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变革及其成因_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变革及其成因_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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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4)04-0026-07

       在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发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国际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获取成功的要求,马克思就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p291)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因其阶级属性而天然需要团结与联合,对此,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2](p70)社会主义运动中团结与联合问题,对世界各共产党来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开辟;作为实践问题,至少可寻根至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终建立。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共产党国际联合的问题,也随着国际共运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转型之路。回顾历史,扫视现状,诸如社会党国际作为社会民主党进行团结的成就堪称杰作,然有着国际联合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共产党虽没有联合组织这种平台,但在国际联合问题上也并非碌碌无为,而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走向一种“新型联合”的发展轨道。

       一、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主要形式

       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党际团结和协作,在实践中以组织联合的方式先后建立了四个国际联合组织。1956年之后,组织联合的形式退出了国际共运的历史舞台,虽曾有召开国际会议来进行团结与联合的先例,但60年代后一度消失。后冷战时期,国际会议的方式重新成为各共产党强调国际性交流与团结的首选,国际性会议、地区性论坛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学术性活动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团结形式的“主色调”。

       (一)共产党作为主体的国际性会议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56年4月解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合的组织平台从此消失。为着加强国际联合的目的,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开始出现,1957年11月和1960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召开。

       60年代后,促进国际团结的国际会议开始停滞。这种“缺位”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改善。1992年4月,朝鲜劳动党借助庆祝金日成80寿辰之机,在平壤举行了一次共产党的交流会议,这是后冷战时期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的首次尝试。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借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在国际团结问题上也迈出步伐。希腊共产党倡议并推动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应运而生。1998年5月22-24日,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和建党80周年,希腊共产党倡议并组织了第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自50个国家的5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与会。此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并充分发挥会议功能,偶尔也召开特别会议,2009年9月就曾召开过一次“与巴勒斯坦人民和中东其他人民的英勇斗争团结一致”的特别会议。

       作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间最有成效的国际团结平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都有固定的讨论议题。与会各党围绕议题,在会上介绍各自国内形势,提出自己的观点,同与会代表进行交流。会议还发表《最后声明》和一系列决议的文件,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考。文件不具备约束力,与会各党根据各自情况及观点,自愿决定签署与否,以及自由决定签署哪些文件。2009年12月,会议决定创办《国际共产主义评论》年刊,并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同时,还决定建立团结网站来及时交流各共产党的国内外斗争情况并分享观点。2011年12月9-11日在雅典召开的有59个国家的78个政党参加的第13次会议还首次通过了一个主轴文件,协调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传统节日中的联合行动,迈出了在实践中进行国际团结的一步。

       (二)党员个人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主体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性质的聚会

       除了国际性代表会议之外,世界各共产党还通过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或以特定的纪念日和特定主题,由特定的团体发起和组织国际性研讨会。1993年5月,印共(马)倡议召开了一次“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理论研讨会;1995年5月,比利时举行了世界15个共产党和左派国际研究会;1996年6月,“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届国际学术年会;1996年7月,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伦敦举行;1998年5月,“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2004年3月,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在美国召开;2011年5月,来自44个国家的5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了由比利时工人党主办的第20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等等。此类国际性会议,以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为典型。该大会参加者是带有左翼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逐渐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盛会,是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流派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1998年、2001年、2004年和2008年在巴黎分别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参加者人数逐届增多。“国际马克思大会”的持续成功召开,既反映参会者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同时折射出理论研究、观点交流、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并重的趋势,并且存在具体行动的协调与相互配合的可能,具有明显的国际交流与团结性质。

       以党员个人及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旨在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性质的聚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联合起着补充和促进作用。从会议发展形势看,参会者不仅进行理论研讨和观点交流,而且开始关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会议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和宣传媒介进行多途径宣传报道以扩大影响力。因此,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性质的国际性聚会,能够为世界各共产党以及左翼力量提供一个思想观点交流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中的一个重要补充形式,在促进党员和学者之间的个体联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而日显重要。

       (三)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协作共进的地区性会议和论坛

       后冷战时期,地区性会议和论坛也日益活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团结的舞台上。拉美地区共产党对该形式的所作努力和产生的影响,都可谓“一枝独秀”。东欧剧变发生时,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的共产党就在基多聚会,共商东欧局势与社会主义命运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共产党也在墨西哥集会,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前景进行研讨。冷战结束后,拉美19个共产党和组织就在基多举行会议,重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1994年3月,美洲大陆15个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在墨西哥举行了国际讨论会。

       此类强调国际团结的形式中,巴西劳工党倡议和发起的“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最为人所熟知。1990年,在巴西劳工党的邀请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48个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了一次地区性会议。翌年,该会议正式更名为“圣保罗论坛”,与会者来自世界五大洲,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至2012年,“圣保罗论坛”已先后举行了18次。2001年在哈瓦那召开了第10次会议,这是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2010年在阿根廷召开了第16次会议,纪念该论坛成立20周年。目前,该论坛已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盛大聚会,共产党在论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与“圣保罗论坛”并行的,还有2001年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该论坛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由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共同组织。该论坛旗帜鲜明地指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先后走过拉美、亚洲和非洲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被称为“穷人的联合国”。

       欧洲左翼力量借论坛进行国际和地区性联合活动,在后冷战时期同样也日益活跃。1992年,葡萄牙共产党首倡并成功组织了“西欧左翼论坛”首次会议;1993年5月,北欧共产党举行联席会议,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讨论党报发行和党建工作的合作;1994年3月,葡共借建党73周年纪念之机邀请西欧一些共产党聚会,共商苏东剧变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与对策;1995年6月,西欧4个国家18个共产党和左翼党以及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举行国际会议专门讨论欧盟问题。2004年5月,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倡议下,来自欧洲各国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15个左翼政党在罗马成立“欧洲左翼党”,这成为后冷战时期欧洲左翼政党之间的正式联盟。如今,“欧洲左翼党”继承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优良传统,必将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向“新型联合”的转型

       通过冷战前后国际团结“主色调”的比较,可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已经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单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转型进程。通过对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国际团结形式的扫视,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多边关系已经从“联合”转变为“团结”,并朝“新型联合”的方向发生着转型。

       (一)“新型联合”

       所谓“新型联合”,指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合,已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组织联合,不再强调“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而是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面临的新形势而采取多样化的团结形式,从思想、方式及行动等方面进行全范围的独立自主合作。通过上文史实的梳理,可见新型联合的主体除了政党,还有个人;方式除了非正式组织,还有会议、论坛以及共同行动等。联合的内容及方式,均与冷战结束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正如列宁所说,“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2](p274)不论是否能够确切反映现象和本质,新名称的出现,必定反映出事物内涵已有所变化。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转向“新型联合”,表明对关涉国际团结的思想团结、行动团结与组织团结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认识。“新型联合”的出现,真正实现了在平等的前提下维护各党的独立自主地位,是各共产党在后冷战时期对国际团结与联合进行艰辛探索的成果。

       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来审视,“新型联合”特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国际团结中,表现为注重本国实际,强调党内民主和自由,坚守独立自主探索精神,重拾在冷战特殊环境下被国际共运左倾路线所扭曲了的传统,从而走向一种理性回归。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层面考察,尤其是对具有“东方共产主义特性”的落后国家共产党而言,“新型联合”是国际团结方式逐渐摆脱了历史上过分强调集中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锁链”,逐渐适应并融入世界性共产党国际团结和联合的平台当中,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回归。也正是在“新型联合”的转型下,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四原则得到了世界大多数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广泛认同。

       (二)“新型联合”的“超越”与“突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社会意识必然会影响并作用于进一步的实践。“新型联合”的出现,便是源于各共产党对变化了的客观条件的认识和对现实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后冷战时期,世界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是一个需要作为主体的共产党不断推动的动态进程,要求各共产党不仅“自在”,还必须要“自为”。

       首先是“超越”,即共产党的国际团结与联合,需要继续超越传统模式,探索符合后冷战时期形势和实际要求的模式。共产党国际联合的传统模式,表现为单纯追求组织联合和行动统一,将实质上并不一致却主观强求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以及理论观点视为基础。显然,传统模式实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认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中吸取本质性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就曾遭遇到相似的转型问题: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鉴于“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更广泛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3](p260-261)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必须在更为宽广的阶级基础和各党独立建党并自由领导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冷战结束后,在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和自由发展党际关系的艰辛探索下,国际团结与联合的传统模式逐渐被超越,其结果就是“新型联合”的出现。“新型联合”是重思想团结和意识形态交流,轻组织联合与强行统一行动的新型模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回归,是对国际团结与联合传统模式的一种历史超越。

       另一方面是“突破”,即各共产党突破了与其他中左翼政党的历史敌对情结,结束了双方百余年极不稳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调”。[1](p307)而国际共运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的教条主义认识,刻意突出意识形态分歧并在党际交往中长期得以坚守,这就使得“本是同根生”的盟友苦苦“相煎”,并一度导致法西斯的统治和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残杀的严重恶果。冷战结束后,共产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痛定思痛,对合作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量。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逐步突破教条主义,突破意识形态分歧的阻碍,发展了团结关系。意识形态分歧的突破,是重要的历史突破,因为“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p292-293)“新型联合”的出现,表明在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失去了阻碍共产党谋求团结联合关系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在这个长期的转型过程中,共产党同中左翼政党走向全面团结合作的目标中,依然需要发挥主动性,不断突破各种桎梏。

       (三)“新型联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得到体现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最为重要的平台,目前已成为判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团结趋势的“风向标”。时至今日,会议已经召开了14届,规模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性质与原则逐步形成,运转机制也逐渐规范化。通观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议题及其结论,各与会政党在国际团结问题的交流观点,愈益明显地突出了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出现的“新型联合”的转型特征。

       首先,从性质和原则来看,会议越来越倾向于情报介绍和思想交流的研讨,即使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在会上进行公开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曾在会议上得到讨论。尼共(联合马列)代表马达夫·库马尔肯定国际会议“对于世界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为各个共产党和爱好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民提供了一个普遍平台,而且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工人阶级力量增强提供了一个团结和联合的机会。……拥有了相互交换意见、经验和其他政治问题的机会,并推动和增强了我们之间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的联络关系”。①

       其次,从参与主体来看,会议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参会政党的数量不断增多,参与形式也多样化。因条件所限而不能到会的政党,可以向会议发送发言稿,仍拥有签署会议决议文件的权利和自由。与此同时,会议主张各党的地位平等,从未出现会议被某一个或几个共产党所控制或主导的情况。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迈尔在第14次会议上就提出,“应该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进程,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但它给了我们太多。我们应该彼此表现出国际主义的团结。我们的运动不应该被分为大党和小党,议会党和非议会党”。

       再次,从会议功能来看,与会各党坚持思想团结和行动协调重于组织联合。虽然敏感于进行组织联合的观点占据主流,但是仍有党代表极力强调和呼吁建立国际联合组织。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和巴西共产党曾在第13次会议上主张创建国际联合斗争的组织,但会议自始至终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决议。

       最后,会议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十分重视并愈益强调国际团结和联合的愿望,并且思想团结和行动联合的形式也逐渐走向多样化。西班牙人民共产党总书记卡麦洛·苏略兹强调指出,“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葡萄牙共产党早在2011年召开的第13次会议上,就此表示“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会议是十分珍贵的,是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三、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转向“新型联合”的主要原因

       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走向“新型联合”转型的原因,既有思想和理论渊源,也有客观现实因素,是各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而努力调适的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嘱咐和历史遗产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p70)毛泽东亦曾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p533)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的指导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马克思强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及其后果的认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p276)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无产阶级“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p285)因此,“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1](p310-311)在强调国际联合重要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各党的独立自主性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5](p84)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p283)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嘱咐中,并没有出现建立国际联合组织的必然观点,而是在着重强调加强团结与联合的同时,为各共产党团结与联合的具体方式上留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空间。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为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先驱者都进行了国际联合组织的亲手创建,亲手开创本阶级的联合历史,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得到历史的洗礼。无产阶级既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同时也有本阶级的共同历史。恩格斯有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p432)无论是历史遗产还是历史包袱,都无法被人为抛弃或者忽略。因此,各共产党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国际团结的理论嘱咐,继承和反思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便成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走向“新型联合”转型道路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双重转型”和共产党力量的恢复

       世界各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转型和共产党自身建设发生转型的自然延伸。首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转变成为由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它已经从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的运动,转变成为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运动;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通过和平民主方式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性变革的运动;从先进社会阶层参加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发展成为多数人参加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7]真正开始体现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p283)而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型的推动主体,世界各共产党自身也发生着转型,“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正在或已经从先锋队政党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从有关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它们既继承了先锋队政党在理论、组织和政治上的某些传统,同时又有自己新的特征”。[8]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双重转型”,是理论符合实践并作用于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全方位的提升,由此也自然带来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

       另一方面,“新型联合”转型的出现,同样也是受到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力量恢复的结果。目前,共产党执政或参政的国家人口已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40%。[9]世界上大约100个国家中有127个政党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称谓或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党员总数700多万人(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地区分布看,亚洲29个、非洲8个、欧洲55个、大洋洲3个、美洲32个。其中,党员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30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25个。[10]正是共产党自身力量的恢复及其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参与推动“新型联合”构建的基础与信心。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复杂形势,也加深了共产党进行“新型联合”的紧迫感。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全球性问题。这一时代背景为世界各共产党的国际联合转型带来挑战的同时提供着契机和空间:一方面,科技创新为国际联合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手段,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而全球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暴露的固有矛盾和新问题,促使共产党在强烈的使命感下意识到加强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虽然共产党的力量不断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不得不面对由全球性问题所催生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挑战,自身空间受到挤压。进行卓有成效的“新型联合”,便成为世界共产党应对上述挑战和发展自身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联合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世界各共产党的国际联合遭遇全球化的挑战而逐渐发生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促进国际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为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邓小平作为中共卓越领导人,在推动中共对外交往的理性转变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的党际关系。邓小平认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1](p191)因此,包括党的事务在内的“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2](p391)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11](p236-237)在处理党际关系和加强国际团结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原则。作为党际关系四原则的雏形,邓小平的论述契合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党际关系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中共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对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的贡献,恰如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所说的,“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13](p1136)

       四、结束语

       一方面,世界各共产党的国际团结和联合是历史必然。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联合仍处于向“新型联合”方向转型进程。

       多层次、宽领域、重交流、轻统一为特征的“新型联合”是时代要求,反映出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多样性和独立自主性,同时也表明世界各共产党组织、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解放思想基础上,逐渐在国际团结与联合问题上理性地回归马克思主义,即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遗产。诚如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4]在世界经济危机继续蔓延的情况下,世界再次出现马克思热的原因也即如此。

       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理应进一步参与并融入这个转型进程当中。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深入开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实现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格局,从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注释:

       ①会议文件及各党发言内容,来源于团结网站:http://www.solidnet.org,文中不再重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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