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退场、历史的误认与民主的误解——析艾伦#183;伍德对“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艾伦论文,误解论文,伍德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6-0055-05
艾伦·M·伍德，是当今英语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左派杂志《每月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和编委。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论，奋起反驳那些攻击、修正这个底线的一些新左派人士。其在20世纪80年代首版的名著《阶级的退场》(中文译为《新社会主义》)中对新“真正的社会主义”(new true socialism,缩写为NTS)的批判就是典例。
一、何谓“新真正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以格律恩、泽米西等为代表的一种德国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冠之“真正的”以讥讽其错误和自鸣得意。它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在于：其一，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是历史存续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所以他们“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④。“充满了概念能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⑤。
其二，抽象人性观和抽象人道主义。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⑦错误地批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即注意从物质生产、客观经济现实看待社会历史和人的法国社会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⑧，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⑨。由此，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人们的普遍的爱了”⑩。“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11)，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其三，道德至上论和政治独立论。它把自由的道德活动视为人的根本，主张靠人们互相以爱来实现解放，为此，“通过自己的政治发展‘走向共产主义’”就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普遍信条，这当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化政治即人们在道德规则指引下进行公共活动，结果，他们“也像所有的思想家一样把政治看作一种具有自身独立发展的独立范围”(12)。认识不到政治与物质生产、经济的相关性与根本上的派生性。
在上个世纪撒切尔主义盛行的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工党在选举中接连受挫，再加上一些同期发生的国际现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问题……源于对传统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党团的局限性的不满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等等，左翼萌生出一种以拉克劳、墨菲、B·赫斯特、盖瑞斯·S·琼斯、B·辛迪斯等为代表人物的新思潮，密里班德称之为“新修正主义”(13)。其实质一是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拒斥唯物史观，主张政治与经济不具相关性，甚至主张政治“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不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4)。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二是认为工人阶级根本完成不了马克思所寄望的革命角色，他们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革命兴趣，不存在建基于共同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是成问题的，犯了简单主义的还原论错误。“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那些所谓‘公平正直’的人，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在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层面之上，而在于他们对理性和言说的敏感性。”(15)他们是那些具有道德责任和文化自觉的人(知识分子是其典型)。社会主义“不是由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15)。经济政治或阶级政治应被抛弃，取代的是文化政治或道德政治。三是与此相关认为“确当的社会主义目标一定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16)。
很明显，这种“新修正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政治独立性和道德化政治等本质问题上根本一致。艾伦·伍德因此将之称为“新真正的社会主义”(NTS)。之所以谓之“新”，除了时间产生较晚从而多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关以外，还具有理论复杂性、精致性、时髦性(充满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行话)的新，以及内容上增添了一些新货色。
二、阶级的退场与历史的误认
伍德认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应在两种不可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正是阶级斗争被马克思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阶级的消亡……是革命进程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惟独这样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要求——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阶级本身的灭亡。这种历史观与革命目标的不可分割性，最能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构思区别开来，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17)然而，正像密里班德指出的，“阶级政治”是新修正主义最强烈加以拒斥的内容。(18)NTS对上述两方面即阶级斗争动力论和工人阶级主力论都加以攻击。
一般而言，这种攻击首先发端于对直接和表象层面上所谓社会历史事实的指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的建立，并不是依赖工人阶级取得成功的，而依赖工人阶级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步履维艰；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渐消失，真正对资本主义构成挑战和冲击的是那些建基于民族、种族、性别、性偏好、生态与和平斗争的“新社会运动”；当今工人运动虽时有发生，但要不就是局限在狭隘的私利性的经济诉求上，要不就是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性、社团性的诉求，工人阶级既无法成为“普遍的阶级”，也无力实现人类普遍之善，无论如何也不是自己的解放必定意味着所有人类解放的那种人。除此之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在理论上证伪工人阶级优先性原则。佩里·安德森指出，在阿尔都塞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实践之间在政治统一性上的断裂”(19)就已开始了，其学生普兰查斯则大大淡化了阶级与经济的相关性，高兹则公开“告别工人阶级”，主张工人的劳动与资本的逻辑相同化，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非阶级的非工人”。NTS者加尔文甚至认为，“最有可能接受激进立场的人，是那些客观上最少受压迫的人”(20)。
伍德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其传统意义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当作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关系和力量的综合分析的结论。首先，这一结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并非是形而上学的抽象，而是唯物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21)。正因此，一些NTS者干脆釜底抽薪，直接攻击唯物史观。这种攻击大体上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为过时论。在这些人看来，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即物质财富相对稀缺、工人阶级受到严酷剥削的资本主义时代也许是适用的，但西方现在已经发展到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斯语)、后稀缺时代(布克钦语)、后工业社会(贝尔语)、后资本主义社会(德鲁克语)、后物质时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已不再存在于生产领域，工人物质福利极大改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阶级斗争论找不到生存的土壤。亦有人依据所谓趋同论来攻击阶级斗争论过时，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苏联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根本的不同，都采取经济主义，千方百计积累物质财富，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的误会。其二为根本错误论。如拉克劳、墨菲依据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行话，指认历史复杂多样、充满偶然和差异，是不可还原的、非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决定论是错误的宏大叙事，是“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22)；“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23)从经济推演不出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政治不从属于经济，物质条件和政治力量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由此，通往社会主义的政治与阶级斗争没有关联，相反，鼓动阶级斗争无益于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伍德为此用“阶级的退场”(retreat from class)来概括NTS的本质。在伍德看来，NTS对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拒斥，实则根源于对历史的误认。它一则表现为深层次上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误认。物质生产对全部历史活动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物质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信条，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甚至是小孩都知道的基本事实，NTS却以反决定论、反经济主义的名义对之驳斥。与这种误认攸关的，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误解，即将生产方式决定论理解为狭义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更具体地说，就是将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理解为纯粹的经济、技术，而忽视了更根本的社会关系向度，就像马克思讲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却由此轻率地断言政治(充满主观因素的行为或制度)与经济(表现为纯粹的客观经济物)根本分离。二则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误认。其一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误认，即将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的相对分离，经济采取了“纯经济”的形式而存在和运转，“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功能、剩余榨取和占有，以及社会劳动的安置，都可以说被私人化来，并通过非权威主义、非政治的手段来实现”(24)，使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的政治领域与经济之间似乎毫不相干——这个假象误以为真，进一步断认政治和经济互不相干；其二为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误认，第一，工人的阶级构成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数量明显下降，服务业、技术工人、白领数量显著上升，但正像密里班德所言，这不过是“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绝不是“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25)，正像赖特分析的，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中最大的阶级(26)，最具有革命潜能和动力。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正如詹姆逊或哈维指出的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7)。NTS看不到这一点，伍德嘲讽其变化论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28)。
三、民主的多重误解
迪斯金说，“民主和多元论的概念成为当前左派新的强势话语的支柱”(29)。这当然也是NTS钟爱的强势话语。伍德指出，NTS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目标与阶级的物质目的的分离，并重新强调非物质的、抽象的、人性化的目的，比如民主管理、和平、医疗保障环境等等。这些目标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就是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方案，事实上NTS或多或少能够等同于由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精心孕育而出的民主化策略”(30)。这是NTS之所谓“新”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NTS者不再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奢谈以爱济世，而用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似乎可行因而更具诱惑力和迷惑性的概念——民主来取代阶级斗争概念，主张民主化而非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伍德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根本是民主，强调“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将民主控制扩展到社会组织的特定基础之上”，“应该是没有争论的”(31)。但NTS者对民主有着极大的误解，他们所谓的民主化不过是在重弹民主社会主义的老调，虽然冠之以诸如“激进的”、“多元的”、“真正的”、“直接的”等不少吓人的前缀，但实质上没有提供多少新货色。
NTS对民主的误解，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NTS的显著特征在于民主的抽象性和孤立性”，“在于任何特定阶级特征的缺乏”(32)，它明确主张，“民主行动和组织的方式，并不带有必然的阶级标记。议会选举没有特殊的资产阶级性。”(33)。列宁的正确告诫，即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斥为是荒谬的。正因此，伍德批评其与阶级分离的所谓“人民”民主是“没有社会含义的‘人民’”(34)。其二，由此“民主的实现不是打碎资本主义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完成”(35)，“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民主，那种可被当作‘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面或者通过一场革命决战以取而代之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存在的”(36)。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应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这使“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变成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一种扩展、拓展的问题”(37)。而事实是，“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协调的，但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定义上却是包含了生产关系变迁的”(38)。单纯在政治领域扩展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根本无法解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榨取，两种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NTS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是一样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的实现。其三，变革生产关系、跨越这种断裂恰恰需要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但一旦接受了NTS的观点，“即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不存在障碍，那么列宁主义者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想法就是不能接受的了”(39)。在NTS那里，“从自由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可以通过多多少少非对抗性的增长而形成”(40)，这要求“用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自主’行动代替阶级斗争及其主角——工人阶级——来作为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动力”(41)，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诸如竞选、增加代表名额和议会席位获取主导权、或通过知识分子倡导的各种和平的新社会运动、不合作运动施加压力和影响来拓展自由民主的规模和程度，逐渐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民主。
其四，更重要的是，NTS误把自由民主当作民主的全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伍德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核心是对国家自由的限制，对执权者的监督和公共权力滥用的限制，这对社会主义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无阶级社会的公共权力”仍然要求“有意识的、制度化了的控制”，“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必须面对由代表、权威以及屈从所带来的危险，必须面对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这一事实”(42)。但不能因此将对权力的限制和预防作为民主的实质，这恰恰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局限。“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通过法治、公民自由等等去‘限制国家的自由’，除此以外，就是要限制政治权力的范围与随意性；但它却对权力异化的解除并不感兴趣。”而其“一个根本的自由理想就是，权力必须被异化”(43)，公权最终必须为私人服务。它只关注权力异化的某些控制，不关心权力异化的解除。社会主义民主远不是这样，它既关注权力异化的控制，也关注对权力异化的最终根除。“社会主义的核心将会是一种民主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以前没有存在过——由那些在共同拥有的、生产出他们共同物质生活方式的工作场所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去指导自治政治。”(44)这种努力消除权力异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根本的民主。但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民主形式的终结”(45)。真正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兼容。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工人的革命斗争，NTS鼓吹的知识分子“自主行动”等所谓非对抗性的民主化之途，注定是一种实践的乌托邦。
四、余论
客观说，NTS是资本主义发生某些时代性变化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遭遇问题与挫折后西方左派进行的理论反思和维新筹划，它所提出的面对时代新变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它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理论参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多自认不讳信奉的是后马克思主义，他们公开声明源起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强调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遗赠的一些概念，改变或废弃另一些”(46)，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他们改变或废弃的是诸如阶级斗争、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决定性等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47)。
尽管伍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48)，但她对NTS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尤其是她认为新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时代新境遇下的调和与混杂，是新瓶装旧酒，可谓非常精当而扼要。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坚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无疑是很有裨益的。伍德对新真正社会主义(特别是其理论基础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笔者看来，还有很重要的现实警醒意义，在我国学界，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因社会主义力量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式微，对国外的左派理论和人物抱有无原则的同情和赞赏态度，害怕坚定和严厉的批评会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左派势力的壮大，以至于把后马克思主义错误地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显然不利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像伍德这样在客观而深透的剖析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才是正确的态度和做法。
注释：
①②③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72，87，72，78.
④⑤⑧⑨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535，551，541，567，537，564，553.
(13)(18)(25)(29)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26，28，29，274.
(14)(22)(23)(46)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导言)：9，83，95，(导论)：5.
(15)(16)(17)(19)(20)(21)(30)(31)(32)(33)(35)(36)(37)(38)(39)(40)(41)(42)(43)(44)(45)(47)伍德.尚庆飞，译.新社会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4，12，18，120，14，132，133，133，132，133，136，135，137，138，139，153，159，166-167，168，168，(导论)：2.
(24)(34)伍德.吕薇洲，等，译.民主反对资本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9，214.
(26)赖特.阶级[M].刘磊，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8.
(27)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1.
(28)伍德.福斯特.郝名玮，译.保卫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
(48)参见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从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的方法论缺陷谈起[J].东岳论丛，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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