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地缘经济的需求与地缘政治的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东亚论文,主义论文,需求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亚发展史中出现了许多悖论，也引起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如推动或阻碍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因素等。对于一个相对缺乏制度和发展的地区，近年来东亚成为许多倡议和提案的焦点，这些提议旨在实现特定的地区愿景。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倡议并不都以“东亚”为中心。东亚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其内涵和成员国甚至比一两年前更加不确定。 因此，在回答与“东亚经验”相关的问题前，我们需要考察该地区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东亚历史的许多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似。但是，也有许多方面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而这些方面则为关注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的人员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角。本文论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将对区域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时，其中之一起主要作用，有时，两者间的互动更重要。但是，不论是哪种形式，经济和战略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地区的发展，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且在东亚更为独特。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东亚不是欧洲，我们不应期待它会复制欧洲经验。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在描述“东亚”的历史之前，我将简要评述相关的理论文献。这种对历史的描述是概述性的，且在“东亚”之前必须加上引号——如果该地区存在的话，也是最近的表述。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把握，则很难理解当前该地区的一体化面临的障碍。其次，我将对东亚/亚太地区四个重要且具有发展前景的组织进行概述。尽管地缘政治是重要的力量，经济因素仍然会对地区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问题是，这些经济动力是否足以克服战略上的困境? 一、客观地看待东亚 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往往容易陷入“欧洲中心论”，即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合作的发展。而且存在一种隐含的目的论，认为欧盟的经验从功能上和规范上都标志着地区合作的最好结果。②如斯布拉吉亚(A.Sbragia)认为：“非欧洲的地区主义在面对全球化时的脆弱性，与欧洲地区主义‘过滤’全球化影响相比，刚好区分了欧洲地区主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结构差异。”③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着北美和欧洲，而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却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少有的亮点。 “欧洲中心论”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长期的。它不仅低估了东亚及中国对世界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掩盖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④在欧洲，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在东亚，这种影响却是相反的。在欧洲，美国的力量促进了潜在目标相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东亚，虽然最终目标相同，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却与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同。相反，一系列“中心—轮辐”的双边安全关系加剧了该地区的对立，该体系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菲律宾建立的双边军事关系。除非该体系终结，否则该地区的合作和制度化很难成功。⑤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亚洲有着惊人的连贯性和共性。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连贯性和过分强调“亚洲方式”，但也不应该完全忽视文化的作用和历史先例，及该地区重塑和适应国际规范的能力。⑥一方面，中国在东北亚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在欧洲进入东亚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使该地区维持了数百年的稳定。康灿雄(David Kang)指出：“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国家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危险……东亚国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不是弱小的中国，因为前者可以维持地区稳定，而后者会使其他国家想要控制该地区。”⑦ 事实上，东亚地区拥有稳定的国际关系历史传统及一些文化共性。在综合考虑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之后，一些观察家认为，共同的历史至少为建构“我们感”(we feeling)和共同身份提供了基础，且很多人认为，“我们感”和共同身份是地区发展的一部分。⑧但不应夸大共有观念的重要性——在二战期间，日本尝试毁灭性地实施“泛亚主义”，就是缺乏“我们感”的体现，战争使该地区具有某种共同的传统和经历。事实上，在经历了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后，地区一体化在东亚似乎比在西欧更有可能发生。 在论及东亚或者其他地区时应该注意的是，现有地区的界限是任意性的、社会建构的，并与政治现实相关。同时，我们仍然要对地区主义和地区化进行区分：地区主义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主要通过国家主导来鼓励合作；而地区化是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以私人部门为主导的跨境经济一体化。⑨虽然政治和经济过程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但在讨论不同地区进程的动因时，仍需要对两者作一个简单的区分。在东亚，跨国公司对促进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塑造了整个地区紧密相连的生产结构。⑩此外，还应考虑到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仍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美国。(11)这一点在之后会论及。在论及亚洲区域政治合作进程时，与欧洲相比，最重要的是它更具灵活性，制度化程度更低，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更加直接。(12) 地区被嵌入在一个广泛的全球背景中，需要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许多挑战。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关系是易变的、开放的和辩证的。安德鲁·哈瑞尔(Andrew Hurrell)曾这样描述两者关系的本质： 只有从全球范围考虑，才能理解地区大国。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决定论，也并非僵化的历史决定论。正是全球和各个地区间变化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了地区大国的意图、利益和可用的资源及其所在地区的目标、范围和特点。(13) 事实上，经济、政治或地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将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其中部分地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对地区事务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变化有关。重要的是，政治和经济动态以及首要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东亚发挥的作用与在其他地区不一样。正是这些力量的互动，造就了东亚的特点。 在关于区域合作动因的理论争论中，上述观点特别重要。很显然，没有单一的范式可以解释影响地区政治、经济和战略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例如，在不同时期，某些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大，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评估战略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显然会影响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和行为，在东亚也如此——“大中华经济圈”的出现就是例证。虽然现实主义强调利益和大战略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4)，但是经济因素仍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优先考量。没有硬性和简便的规则能预知各种力量间的平衡，只有过程跟踪分析可以揭示复杂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运用折中分析法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和有说服力的。(15) 在考量地区进程的发展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关于战略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的争论是有内在联系的，尤其是在当前东亚的现实中。因此，有必要先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一些著名学者如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认为，地缘经济实际上是随着冷战结束和对传统地缘政治的关注逐渐减少而产生的。从美国与苏联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解放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经济成为考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志。科文(D.Cowen)和史密斯(N.Smith)认为，这次政策重点的转变使地缘政治格局按照市场逻辑来调整。(16)虽然在一些发达的自由主义国家确实如此，即经济政策的逻辑和实践有了新的形式且更重要，对传统地缘政治的考虑减少(17)，但是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情况却不同。 事实上，在东亚存在明显的悖论：尽管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比许多西方国家融合得更紧密，但是地缘政治因素经常比地缘经济因素更重要。要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及地区精英在参与地区合作中的政策考量，跟踪分析该地区重要组织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二、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成立的，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组织因素和动力因素。这表明不论从地区认同的角度还是从地区理性局限性的角度，地区的定义本身是具有争议性的。(18) (一)以东盟模式为核心的地区主义 东盟是体现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典型。成立于1967年冷战时期的东盟，尽管宣称要促进地区内的相互理解，但它本质上是为了应对东盟国家不确定的战略地位。在此情况下，有两个关键因素。首先，东盟的原始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都是新独立的国家，因此仍然十分注重保护它们获得不久的独立主权。对主权的威胁分别来自内部和外部。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刺激经济发展和增强从未有过的国家认同感。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难题是冷战的愈演愈烈。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及随之发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其他东南亚国家转向共产主义。这样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整个地区都存在“共产党革命”，由于该地区有大量的华人，因此中国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源泉。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担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它们反映出当时升温的敌对情绪，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相同定位的国家间的合作比较有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超级大国威胁着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最引人注目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失控，成为地区内争端。(19) 因此，该地区战略实力弱、经济体量小且脆弱的国家寻求通过合作增强实力是有一定原因的。它建立在一定的地理基础和“东南亚”观念之上，即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前殖民大国那里继承来的。(20)合作不仅成为解决地区内部争端的方法，而且能提升该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东盟有名的(或受到批评的)运作模式——所谓的“东盟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东盟模式”具有共识、磋商和保全颜面的特点，这来源于本地区共同的文化实践，同时，“东盟模式”也具有许多当代的特点，如缺乏约束力和唯意志外交既促进了不熟悉的国家实现相互合作，甚至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威胁到其自治权。东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使没有明确表述过)，便是加强国家主权。 尽管长期受到谴责，但该地区的威权政治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强人政治”的出现，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菲律宾的马科斯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与地缘政治环境和美国的压力有关。容忍(如果不是积极扶持)意识形态上相似或可接受的威权领导人，是美国默认的对东亚的政策。由于军事在维持东南亚国家独立和国内秩序上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东亚威权政治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东南亚在首次建立地区合作组织时，其国内政治现实和优先项就已反映出来。那些批评东盟缺乏成就或“进步”的人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即东盟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保持稳定，尤其是国内稳定。从这方面看，该组织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东盟模式”对之后地区组织发展的影响。 (二)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低制度化 亚太经合组织是在东盟成立20年后成立的，有着与之不同的动因。值得注意的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正值冷战结束。虽然建立类似地区合作组织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该想法至此才成为现实。一方面，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欧盟的影响。欧盟的发展使大家认识到庞大的内部市场能带来潜在收益，同时，在区域贸易集团中也存在着风险，因为这种区域贸易集团可能成为国际制度架构的一部分。(21)另一方面，经济议题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而地缘政治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力下降。冷战的突然结束强化了这一观点。 对亚太经合组织的两个主要发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而言，局限于区域市场肯定是有风险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议程为其提供了进入重要市场的保障，尤其当美国被纳入该组织时。尽管澳大利亚最初的重点市场是“东亚”，但由于美国市场对日本十分重要，因而这意味着该组织的成员国和地理范围比设想的要广。这促成了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架构和基本准则，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未被完全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亚太经合组织从未有过像东盟那样独特的地区认同和历史联系，当前的东盟仍然比亚太经合组织具有更多的共性。巴里·布赞(BurryBuzan)指出：“一个横跨海洋且涵盖大半个世界的地区，将‘地区’这一概念发挥到了极限。” 然而，亚太经合组织在追求制度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更大的障碍。该组织的成立是由其他组织筹备的，如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它们更多的是“双轨”平台，主要是由商界和学界推动贸易自由化。无论这种“认知共同体”具有怎样的内在价值，它对东亚领导人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的影响都很小。正如前面提到的，东亚的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融合的，且政策引导了经济腾飞。尤其是在其早期，往往存在新重商主义倾向，且反映了地缘政治和发展的需求。(22)由日本开创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受到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效仿，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且总是伴随着保护主义和政府对国内特权企业的支持。 事实上，日本十分不情愿实施亚太经合组织倡导的改革。该组织缺乏那种像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样的制度力量，这种力量能强制其成员国实施其贸易自由化议程。而亚太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的同时存在，恰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亚太经合组织能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合作的国际行动带来多大的价值?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持者认为，它一直在幕后做着重要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贸易便利化工作。它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它不断变化且扩大领域，但在外行眼中，其形象仍然不高，影响仍然很弱。 从上述对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简单比较中可以得出以下观点。首先，地缘政治对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地缘政治压力是影响东盟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要注意到，这是一个仅限于东南亚的地区组织。这些国家有共性，且有益于地区合作的发展，但是如果它们想要建构一个更广阔的东亚地区组织则很困难，因为该地区在冷战期间被分成了两大阵营。其次，由于缺乏地缘政治动力，亚太经合组织可能提供的“功能”或工具理性不足以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换句话说，不论有多么合适和令人信服的提议，都不能克服国家利益的阻碍，或至少没有足够的动力使其自身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倡议也不可能克服“结构上”的限制。 正如我们所知，亚洲金融危机是“关键转折点”，它改变了地区政策范式。当东亚奇迹在该地区全面发展，并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之后，该地区许多国家对“西方”观念失去了兴趣。近期有类似的进程发生，可能被误称为“全球金融危机”，因为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受损相对较小。在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地区合作的影响之前，考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与其他任何历史事件相比，它都对东亚地区主义有着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东盟+3”框架与东亚峰会 危机可以对地区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不能预先确定其具体影响。如果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那么二战也是一种危机。战后欧盟的出现就体现了一种对危机的应对。尽管有其他新的机构出现，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建立了国际金融机构，但是，讨论欧盟的目的在于它是一个地区组织。然而，欧洲地区主义的形式与东盟或东亚地区差异很大。事实上，需要一场经济危机以激励东亚精英对地区合作采取积极行动。但在研究这个过程如何展开之前，要警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产生的是相反的影响。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危机与其后果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23) (一)“东盟+3”及其渊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地区发展的许多层面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就地区观念而言，危机打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东亚不会遭遇困扰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这并不是要否定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或危机后该地区取得的成就，但它的确深刻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思考方式。重要的是，不仅资本持有者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且地方精英考虑地区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4) 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展和影响已有广泛论述，在此不再赘述。(25)这里强调的是危机对该地区国家合作意愿和合作性质的影响。在这方面，危机使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需要用新的方法来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从这一经验中得到的教训如下。 首先，“全球化”是一条“双行道”。全球资本流动能带来很大的收益，但同时也有重大的危险——尤其是当观念改变和高度流动的资本突然撤回时。换句话说，该地区对“国际投资体系”，或者更简单地说，对管理共同基金的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负面的看法。因此，最直接的政策反应是该地区各国政府不断增加外汇储备。 第二，该地区几乎没有危机管理或防御机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后果之一就是注重发展“货币地区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殊作用及其他与美国的紧密联系——它抓住机会鼓励(如果不是强推)地区改革——使遭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感到反感。从政治和技术层面看，主要成果是所谓的《清迈协议》。(26) 在地区层面上，《清迈协议》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它鼓励地区精英关注合作，促进了地区合作网络的发展；第二，金融危机和发展新形式的货币合作巩固了“东盟+3”合作框架。发展类似“10+3”框架的想法由来已久，且各国在东盟峰会上曾多次探讨过其可能性。然而，它的成立需要“催化剂”，而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它的建立。可以说，“东盟+3”框架具有天时地利的条件，并为受到危机严重影响的东亚提供了融合的机会。 因此，就“东盟+3”框架而言，存在一种共识，即对危机管理机制和新兴地区组织的功能性需求增强，它在机制调整和专业知识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东盟+3”框架是在该地区多种框架竞争和重叠的情况下最有可能成型的机制。事实上，该地区(不论东亚还是亚太)在金融危机后发展了过多的框架。然而，“东盟+3”框架不仅有其具体的作用，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东亚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大力支持，以确保这一框架的重要地位。但它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教训，即功能性需求对地区进程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面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问题和紧张局势，地区进程困难重重。这正是当前东亚的写照。 (二)东亚峰会的兴起 如果有一个组织，缺少支持、目标和特点，那么它就是东亚峰会。毕竟，东亚峰会早期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是马来西亚，尽管它在促成“东盟+3”框架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却不是该地区的大国。鉴于“东盟+3”框架的存在，东亚峰会本身似乎完全多余。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官员最初并不认为东亚峰会对他们倾向的合作框架(“东盟+3”)构成威胁。事实上，东亚峰会不仅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终还包括印度和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东亚峰会变得越来越松散，缺乏重点和目标。缺乏有效的支持者会给它的发展带来影响，且最初美国对它的不重视导致了东亚峰会的低制度化。 然而，最近，东亚峰会的前景有所改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缘政治事件使东亚峰会在重叠和竞争的地区框架中凸显出来。一方面是“中国崛起”的持续，尤其是其越来越自信的战略和外交政策让其邻国将发展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作为政策重点。甚至有些国家，如越南，因为担忧中国在资源丰富且有争议的海上区域有日益增长的战略诉求而与美国接近。同时，美国调整了其地缘政治重点，从昂贵和徒劳的中东战争中撤退，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亚太。(27) 奥巴马总统宣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表明了美国正在“重返亚洲”。美国官员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至少在中国官员的印象中，美国政策的突然转变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战略和经济挑战有关。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认为，自己与中国不同，在该地区起着独特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表示：“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我们的领导和商业。我们是该地区同盟体系的中心，没有领土野心，并长期提供公共产品。” 在此背景下，东亚峰会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使美国可以重返该地区的制度工具。美国不仅是东亚峰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某些国家的重要盟友，如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它们正与美国发展更紧密的战略关系。因此，中国将这些变化视为一种遏制是可以理解的。对美国政府而言，东亚峰会是亚太领导人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的首要论坛。(28)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对东亚峰会的疑虑，使东亚峰会难以取得太大的进展。事实上，在这个关键时刻，很难看到任何地区性倡议能够改变决定国家而非地区优先权的方式。对美国和中国而言，这样的结果不一定是消极的：对美国来说，东亚峰会和战略重心转移意味着中国不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中国来说，松散的组织以及缺少认同和目标的好处是，中国可以参与地区多边机制且不必过多受制于它们。在那些强调制度重要性的人们看来，这样的组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它们完全符合该地区的历史发展，不论是东亚还是亚太。 四、结论 尽管可以确定影响地区进程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可能事先预测它们会有多大或怎样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危机可以为改变现有的实践或关系提供机会。最明显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它迫使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去面对他们相对控制较少的领域。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出影响地区进程的因素对经济的冲击。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的一样，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面对相似的挑战有着不同的反应。欧洲当前的经济问题带来的是分歧和争论，并不是异于东亚的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欧洲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机构来管理区域内关系。事实上，这样的机制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东亚却缺乏催生集体行动的危机管理机制。 如果地缘经济因素产生了矛盾的结果，那么地缘政治因素呢?虽然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东亚非常显著，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这与欧洲的经验相异。在东亚，战略考虑往往阻碍而不是推动区域合作，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不过，有必要提及受到冷战敌对环境影响的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然而，这种小规模且相当表面化的地区主义似乎更加证明了战略架构制约了东亚层面的区域合作。而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从最近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可以得到证实：虽然没有国家可以按照它们的意志来塑造地区政治，但它们能有效地阻碍反对的倡议。 综上所述，没有地区大国的共同支持，区域合作便不可能实现，新的倡议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这一观点对地区主义的拥护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无论是中国倾向的以“东盟+3”框架为核心的东亚合作，还是美国热衷的东亚峰会，都会阻碍其他大国和重叠的区域合作框架。事实上，缺少像欧盟一样的宏伟蓝图或统一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基础，将会使东亚地区的合作困难重重。即使在东亚合作发展最好的时期，许多东亚人对欧洲模式仍持怀疑态度，担心其可能侵犯国家主权。尤其在当前欧洲一体化出现问题的时期，怀疑者的疑虑更会增强，对欧盟模式的热情会进一步减弱。 注释： ①S.Haggard,“The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Asia-Pacific:Insights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71,June,2011. ②T.A.Brzel,and T.Risse,“From Europeanisation to Diffusion:Introduct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35(1),pp.1-19,2012; I.Manners,“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40(2),2002,pp.235-258. ③A.Sbragia,“Comparative Regionalism:What Might it b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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