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屠杀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铁证如山，在历史上早已定案。是否坚持这一定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政治基础。与此相联系，需要从史学的角度不断地发掘这一事件的史料，加以深入地研究。60年来，中外有关人士及历史学者，对这一历史事件从未停止过研究和论争，研究工作由浅入深，由自发的、单个人的研究发展到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切悼念60年前遇难的30万同胞时，有必要回顾总结以往的研究工作，分析当前的研究现状，明确今后的研究任务。为此，谨以此文参加讨论。
一、历史回顾
60年来，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定案时期，其间形成了第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档案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30年代末，随着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国内外最早出现了一批纪实性的新闻报道、影像、专著等资料，它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有力佐证，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一批珍贵资料。
（1）中外记者当年现场的新闻报道。
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有美、英等外国记者，如都亭、斯蒂尔、史密斯、麦克丹尼尔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等。他们目睹了日军暴行后，分别在《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上进行了揭露。其中最早将南京大屠杀消息报道出去的是美国记者都亭。1937年12月18日，他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的消息，世界舆论哗然。随即英国《每日电讯》、苏联《真理报》等也相继作了一些报道。
在国外新闻媒体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国内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道，仅《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至5月间，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
（2）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的书信、日记和影像资料。
当年留在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曾把亲眼目睹的暴行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下来，用书信的方式告诉亲友。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把这些资料汇编成《国军暴行纪实》（英文版）。此书的中文版（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已是很难做到的……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极其秘密地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把马吉牧师的胶片从南京秘密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制作了四部拷贝，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它向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这部影片1991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成为留存至今的当年现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当年留在南京，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日军暴行后逃出南京的军民们，以日记、纪实等形式，多方面地揭露了日军的血腥暴行。其中发表的有《陷都血泪录》〔1〕、《陷京三月记》〔2〕、《沦京五月记》〔3〕、《血泪话金陵》〔4〕、《地狱中之南京》〔5〕，等等。
（二）40年代中期，随着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和确认，形成了一批审判档案资料，亦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一手资料。
战后，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审理。该法庭对此案的审判形成了一批重要档案资料，如：起诉书；100多份庭审调查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材料；中外证人伍长德、梁廷芳、马吉、威尔逊、史密斯、贝茨等人的证言；检察与被告法律双方的对质辩解词；松井等人的自述词；以及长达1218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书》中关于“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决词等等。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法庭调查了1250名受害人及当年留在南京目睹日军暴行的外籍人士史密斯、贝茨（又译作贝德士）等证人，取得证词。法庭取得了当年红十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的报告、表册，以及伪南京督办高冠吾为丛葬于灵谷寺无主孤魂墓所立碑文。法庭在中华门、雨花台等地，发掘了坟冢五处，起出被害人尸骨头颅数千具、取得了经法医验明填具的鉴定书等材料。法庭还收集了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的屠杀照片16幅及实地摄制的屠城电影等罪证。法庭有审判战犯谷寿夫、向井敏明等人的起诉书、判决书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阶段：60～70年代，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撰写编辑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为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
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曾组织部分学生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难得的资料和照片，于1962年写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内部出版）。该书约4～5万字，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暴行，资料内容虽不十分丰富，但对从学术方面开展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日本国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直是实行新闻舆论封锁。因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前，日本国内绝大多数人几乎从未听说过这件事。直至7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
1967年，新岛良友先生在访问南京后，首次发表了几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之后，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编著了《近代战史之谜》〔6〕，其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南京大屠杀事件。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访问中国，对遭受日军暴行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收集了许多挡案资料和照片，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之旅》，并在《朝日新闻》连载，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注意。这时，洞富雄教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作《南京事件》〔7〕和两卷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出版。至此，被封闭了数十年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才开始得以暴露在日本人民面前。
第三阶段：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引发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论争，南京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全面、深入的研究，收集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研究工作进入了系统化阶段。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侵略”中国篡改为“进入”中国，以达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目的。这一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同胞建馆、立碑。从1983年11月起，南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史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首先，组织力量广泛地征集史料。
一是多方征集了历史资料。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全市、全省、全国各大城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及有关中外人士普遍发函，建立联系；发现线索后，派专人重点专访，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征集工作，成效显著。征集到的史料主要有：（1）以“两个法庭”为主的档案资料；（2）当年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报刊图书资料；（3）当年日军屠杀的现场图片、影片资料；（4）日本军方当年编印的《支那战迹》等一批日本方面的资料。
二是普查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从1984年3月开始，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首次开展了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普查工作，发现仍健在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共1756人。同时还发现了不少集体屠杀和受害深重的证人。其中，有中山码头集体屠杀的幸存者刘永兴，草鞋峡集体屠杀的幸存者唐广普，煤炭港集体屠杀的幸存者陈德贵、潘开明；有一家九口人被日军屠杀七口人的夏淑琴；有反抗日军强暴的李秀英等等。对已调查的幸存者，编印了见证人花名册，填写了受害登记表。对一些重要的见证人，均作了专访记录，身上留有伤疤者，还拍了伤痕照片。
三是访问了曾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1）对1946年中国方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一些人员进行了走访。他们是：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向哲俊，原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噢，首席秘书裘劭恒，秘书兼翻译周锡卿和高文彬、张培基，中国法官梅汝璈（已故）的秘书杨寿林等。杨寿林慨然提供了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实况的照片册一本，共有照片141张，为研究东京审判提供了重要见证资料。（2）1984年9月，经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人员叶于康介绍，始知他的父亲叶在增先生当年曾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担任审判工作，现居住在九江。南京立即派专人访问，得知他就是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承办法官，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其次，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和学术专著，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8〕、《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9〕《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0〕、《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1〕。另外，拍摄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影片。这些成果都显现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的特点。
此外，在80年代，其他地区和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出版了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论文、专著等。
第四阶段：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和公布，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逐步深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0年代末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德等国，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主要有：（1）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于1938年3月4日致德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2）1991年，在美国重新发现马吉牧师当年摄制的日军暴行纪录片。（3）1991年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吴生（即费奇）的日记和书信，在此之前的1985年10月发现了当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魏特琳的日记，1995年2月发现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他们三人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暴行。（4）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贝茨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5）1994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电报中，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如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省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电文中述及日军在南京等地屠杀30万人的事实。（6）1994年，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日本满铁档案中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其中关于埋尸的数字与中国南京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数字完全一致。（7）1987年，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公开发表了当年所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此前后，还有其他日军官兵的手记、日记公开面世。（8）1996年12月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它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拉贝日记及所摄照片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又一铁证。
在获得新资料的基础上，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近十年来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编辑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其中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1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13〕、《南京大屠杀图证》〔14〕、《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15〕、《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16〕、《血证》〔17〕、《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18〕、《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南京大屠杀》〔19〕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国人证言集》〔20〕也将于年内出版。
近年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深入发展的特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所撰写的《日军16师团在南京下关的屠杀》一文，从大屠杀的整体到具体的个案进行了探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先生，从认真查考各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原始记录入手，对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大量确凿的根据，论证了日军屠杀我30万同胞的历史事实，等等。
在对南京大屠杀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出现了一批起直观教育作用的影视、文学作品。这里特别要提到三部电视纪录片，它们是：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上、下集），南京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8集），吉林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秘密档案》。文学方面，有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周而复的小说《南京的陷落》等。电影方面，除原有的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屠城血证》外，又有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导演吴子牛）、《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导演牟敦蒂）问世。电视剧方面，有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带弹孔的银元》以及电视音乐片《心祭》等。
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发表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8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还表现在：
（一）国内外相继成立了一批地域性的、松散型的研究机构，从个人的分散研究转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从一般的、表层的研究转向个案的、深入的研究。
在美国，成立了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组织，团结了一大批美籍华裔学者。他们召开学术研讨会、拍摄电视片、出版书籍，成果卓著。他们还经常组织活动，广泛宣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如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为了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广泛收集资料，终于找到了《拉贝日记》。1996年12月12日，在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拉贝日记》由拉贝的外孙女舒拉·赖因哈特夫人向世人公开。由尹集钧、史咏编著的《南京大屠杀》画册，是一本用英文对南京大屠杀作全面介绍的图片集，让西方读者增加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了解。
在日本，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等组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会的成员有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吉田裕等二十余人，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成果累累。除各类文章外，由这个组织成员编写的有关南京大居杀的著作已有几十部。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藤原彰）、《南京大屠杀之证明》（洞富雄）、《通向南京之路》（本多胜一）等等。日本学者小野贤二先生收集整理了很多原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进行个案的研究，他所撰写的《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下的屠杀》一文，以充分的事实作根据，揭露了日军某部在一个具体地区所犯的暴行，把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研究南京大屠杀真相全国联络会”以及“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他们在日本树立南京大屠杀的碑，成立南京大屠杀史料陈列馆，举办南京大屠杀暴行展、绘画展，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演讲，批驳日本右翼人士否认历史事实的荒谬言论。
在中国的香港，成立了“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等组织，每年的十二月都组织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台湾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也颇具特色，李恩涵先生撰写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令问题》、《日军南京大屠杀所涉及的战争国际法问题》等，均有独到的见解。
在南京，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后，对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馆团结了很多专家学者，并在编印的《简报》上不定期地刊登研究信息、学术动态，该《简报》被国家定为“永久性保存资料”。1995年，南京又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目前会员已达到一百余人。学会成立后，组织了东京军事法庭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五十周年座谈会和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该会成员高兴祖对大屠杀的总体研究，孙宅巍对中国守军人数、埋尸数字的研究，都很有深度。
（二）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在激烈论战中发展。
从7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真实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种论战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三个学派：
一是“虚构派”。人们把否定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日本右翼人士称为“虚构派”或“幻想派”，其代表人物有铃木明、山本七平、田中正明，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幻想》、《日本人与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后，田中正明迅速在《正论》杂志上抛出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挑衅性文章。
二是“肯定派”。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等为代表，采取尊重历史、揭露屠杀真相、维护日中友好的态度，认为侵华日军确实进行过大屠杀。他们与右翼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洞富雄可以说是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泰斗，他继《近代战史之谜》、《南京大屠杀（决定版）》之后，又推出了《南京大屠杀之证明》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藤原彰在他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严厉批评了那种不把这部分死难士兵列入被屠杀人数的做法。本多胜一撰写了《笔杆子的阴谋》，对铃木等人的谬论一一予以批驳。“研究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编写了《南京大屠杀》，笠原十九司撰写了《南京安全区的百日》，津田道夫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肯定派”的研究成果显著，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派。
三是“过小损失派”。在“虚构派”破绽百出的情况下，以秦郁彦、板仓由明为代表的“过小损失评价派”（也称“中间派”）粉墨登场了。80年代初。板仓由明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把被日军屠杀的人数推定为13000人。接着，拓植大学教授秦郁彦出版了专著《南京事件》，他所推算的日军屠杀人数也只有38000—42000人。而且他认为，对“败兵”、“投降兵”的杀害是正常的战斗行为，对老百姓中所谓“便衣兵”的杀害是对他们抵抗行动的“处刑”，不能算作非法屠杀〔21〕。一些学者指出，“中间派”通过宣扬其“非大屠杀”，而使人们以为“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一种巧妙的否定屠杀论。
在激烈论战中，“肯定派”注重挖掘新的证据，以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1984年、1987年，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曾两次到南京实地调查，访问幸存者，查阅档案资料。1985年发现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是又一重要证据。其后《罗森报告》、《拉贝日记》等一大批新资料陆续被发现，有力地打击了“虚构派”和“中间派”。
二、目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1、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称谓及其涵盖的主要内容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至今出版了很多著作，有的称之为“南京大屠杀”，有的称之为“南京事件”。日本著名学者洞富雄教授在定本《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指出：“现在一般通称的‘南京大屠杀’，我通常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事件’”〔22〕。我们认为，这种界定是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如果仅仅称之为“南京事件”，容易与发生在南京的其它历史事件相混淆，不宜采用。
“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名称，不仅仅指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而且包括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强奸、抢劫、焚烧破坏等方面的暴行，或简称为“杀、烧、淫、掠”。在这些暴行中，最主要的是对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疯狂屠杀，包括集体屠杀和零散屠杀。
2、关于南京沦陷前的人口问题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南京沦陷前的人口只有20～25万人，由此推断日军屠杀30万人根本是无稽之谈。这是把安全区的人口当作南京全城人口。事实上，当时面积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仅占南京城区面积的八分之一。由于通讯闭塞、恋家、无力在安全区内找到住房等种种原因，还有许多人举家住在安全区以外的城区或郊区农村。
南京沦陷前夕的人口应该分为常住人口、守城部队、流动人口三部分，共60万人以上。
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市政府对本市的常住人口一直保存着完整的统计资料，1935年首次突破了百万大关，至1937年上半年，南京市的常住人口保持在一百万以上。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不断派飞机轰炸南京，约有20万比较富裕的南京商民为躲避战火外出逃难。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陆续疏散政府机关人员。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据估计，这批随政府西迁的军民约有20万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在南京做工的外地人，为躲避战乱返回原籍，这部分人约有数万人。南京市的人口剧减。但是，很多人由于生活所迫，不能离开南京。关于这一点，日本驻沪领事冈本在1937年10月27日给广田外相的密函中曾提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者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23〕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政府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直至12月13日城陷时。南京在册人口仍为50余万〔24〕。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南京守城部队按建制应为15万多人，因不满员，约有12万人。在半个月的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约一万人。1937年12月11日，蒋介石给南京守城部队下达撤退令。由于突围很仓促，江边渡船又少，除了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部队被困在城中，这部分守军约有8万人。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沿当时的京沪铁路、京沪公路逃至南京的外地难民、伤兵，因为时局恶化和交通限制而滞留在南京，这部分人约有九万人。
值得提出的是，除滞留在安全区、其它城区和郊区农村的难民外，另有十万以上的难民及部分士兵滞留在长江边上，他们绝大部分在城陷之初被日军集体屠杀了。
3、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是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6月，其理由是，到1938年6月日军仍在南京进行屠杀〔25〕。第二种观点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范围延伸到上海附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只是南京地区，它是从上海附近开始到南京被攻陷后的扫荡战为止”〔26〕，这无疑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了。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不是孤立地发生在南京的，而是日军从上海，特别是从杭州湾登陆后暴行的继续。对这一历史事件，当然需要从江南整个战场来综合性地加以考察。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仍需一个总体的界定，它所包括的范围，应当是当时南京市政府所管辖和日军施暴的地区，不仅包括城区，也包括城外郊区农村。
我们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中，把南京大屠杀的时间界定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是正确的。日军的屠杀暴行，伴随着整个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规模，牵涉到对这个事件持续时间的认定。由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部下约八十名将校被召回日本，日军不得不有所收敛。外籍人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中也指出，到1938年2月，日军的暴行虽然仍在继续，但其已不再具有大规模的特点。
4、关于被侵华日军屠杀的人数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较多，有的认为是34万，有的认为是40万，日本的“虚构派”和“中间派”则认为是几万、几千甚至是几十人。这些说法有的是累计，有的是局部的统计，有的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日军屠杀我同胞达30万人的最有力的证据。资料表明，当时的慈善团体埋尸18.5万具，私人埋尸3.5万具，伪政权埋尸7000余具，日军毁尸灭迹15万具。
此外，还应充分估计到，有一定数量的尸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统计到埋尸记录里。当然，在掩埋的尸体统计数字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据专家考证，南京守军的阵亡数字不超过一万，而其中一部分在战斗间隙已被就地掩埋了。
综上所述，如果把所有收埋的尸体与日军毁尸灭迹的那一部分合并考察，并考虑到毁尸行动之间、毁尸与埋尸之间，以及统计方面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交叉，便可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是有根据的。30万这个数字是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此外，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也可得出日军屠杀30万人以上的数字。
5、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对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战场心理”、“复仇心”“上克下”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长期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多、杀人手段之残酷，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这些都不是上述论点所能解释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向日本人民灌输大和民族优越意识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军国主义的杀戮工具。大和民族优越意识与蔑视中国人的认知心理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日本官兵认为可以将中国人随意杀害。
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决定给南京以沉重打击的“膺惩”方针。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所谓的“膺惩”，就是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的抗战意志，而使中国畏服。侵占南京前，松井石根在南京近郊下达了一项训令，其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27〕。日军侵占南京后的12月14日，日本大使馆官员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透露了这一方针，说“陆军决定给南京以沉痛打击”〔28〕。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对都市或农村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止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29〕
三是屠杀“俘虏”是华中方面军的既定方针。从大屠杀的规模来说，对几万俘虏或几万平民一次或几次的屠杀，无疑需要周详的策划，也需要组织动用很多的日军来处理。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30〕。这种屠杀俘虏的命令以及大批屠杀俘虏和平民，不仅发生在第十六师团，同样发生在第十三师团和第六师团等日军部队。通过这种一致性，可以看出，这也正是松井石根所谓“作周详研究”的具体表现。
6、关于南京国际安全区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随着新的档案以及外籍人士的日记、书信的发现，有关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安全区成立于1937年11月末，占地3.86平方公里，约占南京市的八分之一，内设25个难民收容所。安全区人口最高峰时为25万人左右，其中有7万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的接济得以生存。1938年2月初，在日军的威逼下，安全区被迫解散。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20多位西方人士，本着热忱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日军的屠刀下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使千百妇女免遭日军蹂躏。他们对日军暴行的制止与抗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南京人民的痛苦和损失。他们还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暴行，通过各种途径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暴行，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引起世界舆论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谴责。他们的记录，为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客观、公正的资料。
7、关于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都对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战犯进行了审判。两个法庭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分别判处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绞刑和死刑。尽管两个法庭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有某些不彻底性，但是它们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结果，两个法庭是基本一致的。（1）关于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南京军事法庭认定，被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的有19万余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余具，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被害者总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31〕。根据日军战俘、原日军南京锭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认，日军在1937年12月中旬焚埋和抛入长江的尸体达15万余具〔32〕。据此我们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作了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人数为30万以上的判定。（2）关于被焚毁的房屋。南京法庭认定是“半城几成灰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3）关于日军奸淫妇女。南京法庭没有确切的统计，只是作出了“日军陷城后，便四出强奸，一逞淫欲”的笼统判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战后，日本政府签署的国际和约上承认并接受了两个法庭的判决。《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日军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1952年，日本政府签署了这一和约，表明其承认国际法庭和盟国战罪法庭审判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三、今后的任务
60年来，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于拓展。尤其是在日本国内仍有极少数人肆意歪曲、抹杀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下，维护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定论的斗争将长期进行下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着如下的主要任务。
（一）要继续努力发掘和征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加害者和其他见证者的有关资料，把这一工作当作深入开展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来抓。
首先，在史料征集方面，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一项工作，就是抓紧抢救幸存者、见证人的证言音像资料，使之留下历史的见证。南京市过去分别于1984年和1991年对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和复查，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普查范围主要集中于南京部分城区和郊区，内容形式上仅限于一份证言。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目睹者等活着的见证人逐年减少，现在健在的也已年逾古稀。因此，在南京各区县乃至全国范围内，采取法律公证和音像手段，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调查寻访幸存者，做好资料抢救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一整套永久保存的档案资料，是今后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第二，努力发掘加害者的有关人证物证，对深入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作为侵略加害国的日本，至今仍有许多当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官方军方文件、原侵华士兵的阵中日记手记、现场照片或其他人证物证，由于各种原因被尘封，未能公诸于世。我们对东史郎先生能以良知和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阵中日记手记，揭露日军暴行的正义举动，表示赞许和支持。同时吁请日本更多的正义人士直面历史，将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图片、日记、文件等物证公开发表或捐赠南京。尊重历史的人也必将会得到历史的尊重。
第三，动员国内外各方力量，继续寻访第三国见证人的证据。当年留在中国首都南京的许多外籍人士，亲身经历并目睹了那场人间惨祸，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及不同的方式，留下一批客观公正的证据。如：美国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并保留了日军暴行的现场电影、照片；德国约翰·拉贝先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日记、照片和其他史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撰写并于早年发表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还有一些外籍人士，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据实出证，维护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但是，据考证，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第三国人士有二十余人，然而迄今发现的外籍人士相关史料，被公开的仅有十几人。还有诸如马吉牧师用过的摄影机、日军“百人斩”军刀等物证仍滞留在海外，因此，继续征集和深入研究此类史料，将成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进一步把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今后，深人进行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们认为，不仅要注重整体事件的研究，还要注重对局部的具体的个案研究；不仅要从宏观上去把握，而且要注重对某时某地某人某事等微观的研究；不仅要从表象去分析，而且要注重进行深层的本质的研究，力求使研究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今后，可以着重研究如下课题：
1、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各重要集体屠杀个案的研究。要广泛收集整理史料，以充分的证据，系统地对各典型屠杀案例逐一进行论证。
2、关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名录的调查研究。日军当年在南京进行的血腥大屠杀，由于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后又毁尸灭迹，被害人数众多，受害地区广阔，因此，遇难者名录调查工作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通过深入查证历史档案和大规模寻访，这项工作将会取得一定的进展。
3、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受害损失情况的调查研究。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使南京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日军的屠杀、强奸、焚烧、破坏、抢劫等暴行造成的损失，应该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统计。
4、关于约翰·拉贝先生及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资料的研究。当年，德籍人士约翰·拉贝先生，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他在现场记载的日记和保留的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作深入的研究。〔33〕
5、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大肆奸淫妇女外，还在南京建立了许多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进行野蛮的性奴役，这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又一罪行。
6、关于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情况的比较研究。
7、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比较研究。
8、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和全部侵华暴行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
9、关于南京浦口战俘营问题的研究。揭露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法，虐待俘虏，进行经济掠夺的暴行。
10、关于南京“荣”1644细菌部队问题的研究。揭露日军在南京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细菌试验，并付诸浙赣战场使用的暴行。
（三）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
目前，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特别是一批年轻的专家学者正在脱颖而出。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以史为鉴，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今后，我们要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为依托，团结一批有志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以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新的契机和起点，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曾提出过宝贵意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朱成山、段月萍、刘燕军、刘湘云诸同志曾热情地为我搜集并提供资料，特此表示谢意。）
本文是为1997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
注释：
〔1〕郭歧著，1938年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
〔2〕蒋公毅著，1938年8月在武汉出版。
〔3〕李克痕著，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
〔4〕1938年7月第71期《宇宙风》杂志。
〔5〕1938年5月2卷6期《半月文摘》杂志。
〔6〕日本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
〔7〕日本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版。
〔8〕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合编。1985年内部出版。
〔10〕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科院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
〔14〕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科院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章开沅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
〔17〕骆嘉刚、相新华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8〕徐志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
〔19〕孙宅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0〕朱成山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即将出版）。
〔21〕〔日〕秦郁彦著《南京事件》，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
〔22〕[日〕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毛良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3〕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待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5〕《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26〕[日]曾根一夫著《私记南京大虐杀》，彩流出版社1984年版。
〔27〕《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8〕〔29〕〔3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30〕〔日〕《历史与人物》增刊，1984年169号。
〔32〕原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太田寿男供词，中央档案馆藏。
〔33〕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8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