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期民企国际化大势与对策——以浙江为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企论文,为例论文,大势论文,浙江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民企（民营企业）国际化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也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部分。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此种企业在产权安排上与一般市场经济下之私营企业一致，容易为一般市场经济体盛行的“自由企业制度”所包容，因而最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其国际化决策行为，也与国际上一般私营企业相差无几，可按照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予以考察研究。在近年西方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一些转轨经济体视中国国企如洪水猛兽，屡屡阻塞中国“国字号”企业并购路径的环境下，民企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显得越来越重要，民企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企业外向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在迅速提升。
现行我国政府－企业管辖体制，明确地划出了一个“央企”群体，其余则被归于区域政府管辖，民企则无一例外地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企业。其经营环境与国际化拓展的国内环境，既受制于国家总体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变化，更受制于所在地区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与调整大势的左右，就这个意义而言，研究民企国际化，不能忽视特定地区因素，需从特定地区入手。
民营经济是工业化与体制转型合一的“浙江模式”的灵魂，民有民营的产业资本目前已构成浙江产业资本的大头。最近一次（2009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第二、三产业中的全部生产性资本中，“个人资本”就占了一半以上，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比重，而且也高于沿海别的发达省份的比重。如若从“非公有经济”等宽泛的“民营”口径判断，其比重还要高。与民营经济超前发展相一致，浙江民企国际化也是中国民企国际化中声势最大的一块，商务部会同国家外管局、国家统计局连续几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都显示，全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主体中，“七成以上”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其中浙江最多”。而论及中国民企跨国并购，也属浙江民企成效最大，从早先的万向集团并购美国小企业，到最近的吉利并购沃尔沃这样的国际大企业和大品牌，掀起一次次民企并购热。这一切都意味着，研究中国民企国际化，判断民企国际化大势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将要面对的内外环境，浙江无疑是最好的区域案例。
2008年底“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引出了中国经济一次深层的调整，孕育着包括浙江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空间扩张的新环境，尤其是新的约束条件。以往民营企业国际化实践的积累，尤其是民营企业“干中学”的积累，无疑将成为中国民企下一步国际化的起点，而正在变化的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将形成民营企业国际化新的约束条件。所有这些，将构成“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动因和内外重要约束条件。本文主旨，就在于以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在审视民营企业国际化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对“十二五”期间国内外大势，以及这些大势所将促成的民营企业国际化环境变化，做一番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由以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二、民企国际化现状：一个浙江区域视野
作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及民企国际化探索最为活跃的一个沿海省域，浙江民企国际化迄今为止的进程，可从两个视野切入予以把握：
（一）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视野
就全国总体来看，迄今为止的企业“走出去”与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存在明显的“央企”与“国企”主宰格局。商务部最新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09年，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中央企业”占了总额的80.2％，“地方企业”占了19.8％。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计算，国企和国企背景的“有限责任公司”占存量的90％左右。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中央企业占了67.6％，私营企业仅占0.6％，低于此前存量（1％左右）。就浙江省来看，2008年之前官方统计的投资存量和流量都不大，其中存量为15.417亿美元，占全国的1％强，占全部“地方企业”投资（275.4亿美元）的5.6％。进入2009年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其中2009年一年增加14亿多美元，2010年上半年又增加23.5亿美元，超过此前多年总量。与全国总体相比，浙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投资主体众多。商务部同一份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09年，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投资主体”，占了全国投资主体总量的22.6％，按此推算多达1800多家（另有估计在2000家以上）。另一个是民营企业居多。商务部连续几年的统计数据都揭示，中国民企投资者浙江最多。
（二）企业层面的“走出去”实践
浙江民企的“走出去”，多半已度过早期的盲目冲动期，进入较为理智的探索与拓展阶段。纵向考察可以认为，世纪转折前后尤其是在“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出初期，浙江民企的“走出去”探索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招致了不少损失。这方面最典型案例，早期当属华立等民企归于失败的跨国并购，近期当首推台州飞跃等企业“铺摊子”式的国际化败局。与这个阶段同时降临的，是一些正在露头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所有趋势中，三个最为明显：
第一个表现在国际化路径模式上。越来越多的民企采取渐进式国际化模式，而渐进式模式的重要切入点，则属“外包”（outsourcing）。外包切入的国际化基本程式是：由承揽境外“外包”业务起步，以“OEM”方式打入境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而后经过两三个跨越，实现自主国际化。这方面浙江万向的实践最为成功，也最具企业示范效应，而汽配制造业则最具行业典型意义。客观地来看，通过外包以渐进方式实现国际化，不仅是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可行路径，而且由于“先行者”成功的示范效应，正在形成一种趋势。
第二个表现在对外投资形式上，越来越多的民企更青睐跨国并购形式。随着浙江万向、吉利等大的民营企业借助跨国并购“走出去”的成功实践，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国际化正在掀起另一次热潮。我们知道，浙江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中最早尝试跨国并购者，并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其中早期的成功案例当首推浙江万向，近期的案例则非吉利集团莫属。客观地来分析，作为后发型工业化国家，作为转型经济体的“非主流企业”群体，借助跨国并购不仅可以实现迅速国际化和快速扩张双重目标，而且可望获得在国内的“主流”地位，得到高级别政府的支持。
第三个表现在国际化内外向拓展关系上，以“走出去”为名，求“引进来”之实，将走出去与引进来巧妙“对接”的国际化空间拓展模式，正在兴起并获得大的突破。吉利并购沃尔沃案例带有鲜明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特征。其并购主旨在于获取技术、管理、企业文化、品牌等“一篮子”有形与无形资产，并购后整合尤其是对并购企业重振所依托的则是广阔的国内市场与国内产业规模经济。市场重心与制造重心都带有由国际向国内转移的倾向，实际上在将“走出去”与“引进来”进行“对接”。“对接模式”属于企业国际化的一种新模式，也是中央近些年所提倡并为商务部等中央主管部门所全力推动的国际化模式。
三、“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内外环境
对于“十二五”期间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内外环境，可从三个大的“空间视野”切入予以分析判断。
（一）世界经济空间视野
目前直到“十二五”大部分时段，世界经济将处在“后危机”时代。我们早先的分析认为，这个时段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将经历一次较大的调整，其中三个调整首当其冲。
1.产业调整。这方面有两个重要线索：一个是结构上的调整，最重要的当是制造业等实体产业与金融及不动产等虚拟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本国制造业的重振，由此形成的一个大势是，发达国家产业“重返制造业”等实体产业，金融、不动产等虚拟产业将面临“瘦身化”调整。
2.金融调整。就全球范围来看，金融业调整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的重建。此次衰退前的全球金融创新体制，多半带有美国一国“独裁”的特征。具体表现是，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由美国发明，几乎所有金融规则都由华尔街制定，几乎每一次全球性货币政策基调变化，都由美联储打头阵。此次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颠覆了这个体系，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国因素”虽然将依然重要，但以往那种一国“独裁体制”将被打破，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合力制定与维持“宪章”。而制定与维持未来全球“金融宪章”的组织，将非G20莫属。
3.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理念的调整。“低碳经济”理念大势所趋。“低碳经济”理念是由环境恶化的无情现实引出的，但在“后危机”期将成为国际社会流行的理念。随着环境意识、“低碳经济”理念的普及并唤起大众共鸣，必将对现行国际贸易、企业国际化理念与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国内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势空间视野
这个视野下，四个大势正在形成，且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1.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调整。原有理念可以“发展是硬道理”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个“关键词”概括之，新理念可以“和谐社会”加“科学发展观”两个“关键词”予以概括。围绕新理念的政府政策，在把中国推入“福利国家”快车道的同时，正在强化以往区域与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三廉价”要素（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供给约束。
2.中央政府所推动与干预经济增长路径模式的转换。“转变发展方式”将是“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一个核心论题。就目前高层战略与政策走势分析，两个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个是对区域重大经济战略的“国家战略化”提升，借以强化国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干预及控制。辽宁沿海、江苏沿海到福建海西等系列区域战略的提升，就是个明显迹象；另一个是，以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为龙头，推动产业重组与产业振兴。
3.贸易政策的调整。直至目前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带有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明显偏向，此种贸易政策实际上是20多年前“两缺口”困境所促成的。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一度受困于巨大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由此催生了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随着中国经济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两缺口”业已转为“两过剩”（储蓄＋外汇），贸易政策的转折势在必行。实际上自“后危机”期降临以来，外贸政策的调整已经启动，这方面最明确的信号，要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大势所趋。可以预料的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将越来越脱离重出口轻进口的原有偏向，而向“中性”靠拢，追求双向贸易和贸易福利最大化，而非外汇盈余最大化。
4.“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强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是借助政府推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经营，拓展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空间。近期国务院发布的“新36条”（即《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重申“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将鼓励政策细分为两大块：一块涵盖了民企国际化具体内涵，包括国际化经营、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产业组织等内涵；另一块强调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
（三）区域经济空间视野
就民营经济超前发展的浙江经济空间视野来分析，不难看到的大势是，民营企业下一步发展将面临一系列约束，其中两大约束首当其冲。一个是体制约束。即使在浙江，民营化迄今所突破的领域，仅限于“一个半”产业。其中的“一个产业”是第二产业，“半个产业”即第三产业的一半。但即便在第三产业的那“半个产业”，突破的也仅限于非主体行业，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尚未突破的“一个半”产业，分别为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其中“一产”受制于全国“一刀切”的农地制度和家庭生产责任制之制度安排，区域改革与创新权限有限，因而缺乏区域创新特色。“三产”之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保险、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超地方政府”力量的控制，制度转型的民营化与民营主宰的产业集聚无法涉足。另一个是产业空间约束。我们早先基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历史经历的研究揭示，一个经济体工业化进程中大产业结构的演进往往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二产化”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个阶段可称为“三产”化阶段，期间三产或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先行工业化大国的区域工业化经历还表明，一个地区产业重心的转换往往经历三个阶段的升级：第一个阶段是商业时代，哪个地区控制了商业网络，便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个阶段是制造业时代，哪个地区率先形成制造业中心，便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三个阶段是金融时代，哪些率先形成金融中心的地区，便在区域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客观地来分析，在前两个阶段演进中，浙江都获得了巨大优势，198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商业营销系统，199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然而进入第三个阶段以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局。最大的困局来自“三产”主体行业的国有垄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后危机”时段的降临，国有垄断行业的影响在趋于强化。
客观地来分析，“十二五”期间上述三个空间视野下的环境发展与变化，对于浙江等区域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将是两面的：一个方面是，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与国内产业拓展方面的空间将不容乐观。其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重返制造业”以及强调“就业创造”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将可能与对中国制造品出口形成竞争态势，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国内各种升格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开发开放战略和产业振兴计划，大多偏好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这将压缩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经济体的扩展空间；另一个是，“后危机”时段的系列内外经济调整，将对民营企业“走出去”以新的推力。其中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调整与走走停停，意味着国际上将有大批企业不时面临困境，这些企业将构成包括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尤其是跨国并购的诱因。国内两个层面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民营企业国内扩展约束条件的强化，加上区域制度与产业拓展等因素的约束，将刺激越来越多的民企走出去。
上述两方面影响的合力，势将推动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发生一些变化，其中两个变化趋向是可以预料的：其一是国际化“阶段升级”。“后危机”时段不容乐观的国内市场扩张前景，将促使大批目前仅停留在国际化初级阶段（零星出口及通过代理商出口阶段）的民营企业，尝试境外投资与经营，加快“走出去”尝试。从企业国际化渐进论的视野来看，这种变换无疑可视为国际化阶段升级——由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跃升；其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涌动加速。除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所带动的直接投资流动外，民间非企业私人投资将迅速增加。两股外向投资的合力，将形成一股强烈的外向直接投资浪潮。
四、“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困局
然而就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与环境综合考虑，“后危机”时段民营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最大的问题并非存在于民营企业微观主体那里，而存在于非企业层面，主要是两个层面上。
（一）产业层面
这个层面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除了极少数勉强可归入“新兴产业”项下的制造业而外，民企从事的绝大多数制造业，属于在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早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舍弃中国制造而“走出去”，本身前景就很黯淡。就浙江来看，目前民营企业从事的制造行业，以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和普通的五金、小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投资额、技术标准等方面的“进入门槛”很低，企业间彼此仿冒严重，竞争虽然激烈但优胜劣汰机制差。依托此类行业“走出去”成功概率很低。在面临前述内外环境促使民营企业由输出商品向输出资本的“国际化升级”转换中，有可能出现盲目“走出去”浪潮，招致失败与损失。
（二）体制与政府政策层面
这个层面的问题最多，也最难解决。其中四个问题最为突出。
1.鼓励民企国际化的政府政策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出台容易落实难。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民营企业国际化发了不少文件，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但迄今为止，落实的最好的当首推对外贸易政策措施，尤其是鼓励出口的各种政策措施。而在别的领域的政策，多半流于形式，很难落实。近期高层出台的许多政策，早先实际上已经反复提过，但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迄今尚未落实。
2.国际化缺乏非政府中介组织的支持。虽然各方喊了多年，提了不少建议，但这方面迄今未有大的起色。目前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支持系统方面，基本由政府主管部门包办，但主管部门的支持，也仅针对国企和大型民企，而无暇顾及中小企业。就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历和中国现状来看，期望政府机构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实体提供国际化支持系统显然不太现实，期望政府出面干预企业国际化引出的纠纷也不现实。这方面最有效的组织，当首推各种非政府的中介组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国内制度环境框架中，要发展非政府性质的涉外中介经济组织，显然也不现实。可以预料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国际化将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是那些盲目冲动的非企业私人投资，将可能招致损失。
3.国际化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这也是个老问题。实际上浙江民营企业在省内与国内的经营，原本就缺乏正式金融系统的有力支持，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依靠非正式金融系统融资，其中民间借贷构成非正式金融的一根重要支柱。客观地来分析，以民间借贷为重要支柱的“非正式金融”，在支持民营企业国内投资与经营方面尚属权宜之计，引出了诸多风险。一旦涉足民营企业国际化尤其是对外投资，引出的问题与风险将更多更大。民营企业国际化必须获得正式金融的支持，然而就目前及可以预见时段的发展态势而言，期望民营企业国际化获得正式金融系统的支持是不现实的。
4.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虽然有外汇管制、海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等等限制，但政府对于民营资本的流出监管迄今多半形同虚设。尤其是对各类企业经营者、政府官员等亲属带有移民和转移资产兼具倾向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缺位。由于这一体制上的缺陷，目前浙江民间海外投资，当数倍于官方审批的投资。而私下注册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对于私人投资流出监管的缺位，引出的问题，除了经济福利的流失而外，最大的隐患是助长国内腐败，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五：民营企业国际化：“十二五”期间政府政策何为？
中央新近公布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书，将“走出去”战略列为“实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再次强调“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规划将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之后的背景下实施，在“后危机”的世界经济环境下铺开。早先的研究（赵伟，2010）认为，“后危机”期世界经济并非是平安无事的时段，而将是个麻烦不断的时段。这个时段下中国民企“走出去”的外部环境，或将优于国企，民营企业国际化在中国总体的“走出去”战略中将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需对民企国际化予以更多的前瞻性关注。
综合考虑前面的分析与判断，“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政府对策，大体上可从三个视野切入来筹划和提出。
（一）“顺大势促突破”
即以国内经济发展大势与区域经济发展下一步须突破的瓶颈为出发点，将推动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政府政策，纳入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顺应的一些大势和面对的内外环境约束综合考虑。具体不少于三。
1.顺应中央推动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十二五”期间粗放式扩张难以为继的大势，将推动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措施纳入省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思路下去筹划。为此须对以往出台的关于民营企业国际化涉及的三个领域（所谓外贸、外资和外经之“三外”）的政策措施进行检讨与清理，清理那些无益于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代之以新的政策措施。这方面首先值得清理的是那种以廉价土地和环境为代价的“引进来”政策和出口导向型政策。
2.顺应国家外贸政策调整与人民币升值大势，将民营企业国际化纳入省级应对国家外贸政策调整与人民币汇率升值挑战对策下，予以综合考虑。具体而言，以民营企业国际化为先导，推动“双向贸易”。以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尤其是“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化为依托，有效利用外贸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余额。
3.鉴于前述，下一步发展面临的体制与产业空间等约束，可将民营企业国际化纳入突破体制约束与产业约束的重要突破口。现实表明，那种以“走出去”为先导，以引进来为落点的民营企业国际化，对于体制的冲击力最大。建议在贯彻中央关于发展民营企业之“新36条”中，强化民营企业国际化激励机制，借助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化突破产业进入壁垒。
（二）“比照成败案例寻找政策着力点”
即以目前露头的国际化起步产业及企业好的案例为参照，同时检讨以往某些失误政策措施，找准关于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政策着力点。这个视野下的政策着力点不少于三。
1.以企业无差异的政策措施取代以往企业有别的政策。研究“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出以来的地方政府政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误区，即错将大企业视为强企业，片面去扶持，给予片面的优惠政策。结果导致企业盲目“走出去”，到处“铺摊子”，最终归于失败或招致重大损失，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台州飞跃集团。
2.以产业集聚区国际化重点支持政策代替行业支持政策。产业集聚区的国际化，适应了浙江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的现状，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方面义乌市场最为典型，其国际化路径也最为独特，国际小商品市场的国际化，实际上带有国际化“三外”（外贸、外资、外经）有机结合的特征，对中小民营企业国际化意义重大，建议政府予以体制与政策上的特别支持，尤其是在体制上，争取内陆“经济特区”政策体制。
3.重点鼓励“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化。这方面吉利并购沃尔沃案例最为典型，这是将“走出去”与引进来“对接”的最佳案例。建议政府委托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这类案例，以为一般民企国际化提供借鉴。
（三）“问题导向型对策措施”
即针对民营企业国际化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客观地来说，在创新层出不穷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无常的“后危机”时代，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政府政策。先行国家以往经历表明，企业国际化最好的政策，往往属于“事后”的政策，而非事前设计的。说具体点是“干中学”的结晶。前已论及，目前民营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众多问题中，四个最为突出。客观地来看，省级政府面对这些问题，尤其是体制与金融支持不力等问题，多半是无能为力的。地方政府针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所能做的，审批多于服务。就现行体制框架而言，目前应当做的不少于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民营企业“走出去”信息汇集与风险预警机制。“后危机”时段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无疑将增加国际直接投资流动风险，民营企业实体大多规模小，经营者文化素养低，国际化带有盲目性，尤其是那些个人非企业性投资者。建立一个“官—学—企业协会”联手的机构，及时进行专业分析，提出预警。
2.改革现行政府监管体制。鉴于民营企业呈现出内外互动的发展态势，而且显现出国际化“三外合一”尤其是“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态势，奔着提高行政效应的目的，应尽快改变现行管理体制，变国际化三个领域（外贸、外资与“走出去”）机构分立的“条条管理”为综合管理。
3.强化“后危机”期国际经济环境的研究支持。鉴于“后危机”时段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多变和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新一轮冲动，国际化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隐藏着巨大风险，急需强化省内对于世界经济及区域对外开放环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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