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改革开放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共产主义运动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55(2008)02-0019-09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p368)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敢于并善于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从多维度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160年来，就一直存在着如何认识它、理解它、对待它的问题。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既长期存在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指导作用的倾向，也长期存在着不顾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则是：其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确立的研究问题时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标准，同时也在于它所包含的研究问题的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成果；其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是一种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2](P248-249)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P382)“老祖宗不能丢”。[1](P369)他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某些挫折，“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P383)“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p382)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p146)“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2)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P291)“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P19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样深刻地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把“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2](P95)江泽民把“结合”称为我们党80年最基本的经验，胡锦涛把“结合”称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所谓“一脉相承”，其要旨在于：其一，它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二，它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三，它们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原理体系，这些原理就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表现。所谓“与时俱进”，就在于我党提出和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论断，不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内容。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超越一个国家的范围变成为世界体系，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过程中，苏联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还极力构筑自己的权威领导地位，力图形成一个由苏联控制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引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各国的体制危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也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继续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绝路，也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死路，而是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新时期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概括了新时期以来我党的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且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的论断。这一概括和论断，既准确鲜明又富有新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表明了党在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的理论自觉。
首先，我们党从新时期启动拨乱反正进而全面改革开始，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勇敢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并且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及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开始，我党启动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正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并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提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这就反映了我们党更加自觉地进入了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提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新境界，并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再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式现代化，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让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直到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连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地探索和回答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把发展的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个过程中，我党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理论贡献。无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论断：用具体的、历史的态度来对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原则设想。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巨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敏锐地意识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P466)他还说，消灭剥削阶级，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者高举的旗帜和共产党人确定无疑的纲领。
但是，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20世纪、21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P1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渐确立起自己清晰的判断。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面对两大课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从1917年芬兰无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等，都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和进展。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其他国家的探索仍在继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下，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战争、和平与发展，革命则成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语。20世纪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和特定含义的世界革命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留在20世纪的历史范畴里。当代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断言，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未来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将是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和丰富多彩的。[4](P642,P637)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5](P155)“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5](P175)“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各国共产党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5](P25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聚集最主要的精力担当起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重任。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命题和基本口号，为党和国家指明了历史任务和奋斗方向，也把当代中国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用一句鲜明的话概括了出来。
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邓小平也不是从书本里，不是从社会主义概念的演绎中，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共产主义理想中，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
1980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6](P313)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1989年，邓小平再次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P265)“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1](P241)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革，只能“走自己的路”。
模式问题曾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困扰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互相交往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僵化和照抄照搬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酿成了一幕幕曲折的悲喜剧。承认世界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对传统观念的很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样性在共产党人的视点里是一个很犯忌讳的词汇。共产主义运动强调的是纯洁性、统一性、集中性甚至单一性，就是否认多样性。我们承认多样性，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怎样在相互竞争比较和相互借鉴中确立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是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静态的概念，但是更是动态的概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
邓小平还反复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1](P291)“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在这里，邓小平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1](P261)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同时，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国两制”，等等，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创造的各方面的中国特色。此外，还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等。正是这一系列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特色，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并与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从当年提出“走俄国人的路”，改变为“走自己的路”，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已从普遍性深入到特殊性、从共性深入到个性，这才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
三、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的新判断：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自从工人阶级政党相继登上各国政治舞台以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包括如何认识它们之间是与非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争论。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概莫能外，且教训深刻。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领导和各国党的独立自主的问题，以及是与非的评判问题。
总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原则。
1.大党小党都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一个党不要评论别国党的是非，不应指手画脚。邓小平提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6](P318)又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6](P318)“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6](P319)邓小平还以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例进行了说明：“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6](P319)
判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不能以一国一党的经验作为标准，只能以各国党的实践和经验作为标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
2.对过去发生的争论主张一风吹，不算旧账向前看，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重新审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邓小平着眼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走势，着眼于争取一个和平、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着眼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风吹”的思想和“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的主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意大利、匈牙利、苏联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指出：“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P256)“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P292)“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P236)他还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P353)“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P374)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7](P66)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庄严地重申了这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性地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思想，其确切含义在于，各国党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阻碍合作；合作是客观的需要，但不能泯灭差异。这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3.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决不当头，核心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严峻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说：“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1](P321)“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1](P321) 1990年12月，在对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他还提出“决不当头”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P363)
不对别党的事情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而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1](P261)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扎扎实实地搞好自己国家的发展。这样，“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1](P57)从而也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大一点的贡献。
四、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论断：“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
时代主题，是指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跃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课题。不同的时代主题，蕴含着不同的内容和逻辑。作为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基本方向与趋势的最高战略概括的时代主题，它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性与较长时间、较广范围的社会实践价值和影响。
时代问题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关于时代和时代主题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考察和研究时代问题，他们的思想同时代密切相关，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涉及时代问题。列宁也十分重视时代问题，而且把时代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8](P143)并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的视野，直接着眼于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重提时代问题，重新审视战后的世界历史，并对当今时代世界的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和概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的新贡献，其意义十分重大。
30年前，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犹如一声惊雷响彻四面八方，传遍整个世界。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P113)30年后，中国的改革愈加引人注目，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同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重新思考和理性把握密切相关。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内政外交方略，以争取有利的内外部建设环境。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
20世纪上半期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20世纪下半期时代的主题逐步向和平与发展转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来之不易，它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演进。冷战结束后，时代主题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1](P106)1985年，邓小平敏锐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P105)一方面世界人民的愿望是要求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世界的现实又与此相矛盾，所以才成为“问题”。1990年，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P353)1992年，他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P353)这一思想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这一时代主题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内容，是邓小平敏锐的历史洞察力、高瞻远瞩的眼光、战略性思维和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理论胆魄的结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时代主题思想的最新的科学发展，是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敢于直面现实，全面回答和努力解决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新中国建立近60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空前改善。诚如邓小平所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P370)但是，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是当今中国的最强音。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21世纪初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因此，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五、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论断：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正视和不断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将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用人类已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丰富自己头脑，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9](P81-82)毛泽东也把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执掌全国政权称作“进京赶考”，即准备接受人民的考试和历史的新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一主题，迈出了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第一步。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之后，探索更是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邓小平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6](P169)就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东方大国而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6](P17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地把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6](P217)他要求全党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6](P276)这些重大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有了清醒、正确的认识，为我们党立足于执政党这一实际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含糊过、动摇过。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6](P266)“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6](P267)“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6](P170)“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1](P326)
邓小平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同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放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上，这是基本思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P39)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惕。”[6](P333)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P380-381)
在世纪之交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科学总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总览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面对的两大历史课题，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最终以“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新的回答，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作风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回顾了党的55年执政历程，总结了党执政的6条成功经验：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些主要经验，同时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原则。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总是以思想、理论的变革和发展为先导。因此，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前列，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创造性的理论来源于创造性的实践，创造性的实践需要创造性理论的指导，历史反复验证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一辩证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得人们无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规律还是对于这一运动的外部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都比此前有新的突破，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实践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贡献之所在。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P135)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出现，已有的理论认识不可能是一种终极认识。可以断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会中断，它必将继续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新的理论结论、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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