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走廊论文,通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5558(2016)03-0163-15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他在访问属于东盟国家的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一带一路”被同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①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以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包括以此为依托而独具特色的草原丝绸之路和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等分支。②以中国为起点、放射性向外发展的丝路，是中国从古代开始发展对外关系，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民族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些通道与中国国内的三条民族走廊相连接，在历史长河的多元族群交往互动中成为影响中国与周边各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 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中全面把握中国多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理论当首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个理论以国内的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三条民族走廊作为重要架构，整合吸收了中国民族研究各个时段不同理论的思想精髓，从总体上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对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作出了宏观和科学的概括。③不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民族格局的理论。近年来，虽然跨国民族和海外民族志的研究逐渐兴起，但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依然聚焦于国内。以当前“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民族学理应以国内民族走廊研究为基础，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国际民族通道，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个互利共赢的“五通”提供历史依据与政策参考。这一来可深化和拓展国内民族走廊与族群关系的研究，二来也可为国际关系、文明交往以及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和把握作出相应的贡献。 一、多元一体：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提出 “民族走廊”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是针对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强烈的“族体”意识所产生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④1981年，费孝通明确提出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⑤认为“把少数民族按照‘族别’分别地逐一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应该加强宏观视野，亦即提出了所谓的区域研究。只有认真地研究了这些区域里复杂的多民族关系，才能认清中华民族的大格局，也才能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⑥在1978年、1981年和1982年有关民族问题的三次讲话中，他又逐步提出和完善了这一概念。⑦根据李绍明先生的整理和总结，所谓“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⑧ 费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是由于意识到虽然民族与文化有一定的“自觉”而“自在”的相对独立形态，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还存在着跨越边界的迁移、交流、融合和互动，从而沿着某一自然地理的“走廊”流动。根据费先生的理解，中国历史上主要形成有三大民族走廊，即“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这三条民族走廊对于历史上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乃至中国与国外民族之间的交往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走廊”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民族区域概念，⑨表示多元文化不断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三条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意义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是历代学者对中国自然地理和民族历史的整体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 中国传统地理学自先秦时代产生，至近古时期达到高峰，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这在世界地理学史上是罕见的。⑩成于战国时代的《禹贡》开创了中国关于区域地形分部门研究的范例，汉以后逐渐以此为依据形成了“三条四列”的思想，即把中国的山系分为自西向东延伸的四列，四列可再细分为“九山”，后合为“三条”，这些山脉密集于西北，延伸于东南，连通九州。(11)自唐朝开始，天文地理学家僧一行所倡“天下山河两戒”说一度主导着中国人对天下山水格局的理解，“山河两戒”即是指“天下的山河分为两个大系，这两个大系又成为分割华夏与戎狄、华夏与蛮夷的两条地理界限”。具体来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北边大致以黄河为走向，从积石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北侧，过黄河，顺着底柱山到太行山，北过常山西侧，最后沿长城直达辽东，称作“北戒”，用来“限戎狄”，构成“胡门”；南边的一条山系沿长江向下，大致由岷山向东到终南山南侧，过华山后接桐柏山，逾江、汉到衡山之南，再向东到福建中部，称作“南戒”，用来“限蛮夷”，构成“越门”。(12)西方制图方法传入以前，僧一行的这套分辨华夷的分野体系都被认为是“最得天象之正”的。(13)历代地理学家均认为天下山脉源出葱岭，元明以后更着力于此，明王士性提出“昆仑三龙说”，清魏源提出“葱岭三干说”。(14) 传统地理学对其所知世界格局的把握有如下三个特点：认为一是山水同行，即认为山脉与河流是平行的，而不考虑山河之间斜交、直交的可能性。于是，自然地认为沿着天下山河的东西走向进行划分，就可以厘清华夏与非华夏的边界。二是华夷之辨，地理的分野也是基本的政治、人文区域观念的体现。僧一行的山河分野以华夏族为中心和主体，同时也表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与后来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天下”并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边界或边疆。三是，认为“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行，千古不易”。(15)即是说山行地理的格局有超出政治疆界的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三点在传统帝制中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们带有极浓重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思想，而且尝试以一种静态的观念划分去代替实际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它们虽然强调一种“中心”，但并未因此形成某种“边疆”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天下观是开放于当时还未知的世界的，这一点使得后来中国对外交通和文明交流的努力一度都是很成功的。 清末民初是中国民族国家和边疆界限逐渐显明的时期。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社会学科也在此时陆续传入中国，起初是依托于传统历史学的基础而发展的，因此当时虽然是新的学科，但是有很多旧的观点。东西方传统拉锯正酣之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加入进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各种原因使得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民族文化理论呈现出两个突出的问题：中华大一统观念和将社会发展规律看作历史本身。因此，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大规模调整和重建时期，就如何摆脱汉民族一统天下，以及怎么把观念里面的山水脉络和华夷分布落实并还原到真实的自然地理和历史脉络中，中国民族学的前辈学者们作出了许多的努力。这其中最具纵深影响力和整体指导性的主要有三类六种：以史前文明的形成、分布和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区系类型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以中国各民族历史时期的发展动态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板块和民族走廊理论，整体把握当今中国各民族文化分布格局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6) 苏秉琦在1981年正式提出的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在对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谱系分类的基础上，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①陕晋豫邻近地区；②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③湖北和临近地区；④长江下游地区；⑤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轴心的南方地区；⑥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六大区下又有一些小区，各区内的考古学文化按时间早晚关系依次排列成为“系”，进而讨论区系所形成的各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17)文化板块理论与此思路相通，即在进行区域格局理论分析时，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文化板块。(18)林耀华更进一步对这种板块学说进行类型化的综合分析，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用来指那些“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分布情况大致为：①分布于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和三江平原东北角地区的采集渔猎型，其下又有山林采集狩猎型和河谷采集渔捞型；②主要分布于我国东起大兴安岭西北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的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带的畜牧型，其下包括山林苔原畜牧型、高原戈壁草原游牧型、盆地草原游牧型和高山草场畜牧型等四类；③广泛地分布于我国除采集渔猎和畜牧类型之外的辽阔地域及众多民族中的农耕型，其下包括山林游耕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等六种。(19)以上三种理论都注意到中国广袤范围内地理生态和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用以破除汉民族中心主义的表象，提出多元起源的观点。 童恩正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是对板块学说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提出，从东北大兴安岭到内蒙古阴山山脉，连接到贺兰山脉和祁连山脉，顺青藏高原东缘向南延伸到横断山脉的这一系列山系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个广泛半月形地带中的民族和文化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板块、区系类型和生计模式，但存在着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其原因“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斥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20)总之，他提示了板块之间发生关联的某种可能性以及多元起源的文化中也可存在一定共性的观点。 费孝通在以上各学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和以此为重要架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先生提出：“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21)1982年5月，在武汉举办的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他对三条民族走廊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22)费孝通提出的“六区三走廊、民族关系动态格局一盘棋”的思想是兼顾文化板块空间多元分布与区域之间动态互动交融二者而提出的整体理论。其中，区、板块和类型之间的连接即是通过三条民族走廊而完成的，走廊既是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流动的场所，同时也是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互动融合的通道，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连接和融合。正是在此基础上，多元起源的中国各民族才实现了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整合，形成一个最高位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多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语言、多文化复合体。(23) 二、流动与延伸：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之后，便很快进入了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构思中，并没有对三条民族走廊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甚至没有为“民族走廊”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李绍明先生按照费先生的思路，结合自己西南民族研究的经验，在其《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首先总结了“民族走廊”的定义，并为推动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建构作出了许多努力。(24)民族走廊学说提出之前，其区域范围内分别展开的研究多是在历史地理和民族史领域中进行的。民族走廊学说提出之后，对三条走廊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不过，三条民族走廊是在理论和概念形成之前就实际存在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流动形成的客观体，其在不同的讨论范畴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通常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称之为“古道”，在民族研究中称之为“民族走廊”，而在涉及中西交通史和更为广阔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问题时，则被纳入“丝绸之路”(英语称为silk raod，中亚突厥语称为yupek yol)的研究范畴之中。 1.藏彝走廊与西南丝绸之路 “民族走廊”概念的应用和实践首先是从藏彝走廊开始的，其地理范围大体是指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六江流域这一片南北狭长、呈走廊形态的区域。(25)西南丝绸之路即是由此区域中的众多道路连接和延伸而形成的。汉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夏(今阿富汗)时(约在公元前129年)，见“蜀布、邛竹杖”，得知从蜀地(今四川)经身毒(今印度)到大夏存在一条民间的通道，并认为在西域未通的情况下“从蜀宜径，又无寇”，此后开始了汉朝对西南的经略。(26)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线路及走向大致如下：①“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东路以秦代官道为基础，汉代称为“五尺道”，沿岷江南下，经宜宾——昭通——毕节——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相当于今川滇公路东线；西路为“牦牛道”，亦称“灵关道”，经雅安——西昌——攀枝花，过丽江东南而折入大理，相当于今川滇公路西线和成昆铁路。两路在大理会合后西行，从保山的腾冲或德宏的瑞丽进入缅甸克钦邦(Kachin)，古称“永昌道”。然后经印度阿萨姆邦(Assam)进入恒河流域，经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27)②“茶马古道”。从成都经雅安、康定到西藏昌都，相当于今川藏公路；从普洱、大理经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昌都，相当于今滇藏公路。两路会合之后，从定日出境，达尼泊尔、印度。(28)③中越通道，唐“安南道”。东路为“进桑道”，从云南文山、马关沿盘龙江而下进入越南河江到河内；西路为“步头道”，从云南大理沿礼社江——元江——红河至越南河内，出北部湾入海。(29)④此外，汉代“五尺道”宜宾一带称“僰道”，由此向东至夜郎(中心在今贵州)被称为“夜郎道”或“牂牁江道”，向东沿北盘江与南岭走廊贯通，最后到达广州，与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会合。其西段也应被划入广义的西南丝绸之路中。(30) 此区域内主要分布着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三大族群的众多民族。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从中国西北河湟一带沿着藏彝走廊自北而南层层迁徙，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中印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及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壮侗语族公元前几世纪已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他们自东向西大量进入藏彝走廊，并有部分北上或南下向中南半岛迁徙。苗瑶语族是在秦汉以后循南岭走廊逐渐进入西南的，人数较少。其中京族、景颇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都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跨国民族，存在着跨越国境线的民族认同。(31) 藏彝走廊东西狭窄、南北开放，向北跨白龙江进入汉中，连接到北方丝绸之路，向南经水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会合，由此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民间的商贸和宗教交流通道。在张骞建议武帝开西南夷道之后，汉朝派出许多“间使”(32)寻找道路。当时滇王恐怕自己利益受损，留汉使驻滇，言“代为求道”，结果只说去往印度的道路不通，让使节带着错误消息回京。实则当时西南通往境外的道路畅通，商贸往来不断，有的学者称之为贝币之路(33)、蜀布之路(34)，印度佛教在三国两晋时期已约略从此道传入西南。任乃强说：“像这样商人走得通而政府官吏走不通的事，历史上屡见不鲜。”(35)不过，后来武帝在此设置郡县，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汉商们通往南亚、东南亚的根据地，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繁荣。隋唐时，因为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的畅通，加之南中地区各部落的混战，这条通道基本上断绝了，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玄奘去往印度取经就是从北丝路过中亚再转往印度的，其后的义净则从广州走海路去往印度。当时僧人主要是跟着商队行进的，说明商路也主要转移到另外两条丝路上去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修建中印、中缅公路时，新的西南丝路才重新开通。 2.西北走廊与北方丝绸之路 西北走廊的范围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西北走廊的主体是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古丝绸之路，同时也“应该包括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的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36)这个范围，大致相当于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部分。北方丝绸之路包括以下线路：①西域丝绸之路。这是张骞凿通西域以来形成的北丝路主要干道，起自西汉首都长安(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向西到金城(兰州)，依次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此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向西沿塔里木河经焉耆(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沿昆仑山北缘经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与北道会合。越过葱岭(今帕米尔)后再分两道，北道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Fergana)——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Samarqand)，南道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南丝绸之路会合，南北两道会于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或翻过葱岭后从今巴基斯坦沿印度河南下转海路到达波斯、罗马。(37)②草原丝绸之路，大体分南北两道。南道即东汉收复伊吾(今哈密)之后开通的由敦煌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伊犁，沿天山北麓分布的“北新道”。北道是伴随着北匈奴为首的各北方草原民族西迁而逐步形成的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过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的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这条通道在辽金和蒙元时期最为兴盛。③“青海道”，古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与西域交往时，大多沿长江到益州(今成都)，北上龙涸(今松潘)到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会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进入鄯善，与西域南道交会。此外，有学者认为，从长安经吐谷浑到达吐蕃，更远至印度和中亚的“唐蕃古道”，是因和亲与茶马贸易而开通的，可被称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38)，也应被纳入广义北方丝绸之路的范畴。 往来于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主要有汉藏语系的汉、藏、回族，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以及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族和伊朗语族的塔吉克族等，其中的大多数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因此，流动和迁徙比较频繁。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常常存在几大势力并存的情况。公元前4、5世纪，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便在西域一带共生并存且多有战事。公元前2世纪前后，北丝路一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中亚的贵霜王朝和东亚的汉朝，四大帝国同处于国势昌盛且向外扩张的时期，结果导致此国际通道中各文明直接或间接交流的同时战争频仍。7世纪以后，北丝路两端存在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蒙元对整个欧亚大陆的短暂统治结束之后，伊斯兰教势力急遽东渐，北丝路陷入了割据诸方的小国君主们的纷争战乱之中。而此时，现今我国56个民族中的撒拉族、东乡族和裕固族等的先民被蒙古军队从中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yupek yol)裹挟到了内地的甘青地区。到19世纪时又逐渐形成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与清帝国并存的局面。(39)另外一方面，北丝路诸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善于经商，其中以魏晋隋唐时期的粟特人最为出名。这些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九姓胡人”以经商为业，组成商团，或假托代表东方帝国向西贸易，或代表西方帝国与东土经商，往来于欧亚市场。他们后来大批迁入中国，并随身带来了大量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乃至后来被称为“中古三夷教”的祆教(也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宗教文化。(40) 相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民间性质来说，北方丝绸之路可算是一条真正的官道，是以国家的力量将民间古道贯通起来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北方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一条在政治军事力量主导之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张骞的“凿空”之举一开始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东汉时西域的“三通三绝”均与汉王朝的兴衰起落相关，(41)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的和亲政策和聘赐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军事因素决定的。此外，佛教文化从西域大量进入中国也得到了帝国势力的极大支持。西域沿途驿站众多，各国使臣往来不绝，可见帝国权力的扩张渗透是北丝路发展中的重要主题。实际上，大帝国之间的关系友好和交恶决定着北丝路总体的畅通与断绝，沿途小国则起着小范围内联通或阻隔丝路的作用。到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完成对北部中亚三汗国的攻掠，清朝结束与东部中亚之纷扰，中俄之间开始厘定边疆界线。本来广义的“西域”概念是指中原王朝以西的所有地域，包括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42)民族国家的疆界开始形成之后，国家的概念开始取代文化区域的概念，这个广义的西域也就渐渐消失和淡化了。 3.南岭走廊与海上丝绸之路 相比于其他两条走廊，南岭走廊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这与其水路通道的特点有一定关系。 通常所谓狭义的“南岭走廊”是指地理上的南岭山区，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这五岭所在的区域；广义的南岭走廊则被认为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向西延伸至湘南——桂北——黔南——滇东，向东连接粤北——赣南——闽南。(43)这片区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和贯穿其间的众多水系沟通起来的一条通道，但因为地形破碎散乱，水道错综复杂，民族杂居分布，所以线索不是很明显。我们已经知道，汉代在经略西南时开通了一条“牂牁江(今北盘江)道”，把滇川与贵州连通起来。实际上这条水道更向东延伸，与南盘江合为红河水，合都柳江为黔江，合郁江为浔江，合桂江为西江，然后汇入珠江，到珠三角后合北江、东江，最后流入南海，(44)流域中的众多水系向北、向南深入群山崇岭之中，其间分布着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众多少数民族以及南迁汉人中的客家等民系，(45)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流动交往，将西南和东南乃至中原的大片内陆地区连起来了。(46)南岭走廊的一些族群更进一步通过海南岛及其周边岛屿进入南中国海，延伸到东南亚等地区，早期海路的开通必然与这些广泛流动的族群对周边地理的认识和了解有重大关联，秦时民间的海路已通达东南亚诸国，后来的海洋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将走廊与流域及南中国海看成一个整体”。(47) 汉代的海上航线已横穿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至斯里兰卡折返。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即开始南移，海上丝路愈加重要，东线从登州、扬州可至今韩国、日本，西线从泉州、广州出发远达波斯湾。不过，一直到宋代以前，这条重要的海上大动脉的主导者都并非中国，而是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古籍中称之为“大食”，在古老的七海(Seven Seas)航路上所有的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有阿拉伯商人。另外一个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是，此时开始已经有唐人从东南地区移民海外，开启了日后愈演愈烈的海外华人移民历史。(48)宋以后，国家和商业两股力量结合，中国海商广泛参与到海洋贸易当中，在“小全球化”的海上丝路贸易网络中居主导地位。(49)蒙元时期，陆海丝路全线畅通，亚欧之间的商贸往来更加紧密。因此，元帝国崩溃以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亚欧商道的垄断，就直接导致了郑和七下西洋(50)与西方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明代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51)海上丝路也全面代替了北方丝路和西南丝路，(52)郑和七下西洋时组织了古代中西海上最大的远航船队，远至非洲东海岸，当时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时期。不过明代除鼓励朝贡贸易之外，海禁森严，大多是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葡萄牙于16、17世纪开辟了绕道好望角东来的海上航线，使得澳门成为海路的中转站，并迅速扩展了澳门——印度果阿(Goa)——葡萄牙里斯本(Lisboa)以及澳门——菲律宾马尼拉(Manila)——墨西哥的航线，中国迅速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很快丧失了海上丝路的主导权，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开始逐渐成型。(53) 南岭走廊是所有民族走廊中唯一与海洋相连的一条，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扩展，很早就参与到环球贸易当中去。以往我们大多注意到中国东南侨乡的汉族华人通过海上丝路迁移到东南亚和美洲，经过苦力、华人公司和会社等不同阶段而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54)却往往忽视了占海外华人总数8.4%的约七百万“非汉民族”海外华人。(55)近年来对贵州清水江流域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从明代开始砍挖山中木材，通过水路成排汇入清水江，在下游的木材市场完成交易，再由各地木材商人转运进入消费环节。与此同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入，使明代形成银本位的经济体系，这些来自美洲的白银跨过重洋反向流入黔东南苗寨，成为众多的苗族银饰品。(56)今天的苗族和瑶族之成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美洲的跨国民族，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将流域、海洋和环球贸易割离开来看待。清末民初之后，西方强国展开了对海上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此被淹没到全球化的海洋网络中去了。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东西向的西北走廊、南岭走廊与南北向的藏彝走廊三者互相联络，走廊的空间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某一方向上的封闭性和在另一方向上的开放性，这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形成了围绕中原地区的半月形“华夷分界”，另一方面从走廊延伸出去的三条丝绸之路又成为中国与域外和海外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这些走廊和通道在扩展到一定时空点的时候遭遇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边界”(border)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逐一衰落下去。不过，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了的今天，流动与网络将成为更加重要的概念，跨越边界的众多共同体的存在决定着当前中国民族走廊的研究势必进一步扩展开去，以更加广阔的视域去了解走廊向其开放的一端如何持续延伸。这既是对国内民族走廊历时研究的继续，也是对其未来发展演变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观照。 三、地域与知域：国际民族通道研究的必要性 以上我们讨论了在观念和学说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清晰的认识，也简略勾勒了以三条民族走廊为基础而延伸出去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逐步发展。实际上，道路和空间只有在与人们对它们的认知相结合的时候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并产生足以影响当下和未来的真实效用。(57)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个过程与其所生存的空间以及人们对此空间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基本以中央和四方构成，但“上古各文化族群皆视其本族所居之地为中央”，则彼时各文化族群所认知的“天下”其实很不一样。到殷周政制确立以后，便认为只要详近略远地举出四方则中央自在，于是四夷、四海环中央而存在被作为一种空间的理想型提出来，更进一步与“五服”相关而投射到实际的地理中。《禹贡》提出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其中最外围的“要服、荒服”就是指蛮夷戎狄，(58)它们对中央的义务是：不公开否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并进行象征意义上的朝贡。(59)夷夏之辨以文野之分为基础，而文野是后天教化可变的，因此夷夏也是可以互变的，故而中国的夷夏边界同时具有开放与封闭的两面，(60)夷夏之间的边界也在这封闭和开放中不断推移。秦汉虽据长城以守中原，但其实到唐代“天下山河两戒”说把夷夏的边界定为长江黄河一线的山系以后，那一套“天下观念”才开始与客观的地理空间重合。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秦以前的三代中，商人是游牧起家的东夷，周人大概是西戎的一支羌人，元代、清代的异民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以后也大致按照这样的天下观来推行其各项政策，而且，从秦汉开始，中央的官道也已经突破长江黄河的界线，在三条民族走廊上广泛延伸了。因此，整个过程其实是在夷夏边界的不断推移之中，四夷们在观念上逐渐加入这个“天下系统”，而在实际上形成以三条走廊为“内部边疆”的多元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得以完成，大概有赖于中国人“调和神话与现实的能力”。(61) 走廊形态的地理区域，势必在某一方向上封闭而在另一方向上开放延伸。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相继延伸出去的道路分别成为了我们所谓的西南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道路构成了连接中国与整个亚欧大陆的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区之间的“地域经济圈”，即滨下武志教授所谓的“亚洲经济圈”。(62)这个亚洲网络的形成，本来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在理想的情形下，它包括由中央而向外放射出去的四个圈层：地方各省——羁縻制下的“四夷”——朝贡诸国——互市诸国。这个理想情形更多的是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的存在，不过重要的是，在近代历史开始以前，牵扯到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观念和意识上或者在话语上部分地认可了这个体系，并自动加入其中。(63) 另一方面，“历史上的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方式交错构成”的，(64)观念中“中央—四周”这种整齐划一的朝贡体系在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多边贸易关系和众多地域圈，如卫星朝贡制和朝贡贸易体制。(65)前者如琉球，它作为日本萨摩藩的属地被要求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行双重朝贡；后者如暹罗，它与华南的贸易并无十分的利益，却可通过多边贸易确保从琉球和长崎获益。(66)实际上，道路的开通是一段一段完成的，在三条丝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滇王对国家官道开通的阻挠，看到粟特人对道路两端大帝国互不熟知的利用，也看到西南民族和海外华人在环球贸易中的链条作用，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必然地形成了“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以及在地域经济圈中多中心的存在。整个丝绸之路和东亚经济圈，就是这些多中心的民族、国家在大致统一的朝贡观念中一段一段如接力传递般地相互连接而形成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网络。 更进一步，虽然三条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但丝路的延伸有赖沿途众多民族国家的加入。如果说丝路的两端连接的是中西两大文明，那么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并非起点，而是大发现时期航路的终点。近代以来，西欧循着亚洲经济圈区域内外的贸易渠道进入亚洲，面对一个已经运行多年并仍然有效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它们“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原有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有效地通过对亚洲市场生丝、茶叶出口和区域内白银流入和银本位的结算体系的控制，迫使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换，(67)从而将整个亚洲拉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当中。不过，与此同时产生了另一个矛盾，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传入亚洲各地，边界(border)的划定形成了一个个泾渭分明的近代独立国家，但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本身又冲击着这些独立国家的边界，于是又出现了众多政治、经济的地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约等等。(68)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过去在“冲击—回应”的模式中被认为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从亚洲历史自身的脉络中去寻找动因，并且认为亚洲历史虽然在近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连续性，特别在贸易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应注意到其深层次传统影响的重要性。(69)因此，近代亚洲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其过去历史所留存下来的实际贸易网络的运作模式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观念这二者间的摩擦和调适不无关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实际空间中的“地域”与观念空间中的“知域”之间能否调适或如何调适是决定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民族学要对国内民族走廊和国际民族通道进行细致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观念研究的原因之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三条丝绸之路为线索，覆盖了占世界人口63%的44亿人民，沿线经过26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29%，达21万亿美元。随着丝路沿途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逐步建设，一个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的世界经济大走廊正在逐渐成型。(70)“丝绸之路”的概念本来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首次提出来的，用来指代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71)后来这个名词被用来泛指通往中国之外的所有通道，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有许多道路“一丝不挂”，称之为“丝路”并不准确。到2001年，中国中外关系学会主办“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俗称“炒三丝”)之后，学者之间才达成共识，把以前中西交通史涉及的三条通道都称作“丝绸之路”，认为：“丝”作为象征可以被当作是“网络”的含义；丝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络，它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这三大功能。(72) 目前的世界秩序，与中国传统华夷天下的格局完全不同，但也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近代西方中心主义所建立的一体化构想。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与中国历史上和当下存在的向外延伸出去的国际民族走廊密切相关。这些国际民族走廊在实际地理空间中的沟通与连接，其范围内的人们在观念中对其的理解和建构，以及地域和知域这二者之间如何调适以发挥效用，都需要我们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①参见赵周贤，刘光明.“一带一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N].人民日报，2014-12-24(07)；冯宗宪.“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意义[N].光明日报，2014-10-20(11). ②参见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C]//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11). ③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周星.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论[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2). ④周星.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论[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2). ⑤1981年12月，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⑥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5). ⑦这三次发言及其后整理发表的文章分别是：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后整理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整理为：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5)；1982年5月在武汉同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整理为：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6). ⑧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C]//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35. ⑨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6. ⑩孙关龙.试析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特点[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0，(7). (11)参见《尚书·禹贡》。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田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7；另参见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4). (13)(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1.43.46. (14)参见翁文灏.中国山脉考[C]//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130-137. (15)郑樵.通志·地理略序[M].王淑敏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509. (16)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中重要理论的总结概括提出“三种六类”的观点，主要参见王建新.宗教文化类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新探[J].青海民族研究，2007，(1).王建新教授同时指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有创建的理论观点，但在方法和思路上大致可统归入这三种六类中，并以此为最具代表性之观点。 (17)参见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此前，苏先生曾在吉林大学的一次报告中提出区系类型理论的大致设想。 (18)当时是最被普遍使用的概念。 (19)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79-97. (20)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考古与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1)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2). (22)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2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4)参见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C]//巴蜀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再谈民族走廊[R].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李星星.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2)；石硕.李绍明先生与藏彝走廊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8). (25)关于藏彝走廊的地理特点与范围，参见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3-19. (26)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汉武帝当时受到滇王的阻碍，并未找到从四川直通南亚和中亚的道路，但是在西南夷地区设郡，使得西南的郡县成为汉商进一步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27)参见伯希和(P.Pelliot)《交广印度两道考》、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另参阅张星烺、冯承钧、季羡林、任乃强、李绍明、段渝等对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历史地理的考证。 (28)参见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C]//巴蜀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J].四川文物，2012，(2). (29)参见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J].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5，8(1)；方国瑜.南诏通安南道[C]//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李绍明.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C]//三星堆研究(第二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30)参见纪宗安.试论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M].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1992. (31)参见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及李星星、石硕、袁晓文、李锦等众多学者对藏彝走廊的研究。 (32)间使，指不用朝廷名义，只以平民身份进入异民族地区侦查的人员，通常扮作商人。 (33)这个称谓主要是云南大学的林文勋提出的，参见：“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3). (34)(35)“蜀布之路”的称谓主要由任乃强教授提出，参见其：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上·下)[J].文史杂志，1987，(3、5). (36)陇西走廊通常指陇山以西的河湟洮岷地区。参见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3)；陈庆英，赵桐华.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3)；马宁.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3). (37)对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众多，本文所论路线主要参见清朝西北舆地学的部分代表著作，以及陈垣、张星烺、向达、荣新江等对西域史地作出详细考证的学者的相关论述。 (38)这条路也是茶马古道三条路线中的北线。关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法，参见崔明德.再谈“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及拓展[J].烟台大学学报，2014，(9). (39)参见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40)参见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C]//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1)参见苗普生.略论东汉三通三绝西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7). (42)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1998，(4). (43)参见王元林.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12)；梁宏章，何莲翠，李丹.概念与走向：2013年“南岭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族研究，2013，(12)；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5)；王建新主编.南岭走廊民族宗教研究：道教文化融合的视角[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44)(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传》。 (45)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M].金少萍，朱桂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6)纪宗安.试论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C]//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1992. (47)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5). (48)参见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0)关于郑和下西洋，多认为是明成祖宣扬国威的外交举措。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垄断中西商道之前，中国在整个欧亚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所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实际亦是想要恢复宋代中国在海上丝路中的地位。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垄断实际上成为东西方新航路开辟的直接原因，中国对其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早于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险家走出了最先的一步，只不过因为封建帝制等众多背景原因而未能如愿参与到新世界体系的开创当中。 (51)杜瑜.中国经济重心南移[M].台湾：五南出版社，2005. (52)参见万明.试论明代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C]//2001年“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53)参见陆晓敏.葡人入粤贸易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C]//2001年“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54)参见王赓武、李明欢、陈志明、袁丁等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 (55)引用自华侨馆[EB/OL].http://ochall.com/. (56)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7)滨下武志教授提出“知域”的概念，并认为“地域”是表示社会性行动范围的空间概念，而“知域”是表示认识的地域范围及其依据的空间概念。“知域”概念试图把时代思潮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解读为两者的紧张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参见滨下武志.关于“知域”的思考：对话“知域”与“地域”[C]//朱崇科.话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序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58)参见《禹贡》、《国语·周语上》、《荀子·正论》。《国语·周语上》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59)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J].学人(10辑)，1996. (60)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J].中国文化，1996，(12). (61)王赓武语，参见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C]//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7. (62)关于近代以前亚洲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问题，参见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3)关于这一点，马克·曼考尔在《清代朝贡制度新解》中作了广泛而细致的讨论，收入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4)滨下武志.全球化与东亚历史[C]//“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65)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2. (66)参见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C]//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7)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C]//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8)参见王赓武.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局限[R].2004年在首届“背景论坛”上的发言；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R].2014年在第11届“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69)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滨下武志.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M].岩波书店，1997. (70)中国经济网.习近平提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EB/O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8/11/t20140811_3324310.shtml,2014-08-11. (71)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1998，(4). (72)参见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11)；陈佳荣.海陆空之外的新丝绸之路——网络[C]//2001年“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