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2)02-0076-04
从汉代开始，儒家所倡导的“为国以礼”便成为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在早期阶段，统治者制订国家礼制的根本依据是先秦“三礼”，依此所制订的国家礼制往往规模庞大，动辄百卷，而且规格过高，因此无法在民间推行。于是，到了唐宋时期，一种新型的礼制体系——民间家礼便逐渐形成。唐代的家礼建设虽然已经开始起步，但当时的主要方向仍然放在官方礼制的建设上，先后编纂了《贞观礼》130卷、《显庆礼》130卷、《开元礼》150卷等大型官方礼书。与唐代相比，宋代统治者明显提高了对民间家礼的重视程度，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积极投身于民间家礼的建设之中。特别是身为国家重臣的司马光和大思想家朱熹等，在家礼建设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宋代重要的家礼著作
宋人所写的家礼著作很多，现在仍然传世的就有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以下简称《书仪》10卷、《居家杂仪》1卷、《涑水家仪》1卷、《温公家范》（以下简称《家范》）10卷，朱熹《朱子家礼》（以下简称《家礼》）5卷、《乡约》1卷，袁采《袁氏世范》3卷，吕大忠《吕氏乡约》1卷，郑道玉《琴堂谕俗编》2卷，真德秀《谕俗文》1卷，陆游《放翁家训》1卷《绪训》1卷，赵鼎《家训笔录》1卷，刘清之《戒子通录》8卷，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1卷，曹淇《训儿录》2卷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司马光、朱熹、袁采三人的家礼著作，我们在此简要加以介绍。
司马光《书仪》今有《四库全书》、《端溪丛书》和学津讨原等版本。“书仪”一名由来已久，原意是指供人模仿和套用的书信程式和范本。早在西晋时期就出现了这种类型的书仪，如著名书法家索靖的《月仪》，就是按月编写、供不同月份使用的往来书信格式。后来，书仪类著作逐渐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其内容也变得十分广泛，几乎成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指南或行为准则，这种综合性质的书仪又叫吉凶书仪，唐代郑余庆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是这方面的代表。郑氏书仪共30卷，其中关于各种书信格式的内容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有关具体礼仪的内容显得相当宽泛，涉及了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礼仪的各种层次。与此相比，司马光的《书仪》虽然仍属于吉凶书仪的范畴，但与郑氏书仪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今本司马光《书仪》共10卷，其中只有卷一是关于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等往来文书的基本书写格式的介绍，其他9卷都是讲各种家庭礼仪规范的。后9卷的具体内容是：卷二为冠仪，卷三至卷四为婚仪，卷五至卷一○为丧仪，其中卷四后附“居家杂仪”，卷一○后附“影堂制度”。这说明，司马光《书仪》已由早期书仪以讲书式为主转变为以讲礼仪为主，而且也不再像郑氏书仪那样各种礼仪面面俱到，而是着重介绍民间日常应用的家庭礼仪，它的性质实际上已成为一部重要的家礼著作。司马光《书仪》虽然将祭礼归于丧礼之中，但已经自成一卷（即卷一○），这种冠、婚、丧、祭四分的家礼格局，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礼仪系统，为后世家庭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朱熹作《家礼》时，一半以上的文字都援引自《书仪》，足见《书仪》对后世家礼的影响。
司马光的其他3部家礼著作也很有影响。《家范》今有《四库全书》、《朱文端公藏书》等版本。今本共10卷，书中援引先贤古训，撰集旧闻故事，杂以个人评述，为家庭成员制定行为准则，提供效仿典范。朱轼评价此书说：“《家范》所载，皆谨言慎行、日用切要之事。公一生得力于是，而其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浅焉。”[1]其中卷一是纲领性的综论，卷二至卷一○共分列了祖、父、母到妾、乳母等18种家庭成员的不同身份，并分别给每种身份制定了礼仪条文，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家庭礼仪的细腻程度。《居家杂仪》附于《书仪》之后，同时又有单行本传世，主要有《顾端文公遗书》、《东听雨堂丛刊》等版本。今本共1卷14则，主要是关于家长、父母、子妇、卑幼、内外仆妾等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涑水家仪》《宋史·艺文志》本作《涑水祭仪》，今据《说郛》改。原书已残，《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七一辑得1卷。其内容是在《居家杂仪》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子受父母之命”等方面的具体礼仪，比《居家杂仪》显得更为丰富。
朱熹《家礼》传世的版本比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十年麟经阁刻本、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等。今本有5卷本、8卷本、10卷本，一般认为5卷本比较符合该书原貌。按照5卷本的内容编排，卷一为通礼，卷二至卷四依次为冠礼、昏礼、丧礼、祭礼，基本上沿袭了司马光《书仪》的家礼格局，而且其具体礼仪条文也有很多直接来源于司马光《书仪》。因此，明代丘濬在其所辑《家礼》序言中说，《家礼》是“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定增损，举纲张目”，这正点明了《家礼》与司马光《书仪》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与司马光《书仪》相比，《家礼》已完全摆脱了书仪类著作的性质，成为纯粹的家礼著作。《家礼》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时期，人们都把此书奉为制定家礼的重要参照，并把它改编成节要、仪节、会成、会通、集要、集注、铨补、笺补、简编、图解、辨定等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朱熹的另一部礼仪著作《乡约》，是在吕大忠《吕氏乡约》的基础上略加增损而成，去其“罚式、聚会、主事”三条，而存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主要内容。《乡约》虽然是为高于家族的基层组织“约”而作的，但其礼仪条文与家礼的关系甚为密切。该书今有《东听雨堂丛刊》等版本。
袁采《袁氏世范》今有《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清照堂丛书》等版本。今本共3卷，分别为睦亲、处己、治家。该书是袁采在乐清为令时所作，初名《训俗》，后袁采请刘镇作序，刘镇以为“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曲。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然是书也，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堂诸后世可也”，故建议改名为《世范》。乾隆五十三年杨复吉在《重刊袁氏世范序》中说：“若兹《世范》一书，则凡以睦亲、以处己、以治家者，靡不明白切要，使人易知易从。俗训云乎哉，即以达之四海，垂之后世，无不可已。”可见该书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从前面所列举的书目可以看到，宋代的家礼著作确实是十分丰富的，而且除了上述专门性家礼著作外，宋代的其他著述中也时常涉及家礼的问题，如此丰富的家礼文献正反映了宋代对家礼建设的重视。
二、宋代重视家礼建设的原因
宋代统治阶层之所以如此热心于家礼建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宋代统治阶层很多人都具有“家国一体”的政治观念。在他们看来，家庭既是国的基本组成单位，又是国的缩影，治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在《家礼》原序中，朱熹明确指出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要，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可见，朱熹推行家礼，实际上是想通过修身齐家的方式，帮助国家达到崇化导民的最终目的。司马光则在《家范》开篇第一条，引用《周易·家人》作为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司马光在此条下解释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而天下莫不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显然，司马光把“家道”提到了极高的地位，认为正家道是教化天下的根本。接着，他又引用《大学》中的一段话：“《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此，司马光托古言志，通过对经典的引用表达了自己“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
其二，宋代建国初期所面临的礼制崩坏局面，使宋代统治阶层意识到重建“礼治”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政治上看，宋以前的五代是一个以“礼崩乐坏”著称的时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炭。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事层出不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臣、人鬼皆失其序。在这种乱极的社会，礼仪成了一纸空文。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凌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仪为何物矣！”[2]宋代建国后，虽然在政治上走向统一，但礼仪败坏的局面却很难迅速改变，违礼之事颇为常见。如宋初规定，平民不许乘轿，贵戚大臣非有殊恩亦不能乘轿。但实际上，当时富裕的工商、庶人之家不但乘轿，而且在轿的装饰上甚是越礼逾制，轿夫也多用八人，被当时大臣斥为“僭拟”。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宋代统治者十分焦虑。他们深知，如果不重振纲纪，整饬社会秩序，必将重蹈前代覆辙。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礼治”的措施，以礼入法，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强化礼制建设。如司马光说：“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3]可见，宋初统治阶层在“礼治”方面确实费了不少心机，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来恢复以前的礼治社会，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民间家礼的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
其三，宋初庶人阶层的崛起，也使宋代统治阶层看到了民间家礼的重要性。宋初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处在一个重大发展变化时期，尤其是社会关系的变革，更是引人注目。在此之前的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士庶天隔”，不可逾越。经过唐五代的大动荡，旧的高门大族已所剩无几，门阀氏族阶层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士”的概念也开始转化为读书人。士庶之间尽管还存在差别，但已不像原来那样泾渭分明。官府下的诏令往往以“士庶工商”连称，将此四民视为一个地位大致相等的平层阶层，统称“庶人”，以与品官相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庶人队伍的壮大，使他们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力量。社会地位提高了，对社会的要求也必然随之增加，这突出表现在庶人阶层“平等”意识的增强。他们不满于传统社会等级的划分，提出了在社会身份上“等贵贱”的明确要求，并不断在其物质消费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僭礼越分之事经常发生。如何对待这种社会现象，成为摆在宋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妥善管理好庶人这个庞大而强有力的阶层，将会对宋初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统治阶层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十分重视民间礼制的建设，积极推进“礼下庶人”。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在先秦主要用于规范、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在魏晋主要用于维护门阀士族的特权和地位，而到了宋初，礼的功用重心开始向下层社会转移，成为统治者管理百姓的一个有力工具。
三、宋代家礼建设的宗法色彩
如前所述，经过五代时期的动荡，宋代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门阀制度的衰败，使得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不断的迁徙和流动，改变了传统那种大规模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不同阶层间由贵到贱、由贱而贵的变化，打破了以往那种界限分明的等级划分。这些变化使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惶恐不安，深感个人地位之不稳，家庭保持之难久，于是，他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达到保家保族的目的，而重建封建家庭礼制，是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传统宗法纽带的破坏，严重削弱了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控制能力，为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因此，对于士大夫重建封建家礼的要求，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支持。对此，王善军也曾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过分析：“伴随着唐宋之际的长期战乱和社会关系的变革，门阀宗族制度受到了彻底的冲击。至五代宋初时，社会上宗族成员关系松散，有的甚至相视如途人，缺乏有力的团聚力量。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冲击，经常会使得富者有社会地位不稳之虞，贫者有失去生活能力之忧。因此，宋代的地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士大夫阶层，就极力想利用宗族这个古老的自然共同体，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4]这样，保家保族和治国安民的双重目的，必然使宋代的家礼建设带有浓重的宗法色彩。
宋代重要的家礼著作都十分注重对宗族观念的突出和强调，如司马光《书仪》专设“影堂制度”一节，就是强化宗族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影堂即《家礼》中所说的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其职能相当于古代的家庙。家庙之制，由来已久，但其间经历了多次的兴替和演变。在唐代，世家贵臣还都有家庙；到了五代，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家庙之制也随之灭绝。宋代建国后，在统治者的反复提倡下，家庙制度才慢慢恢复起来，并且逐渐延伸到了下层民间，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司马光《书仪》当中，影堂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祭祀祖先、冠婚丧礼、升官远行，都要到那里举行相应的仪式，司马光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敬宗来收族，加强家族的凝聚力，使宗族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影堂的设立，也突出了族长的地位，因为宗族的各项活动都是由族长主持的，家族成员必须服从族长的调遣，这样一来，族长便逐渐在家族中树立了极高的权威，享有对整个家族的绝对统治权。而这正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现实需要，迎合了统治者多层次、多渠道控制基层社会的愿望，使家族这种宗法组织成为统治者统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更加强了对下层人民的控制力。司马光在其家礼体系中极力渲染影堂制度，扩大影堂在家族日常活动中的应用范围，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
与司马光《书仪》相比，《家礼》的宗法色彩显得尤为浓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家礼》对宗法观念的强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突出祠堂在家礼体系中的作用。司马光《书仪》已经把影堂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朱熹觉得司马光做得还不够。《书仪》是把“影堂杂仪”附于最后一卷“祭仪”的末尾，因为影堂主要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家礼》则把祠堂放在了全书之首，由“祭仪”的附录一下子上升到“通礼”的首项内容，并且对其作了详细的注释，使之成为整个家礼体系的基石。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朱熹解释说：“此篇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大者，而凡后篇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可见，朱熹已经把祠堂视作联系其整个家礼体系的主线，是高于冠、婚、丧、祭四项分礼的“通礼”。第二，特别强调宗子在家庭礼仪中的重要地位。宗子即本族世嫡长子。翻开《家礼》，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宗子”的字眼：祭礼“祭祀须是用宗子法”；冠礼“必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昏礼“堂专以奉宗子”；丧礼“若宗子自为丧主，则叙立如虞祭之仪；若丧主非宗子，则宗子宗妇分立两阶之下，丧主在宗子之右，丧主妇在宗子妇之左，长则居前，少则居后”等等。明丘濬辑本《家礼》引黄瑞节云：“《家礼》以宗法为主，所谓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皆是意也。至于冠、婚、丧、祭，莫不以宗法行其间。”在这些礼仪中，“宗子”、“非宗子”、“与宗子同居者”、“与宗子不同居者”的身份有着严格细致的区分，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礼节和权力。朱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家族中树立一个绝对的权威，使之成为家族的有力统治者。
对家长地位的格外强调，也是宋代家礼强化宗法观念的一个举措。家长是一个家庭的管理者，而家庭则是宗族组织的最基层单位，为了使家长在宗族组织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宋代家礼赋予家长至高无上的尊严，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就是“严君”，父子之间如同君臣。《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居家杂仪》则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只有通过这种严酷的禁锢方式，才能达到家庭内部的高度凝聚；而家庭内部的高度凝聚，则是实施宗法宗族统治的必备基础。
四、宋代家礼建设的主要依据
宋代制订家礼条文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古礼，一个是俗礼。但由于古礼和俗礼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的家礼建设者们常常面临着从古和从俗的艰难选择。在古礼、俗礼之间寻求折中，正体现了宋代家礼思想的时代特色。
作为封建地主官僚阶层的代表，司马光、朱熹等人对古礼有着格外深厚的情感。《书仪》很多地方都以《仪礼》、《礼记》、《大唐开元礼》为参照，书中时常可见“今从《既夕礼》”、“今从周制”、“今从《开元礼》”的字样，这些地方司马光基本上是照搬古礼。朱熹也曾在古礼上花费过很大精力，写作了《仪礼经传通解》14卷，其《家礼》虽然比《书仪》更注重世俗应用，但也不乏古礼的成分。宋代家礼建设者们有时明明知道一些古礼今已不用，可他们还是坚持写进书中。如《书仪》卷一《冠仪》明确说“冠礼之废久矣”，但司马光依然将《冠仪》列为四仪之首，这完全是出于“爱礼存羊”的心态。
但毕竟宋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仪礼》、《礼记》所记载的周代贵族礼仪，《开元礼》所记载的唐代品官礼仪，都无法在宋代民间得以通行。为了使自己的礼书切实可行，从而达到其推行“礼治”的目的，宋代家礼建设者们只好忍痛割爱，对古礼进行删改，使之更接近于宋代民间的社会实际。《家礼》原序说：“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廷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要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这说明，朱熹写作《家礼》，就是要在古礼、俗礼之间寻求一个折中点，使之既切合世用，又不违背古礼的本义。明丘濬辑本《家礼》引周复云：“《仪礼》存乎古，《家礼》通乎今；《仪礼》备其详，《家礼》举其要。盖并行而不悖也。故文公虽著《家礼》而尤拳拳于编集《仪礼》之书，遗命治丧，必令参酌《仪礼》《书仪》而行之，其意盖可见矣。”这是对朱熹折中古今礼制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在《书仪》和《家礼》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今从俗”、“且须从俗”、“可从众”、“今从便”、“以从简便”的字样。分析这些地方从俗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古制今不可知，只好从俗。如《书仪》卷四：“古笲制度汉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皂表绯裹，以代笲，可也。”第二，古今好尚相异，故改从俗。如《书仪》卷三：“古者同牢之礼，壻在西东面，妇在东西面。盖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须从俗。”第三，古礼破费，恐贫家不能治，故从简易之俗礼。如《书仪》卷五：“古者士袭三称，大夫五称，诸侯七称，公九称；小殓，尊卑通用十九称；大殓，士三十称，大夫五十称，君百称。此非贫者所能办也，今从简易。袭用衣一称，小大殓据死者所有之衣，及亲友所燧之衣，随宜用之。”第四，古礼繁缛，不便施行，故从简便。如《家礼》卷三：“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第五，古今事物异制，难依古礼，姑且从俗。如《书仪》卷五：“古者小殓席于户内，设床于两楹之间。既殓，移于堂。今堂室之制异于古，且从简易，故小殓亦于中间。”第六，俗礼虽古所无，然亦合于事理，故应采纳。如《书仪》卷三：“古无壻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拜至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第七，俗虽非礼，然难以遽革，故权且变通相从。如《书仪》卷七谈到世俗乱立墓碑、替死者炫耀夸饰的劣习时说：“今既不能免俗，其志文但可直叙乡里世家、官薄始终而已。”在这类习俗面前，宋代家礼建设者们往往显得无可奈何，明知非礼，却难以彻底革除，只好作些变通，抱着“有胜于无”的心态，权且相从。
但对于有些俗礼，他们则明确反对。如《家礼》卷三：“世俗新壻带花胜以拥其面，殊失丈夫之容体，忽用可也。”《书仪》卷五：“世俗或用冠帽衣屐装饰如人状，此尤鄙俚，不可从也。”他们对俗礼的反对，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反映出他们的保守思想。如司马光对待火葬的态度就显得非常保守。宋代盛行火葬习俗，这种做法既简便节约，又不占耕地，理应加以倡导。但由于火葬冲击了儒家的丧葬制度，改变了宋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因而遭到司马光的坚决反对。《书仪》卷七说：“世俗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柩，收烬归葬者。夫孝子之爱亲之肌体，故敛而葬之。残毁他人之尸，在律犹严，况子孙乃背谬如此！……必也不能归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犹愈于焚之哉！”司马光十分重视丧礼，《书仪》中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讲的丧仪。他把丧仪视为强化宗法意识的重要手段，试图通过丧礼的实施使伦理纲常得以不衰，使统治秩序得以维持。而火葬则完全将此弃置不顾，这是司马光所难以容忍的。但司马光对当时出现的童养婚、指腹婚以及“只求资财”等不健康婚姻现象的尖锐批评，则反映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敏锐性。
用今天的眼光看，宋代对家礼的建设，主要是为强化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借鉴价值的成分，如宋代家礼所倡导的孝敬、亲善、礼让、诚信等，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宋代的家礼思想，去其杂莠，择其精华，以服务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公民道德规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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