化话语的同时，也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话语。“人的文学”的普遍崛起和早期“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就正是对新文化话语权力的努力争取。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提出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相统一的新文学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在新诗《威权》、《一念》等尝试性的作品中，对封建“威权”的消解及对个性自由的渴念已经表现得相当鲜明。类似于周、胡的呼声在“五四”时期诚是响彻云霄、震憾心灵的，尤其是在鲁迅、郭沫若那里，真正创造出了足以代表“五四”新文学成就的“诗的话语”，使新生的文学站稳了脚跟。
其二，变革封建的封闭文化、迷信文化，创造进步的开放文化和科学文化。为了创造新文化、创作新文学而主动奉行“拿来主义”，已成了“五四”一代人的文化共识与文化抉择。除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之外，其他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这方面也都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比如刘大白说：“一国的文学，如果不和外国文学相接触，一点不受外来的影响，年代久了，一定会入于衰老的状态，而陈陈相因地变不出新花样来，终于得到腐朽的结果的。”（注：刘大白：《从毛诗说到楚辞》，《当代诗文》创刊号（1921年11月）。）郑振铎说：“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从那些纷如乱丝的，古典式的，陈陈相因的，大部分为非人的文学书中，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以有发达的希望。”（注：郑振铎：《文学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1号（1921年1月）。）作为倡导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也将文化视野充分敞开，说出了这样果决的话：“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西洋的文学的方法， 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正是由于“五四”作家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高度重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学敞开胸怀、广纳博取的景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百多年来的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指1922年至1926年—引者注）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初版。《新青年》在创刊不久， 便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潭》等文，介绍了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由此也拓宽了“五四”新文学自由创造的空间，在借鉴乃至模仿外国各种文学流派（多是通过翻译文学）的情况下，推出了众多趋新或崭新的作品，在总体上使“五四”新文学呈现出了丰富多采而又自由多样的“大文学”状貌。其中，基于‘女性解放”思想而兴起的女性文学，便在丰富青春内容方面提供了非常新鲜的东西。相当一批女作家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文化语境，得以进入文坛，浮出地表，在变革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消解男权中心意识，创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从冰心、庐隐到丁玲，20世纪初期女性文学的灿烂一页便由她们写就。同时，认同男女平等的男性作家也日见增多，他们与辜鸿铭式的人物所奉行的妻妾主义不同。他们同情女性的不幸，理解新女性的追求，透察女性异化的文化根因，在创作中充分表现出了对男权中心文化弊端的清醒认识，在郭沫若、冯至等抒情诗人那里，甚至表现出了对理想女性的深深的崇拜与期待。
其三，变革陈腐的文言语体与文学模式，创造以白话为表征的语言文化与中西结合的文学范式。“五四”新文学作为文化成果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也就必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甚至从文学本体的意义上讲，这后者的关系更密切、更直接、更醒目。故而胡适不仅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等，而且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加关注文学语言形式的“白话”变革，径直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另外还撰写了《白话文学史》来阐扬其“白话文学正宗”说。在创作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尝试”，写出了白话诗集《尝试集》和白话话剧《终身大事》等，体现出了相当可贵的语言变革的价值。胡适的“白话”观及其实践，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文学变革的一个要害。这从林纾等守旧派的“痛恨”中亦可得到反证。尽管有林纾等人竭力阻遏白话文运动，但“白话学堂”却越办越红火，其势已锐不可挡。据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全国至少已有400余种白话报刊出版， 更加之有鲁迅的白话小说、郭沫若的白话诗歌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潮社、戏剧协社等众多社团作家的白话创作，这就撑起了崭新的语言文化空间，形成了“强势”的文化环境，并迫使统治者当局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使白话历史性地赢得了“合法”的地位。正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白话成了中国语言文化的表征，也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语言形式，这不仅将中国文学导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变革或重建，起到了绝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就中国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扫清陈腐的语言障碍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不能忽视对僵化的传统文学模式进行变革。伴随着“五四”的“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构成传统文学模式的“老八股、老教条”渐次失去了其文学范式的约束力，创构新的文学范式在诸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得以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于是，“五四”新文学的体式变革便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和长足的进步。在文体建构方面，除了语言形式的“白话”化或“现代汉语”化之外，诸文体在外国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下，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说的文化地位的提升，客观上促进了“五四”作家对小说体式的意识觉醒与强化，而外国小说艺术的新颖别致，对“五四”小说家来说，也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有学者在细致考察异域文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时，便断言：“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是属于西方模式的”（注：应锦囊等著：《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尽管这话说得太过，有以“西”代“中”之嫌，但确实强调指出了西洋小说艺术对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突出的影响作用。不过，真正的艺术创造绝不是对某种单纯的文学模式的因袭或模仿，尤其是在“世界走向中国”及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开放时代，单纯地因袭传统文学或模仿西方文学，都难以成就杰出的作品。只有那些善于吸收中外文化（文学）营养而又能够融汇再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出手不凡，比如鲁迅和郁达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作家。在诗歌体式更新方面，胡适等人的“尝试”之功固然不可埋没，但郭沫若的奠基作用却最为突出。诗乃中国文学正宗，体式完备，格律森严，唯其如此，革新诗体也最艰难。郭沫若凭借融汇中西诗风和猛打猛冲的闯劲，以激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诗歌，把现代白话自由体诗送上了诗坛的中场席位。此外，新月派对现代新诗的“新格律”化的提倡，陆志苇、刘半农、冯至、沈尹默、康白情、刘大白等人对新诗体式多向度的探索，使现代白话新诗的自由诗体、无韵诗体及散文诗体等都得到了相当成功的构建，并初步产生了一批优秀或比较优秀的新诗。在戏剧和散文的体式革新方面，“五四”作家也都进行了重要的创新实践。胡适、田汉、欧阳予倩、汪仲贤等人在移植与创作中国话剧方面，都写下了可贵的一笔。鲁迅及其二弟周作人在现代杂文、小品散文等文体的创新方面，是有口皆碑的。此外，瞿秋白的报告文学、冰心的抒情书信、朱自清的写景妙文、叶圣陶的写实散文、林语堂的幽默小品、郁达夫的现代游记（或“文化散文”）等等，也都在“五四”新文学的文体革新方面，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
三、“现代性”文化的初建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便将“现代性”文化的两个主角“民主”与“科学”推上了前台或前锋的位置，使其带动了思想解放、人的解放与文学革命等多方面的文化变革，并在总体上显现出了令人振奋的新的民族文化取向，即对“现代性”文化的积极构建。就“五四”人对这种新型文化构建的实际成就（包括文学成就）而言，也许是不尽如人意的，在今天看来可以指陈的局限不少，如某些文化观点的偏激、文化思想的单薄，文学创作的幼稚以及创作心理的障碍等等，但就是从“五四”初建的“现代性”而非“复古性”的文化世界中，却异常清晰地凸现出了“五四”人从事新型文化创造的不避艰辛的战斗姿态，凸现出了他们积极而又亢奋的精神状态，同时展示出了一系列别有意味的文化创造活动，从而在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其现代化转型的确是既艰难又复杂多变的，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后来发生的曲折而失悔当初迈出了“五四”那一勇敢的步伐。事实上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其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创造与文化抉择，不仅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启迪的价值与意义。仅从“五四”新文学来看，主要也有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一）、“五四”新文学承载并发展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体现并弘扬了新文化的创造品格。我们知道，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所竭力倡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文化精神为核心而建构的文化体系，其根本的文化立场便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对现代新型文化的创造，其主要的文化策略便是通过文化习语、文化借鉴和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清算与否定，呼唤新文化、新道德的诞生和发展。在这里不仅充盈着对因循守旧的传统的厌弃，渴望着对“凤凰涅槃”的新生的追求，展示着初建的现代性文化的丰富内涵（诸如民主与科学等观念影响下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科学救国、新式教育等），而且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了“五四”作家及其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的创造精神。他们不仅看重文化创造物的“新”，而且似乎更看重文化创造活动本身的“新”—面对着陈腐却又庞大的旧传统，必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新的文化姿态、行为方式以及“上下求索”的追求过程，对开辟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来说，显然具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是一种关乎文化方向、文化性质选择的“行为”，在这里，即使是倾向于新文化建设的“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尝试”性的探索，也较那种守持旧观念、捍卫旧传统更具有文化创造和积极探索的价值与意义。
（二）“五四”新文学在整体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建设的宗旨，在优化人文环境和提升人的素质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五四”新文化（文学）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在呼唤人性复归与个性解放的同时，亦即在激活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识的同时，没有忘记这种文化（文学）追求的社会价值或人文价值，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大文学”的文化（文学）启蒙之路。尤其是相当坚定地抓住了改造国民劣根性、提升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这一关键，担负起了新文化、新文学理应挑起的时代重任。在这方面，鲁迅堪称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及其一系列杰出的艺术创造，充分表明这是这位“民族魂”站在创造中国“现代性”文化立场上的极为关键的选择：既是现代文学“主题学”意义上的选择，更是现代文化“立人”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选择。其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及深刻性，已经和必将继续得到更为广泛的有力证明（注：详参拙著：《民族魂与中国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鲁迅的创作动机相仿佛，“五四”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都在“立人”进而“立国”的文化进向上，作出了多样化的探索。“五四”对“人”的发现也包括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发现，而作为启蒙者的作家也在启蒙性的文学创作中升华了自己的灵魂，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提高了自己作为知识者的文化品位，于是“五四”作家与“五四”新文化（文学）在互动中得到了共同提升。
（三）“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整体上初步实现了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并展示出了站在古今中外交合点上吐故纳新、融汇创造的开放胸襟。为了远离“古典”而尽快地进入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五四”作家们的激进姿态的确非常惹眼、非常鲜明。他们似乎情有独钟地喜爱上了外国文化、外国文学，本应是双向性的“拿来主义”呈现出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对外国文学的抬举之高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贬压之低，恰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情形其实是历史文化演变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事实上，“闯将”们不畏一切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质的飞跃。现代性的文化观、文学观及相应的审美方式、艺术形式不仅在话语层面赢得了普遍承认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创作层面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颇有成效的实践。由此也深刻地表明，观念更新、视野扩展、新作迭出正是“五四”作家告别“古典”、融入“现代”的具体体现。“睁了眼看”世界、现实、人生与艺术的“五四”作家，其文化胸襟是开放的、宽阔的，“偏激”即或不免，而“变革”更属急需。何况，细究“五四”作家的创作，真正能够站在古今中外的交合点上迎纳八面来风、独出机杼的作家毕竟不多，融汇中西的杰出的艺术创造也还少见。在一切都还处于较低的“初级阶段”的情况下，固然不能失去“民族信心”，但似乎更需要“民族虚心”。虚心从事“文化习语”的亟切，在“五四”时期远比对“文化失语”的担忧更重要，彼时呼唤“文化习语”的开放心态与叫唤“文化失语”的保守心态也判然有别。
（四）“五四”新文学在促进现代语言文明并赖此更为有效地传播新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在创构新的文学范式并赖此导引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如果说文化建设难以离开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那么文学语言的重大更新也势必会影响到文化的建设。在“五四”时期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白话革命”，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渴望改善语言工具、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心愿。其作用不仅在“五四”时期传播了新文化、创造了“活文学”，提高了中国现代的语言文明，而且从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时空中来看“白话革命”的作用，便会发现它是中外文化交流“语境”中的现代产物，对现代文化传播亦即“信息革命”，乃至当今的“电脑换笔”都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基础。认定语言变革（亦即以白话代替文言）是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基础，这确是“五四”人的重大发现。而由此展开的文学创造活动及相关的办刊办报的传播活动，都鲜明地显示了“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其中内蕴的汉语文化的不断趋向更新的活力，足以证明“白话”作家“把语言文字的变革与文体革新结合起来，运用白话写作格式新颖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致力于创作纯正的富有艺术魅力的现代文学新体裁，从而改变了各类作品的艺术风貌和神韵，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小说、戏剧由‘附庸小道’踏进了文学殿堂，取得了文学正宗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注：龙泉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至50页。）。文体革新、语言转换成为“五四”新文学建构新的文学范式中的重要方面，但除此之外，悲剧审美观的确立、叙事角度的灵活、创作方法的多样（包括现代主义的多种方法）、结构模式的更新（如“大团圆”结局的扬弃）以及艺术风格的繁盛等，也都生动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学在创构新的文学范式上所进行的可贵的努力，并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持久而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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