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浙江海防战略地位的弱化及原因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晚清论文,浙江论文,透视论文,战略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进入近代，海洋方向的防御日益成为清王朝整个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有1万8千公里海岸线的客观现实，又使海防布局问题成为晚清政治家们所关注的焦点所在。综观在沿海七省中南北居中的浙江海防，其战略地位在清廷海防战略中渐次弱化，此中原因十分深刻，它折射着晚清海防战略的本质及其基本走向。本文拟从剖析浙防的弱化过程入手，通过对近代海防战略形成及实施过程的分析，透视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特质，并对此提出一些看法，以期方家教正。
浙江濒临东海，位居中国沿海中段。其海上防务曾是元明及清前期的重点防御方向。在清中期以后，浙省防务日渐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东南门户洞开，装备精良的英国人乘坚船往来游弋于中国沿海水域。“当南北洋适中之地，又居上海香港之间， 贴近长江口外”〔1〕的浙江省，不可避免地数度受到了侵略者的攻击，在省内定海、镇海等战略要地，清政府临时增援布置的防线几乎不堪一击，虽“聚劲兵良将巨饷，而数覆于敌”〔2〕。海防力量如此不可恃， 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度触动很大。战后，道光帝曾三下谕旨，令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省分赶造战船，多安炮位，增强守备。道光三十年，因浙省水师废弛而“饬有司整治船炮”。在中央政府的驱动下，鸦片战争以后浙江海防力量有所增强，其战略地位亦相应得到提高，甚至达到了在南方沿海省分中居先的程度。〔3〕但是必须指出， 此时的海防事业从整体上看仍为旧式，并不属于近代范畴。以战船论，浙省原有者多为嘉庆二年以后仿民船改造的小型木船，在增造所谓大船以后，仍多为以棹桨为动力的无帆桨船或单桅船。炮台配属虽增加了火炮数量，有些也安置了供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轮绞架，但其构筑仍为长墙高台暴露式，无纵深配备，防御能力极差。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海上进兵直入京城，“藩篱竟成虚设”。给清朝统治者极大的震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不久，清廷即开始全面整顿海防以图自强，由此启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建设的进程。浙江海防亦从此开始其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浙防与闽、粤、苏等其它南洋省分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但十九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局面逐渐改变。同治五年五月，左宗堂奏请于福建建局造船，以达“防海害而收其利”之效。上谕准其所请，并批准其酌量提用闽海关经费。 〔4〕船政之设，使闽省海防建设的步伐加快了。在闽局开办之前，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在同治四年即命丁日昌于上海虹口开办江南制造总局，拟造枪炮以供军用，〔5〕并于次年开始筹造小型轮船。〔6〕这对苏省沿海及长江口一带的防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鉴于两次对外战争均始肇于广东，故两广大吏即开始自行外购兵轮。自同治五年始，先后向法、英等国购买战船，加强广东洋面防御，增强粤水师力量。与上述三省相比，浙江在60年代中后期的海防建设基本上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浙防力量落于闽苏粤三省地方之后，其战略地位的弱化即初露端倪。
同治十三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威胁东南海上屏障安全，再次使清廷大为震惊，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此次围绕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展开的海防问题大讨论，对清廷整个海防布局及其战略重点的确立意义重大。在其所拟章程中，明确提出以北、东、南三洋布防。关于东洋，提出在苏浙方向设东洋水师提督，“以浙江益江苏，建阃吴淞”〔7〕。此中， 明显表示出苏浙方向防务应与北洋及闽粤同样看待的深意。丁日昌提出的三洋布局，将明以来沿海各省防划为三洋区防，并已模糊触及了海防不同于陆防的特质。在这次海防大筹议中，内外臣工对一些涉及海防重大问题的认识大多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见解不一。但也有一些论道开始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湖南巡抚王文韶在复奏中指出：“沿海无关得失之地，非彼此所必争。若各省竞言海防，专恃此为备敌之计”，终于日后战局有所大碍。〔8〕明确提出必须区分有关无关得失之地设防。王文韶是一个塞防论者，但其此论却触及了海防重点确立的理论问题。那么究竟何处为海防的重点呢？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大学士文祥在其论加强海防的专折中指出：日本已成为东南沿海防御的重点敌国。而“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两国地理位置如此相近，如一旦日本于海上发难，“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他特别指出，“明季之俄患，可鉴前车”。〔9〕关于浙防，文祥此折强调了从地理位置而言，浙江无论于东洋还是西洋，都处在一个有战必争的前沿位置，故应重视浙省防御。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两江总督李宗羲在其复奏中就明确将浙江防区各口排除于应建成沿海重要防御口岸之外。〔10〕李鸿章在其复奏中虽阐述了他对丁日昌三洋水师布局之议的赞同，但在战略重点问题上，却另发了一番议论：“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北塘、大沽、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重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城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1〕李鸿章的上述主张，实际已将丁日昌三洋并重的海防筹划改为重守长江口以北一线，尤其是京畿门户地区了。由于李鸿章的重臣地位，他的意见对整个清廷的海防战略布置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各督抚大员复奏之后，总署请饬廷臣会议。礼亲王世铎奏称：海防大计，“现在财力未允，势难大举，只可量我之力，择要筹办”。他公开点出同意李鸿章等人的提议，将京畿、长江门户加上台湾几处“严密设防”，“此外各省海口边境但须略为布置，俟我力有余，再随时恢扩”〔12〕。这种发自内廷的舆论，再次影响着总署的决策。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日）奕上奏，除拟就各项实施办法以备定夺外，在组建海军这一核心问题上提出，限于财力，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13〕显然，奕代表总理衙门做出的这一策划，是受到了李鸿章主张的影响。然而此议并未得到清廷最高当局的批准。当天，清廷即明发上谕，实际上否定了奕及李鸿章上述有关海防战略重点的筹划，而将南北洋分段督办，共同发展海防定为国策。〔14〕这一决策无疑对南洋地区海防事业的发展，对浙防的加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上述那种轻视浙防、乃至无视整个南洋防务重要性的主张，已在朝臣中广泛散布，并得到了响应。这为日后清廷国防策略的改变和浙防的弱化埋下了伏笔。
随着南北洋海防平行发展决策的执行，南洋地区海防建设在沈葆桢主持下有所发展。然而，当南洋地区其它省分各自发展自己的海防实力时，浙江并没有以同样的姿态抓住时机来发展自身，不仅海防实力几无增加，就连陆防兵力亦不敷用。在70年代初浙江防务仍为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旧况，并无多大改进。针对这种状况，浙江巡抚杨昌浚也曾力图从装备上加强浙江沿海的防务力量。同治十年前后，他争取到福州船政所造“伏波”轮赴浙海面巡洋；同治十三年他派员至上海采购防海轮船，因“非价值过昂，即船老无用”而作罢；随后杨又曾委托福州船政为浙江建造两艘大船。自这年起，浙江陆续开始整修沿海炮台，并开始少量购买国外火炮加强沿海防御火力。同治十三年和光绪元年两年内，浙江沿海重要防御地区分别新修再建炮台11处，其中乍浦3处，镇海、 温州各2处，而海门卫一口在同治十三年一年内就新修4处炮台。〔15〕浙省官员企图以修建炮台而弥补其海防力量不足的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尽管在杨昌浚等人主持之下，浙江在加强海防力量方面做了努力，但从总体上讲，在南洋所辖各省埋头自我经营海防时，浙江所做的有限改进，依然没有拦住其海防在更大程度上落后于粤闽苏三省的势头。
光绪五年十一月，督办南洋海防事务的沈葆桢病故，这使南洋四省海防事业失去了重要的主持者，同时也使南北洋平行发展海防国策的实施基本中断。也是在此时，主持北洋事务的李鸿章在战略形势的判断上认定，“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确定了“远交近攻”，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以朝鲜为战略重点的海防战略主张，并有力地影响着清廷的决策。他力主战略重点转移。因此，北洋三省海防在李鸿章全力主持下，进一步统一规划而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以海军建设为代表，北洋海军的实力迅速超过先其起步的南洋诸省，而南洋海防则在业己形成的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中蹒跚而行，浙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弱化。针对这种状况，清王朝统治集团内的某些人也曾力图改变畛域攸分的门户之见。光绪六年十一月，卸任浙抚不久的内阁学士梅启照奏上其著名的“整顿水师十条折”，非常隐晦地涉及了南北洋失衡而浙防渐轻的问题。建议设外海水师提督之职，统一海军指挥权，“节制沿海各镇，按照旧例，四季巡洋会哨，则畛域不分，可收师先在和之效”。他明确指出，此乃针对那种“轮船合操于上海，浙省允之，而闽省驳之”，各地自顾自专的局面而出。〔16〕他认为如若仍在水师使用上各自为政，不独南洋不能获得发展，且浙防之危将日甚一日。相反如果能统一水师于长江口一带，南洋即可统一海防筹划，而浙防以江浙相连的地理位置，尚可得到一些掩护之效。当然，梅启照出此提议乃是从统一沿海七省的角度而论的，但此议一出，李鸿章即首先加以反对，他力主北洋沿海各镇当“专责成”，而南洋则设苏浙外海水师提督自为一系，并以粤闽台联为一气。〔17〕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梅启照全国海防统为一体的设想。
此后至中法战争爆发之前，除一些非实权人物（如张佩纶）外，朝内外几乎无人论及加强浙省海防，更不要说对此进行筹划和实施操作了。直至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事起，法兵舰再度游弋于中国沿海，海防形势又紧时，清廷方临战布置，命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各省加强防务。然而，两浙“时势变迁，昔称财赋之区，今则颇形雕弊”。日常政事已难，更遑论临战筹防了。〔18〕清廷下旨，称“浙省饷绌兵单，沿海各口备御空虚，系属实在情形。著李鸿章与刘秉璋商选得力将领，前赴浙省臂助，……该抚务将镇海、定海等处防务妥为布置，勿稍疏虞”。〔19〕但李鸿章此时正全力经营北洋防务，无心顾浙，故并未给刘秉璋这位淮系部下以照应。而刘只能仍依本省力量，“不烦部拨巨款”，进行布防。客观地讲，尽管浙江海防颓势已成，但在1884年前后，在刘秉璋主持之下，经薛福成、欧阳利见、吴杰等人的奔走和实施，浙省防御能力，尤其是其岸防能力颇有提高。据《浙江沿海图说》所记，仅镇海一口在光绪九、十年两年即新建完工炮台两座，并配备有各式进口火炮，这为中法战争中镇海保卫战的取胜奠定了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光绪十年前后，浙江沿海几处重地新修再建炮台多达12座，且大都安装了较为新式的进口火炮，而这在中法战前，尤其是刘秉璋抚浙前是无力办到的。然而，尽管浙江地方做了如许努力，但清廷并未以苏浙一线作为临战防御重点，而仅将战事已起的粤省和京畿视为布防首要。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在所发上谕内公开称：“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筹备固不容缓。”其它沿海各省，“不能处处设防”，故应“择要布置”〔20〕。清廷如此策划，其结果必然使“布置已落后着”的浙防更加不如已“颇为整齐”的“大沽、吴淞、粤东之防务”〔21〕，同时这种布防的执行，无疑加大了浙江与其它沿海省分防务能力的差距。还在战争进行之中时，刘秉璋就上奏清廷痛陈“浙省饷缺兵单，以视直隶、江南、广东、福建防营之多，瞠乎后矣”。希望能引起清廷对浙防的重视。〔22〕
浙省海上防御力薄，但临战之时，“奏清南洋船政各派兵轮二只协守定海，虽奉恩允，迄无一船至者。”这种南洋各省之间的畛域歧见，迫使刘秉璋只得加速自筹建立浙江机器局，并奏请批准拨款由浙省自行购买外洋钢炮和添购兵轮。〔23〕清中央政府对浙江布防的态度，使其在中法战争的战略布置中与其它地区表现出极大的反差：浙江如是，但“如滇、如粤、如闽、如直隶、如奉天、如台湾，皆星使联翩，会办络绎，宿将綦置，且由部拨大宗巨饷”。〔24〕比较“既乏兵轮，四面受敌，又为南北洋必争之地”〔25〕的浙防，上述各省尤其是沿海几省的防务，在海上作战能力和岸防兵力配置诸方面可谓优势非小。清廷虽极有侧重地做了上述布置，但战争进程却皆出朝野上下之所料：督抚、会办、船政大员齐集的闽省，马江一战而福建水师全军皆没；而指挥者“位望最轻，用饷最省”的浙江却于镇海保卫战中令在中国海骄横不可一世的法国海军尝到了苦头。这种薛福成以为是“非特中法开战后所仅见，实与洋人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战争结局，不能不说是对清廷此时海防方略的一种嘲讽。
但是清廷并未从以往海防建设的偏颇中完全清醒。相反，在中法战争结束后随之掀起的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中，彻底修改了其南北海防平行发展的国策，从而导致了包括浙防在内的南洋海防全面走向衰落，浙江海防的地位更加衰微。
光绪十一年五月，清廷颁布上谕，就中法战争中暴露的防务问题，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上谕在总结过去10年海防建设的问题时特别提出：“过去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26〕仅就这一点来说，似乎清最高决策者已经感觉到海防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系统性于国家整体安全的危害，认识到筹办海防中“在粤言粤，在闽言闽”的局面必须纠正。但是此后随大讨论的进行而得出的结论，却与上述意愿完全相违。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之一，是此时远东地区形势的发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修改自己的国防战略。80年代初以后，清王朝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和军事压力。这种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使清政府全部的防务筹划从属于必须确保王朝政权安全这样一个唯一的目的。自1882年起，由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藩属，朝鲜连续发生了“壬午之变”和“甲申之变”，这两次事件使已十分敏感于日本崛起的清廷，在东北方向的压力陡然增大。这不仅使清政府担心其“龙兴之地”的安全，而且更感到畿辅重地所受到的威胁。加上英俄因争夺扼制朝鲜半岛南端济州海峡海上通道的巨文岛，此时在该地区正发生的海上对峙使北洋海防顿显力单。因此李鸿章于10年前提出的区分“最要、次要”防御中心的主张，最终成为清廷制订海防战略的依据。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故于福州任所。这位在沈葆桢去世后唯一可与李鸿章在海防大计的制订上相颉颃的人物的死，不仅使晚清以湘淮二系之争为代表的集团政治权力天平失衡，更重要的是使已握北洋大权的李鸿章从此成为国家海防战略的主要制订者和实施的主要主持者。〔27〕这也是他得以全面实施其海防战略主张的契机。终于，在汇总各督抚与王公大臣所提各项主张后，总理衙门依李鸿章所议推出自己的决策意见：“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它处稍多”，故应“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枝”。〔28〕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发布懿旨，批准总署上述决策。这样，以优先发展北洋海军为标志，自兴办海防以来清廷制订的南北海防共同发展的防御国策被正式修改了。浙江海防战略地位的弱化最终无可挽回。
如前所述，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清政治家们对海防近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近代海防战略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在整个清国防战略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代表着一个进步向上的趋势。然而与此过程完全重合，浙江海防的战略地位却在不断弱化，最终是无可挽回的衰败。这两个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前者决定后者，它折射了中国的海防战略决策在总体上向近代化的迈进，而后者又揭示着前者本质上不可摆脱的种种弊端，暴露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决策的不成熟性。因而分析浙防地位弱化的原因，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透视晚清近代海防战略的某些特质并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中国近代海防战略重心北移，决定了浙防势必不为决策者所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国门是被西方侵略者用大炮和军舰打开的，因此中国海防近代化所具有的被动性和保守性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被动性，是指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起步完全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不得已之被动的反应。所谓保守性，是指中国近代海防的基本点是防守。清廷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最要”、“次要”之说，拱卫京畿开始成为晚清海防的主要内容，清廷海防战略重点北移遂成必然之势。就战略重点的确立来说，这种根据战略形势选定与判断战略重点的意识无可指摘，因此清廷自80年代后明确将战略重点北移也并非失误，问题在于清廷海防战略的基本点是防守，其目的是维护自身政权的安危，这种以自我安全为核心内容对国家防务进行的筹划，使得海防功能及其海防战略重点的确定在深层次上发生异化。其一，京畿之地是晚清国家政治经济的心脏地区，以此为防御重点固不为错，但由此竟发展为以国家唯一一支近代化规模的大型海军舰队去全力守卫渤海海口，此中近代化海防的本身要求与晚清海防战略的实际操作在功能上明显相悖；其二，李鸿章首倡“最要，次要”之说，虽然是立足于海防全局，有客观地符合现实战略形势的一面，但与此同时，此议又不可避免地存有迎合最高统治者以获得淮系北洋优先发展、加强个人实力的私欲。此后十数年海防发展的成败得失亦印证了这点。其三，此重点的确立是建立在牺牲其它地区来保证京畿安全的基础之上的。中法战争之后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使“北洋先创一支”成为定音，战略布局北重南轻已为清廷的正式决策。南洋闽粤浙苏已尽居于仅“稍为布置”、即有所失也“无碍大局”的地位。本来就势力衰微的浙防，战略地位更加弱化亦为不可避免。从军事学的角度看，这种“舍此就彼”的决策是不科学的，充分表现出晚清海防战略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不成熟性。
其次，中国海防近代化经济基础薄弱，浙防更甚。海防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特别是海军舰船的近代化。中国海防近代化是在不具备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社会前提下进行的，在无强大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财政窘迫，基础脆弱。在19世纪60年代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清廷始决计寻觅“制器之器”，建立自己控制的军事工业。而沪局、闽局以及天津、广东机器局之设，无疑对当地的海防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之后，清廷每年拨400万两白银的经费建设南北洋海军。 此银项来自六省厘金和七省海关税银。但由于各方掣肘，每年到位不过三四成。然购一小炮舰即数万。至后来购置大型铁甲及巡洋战舰，其一艘即以百万计。如此，则额定经费显然仅为杯水车薪。就南洋来说，由于光绪元年沈葆桢应允将南洋所分经费尽解北洋，致使南洋海防发展断了廷拨经费来源。且浙省缺乏近代企业的支撑，从而大大限制了其近代化的步伐。因此，从70年代至80年代，浙省洋面仅有几艘战船（如船政所制“伏波”轮）往来巡海，海防地位已开始居沿海七省之末。这一事实说明，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是地位的物质基础，浙省海防缺少实力，其海防战略地位的弱化自为势所必然。
第三，中国近代海防封建色彩浓厚，得人而兴亦因人而衰，浙防深受其害。晚清海防战略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政治秩序混乱，中央政权无力全面统筹海防大局，进而失去操纵全局的主动权。勿庸赘言，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步伐沉重并缓慢，这与国家政治中权柄下移，地方督抚操权过重有直接的联系。手握实权的地方重吏争相扩展势力，形成了督抚自专的局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北洋由于李鸿章严加整饬，有所改进，但当北方防务形成一体格局后，李则成为在北洋言北洋的代表。需要指出，论者以往多注意到南北洋畛域攸分，无统一的指挥权问题。事实上南洋各省之间畛域分明，督抚自专的问题更甚。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浙江巡抚杨昌浚曾提出南北中三洋宜设水陆三大枝，而江浙应合为一枝。此议不仅表示他对丁日昌分闽浙一体成例的赞同，而且背后也表达了他某种政治意图。因为他赞同三洋水师仍听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他公开议论“大约水师闽广为长，浙江各省次之”〔29〕。他知道以地理关系使江浙结为一体，避免与闽广争锋，各成一支，方可使浙江获得与闽粤苏平等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南洋各省之间相互戒备之心很重。上述南北洋失衡、南洋各省亦失衡的现象，实质所反映的是中国近代海防所带有的封建性因素。而除却畛域之分外，存在于近代海防建设中另一不正常的现象，是国防决策中强烈的个人色彩。其表现在主持某一地区的大员，他的资望地位，对地方防务的谋略，使他对该地区海防建设影响至深，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北洋之李鸿章以其职高权重，可以影响清廷决策的地位促使北方海防迅速发展。而南洋沈葆桢虽对闽粤鞭长莫及，但他以江督的职权促进江南海防却是人所共知的。反观浙省，历任巡抚无论湘淮，虽也大声呼吁浙防关系大局，但不管是杨昌濬、梅启照、谭锺麟，还是陈士杰或刘秉璋，终其任内于海防均无大的建树。淮系刘秉璋曾力图使浙防浙轻的局面从根本上改观，无奈大的格局已定，他只能在力所能及之下对浙防做些改进，根本谈不上通盘筹划。晚清政治秩序混乱所导致海防建设的种种失误提醒我们，国家政治的运作不仅需重中央权威的正确判断为动力，而且也要以全局性规划和相应机制的制衡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才能保证国家战略的无误实施和有效执行。
注释：
〔1〕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上、页七。
〔2〕李玉钰《浙志便览》卷五， 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七年杭吏隐斋本。
〔3〕参阅约翰·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苏小东等译， 第9页。此著引自时任英国驻华官员威妥玛于1851 年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中的数字。此时浙省战船数量为302艘。值得注意的是， 同期广东159艘，福建为272艘，江南地区仅108艘。
〔4〕《海防档》乙，第10页。
〔5〕〔17〕《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卷三十九。
〔6〕《海防档》丙（一），第27页。
〔7〕〔8〕〔9〕〔10〕〔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页十九；页五十九；页四十——四十一；页四十——四十一；页三十四。
〔1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六。事实上，李的这一主张早就有所表述。同治九年七月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就提出：“果为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无逾尊意之善。但保京城与长江，自固根本，彼必不敢轻视”。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页二十二。
〔12〕〔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册，第118页； 第144—146页。
〔14〕《清末海军史料》第12—13页。
〔15〕参阅《浙江省沿海图说》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6〕《洋务运动》二册，第493页。
〔18〕〔19〕〔22〕〔23〕《刘文庄公奏议》卷二、页二；页二十九；页三十八；页十九。
〔20〕〔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册，第236页； 第124页。
〔24〕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3页。
〔25〕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上，页七。
〔26〕《光绪朝东华录》二册，第1943页，“十一年五月丁巳条”。
〔27〕左去世当月，李鸿章奉召人京，在京20余日，陛见5 次并对答，同时还与醇亲王及诸军机大臣密切接触，商讨海防大计，并对他们广泛施加影响。以上参阅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83页。
〔28〕《清末海军史料》第5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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