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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管理
重视道德管理和道德教育，是儒家的一贯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针对以刑治国的现实，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就是说， 用道德来管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所有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他进而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在他看来，用政法来诱导人民， 用刑法来整顿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树立起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人民就能树立羞耻心，而且做到人心归服。
就在孔子提出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的同时，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形成了德治与法治之争，成为先秦百家争鸣如何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种思想尖锐斗争。先秦法家如管仲、商鞅、慎到、韩非等人的法治思想如“故治国无其法则乱”〔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4〕等，一度为齐、秦等国的统治阶级所采纳，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到处宣传德治的主张却受到了冷落。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为了贯彻德治主张，从孔子的德治思想出发，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理论。董仲舒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5〕王充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 ……治国之道当任德也。”〔6〕宋代陆九渊说：“君子所贵在德。 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7 〕甚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胜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8〕
从上述简单的引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道德管理、道德治国一直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为什么对道德问题看得这样重要，甚至提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呢？这和他们对道德的功能及其特点的认识有关。
第一，在孔子等人看来，依靠政刑只能使百姓“免而无耻”，不敢做坏事，却没有羞耻之心；只有依靠道德管理与教化，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从而自觉走上正道。这点孟子也谈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9 〕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0〕。道德管理教化治本，刑罚只能治标。因此，治国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惩罚上，而应该努力积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这个思想具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
第二，和他们的人性论有一定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是仁义道德。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1〕就是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那么一点点，一般老百姓不要它，君子却保存了它。所以，必须对老百姓加强道德教育。孟子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这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完全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生下来就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等自然属性，若加以教化，就会走向善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2〕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他从人性恶出发，强调道德管理教化的重要性，尽管出发点不对，但重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有远见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注重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弃法与刑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孟子也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14〕这就表明，孔孟是承认法与刑的作用的，但这并等于他们主张实行法治。董仲舒甚至明确提出“刑者德之辅”〔15〕，“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16〕。从此，儒家明确确立了德主刑辅的传统治国管理模式。
总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其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后来，道德教化演化为封建礼教，成了禁锢人们精神的枷锁，对历史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进步人士对这种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至今还有一些残余影响。因此，继续批判肃清封建礼教的残余影响，仍然是我们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普遍有价值的思想，今天我们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对此加以总结借鉴，把道德管理和法制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德法结合，对建设我国精神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主义。
二、儒家道德管理中有哪些合理因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而且给中国管理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它的一些主要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仅是调整过去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当前对调整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及人际关系，对搞好中国当代社会管理仍有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些原则和规范中，有些是错误的，甚至是糟粕；但是，有些原则和规范，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这些原则和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仁爱、仁义原则
“仁”的概念，古已有之。到了孔子，把“仁”发展成为他的思想核心，也是他道德管理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什么是“仁”呢？有一次，弟子樊迟问仁， 孔子回答说：“爱人。”〔17〕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互爱。后来孟子也说：“仁者爱人。”〔18〕韩愈说：“博爱之谓仁。”〔19〕宋代朱熹进一步解释仁是“爱之理，心之德”。〔20〕就是说“仁”的核心是爱人，仁与爱相联系，就是仁爱。
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包括自爱，即所谓“仁者自爱”〔21〕。而且从自爱开始，推广到爱最亲近的父母兄弟，再推广到“泛爱众”〔22〕。在孔子看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23〕。再从这个基础出发推己及人，做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4〕，即自己想做到、得到的，也要帮助别人做到、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5〕，就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加于别人。这就是“仁之方”，即为仁的方法。总之，在孔子看来，只要实行仁爱、爱人，就能协调社会矛盾，减少人际关系冲突，使社会和谐发展，达到合乎“礼”的标准的社会，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6〕。“归仁”后，天下就稳定了。这种仁爱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认为，仁不光是爱父母及亲属，还应推广到“仁民”，“亲亲而仁民”〔27〕。就是说，把“爱人”的原则，体现在己亲与其他亲属的关系上，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8〕。而且把“仁”与“义”统一起来，认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29〕而且“居仁由义”〔30〕，就是说，要不要爱这个人，是由这个人该不该爱决定的，这就使孔子的“爱人”原则更加明确，同时，也使孟子的爱人原则、仁义原则更有了明显的阶级性，并把它看做是管理国家的最佳良方。所以，当梁惠王问他治国之道时，他很快地回答说：“亦有仁义而已矣！”〔31〕
2.贵和、和谐原则
人类社会是很复杂的，有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怎么来处理这些关系，使其协调发展呢？儒家伦理提出了贵和、和谐原则。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贵“和”思想早就有记载。《尚书》中，尧帝、周公等人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民”的主张。《左传》提出了“以德和民”。到了孔子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时期。孔子为了维护当时统治阶级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大力提倡“和”。“礼之用，和为贵”〔32〕。在他看来，中庸精神就是“和”的精神。所以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33〕即中庸作为道德是最高的了。为了实现对上“和”，他要求人们做到忠、孝、尊、崇、恭、敬；为实现对平级、平辈的“和”，他要求人们做到忠、恕、信、义、敦、睦；为实现对下“和”，他要求为君、为臣者做到宽、厚、慈、惠。
孔子之后，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对“和”这个治国管理之道，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发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4〕他认为，天时有利，比不上地形有利作用大；地形有利，比不上人和作用大。《中庸》一书对“中和”思想作了进一步地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最普遍的准则。达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各归正位，万物就生育发展，欣欣向荣。
正由于“和”是天下普遍的准则，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用“和”来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宋代范仲淹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35〕明代仁孝文皇后曾提出“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36〕的主张。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家和，国家、社会就能和谐发展。古代谚语曾说：“父子和而家不退，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与各少数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和平发展，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基础上，可以“和亲”、“和戎”、“和解”、“和议”，建立“和约”、“和盟”。七世纪唐代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的“和亲”，就是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一例。
由此可见，“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是社会道德管理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今天，为了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统一、友好、和谐的发展，为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为贵的思想，仍然有它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和”，同历史上与现实中一些无原则地调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倾向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3.惠民、富民原则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孔子曾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作为管理的价值目标。为了达到“安人”的目的，主张养民要惠。他很赞赏子产“其养民也惠”〔37〕的主张。“惠”是“仁”的五个德目之一（恭、宽、信、敏、惠），包括“富之”〔38〕、“使民以时”〔39〕、“因民之利而利之”〔40〕、“敛从其薄”〔41〕，甚至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2〕。他坚决反对残暴的剥削和压迫，反对“苛政猛于虎”〔43〕的暴君。主张“见利思义”〔44〕、“见得思义”〔45〕、“义然后取”〔46〕。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广大民众来说，显然是有一定好处的。
孟子对孔子的“惠民”思想进一步作了发挥，提出了“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47〕。为此，他认为，首先必须实行“制民之产”，使老百姓富足，这样，老百姓就很容易走上从善的道路。“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48〕否则，老百姓没有产业，不能养老养妻小，遇上坏年成，不免要死亡，哪还有闲工夫学习礼义。他认为只有为政者给人民以实利，“推恩”于民，老百姓就会“中心悦而诚服也”〔49〕。这就是“得其心”，“天下可运于掌”〔50〕。
孔孟之后，儒家的“惠民”、“富民”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荀子明确提出了富国富民论。他说：“上下俱富”、“兼足天下”；“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51〕，反对过重税赋， 主张“以政裕民”〔52〕。汉代刘向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53〕。 宋代程颐也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民为本”〔54〕。所有这些思想，对当今管理都是很有启发的。
4.重视教化原则
重视道德管理，必然要重视道德教化，否则，道德管理就不能落实。重视教化，特别是道德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
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主张“为政”必须以“教民”为先。从他所说的“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55〕、“不教而杀谓之虐”〔56〕、“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等，足以看出孔子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的思想倾向。
孟子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对管理的重要性。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57〕就是说，良好的政治比不上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人民畏惧它；良好的教育，人民喜爱它。良好的政治能够得到人民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则能得民心。
孟子以后，荀子等人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在管理国家、社会方面的作用。荀子说：“不教，无以理民性。”〔58〕即不教育就不能整治人民的恶性。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59〕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政治道德的最高准则是教育的根本。有了政治道德的最高准则，然后才从事教育。有了教育，然后国政才能得以治理。国政得以治理，然后人民能够相互劝告勉励为善。人民相互劝勉而为善，然后国家就能富足了。董仲舒说：“古之王者……面南而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60〕宋代李觏说：“立人以善，成善以教。”〔61〕
总之，中国的先哲们认为，教化是治国之本。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当然，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儒家常讲的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廉敬、礼让、自信、勇敢、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等等。这些内容只要我们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对提高我国人民道德水平，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管理者的道德管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道德管理看作重要的治国之方，就必然十分重视对为政者即管理者的道德人格要求，就必然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
从对为政者的道德人格要求来看，儒家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认为，为政者个人品德的好坏，对管理国家，平治天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都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2〕意思是说，为政者本人的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若是他本人的行为不正当，纵是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63〕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64〕治国、齐家关键在修身。荀子对此也作了发挥，他说：“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65〕就是说，在上位者喜好礼义，那么百姓就会私下端正自己的行为；在上位者如果喜好财富，那么百姓就会为私利而去送死。唐代吴兢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66〕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说：“身正而天下正。”〔67〕可见，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对管理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为政者为了使自己的道德人格高尚，最重要的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公正无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68〕。为政的人能以公灭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为政者要“国耳忘家，公耳忘私”〔69〕。去掉私心，天下自然公。第二，勤政尽职。《尚书·无逸》中说：“君子所其无逸。”就是在位的君子，不应该贪图安逸享受。在位一日，就要尽职尽责，“苦心焦思，以日继夜，苟利于国，知无不为。”〔70〕如果“官不勤职，咎有难辞”，从政者不努力，这是不可饶恕的过错。第三，为官清廉。这是管理好国家的根本。为官者当以廉为先。“廉者，政之本也”。唐代武则天说：“廉平之德，吏之宝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为政者只有廉洁，上可以保国，下可以保身。要廉，就必须反对贪污。“贪者，怨之本也。”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贪下必偷。所以，贪污者历来为人民所痛恨，“贪者，民之贼也。”第四，献身国家。忧国忧民，临患不忘国，国事为重，献身国家，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为政者来说，只要能做到忧国忧民、“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国家就有希望，否则，国家就无希望。所以，为政者必须“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除上述外，为政者要使自己品德高尚，还要经常进行修养、学习、恭谨、谦虚、受谏、纳言，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有道德之威”，才能“成乎安强”〔71〕。
从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来说，儒家伦理要求也是很高的。儒家认为，要管理好国家，必须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72〕。“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73〕。所谓“贤人”，就是不仅要具备仁、义、礼、智、信、诚等道德品质，同时还要具备管理的才能。道德和才能缺一不可，尤以前者为重。“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智能者，然后任之”。总之，只有任用“贤人”，国家才能安定，社会风气才能端正。朱熹说：“为政以人才为先。”〔74〕
由于人才对国家兴衰关系重大，所以举贤才就显得十分重要，“功无大于进贤”。那么，怎样来举贤呢？综观儒家的管理经验，主要有：
第一，要知人。为此就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75〕即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看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取的方式，看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样，人的本来面目怎么能掩饰呢？当然，知人之道不光是这些方面，还要“观其志”、“观其变”、“观其识”、“观其穷”、“观其性”、“观其廉”等。切“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要因为某些人能说会道而举荐他们，也不因某些人有些弱点而不采纳他们正确的意见。一句话，不光是观其言，还要观其行，进行实际的考察。汉代王符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
第二，不分亲疏。由于用人关系国家大事，因此，必须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不能以个人恩怨论是非，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要“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76〕，意思是推荐贤人，对外不排斥仇人，对内不偏私子孙。总之，要断绝一切以私情用人的途径，选择重用贤能之人。
第三，不拘一格。用人时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77〕。要“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78〕，就是说，德才兼备的人要破格任用，无才无德的人要立即罢免。不要按出身、资历、年龄去用人，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79〕，意思是说，要根据人才的品德去确定他的职位，根据人才的能力去授予相应的职责。
第四，不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求一个人有全能的本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求一个人没有一点缺点，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选用人才时，如孔子所说：“无求备于一人。”〔80〕否则，就无人才可选。也正因为如此，在使用人才时，要尽可能舍其短而用其长，更要切忌用非所长。如韩愈所说：“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就是要发挥他的长处，不苛求其他方面的短处；看他新的表现，不追究他过去的毛病。同时，要给予充分的信任。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完成治理国家的大业。
儒家这些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和选用各级官吏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今也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局限，他们一些好的想法和主张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注释：
〔1〕〔2〕〔13〕〔17〕〔22〕〔23〕〔24〕〔25〕〔26〕〔32〕〔33〕〔37〕〔38〕〔39〕〔40〕〔42〕〔44〕〔45〕〔46〕〔55〕〔56〕〔62〕〔63〕〔75〕〔80〕《论语》。
〔3〕《慎子·感德》。
〔4〕《韩非子·五蠹》。
〔5〕〔15〕〔16〕《春秋繁露》。
〔6〕《论衡·非韩》。
〔7〕《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8〕孙中山：《本党同志应努力建设》。
〔9〕〔11〕〔14〕〔18〕〔27〕〔28〕〔29〕〔30〕〔31 〕〔34〕〔47〕〔48〕〔49〕〔50〕〔57〕〔64〕〔72〕〔77〕《孟子》。
〔10〕〔69〕《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12〕〔21〕〔51〕〔52〕〔58〕〔65〕〔71〕〔76〕〔78 〕〔79〕《荀子》。
〔19〕《原道》。
〔20〕〔74〕《四书集注》。
〔35〕《岳阳楼记》。
〔36〕《内训》。
〔41〕《左传》。
〔43〕《礼记》。
〔53〕《说苑》。
〔54〕《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
〔59〕《新书》。
〔60〕《举贤良对策》。
〔61〕《教道第一》。
〔66〕《贞观政要》。
〔67〕《读通鉴论》卷十三。
〔68〕《尚书·周官》。
〔70〕《为裴相公让官表》。
〔73〕《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