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漠北论文,世祖论文,宗和清论文,喀尔喀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清太宗和清世祖时期清朝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① 但是，对清朝采取的招抚策略及喀尔喀归附原因仍有讨论的余地，本文试作进一步论述。
一
17世纪30年代，漠北喀尔喀蒙古（以下简称喀尔喀）形成了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落。喀尔喀与后金接触始于天聪九年（1635），该年四月，后金派遣多尔衮等四贝勒率军至黄河河套迫降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在途中察哈尔降人向后金军转交了以喀尔喀马哈撒嘛谛塞臣汗（以下简称车臣汗）、土谢图汗和乌朱穆秦部塞臣济农等三人名义写给后金天聪汗（以下称清太宗）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与后金通使和好。② 清太宗未及回复，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后金军班师途中驻扎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岳托贝勒发现归化城土默特人引导喀尔喀车臣汗部、乌朱穆秦部人与明朝贸易，于是派兵追捕，喀尔喀人闻讯逃走，乌朱穆秦部人、土默特部和明朝的使者被俘。岳托贝勒以归化城土默特部擅自引导喀尔喀人与明朝贸易，处死了其管事大臣毛罕，另委派官员管理该部。③
天聪九年十二月，车臣汗及其属下乌朱穆秦、苏尼特、蒿齐忒、阿霸垓等部首领共同遣使致信清太宗。其信曰：
成吉思汗后裔马哈撒嘛谛塞臣汗等书，奉天下无敌天聪皇帝。我等粗安，想天聪皇帝起居，必极康泰。向者察哈尔胡土库图汗居必不可败之势，今已大破之矣。欲图太平之道，天聪皇帝自有睿裁。但今抚有大宝，必声名洋溢，为天下法，能使彼此政令，如日方升，庶几当时利赖，万世传休。倘蒙睿鉴，以此言为然，愿往来通问不绝，共守盟约，以享太平。④
这是清军袭击其贸易使团后被迫遣使通问，信中没有正面交涉此事。信中称清太宗若以专横跋扈的察哈尔胡土库图汗（林丹汗）为鉴，彼此扶携，则愿往来通问不绝，婉转予以警告。清太宗遣使回信曰：
天聪皇帝敕谕喀尔喀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尔曾谓朕欲图太平之道，自有睿鉴，此言诚是。不知朕凡征伐人国，未有出无名之师，而以贪得为事者。向因明国夙与我为仇，以兵征之，察哈尔汗乃贪明国财币，助之以兵，朕所以声罪致讨。蒙天鉴佑，以察哈尔汗为非，以察哈尔国与朕。今尔又以马鬻于明人，贪其财物，非助明而何。尔之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怀，其讲和事宜，专俟尔等音耗耳。⑤
清太宗反唇相讥，指责车臣汗鬻马于明朝，劝其以林丹汗为戒，“讲和事宜”将视其回复而定。清崇德元年（1636），车臣汗等派遣卫征喇嘛及商贾160多人，偕清朝使者来朝贸易。⑥ 车臣汗回信曰：
马哈撒嘛谛塞臣汗谨奏威服诸国皇帝。凡归顺者与为一体，遣使往来。我等原谓典籍之所首尚，但奉有不合与明国私贸马匹之谕，我等正欲禁止，因见喀尔喀部落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皆往交易，我等效而行之耳。⑦
车臣汗以喀尔喀和厄鲁特（即卫拉特）各部都在与明朝贸易为由，婉言回绝了清太宗的指责。《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车臣汗“遣卫征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⑧ 系误解了信中的外交辞令。
漠北喀尔喀通过土默特部与明朝贸易是沿袭明代旧例。明代，自永乐年间开始，蒙古各部一直与明朝保持着通使贸易关系，其中兀良哈三卫与明朝的贡市一直保持至明亡，“北虏”与明朝的通使贸易于弘治十一年（1498）后一度中断，明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之后恢复。从此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喀喇沁、鄂尔多斯三部与明朝建立了互市贸易关系，在明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等镇互市。至万历后期，漠南蒙古左翼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落亦获得市赏，在辽东镇与明朝互市。漠北喀尔喀和卫拉特两部则以土默特和喀喇沁两部为媒介，在大同、宣府两镇与明朝互市贸易。⑨
天聪元年，察哈尔部林丹汗率部从西拉木伦河迤北西迁明朝宣府、大同边外，兼并漠南蒙古右翼三部。林丹汗向明朝索取察哈尔和内喀尔喀两部原在辽东的市赏，以及右翼三部的市赏，赏银与市本合计约100万两。明朝为利用察哈尔部阻扼后金西进，给其市赏，并开市于大同、宣府。⑩ 林丹汗兼并右翼三部之后，漠北喀尔喀和卫拉特（即厄鲁特，以下同）与明朝的贸易中断。
天聪六年，后金出征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西迁黄河河套迤西。天聪七年，明朝以察哈尔部失去牵制后金的作用，停其市赏。(11) 天聪八年，后金再征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迁往青海，病死途中。林丹汗属部纷纷归附后金，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两部接受后金招抚返回故地，依附于清朝。
天聪八年，喀尔喀左翼车臣汗得知察哈尔林丹汗败亡之后，立即遣使，通过归化城土默特部与明朝联系贸易。(12) 天聪九年正月，车臣汗遣人至明大同镇杀胡口市马。(13) 五月，后金发现后，禁止土默特人引导喀尔喀与明朝贸易，喀尔喀开始直接与明朝贸易。崇德二年四月，车臣汗遣人至明宣府镇张家口卖马，(14) 八月，车臣汗和土谢图汗两部又在张家口各卖马一千余匹，(15) 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则至大同镇杀胡口卖马一千匹。(16) 据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奏文，自崇祯八年（1635）至十年，喀尔喀与明朝交易马匹达5万多匹。(17) 明朝收购喀尔喀马匹，补充战马，同时谋划利用喀尔喀牵制后金西犯。(18)
后金此时正在山海关外全力与明朝作战，所属土默特部无力阻止喀尔喀与明朝贸易，因此写信恫吓车臣汗，试图制止其与明朝直接贸易。而车臣汗一面遣使与清朝周旋，一面继续与明朝贸易。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则不与后金通信使，径自与明朝贸易。
二
后金自与明朝开战以来，失去了与明朝贸易的机会，其辖区内手工业产品极度匮乏。后金军出征察哈尔时，向明朝索取察哈尔的市赏，几次迫使明朝守边将吏在宣府镇张家口、大同镇杀胡口（今山西右玉县境内杀虎口）为其开市贸易。(19) 后金统一漠南蒙古之后，试图以土默特和喀喇沁等蒙古部名义与明朝贸易，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但是，喀尔喀无视其警告，直接与明朝贸易，交易马匹，严重危害到清朝的军事经济利益。
崇德三年正月，清太宗得报，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率众至归化城北，似欲侵犯，立即率军从沈阳亲征。喀尔喀是来与明朝贸易的，并未侵犯归化城，闻清军前来，仓促退走。(20) 清军行至明宣府镇（今河北宣化）边外，得知喀尔喀已退走。清军在宣府边外遇见车臣汗部与明朝贸易的使者，尽夺其所携马驼。(21) 清太宗遣使宣府，责令明朝官员不得与喀尔喀贸易，并索明朝给察哈尔汗的市赏，要求开市。(22) 三月，明朝为避免清军入侵，允准“插部旧夷”（此时已附属清朝的喀喇沁部）在张家口开市。(23) 明朝此前已允许土默特部在大同镇杀胡口互市，至此清朝开始以土默特和喀喇沁两部的名义与明朝贸易。(24)
清军以武力逼走扎萨克图汗的贸易使团，抢夺了车臣汗贸易使团携来交易的牲畜，向喀尔喀左、右两翼宣示了清朝对漠南地区和明朝市口的控制权。扎萨克图汗被迫遣使清朝。(25) 崇德三年七月，清太宗谕扎萨克图汗使者：
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将蒙古诸国悉以与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见在，朕皆抚养，尔喀尔喀当念尔主既在我国，即应归顺，以安其生。今反兴兵构怨，来侵我归化城，甚非尔分所当为也。朕欲平定区宇，理应加兵于尔，尔亦当以加兵是惧，顾不自审量，欲侵犯于我，岂不大可耻乎。想尔之心，以既与我为仇，必奔往征讨所不至之处，偷安旦夕。但尔所能至，我师岂有不能至者乎？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尔等知罪而来则已，否则必不尔宥。(26)
同年秋天，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右翼扎萨克图汗分别遣使清朝，致信清太宗。(27) 扎萨克图汗信中尔我相称，驳斥清太宗劝其归顺之言。崇德三年九月，清太宗回信指责其不自量力，劝其归顺，嘴硬则没有好处，暗示不允许其来贸易。(28) 扎萨克图汗回信后，清太宗于崇德五年再谕扎萨克图汗，讥讽其妄自尊大，不自量力，指责他与原仇人卫拉特和好。警告他：“尔归附我，于我开出的杀胡口关获取珍宝、财物和缎匹享福，若不归顺，将成为卫拉特之掳获。”(29) 并请约定地点交战，一决雌雄。清太宗屡屡威胁出征，迫使扎萨克图汗联络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予以应对。崇德五年八月，扎萨克图汗召集喀尔喀和卫拉特两部首领集会，(30) 建立了军事同盟，以共同抵御清朝的征伐和兼并。但是，各部继续与清朝通使贸易。
在清太宗军事威胁和遣使招抚之下，(31) 原来投附喀尔喀车臣汗的林丹汗属部纷纷转投清朝。崇德二年，乌朱穆秦、蒿齐忒两部来归。(32) 崇德四年，苏尼特和阿霸垓两部来归。(33)
清太宗还采取邀请达赖喇嘛的策略，笼络喀尔喀。达赖喇嘛是蒙古人最崇信的活佛，信徒们都希望拜谒达赖喇嘛，请达赖喇嘛亲自传经授戒，接受摩顶祝福。从1621年开始，青海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和卫拉特等部贵族，多次邀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赴蒙古地区传教，都未成功。(34) 崇德二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率部迁入青海后，曾亲赴拉萨邀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仍未前往。(35)
崇德元年十一月，清太宗派遣察汉喇嘛出使喀尔喀车臣汗，(36) 透露欲遣使邀请达赖喇嘛。崇德二年八月，喀尔喀车臣汗和土谢图汗等人分别遣使清朝，表示喀尔喀三部皆有此意，“乞遣使过我国，同往请之。”(37) 十月，顾实车臣绰尔济喇嘛从厄鲁特派人来内地贸易，准备赴西藏朝佛，清太宗请他给西藏藏巴汗捎信，告知将遣使请高僧。崇德四年十月，清朝派使者赴归化城，等候喀尔喀使者一同赴西藏。但是，崇德三年，清太宗亲征阻止喀尔喀各部与明朝贸易后，喀尔喀拒绝遣使同往，清太宗只好撤回使者。(38)
喀尔喀拒绝与清朝共同遣使之后，自己遣使邀请达赖喇嘛。崇德六年，喀尔喀左翼色钦诺门汗喇嘛及土谢图汗、车臣汗的代表抵达西藏拉萨。(39) 崇德七年正月，喀尔喀左翼“多尔济嘉布”的代表邀请达赖喇嘛赴蒙古传教；(40) 崇德八年正月，喀尔喀右翼俄木布额尔尼珲台吉亲赴西藏，再次邀请达赖喇嘛去蒙古，“他说这也是全体喀尔喀人的要求”。(41) 但是，达赖喇嘛都未回应。
在喀尔喀邀请达赖喇嘛受挫之际，为清太宗捎信的顾实车臣绰尔济（即伊拉古克三喇嘛）带着西藏僧俗首领的信来到清朝。(42) 崇德八年五月，清太宗派使者随顾实车臣绰尔济赴西藏，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清世祖回忆：“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43) 清太宗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实现邀请达赖喇嘛的计划。
三
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掌握了中原的财富资源，其军事实力也得到加强。清廷在全力剿灭农民军和统一南明政权的同时，继续招抚喀尔喀。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和二年正月，清世祖分别致信喀尔喀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两信内容相同。给车臣汗的信曰：
皇帝诏书：谕土谢图汗：荷蒙天眷，已夺夙仇明国之政，遂登大位。吾红缨之人自古为一国，为使大国平安，应统一政体，和睦关系。(44)
对此信内容有两种理解：一说清廷向车臣汗发出了进一步和好的信息；一说是劝喀尔喀上层接受清朝的统治，不要自为一国之意。(45) 笔者以为后者理解正确，这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清世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劝车臣汗归顺。对此喀尔喀两汗都没有回应。
顺治三年春，苏尼特左翼多罗郡王腾机思率部叛逃，投附喀尔喀车臣汗部。这是对清朝招抚喀尔喀政策的沉重打击，若处理不好，不仅喀尔喀不来归附，亦影响漠南蒙古的稳定。五月，清廷派遣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率军追剿。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腾机思若逃至车臣汗硕雷处，“即将硕雷一并取之”。(46) 七月，清军追至漠北土喇河，斩首千余级，俘获八百余人及十几万头（只）牲畜，其中包括喀尔喀人畜。八月，清军又西进，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和车臣汗遣兵阻拦，清军又败之。由于腾机思远徙色楞格河，清军班师。
清军进入喀尔喀左翼境内杀掠人畜，并继续深入，故喀尔喀出兵阻拦。同年，丹津喇嘛属下额尔克楚虎尔与另一楚虎尔台吉抢掠了漠南巴林旗人畜，(47) 他们应当是清军追剿时受害部众的首领，因此报复清朝。追剿未成功之后，清廷以出征和断绝通使贸易相要挟，向喀尔喀索要腾机思。顺治三年九月，清世祖传谕土谢图汗等，擒送腾机思则遣使来朝，否则使来定行羁留。(48)
顺治四年四月，车臣汗、丹津喇嘛分别遣使上书求好。(49) 清世祖谕车臣汗等：
前苏尼特部落腾机思举国来归，朕即以女妻之，又封之为王，优礼恩养。及彼背德叛逃，因命和硕德豫亲王率轻骑追剿，此朕讨叛之师，与尔等何涉，尔乃遣兵迎犯，故天降谴于尔也。朕于此时曲赐优容，即命班师，若果素念尔恶，岂不能乘尔自遭天谴之时，以见在之兵即加征耶。今尔等如欲安居乐业，能擒腾机思等，则席卷其国来献；不能，即当用兵剿灭腾机思，收服其国，则我师亦不烦再遣；傥又不能，可遣尔亲信大臣来质，朕令偏师前往，任彼遁逃何所，亦无难剿之也。朕所以必令尔以亲信大臣为质者，盖以大兴师众，即扰尔国，量遣一旅，又恐尔心叵测之故耳。尔果克遵朕旨，当及未雨雪之时速遣使来，傥尚怀携贰，则不必遣使。(50)
同月，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来信称：“汉人八十万众，原系我攻城敌也，今闻尔已收服，念总属我红缨蒙古所得，甚为喜悦，故去年我曾遣使朝贺。苏尼特向从此处逃去，今又复来归，尔等追逐至此，与伊思丹津拖音、达赖济农合战，我等欲前来分理曲直，未至之先，尔又班师。向来红缨人与我原无仇隙，止因额尔克楚虎尔私掠巴林，欲遣使前来分理曲直，适冰图、阿穆喇古喇库两人至。伊等所言，我已悉知，如以我言为然，可遣使前来，计议妥便，如以为不然，亦惟尔知之而已。”右翼俄木布额尔德尼进贡方物并上书言：“丙戌年之事，闻诸王前来，我等右翼欢忭前往，商议事成，原欲将逃人公议执送，因我左翼两经战败，不能议和。今遣使通好，此地一切事宜，我固可尽力承任也。”(51)
五月，清世祖回信斥责扎萨克图汗干预清朝与喀尔喀左翼的冲突，责其“尔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意欲与我敌体乎？……诚欲通好，尔当遵守礼法，悉改前愆，及此未雨雪之前遣使前来，如不遵旨，可毋遣使”。(52)
又敕谕丹津喇嘛：
前苏尼特腾机思举国来归，尚格格，封王爵，恩养甚优。乃负恩叛去，因命德豫亲王以偏师追逐之。尔出师逆敌，致天降谴。我朝与尔素无嫌隙，而二楚虎尔掠我巴林，今尔如欲安生乐业，可将二楚虎尔所掠巴林人畜等物散失者，照数赔补，见存者，尽行送还，以驼百头，马千匹前来谢罪。倘能遵旨，及此未雪之前，即遣使全送，如不遵旨，可毋遣使。(53)
清廷威胁若不遵旨则不必遣使来，意即断绝通使贸易关系。十一月，扎萨克图汗回信称：
尔命左翼送还苏尼特、巴林之人，并赔补。我们即使在此集会，亦无异议者，并非惧怕尔言而如此，只为大政而欲返还。尔来文称巴林、苏尼特事似与我无干，若我果能议，今即与我定议，若非是实，徒哆口骄言何益。此种污辱之语在家谁不言，言此何益？人不能活百年，声名传万代，若合礼法为一，结姻亲，共邀圣达赖喇嘛，共尊宗教，此乃吾侪生于此世之功德。诸事待日后办理，故多置之未理。吾未思此书之名，依礼而致送。(54)
扎萨克图汗说喀尔喀对返还苏尼特和巴林人畜不会有异议，强调不是因为害怕清朝威胁而欲返还，是为大局考虑，并驳斥了清世祖的讥讽之言。信中将达赖喇嘛抬格，把自己名字与清世祖并列。十二月，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及诺门额真（丹津喇嘛）致信清世祖，称使臣将向清世祖面陈清军追剿腾机思使喀尔喀遭受的损失和喀尔喀抢夺巴林之事。(55)
顺治五年八月初三日，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等按照清世祖“以驼百头，马千匹前来谢罪”的要求，遣使送至。来信称遵谕送去罚畜，巴林人畜则请派人去征取。(56) 欲了结此事。二十九日，苏尼特部腾机特来朝，其返回清朝的具体日期不详。(57) 腾机思兄弟叛逃，付出了沉重代价，仅两年又重归清朝。在清朝给腾机特的敕书中称，腾机思叛逃喀尔喀后无法生存而返回。(58) 此说未必是实，其返回似为清朝给予喀尔喀巨大军事经济压力的结果。从前引右翼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来信以及清朝遣使腾机思劝其返回、宽宥其罪，(59) 喀尔喀又任其返回、不予阻止来看，喀尔喀和清朝之间形成了默契。清朝通过对腾机思的追剿和宽宥达到了威慑喀尔喀和警诫漠南蒙古的目的，喀尔喀没有执送腾机思，亦不失体面。腾机思返回符合清朝和喀尔喀双方利益，而腾机思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返回。
对腾机思叛逃原因《清实录》中有两种说法，一说车臣汗硕雷引诱其叛逃，(60) 另一说腾机思与摄政王有隙叛走。(61) 车臣汗引诱说最早见于顺治六年清世祖请求固始汗助兵征伐喀尔喀的信中，如此说似有委过于车臣汗，以博得同情之嫌。若车臣汗主动寻求与清朝相抗，为什么仅引诱腾机思，不同时引诱乌朱穆秦、蒿齐忒和阿霸垓等部落呢？相比之下，康熙皇帝所说腾机思与摄政王有隙叛走更为可信，车臣汗只是收留了旧部属而已。在崇德年间苏尼特等部叛附清朝时，车臣汗没有向清朝索取，此时有喀尔喀—卫拉特联盟保障之后，才敢收留。虽说喀尔喀卫拉特各部间有了联盟关系，当时清朝已入主中原，各部都欲与清朝通使贸易，和平相处，因此车臣汗主动与清朝寻衅的可能性很小。
腾机思返回后，清廷继续索要巴林人畜，并严密戒备喀尔喀，双方处于僵持状态。顺治五年和六年，两次传闻喀尔喀左翼二楚虎尔来到边界，摄政王调兵防范，准备出征。(62) 顺治五年末，右翼巴尔布冰图台吉又侵袭归化城土默特，劫掠了其马群。(63)
顺治六年四五月，左翼土谢图汗和车臣汗遣使来朝。(64) 七月，喀尔喀丹津喇嘛给清世祖和摄政王来信，称哲布尊丹巴令其主持议和事，喀尔喀左、右两翼已商定议和。(65) 这两封信中将摄政王和清世祖抬格书写，语则称奏。清世祖见左翼已决定求和，为争取喀尔喀全部臣服，于顺治七年三月书谕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伊思丹津喇嘛、俄木布额尔德尼、大小贝子：
尔等若复申盟好，可具书来奏，当报以敕谕。其二楚虎儿所掠巴林牲畜，可即赔偿，以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兴兵之罪及巴尔布冰图驰入土默特杀人之罪，并赔补掠去人畜。自今以后如欲罢兵修好，彼处为首汗、贝勒、贝子誓诸天地，朕仍与之通好，否则遣使无益也。(66)
清世祖提出了喀尔喀称清朝皇帝文书和命令为敕谕，来文称奏，归还巴林及土默特人畜，为首汗、台吉立誓等要求。顺治七年十月，喀尔喀诺门汗等来信回应，表示喀尔喀左翼遣四位台吉及大臣来朝盟誓，文书尊旨称奏。(67) 十一月，清廷又遣使敕谕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丹津喇嘛、俄木布额尔德尼、大小执政台吉：
尔等众使臣与诺门汗同来，讲睦通好，究无定议。朕自一统天下，凡有征讨，从不欲无故加兵于无辜……今尔等如欲复通盟好，尔等表来，我以敕往，二楚虎尔所掠巴林牲畜如数偿我，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并赎巴尔布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嗣后，尔等如欲罢兵，永通和好，尔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欲和则和，倘有一二固山贝子不愿和好，自与尔诸贝子愿和好者无与，如我问罪于彼，尔亦不得相助，其修好诸贝子，宜照定例，每年各按旗进贡一次，每旗下贝子合进驼一只，马八匹，遣大臣朝见，朕亦照定例赏赉。此外，遣使贸易，各从其便。尔等如遵朕命，则尔众贝子可遣大臣来朝，否则毋遣。(68)
信中重申前信内容，此外，对一些不愿和好者施加压力，许诺议和者各旗每年纳九白之贡，给予赏赐，遣使贸易，各从其便。威胁不遵命则不要遣使。
顺治八年八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车臣汗遣使来贡。(69) 九月，清世祖谕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巴布）、丹津喇嘛、大小贝勒等曰：
尔等岁贡牲畜七十二头只已经收纳。至巴林人畜因不能赔偿，止以马百匹、驼十头赎罪，是尔等无归附之意，故尔如此。今若归我巴林人口，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其牲畜自当宽免。如遵朕命，则为首四旗岁贡自当收纳，其诸小贝子各自贡献俱行停止。倘不归我巴林人口，不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则尔等使臣可勿遣，岁贡可勿献。兹将尔等赎罪马百匹、驼十头发还。(70)
清世祖收取了喀尔喀72头岁贡牲畜，但是，仍索取巴林人畜，退回了其所献罚畜，指出若归还巴林人畜，为首贝勒人觐，罚畜可免，否则不必遣使。
在此期间，清朝邀请达赖喇嘛之事有了进展。崇德八年九月，和硕特部固始汗主动推荐，“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71) 顺治三年十月，达赖喇嘛和固始汗遣使贺清朝入主中原。清朝入主中原，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无论从和硕特部与清朝的关系，还是青藏高原地区与内地贸易的考虑，此时都有必要加强相互关系，达赖喇嘛朝觐的条件成熟。顺治五年，清朝再次遣使邀请达赖喇嘛。(72) 顺治六年八月，达赖喇嘛回复，“于壬辰年（1652）夏月朝见”。(73) 顺治九年十二月，达赖喇嘛如期而至。清世祖以往迎达赖喇嘛事咨询满汉大臣时说：“傥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最终清世祖以田猎为名，迎见于南苑。顺治十年，清廷给达赖喇嘛封以名号。达赖喇嘛朝觐和接受封号就是承认了清朝皇帝的地位。五世达赖喇嘛朝觐对喀尔喀的影响很大，对其归附清朝起到了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清世祖还通过分化喀尔喀与卫拉特的关系，向喀尔喀施加压力。卫拉特各部自清初以来与清朝通使贸易，往来密切。(74) 巴图尔珲台吉、鄂齐尔图台吉等在与清朝往来的信中称清朝皇帝来信为敕，自称奏。(75) 顺治六年八月，五世达赖喇嘛允诺朝觐之后，清世祖写信给卫拉特各部首领，请他们出兵攻击喀尔喀，或断绝与喀尔喀的关系。十月，清世祖给和硕特部固始汗信中说：“朕前此遣使，尔诺门汗云，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征讨，我当以兵助之。朕非因兵力单弱，求援于尔，因尔有前言，故使尔闻之。今尔若践前言，出兵相助，誓不误期，可以定议报我，如不欲出兵，亦定议来报。”(76) 又给固始汗之子峨木布车臣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及其孙子墨尔根济农等人去信说：“诺门汗曾对［我们］使臣说：‘我老了，但我诸子和兵未老，凡征讨时我们以兵相助。’你们将如何？”(77) 顺治七年四月，清世祖致信和硕特部鄂齐尔图台吉：“尔等既已效顺，倘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尔其思之。”(78) 顺治八年十月，清世祖又谕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尔部落原与本朝和好，及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败好获罪，逃入尔地，尔等遂擅自收留。朕异日兴师问扎萨克图汗之罪，何分喀尔喀、厄鲁特，大兵一临，彼此必构大衅。尔或将扎萨克图汗击破来奏，或将扎萨克图汗逐回原地，则彼此不失旧好，倘代人受过，殊非所宜，尔其审计之。”(79) 所谓扎萨克图汗和俄木布额尔德尼逃入巴图尔珲台吉境内似为传闻，只是以此分化喀尔喀与卫拉特的联盟关系。对清世祖的请求卫拉特各部都没有回应。
喀尔喀部既欲与清朝通使贸易，又欲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迫不得已之下，在文书词语、朝贡方面做出了让步。有关巴林人畜及罚畜，他们认为清朝追剿腾机思亦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可以相互抵消，另外巴林人畜已散亡，难以收集，(80) 故一直拖延。喀尔喀也不情愿派台吉朝贡盟誓。顺治九年，清世祖再次敕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首领。五月，清世祖谕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及大小台吉：
前因尔等表请通好，毫无定议，曾两经晓谕，又面谕尔来使车臣卓礼克图等，亦如前谕，朕意本欲和好，故命尔等归还所掠人畜，贡献所罚驼马，并为首贝勒、贝子、头目来朝赎罪。乃尔既不来朝，又不归还人畜，贡献驼马以赎罪，反遣车臣卓礼克图，以我留鲧登顾实牲畜为词，是何心也。且尔一面通市，一面犯边，尔时来人本应即加诛戮，我犹格外宽容，但不纳尔使，仍纵之还。朕仰承天眷，统一四海，尔亦自知仅存弹丸之地，勿恃荒远，勿听尔属下奸人之言，至陨尔绪，朕今开诚谕尔，自古以来惠迪吉，从逆凶，上天报施不爽，尔之所知。今若速还我人畜，献所罚驼马，遣为首贝勒、贝子、大臣来朝则已，不然致有后悔，自贻伊戚，我何与焉。可速定议，毋得迟疑，以坠尔基业。(81)
十一月，又谕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等：
尔等为四九牲畜来奏，辄言从前赏例太薄，我等再不来贡，又言逃人有在贝子、大臣讲和以前去者，有在后去者，逃人往来私行，何以称和等语，又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种种违谬，朕故不复遣使。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以方物来贡，朕酌量赏赉，即云微薄，亦宜奏请增益，乃辄言赏赉如前，则九畜不贡，尔等将欲构衅乎。且尔既不归我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又复不至，尚何可言。若尽还我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前来，视同一国，誓言修好，始可候旨定夺。若不遵信誓而为此大言，是尔等终无诚心，不愿修好也。朕荷天眷，统一四海，尔弹丸小国逼处一方，慎勿恃道里辽远，听奸邪言词，以败和好。朕开诚相示，自古以来曲者曲，直者直，悉听天鉴。今尔速将所有我国人畜并额贡驼马遣为首贝勒、贝子、大臣来觐则已，否则后悔，自贻伊戚，于朕无预，可亟详虑裁处，勿更延缓也。(82)
顺治十年，清朝派遣理藩院侍郎毕哩克图前往喀尔喀查看巴林被掠人畜，土谢图汗衮布等“匿不尽给”，(83) 未能全部收回。清世祖见喀尔喀仍不顺从，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将以往威胁之言付诸实际。七月，任命多罗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统兵戍防归化城。(84) 下令在喀尔喀归还巴林人口和派遣为首台吉来朝之前，严禁其使者来朝贸易，来者尽行驱逐。(85) 清朝驻兵归化城阻绝喀尔喀通使贸易并防止其因此侵扰，同时对喀尔喀形成了威胁。自顺治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清朝几次拒绝喀尔喀左、右两翼首领使者和商人入境。(86)
顺治十年初，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下贲塔尔等四台吉率所属1070户来归。(87) 六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等来信请还逃人，或以逃人顶替所掠巴林人畜之数，发还其余之人。(88) 清世祖予以拒绝，指出只有全数归还巴林人口、进本年常贡、遣台吉来朝，才能答应今后不收留逃人，现已收留者决不遣返。(89) 清朝收留逃人，又成为对付喀尔喀的重要手段，此事对喀尔喀危害很大。
顺治十一年三月，清世祖又谕丹津喇嘛：“今可将尔处所有巴林人口作速送来。为首四贝子为请免牲畜来朝，若有不从者，即云某贝子不从，只率从命贝子偕来，即三旗贝子皆不从，尔亦来奏闻。倘不出此，若再有使来，亦不容入也。”(90) 令议和态度积极的丹津喇嘛遣台吉来朝，以分化左翼各部。
清朝的强硬措施很快见效。顺治十二年初，喀尔喀右翼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等遣使“以从事抢掠巴林部上表引罪，并求和好，进献马驼”。(91) 喀尔喀左翼亦派遣额尔德尼诺穆齐等四台吉“以侵掠巴林，遵旨服罪来朝，并进岁贡马驼”。(92) 五月，清朝遣使谕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称根诺颜等：
曩因尔等抗违谕旨，故数次不纳来使。今尔等遵奉朕言，诚心引罪，遣额尔德尼诺穆齐、门章穆尔根楚虎尔、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四台吉，岁贡来朝。朕不咎既往，朕将应还巴林缺少人畜悉从宽免，兹特遣大臣前来。尔等可以修好之故，面坚盟誓，每岁照常额进贡，交通贸易，朕亦不靳赏赉。既盟之后，尔逃人至此，亦不收纳，仍行送还。若不修好坚盟，即进贡，朕亦不纳，逃人至此，仍命收纳，且加恩养。尔其识之。(93)
清廷宽免了巴林缺少牲畜，派出使臣，要求其首领与清朝使臣盟誓。十二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岱青台吉等与清朝使臣盟誓后，遣台吉至京师，清朝命多罗安郡王岳乐与喀尔喀台吉在宗人府盟誓。(94) 双方盟誓之后，清朝撤回了驻防归化城的清军。(95)
喀尔喀左翼盟誓后，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太宗敕谕右翼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等送还巴尔布冰图所掠人畜，遣为首台吉来朝认罪。(96) 顺治十四年正月，喀尔喀右翼毕席勒尔图汗等亦遣四位台吉来朝。(97) 二月，清世祖谕喀尔喀部落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坤都伦伊尔登曰：
前因尔等抗不遵旨，故不纳尔来朝使臣。今尔等既遵谕旨，遣冰图台吉、巴图鲁台吉、额尔克卓礼克图台吉、额尔克巴图鲁台吉等诚心认罪，进贡驼马来朝。朕不念旧恶，将驼马发回。其从前杀掠人口、劫夺牲畜之罪，悉行宽宥。今尔等可于朕所遣大臣前修好伸誓。自誓之后每年照定例进贡贸易，朕仍加轸恤，恩赏弗绝。尔处有逃来之人，亦不收纳。如不修好伸誓，无庸入贡，当仍收尔逃来之人，加以富贵恩养也。(98)
顺治十六年四月，喀尔喀右翼首领盟誓毕，并遣使进岁贡。(99) 顺治十二年清廷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此八扎萨克，每岁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100) 十七年改定，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三汗贡九白，其余管旗汗、贝勒及台吉、为首大臣、喇嘛等许其来京进贡，小台吉和喇嘛不许入境，只准在归化城交易。(101)
综上所述，清太宗和清世祖虽然屡次以征伐威胁喀尔喀，其实采取了招抚策略。通过威胁出征、禁止通使贸易、延请达赖喇嘛，分化卫拉特喀尔喀联盟、收留逃人等诸多措施，最终迫使喀尔喀与清朝确立了政治附属关系。清廷每次敕谕喀尔喀必有“可毋遣使”、“无庸入贡”之语，以禁止通使贸易相威胁；对喀尔喀而言，通使贸易是其与清朝往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最终依附清朝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与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综合经济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分工交换关系，北方游牧民族需要通过贸易获得中原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及农产品。(102) 在明末清初，蒙古人除日常生活之外，其宗教活动也需要大量内地产品。17世纪中后期是蒙古各部赴西藏从事宗教活动（“进藏熬茶”）的高潮期，蒙古人赴西藏之前都要来内地贸易，以牲畜和皮毛交易金、银、绸缎、布帛、茶叶等物，赴西藏奉献给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活佛以及各寺院的喇嘛。蒙古贵族有时一次给达赖喇嘛奉献白银上万两，绸缎几千匹。(103) 清朝与喀尔喀从最初接触就围绕经济贸易问题发生冲突，清廷深知经济贸易对蒙古各部的重要性，除在顺治十年至十一年之间为迫使喀尔喀臣服暂时禁绝之外，一直没有中断其通使贸易，保持接触，不激化矛盾，从长计议。
喀尔喀为保持与内地的经济贸易联系，最终答应了清朝的要求，在政治上依附清朝，不过当时仅限于朝贡和文书礼仪。后来喀尔喀内讧，清朝开始干预其内政。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之后，喀尔喀完全归属清朝，成为外藩。
责任编审：李红岩
注释：
① 主要成果有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齐木德道尔吉：《腾吉思事件》，宝音德力格、乌云毕力格、齐木德道尔吉主编：《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6—145页；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② 《清太宗实录》卷23，天聪九年五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6页；齐木德道尔吉：《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③ 《清太宗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庚辰，第317—318页。
④ 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太宗朝》卷26，天聪九年十二月癸未，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⑤ 《清太宗实录》卷27，天聪十年二月丁丑，第349页。
⑥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Ⅶ《太宗4》，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东京：东洋文库，1963年，第1434页。
⑦ 《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辛亥，第403页。
⑧ 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卷53《喀尔喀车臣汗部总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4册，第545页。
⑨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248—249页。
⑩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03页。
(11) 《监视宣大镇太监王坤题本》，崇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内称：“大同屡报插酋已赴归化城索赏，奉旨拒绝矣。”（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1930年，第748—739页）
(1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7《请定市马茶米面疏》，崇祯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王锺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集部第69册，第121页。
(13)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7《边情疏》，崇祯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9册，第123—125页。
(14) 《兵部题行“宣府巡抚刘永祚塘报”稿》，崇祯十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549页；卢象昇：《卢忠肃公文集》卷7《类报边情疏》，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元年卢氏家祠刻本，第26—27页。
(15) 《兵部为张家口马市倍加防备务保无虞事题行稿》，崇祯十年八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合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57件，第489—497页；《兵部为张家口守备禀报马市已竣日期事行稿》，崇祯十年九月初八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6册，第1999件，第1—7页。
(16) 《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为大同巡抚塘报夷情事题行稿》，崇祯十年八月十一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5册，第1960件，第18—26页。
(17)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3《庸材实员任使疏》，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9册，第357—358页。
(18)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0《覆宣督驭彝当求远略疏》，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9册，第317—318页。
(19) 《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六年六月庚午、己卯、戊子、甲午、癸巳，第164—166页。
(20) 《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正月庚辰，第527页；二月丁酉、癸丑，第532—533页。
(21) 《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三月甲戌，第537—538页。
(22) 《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二月壬戌，第534—535页。
(23) 《兵部为接到宣大总督卢象升塘报事属机密原封进呈请旨事》，崇祯十一年三月初九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册，第2192件，第322—326页；《宣府巡抚刘永祚题为报市口暂闭请善后机宜事题本》，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31册，第2373件，第443—444页；杨嗣昌：《崇祯皇帝召对笔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9册，第702页；《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五月庚辰，第616页。
(24) 达力扎布：《清朝对右翼蒙古万户的政策及其背景》，《明清蒙古史论稿》，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47—259页。
(25) 《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三月庚午，第537页。
(26) 《清太宗实录》卷42，崇德三年七月丁卯，第552页。
(27) 《清太宗实录》卷43，崇德三年八月壬子，第568页，九月庚辰，第575页。
(28) 崇德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崇德帝驳斥扎萨克图汗称六万蒙古之部分在其辖下之谕旨》，齐木德道尔吉、吴元丰、萨·那日松主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5—257页。
(29) 《崇德帝斥责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言行并约定会盟日期之敕谕》，崇德五年三月初八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1辑，第269—275页。
(30) 参见宫脇淳子：《ガルダソ以前のオイラツト——若松説再批判——》，《東洋学報》第65巻，第1、2号，1984年；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第8页；达力扎布：《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会盟的召集人及地点》，《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81页。
(31) 《清太宗实录》卷27，天聪十年二月丁丑，第349页。
(32) 《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二年十一月丁丑，第516页；卷40，崇德二年十二月戊午，第520页。
(33) 《清太宗实录》卷49，崇德四年十月庚寅，第651—652页。
(34) 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陈庆英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67、82、120页。
(35)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148—149、155—156页。
(36) 《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甲子，第406页。
(37) 《清太宗实录》卷38，崇德二年八月辛丑、庚戌，第497—498页。
(38) 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39)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178、195页。
(40)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182页。
(41)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196、202页。
(42) 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43)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第530页。
(44) 《顺治帝为敦促政体归一颁给玛喀萨玛迪车臣汗之敕谕》，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2辑，第61页；《顺治帝为敦促政体归一颁给土谢图汗之敕谕》，顺治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2辑，第56页。
(45) 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3页；姑茹玛：《入清前（1691）的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8年，第56页。
(46) 《清世祖实录》卷26，顺治三年五月丁未，第218页。
(47) 《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壬辰，第369页；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14页。
(48) 《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九月己未，第236页。
(49) 《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丙子，第258页。丹津喇嘛（亦译为伊思丹津托音或伊思丹津喇嘛，号诺门汗），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人，图蒙肯次子，清初所封喀尔喀八扎萨克之一。
(50) 《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丙子，第258页。
(51) 《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丙子，第258页。达赖济农即车臣汗硕雷。
(52) 《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乙巳，第262页。
(53) 《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乙巳，第262页。
(54) 《扎萨克图汗为政体一致延请达赖喇嘛事致顺治帝文》，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2辑，第366—367页。
(55) 《喀尔喀汗等为苏尼特巴林之事致顺治帝书》，顺治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2辑，第368—369页。信中把清朝皇帝抬格，称奏。
(56) 《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乙未，第317页；《外喀尔喀二汗等以巴林人畜之事奏请顺治帝书》，顺治五年吉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3辑，第15页。信中把清朝皇帝抬格，称奏。
(57) 《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辛酉、丁丑，第321、322页。
(58) 《顺治帝以苏尼特部腾机思病故准其弟腾机忒承袭多罗郡王之诰命》，顺治五年九月十六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3辑，第23页。
(59) 《王公表传》卷36《原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腾机思列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第452页。
(60) 《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壬辰，第369页。
(61) 《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戌，第558页。
(62) 《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癸未、十二月辛卯，第331页；卷46，顺治六年十月辛丑，第371页，十一月癸酉，第373页。
(63) 约在顺治五年末至六年初之间侵袭，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19页注23。
(64)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丙辰，第349页；卷44，五月乙酉，第354页。
(65) 《七旗喀尔喀诺颜为论政体一致事致皇叔父王文》、《七旗喀尔喀诺颜为论政体一致事致顺治帝书》，顺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3辑，第64—67页。
(66) 《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三月甲子，第382—383页。
(67) 《清世祖实录》卷50，顺治七年十月乙巳，第401页。
(68) 《清世祖实录》卷51，顺治七年十一月辛未，第403—404页。
(69) 《清世祖实录》卷59，顺治八年八月壬子，第464页。
(70) 《清世祖实录》卷60，顺治八年九月己丑，第476页。
(71) 《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第35—36页。
(72) 《清世祖实录》卷39，顺治五年五月甲申，第310页。
(73) 《清世祖实录》卷45，顺治六年八月丁酉，第361页。
(74) 达力扎布：《清朝初期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5—164页。
(75) 达力扎布《清朝初期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中相关信件的原文转写和译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第145—164页。
(76) 《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月壬辰，第369页。
(77) 《顺治帝令鄂木布卓里克图巴图鲁济农等出征喀尔喀之敕谕》，顺治六年四月初七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3辑，第90—92页。
(78) 《清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四月乙未，第387页。
(79) 《清世祖实录》卷61，顺治八年十月辛酉，第479页。
(80) 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17页。
(81) 《清世祖实录》卷65，顺治九年五月甲申，第507—508页。
(82) 《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第550页。
(83) 《王公表传》卷45《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总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第499页。
(84) 《清世祖实录》卷77，顺治十年七月辛酉，第610页。
(85) 《清世祖实录》卷78，顺治十年九月癸卯，第616页。
(86) 《清世祖实录》卷82，顺治十一年三月庚戌，第646—647页；卷91，顺治十二年五月戊子，第717页；卷107，顺治十四年二月辛卯，第841页。
(87) 《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二月甲子，第574页。
(88) 《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丁未，第598页。
(89) 《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庚申，第600页。此前顺治六年车臣汗下五十户来降；顺治八年蒿齐忒部落台吉噶尔马撒望兄弟率所部一千三百五十人来归，见《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二月癸巳，第340页；卷52，顺治八年正月己酉，第406页。
(90) 《清世祖实录》卷82，顺治十一年三月庚戌，第646—647页。
(91) 《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甲寅，第700页。扎萨克图汗素巴第于顺治七年去世，子诺尔布嗣，号毕席勒尔图汗。
(92)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辛酉，第714页。
(93)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五月戊子，第717页。
(94) 《清世祖实录》卷96，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丙子，第754页；《多罗信郡王多尼等题请信郡王安郡王内选派一人与喀尔喀土谢图汗等盟誓本》，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1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4—166页。
(95) 《钦定八旗通志》卷129《原封和硕安亲王岳乐》，李洵等主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册，第2193—2194页。
(96)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五月壬寅，第718页。
(97) 《清世祖实录》卷106，顺治十四年正月庚午，第833页；卷107，顺治十四年二月辛卯、庚子，第841、842页。
(98) 《清世祖实录》卷107，顺治十四年二月辛卯，第841页。
(99) 《清世祖实录》卷125，顺治十六年四月甲寅，第972页。
(100) 《清世祖实录》卷95，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第946页。
(101) 《清世祖实录》卷143，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己亥，第1102页。
(102) 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2版，“序言”；亦邻真：《内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问题》（蒙古文），《蒙古史研究》第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4—149页。
(103) 蔡家艺：《蒙古进藏熬茶浅议》，《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