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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是西方著名的左派思想家，他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作《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Schwarz Buch Kapitalismus》)一书。他在书中对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批判。通过考察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的全部历史，他力图说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这个结局。”[1] (p.1)
库尔茨强调，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制度危机在“质”上的一个新阶段。他从各个方面对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的当今资本主义展开了分析批判。我们把其中最有针对性的、最能帮助我们领会当今资本主义本质的若干方面述解如下。
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实现了“由机器人来替代人进行劳动”，但并没有因此而使人获得解放，相反却使人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库尔茨这样描述被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自动化的体系赶出劳动岗位的人的状态：“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人员只是麻木不仁地看着窗外，直到他最终倒地死去方才得以从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虽然这常常酷似一生遭受企业经济的驯化与煎熬并在达到规定年龄界限后留下的只是一副身心交瘁的残躯。”[2] (p.670)这就是说，虽然人从痛苦的劳动岗位上下来了，但他并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而只是“麻木不仁地看着窗外”，一直到死去才“得以从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多少人曾梦想高度的自动化会自然而然地使人的工作时间缩短直到几乎消失殆尽。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实际经历却恰恰相反，“因为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机器最喜欢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时它抛弃着‘过剩者’并原则上一块面包也不再给予他们”。[2] (p.671)资本主义自动化进程唯一符合逻辑的可能发展形式是：大规模的失业在这里从不意味着大批人在充满情趣地享受闲暇，或最后的结果甚至是大批人死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必然会固守这一逻辑，并且必然会依据这一逻辑来开辟自动化道路，从而也必然会使工业增长的“平衡机制”失效。库尔茨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说，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随着自动化而出现的“告别劳动”看成是深重的灾难是绝对正确的，但必须补充的是，这种灾难不能仅仅被看成是文化上的，而应被视为是“一个社会的和经济的巨大危机”，其理由很简单：“这绝不是一个暂时的危机，而是一个真正历史性的制度的崩溃。”[2] (p.671)
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开来，这种失业并不源自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完全是由这一社会的制度所造成的。
库尔茨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重点放在对这一社会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分析上。他首先指出了结构性失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严重性。他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虽然在全世界以及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确实持续降低了，但结构性的失业却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开来，而增长率仍旧保持低水平或者在许多国家跌进深谷一蹶不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今天，“丝毫看不见一个新的世纪性繁荣”，“随着微电子合理化的推进，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崩溃波及越来越多的领域”。[2] (p.694)他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摧毁了那些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使他们大批“失业”，目的是将他们逐渐在最低的生活水准上融入到工厂体系里。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一次在工业资本自身的基础上导致了巨大的突破，为的是在战后历史时期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来实现资本主义。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资本主义则干脆解雇了“它的孩子们”。问题在于，大规模的工人被驱赶出自己的工作岗位，明明是荒谬的，明明标志着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要和学术界的辩护者却“把这种不合理性宣告为舍此无他”，强调这就是人类的命运，这“将永远决定人类的命运”。[2] (pp.705-706)
库尔茨特地指出，这种劳动者被大规模驱赶出劳动岗位的现象，不但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而且也见之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业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在边缘国家则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失业现象。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正将失业问题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出口”给边缘国家，其主要手段是推广微电子设备，让边缘国家的那些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这些设备的工业破产。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零星地按小时或天数工作挣点小钱的实际上的失业者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太普遍了。库尔茨在分析边缘国家的失业情况后指出：“不可再否认的是，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已经生活在资本主义之外，因而也就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而且也就只是艰苦度日。数十亿人落到只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自然经济的悲惨境地，并且受到资本主义管理下的现代生产力的广泛排挤。”[2] (p.704)
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很少有人会公开否认这一现实的存在。但关键在于这一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当今一个较为普遍的解释是把此归因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身使生产过程中的人类劳动力完全成为多余，是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在对劳动力“进行合理化削减”。库尔茨针对这一解释，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正像不能把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大规模失业仅仅归咎于石油价格造成的震荡一样，也不能把这种失业现象视为自动化产生的必然的社会经济后果。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必须看到这种结构性的失业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
库尔茨所说失业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指的是失业从根本上说与工业自动化本身的提高没有根本性的联系。他说：“‘节省劳动机器’本身——出于纯技术原因——会把大批的人们推向贫困。这决不可能是因工业技术本身，而恰恰是由社会组织形式造成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又致使技术的发展产生出这样荒谬的种种后果。”[2] (p.685)他的意思是，正因为当今技术的发展和工业自动化的提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下展开的，才导致了这一发展和提高促使大量的劳动者失业。从表面上看，是技术和自动化把劳动者驱逐出劳动岗位，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库尔茨认为，正当随着第三次革命的展开、自动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之时，却偏偏有人在那里大叫要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结束社会保护权，大叫要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只能导致人们大规模的失业，把人们引向进一步的灾难。“如果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来使用新的生产力，而且产品的分配完全不根据个人‘工作成绩’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事会比用新的生产力来保证人类的‘生存基础’更容易了。”[2] (p.690)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只要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逻辑来使用生产力，只要不是完全按照“工作成绩”来分配产品，那么，新的生产力就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就不会削弱而是只会增强人类的生存基础。
当代资本主义把在100多年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破坏狂热加以拆毁，企图把一切与普通老百姓生计有关的社会福利连根拔掉。
正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展开之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场“让国家退位”、“让国家被市场吞没”的狂潮也迎面扑来。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在维持全面的统治，而是在一个孤立的社会里由在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强大个人利益来掌管一个同样可怕的恐怖政体”，“代替万能的国家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是私人的保安人员、‘黑长官’、打手、保镖和敢死队”。[2] (p.718)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和福利国家有系统的撤退和退位成为20世纪最后时期社会的主要趋势。
库尔茨指出，正是在“私有化”和“取消调控”的口号下，“在100多年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经济结构被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破坏狂热拆毁，而且还远远没有结束”。[2] (p.728)现在不仅是那些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而且当代资本主义正以一切手段使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部领域都置于企业经济的赢利核算之下。
库尔茨提出，当代资本主义这种削弱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的做法，对普通老百姓所造成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社会福利的减少甚至取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反对社会福利的调门甚至比反对国家干预还要唱得高。他们认定社会福利不表示任何确定的思想，而是在今天更多地用于夺走自由社会规则的内容，于是他们企图在福利国家真正建成之前就削弱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里根和撒切尔这些资本主义精英们下意识的反福利情绪，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政府的更迭和政策的转变，而是突然使资本主义面临赤裸裸的自由主义。这对富人来说确实具有绝大的诱惑力，但对穷人来说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为的是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库尔茨指出，他们这样做既给老百姓带来了痛苦，又非但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而是加剧了这一危机。他说：“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实现的‘苗条国家’在方方面面都臭气熏天。”[2] (p.730)由于削减了社会福利，国家是变得“苗条”了，但整个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缓解。满脑装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领导精英在推行削减社会福利这一毁灭文明的做法时，只关心这个制度的继续存在而全然不顾其他后果是多么荒唐，但就是在挽救制度这一意义上，他们的如意算盘也“不过是雄伟壮观的海市蜃楼而已”。虽然一轮轮的削减社会福利和私有化的收益将货币暂时冲进空空如也的国库里，但实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产生的效应没有多久就化为乌有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节省”下来的金钱并没有以一种更有效益的形式进入经济领域。基础设施被私有化的领域减少到只剩“赢利的”核心部分并停止了履行它们在全社会的职能。他还这样说道：“如同‘凯恩斯主义的水力学’处处失灵并被切断了水源，危机真正的巨大威胁也同样处处在显灵并在扼杀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凯恩斯主义正是第一个并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而新自由主义的拆毁撞锤出乎意料地不仅将‘福利独裁’，而且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夷为平地。”[2] (p.730)
库尔茨非常深刻地指出，潜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特殊危机的能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总会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采取“让国家退位”、削减社会福利这些“强制治疗法”只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更加恶化。“如果国家退位的话，那么市场也必须退位。只有当资本主义同国家一起消亡时，国家才能在解放的意义上‘寿终正寝’。”[2] (p.731)库尔茨的这段话起码有两层含义：第一，在实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的功能是不可能削弱的，既要强化市场经济，又要让国家退位，这是欺人之谈；第二，关键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一切问题根源之所在，只有让资本主义退位了，才有可能谈及国家的退位。
当代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一视同仁，并且迫使原先保护劳动者的工会等组织解散或收买它们。
库尔茨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所采取的一个最极端化的措施是“坚持不懈地将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地对待”。而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畸形使资本主义原本的暴力特点连同它非理性的性质一览无余。“单是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这一点就暴露了一个普遍受制度奴役的现象，但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如果劳动力确实彻底地听命于供给和需求的‘规律’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2] (p.734)
库尔茨对把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的后果做出了引人入胜的分析。他这样说道，销售不出去的商品可以被储存在仓库里，除了储存费用外无需其他费用，但是卖不出去的劳动力不能够被“库存”起来。这就是说，他们不能通过放进一种营养液或置入冷冻室加以“存放”，也不能够装在盒子里摆在货架上等待有人来购买，他们必须活下去。于是就形成了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悖论，所以劳动力市场从根本上来说是荒唐的。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执意要建立劳动力市场，执意要把劳动力完全商品化，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像处理其他过时商品一样处理“无销路”的劳动力。销售不出去的西红柿被扔进垃圾堆，落伍的硬件在储存很长时间以后被当作废铁处理，销售不出去并且在知识、能力方面变得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力垃圾”也只能像其他垃圾一样被处理掉，他们或者被处死或者自愿地自弃。把市场经济的原则贯彻到底的话，结局只能是这样。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劳动力实际上正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中。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必须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与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矛盾尖锐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来说，只剩下一种抉择：要么结束劳动力的商品性质，要么反过来把劳动力不受限制地作为个人供给者来对待。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以此方式把社会的全面崩溃当作一种“风险”来承受。而为了实施“将劳动力市场转变为个人的供给市场”，他们的征伐不仅对着福利国家，更对着工会的存在。他们认定工会的存在是从根本上“有损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指责“违反市场规律”的工会干涉把“历史—道德的因素”带进了雇佣劳动的范围里。在库尔茨看来，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向工会开刀确实是“情有可原”，这主要因为：“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压力总是在他们谈判成功的余波中也为没有组织起来的和低收入的工人带来了利益和余地，反之工会的弱点和失败也一直会使专门针对‘那些最受亏待的工人们’的企业管理行为更加无所顾忌。”[2] (p.737)资本主义统治精英已经使工会因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庄严自杀”，即“自觉自愿地自动解散”。在资本和所有恶狗的驱赶下，工会“已不再有顽抗的余力，只能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2] (p.741)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对工会不仅仅是持高压的手段，更多的是加以收买。现在一些工会领导人已成了资本主义领导精英的一个分子，他们坐在最大康采恩的监事会里，在所有层次上他们都与管理层和所有的政界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无条件地向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投降，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尽忠效力。库尔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迹象，这表明“工人运动已被调教得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工人们“只能旅鼠般地尾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为了劳动力的个体供给市场而进行的征伐再也遇不到举足轻重的对手了”。[2] (p.746)
当代资本主义导致了自19世纪以来大众贫困化最汹涌的浪潮，持续加剧的大众贫困与巨大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总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最富裕的社会，认为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充足的物质财富。库尔茨正是针对这一点，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大众贫困的社会。他说：“80和90年代的危机波澜连同国家在社会责任面前的退缩和新自由主义征伐造成的影响共同导致了自19世纪以来大众贫困化最为汹涌的浪潮，如今人们对此已深信不疑。”[2] (p.767)
库尔茨强调，当今世界大众贫困的一个新的最显著的特征是这种贫困首先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说：“90年代全球大众贫困急速加剧的明显症候是，在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困化进程在工业化国家要比在那些反正已满目疮痍景象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要快。”[2] (p.769)就拿欧洲来说，根据欧盟提供的数字，1996年欧洲就有至少1.5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当代欧洲，完全失业者当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而那些全职工作的人也往往维持不了贫困线以上的生活，这种状况至少在15年或者20年前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这样在欧洲就有了“职业贫困”的说法。
欧洲是如此，那么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美国又如何呢？库尔茨认为，这一自由民主世界的第一强国在大众贫困化方面也好不到哪去。他引用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官方”统计资料来加以说明：“有420万美国人正在挨饿……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有80万户家庭经常一整天都揭不开锅。据慈善机构的统计，这仅是个远为保守的数字。依据‘第二次收获’组织统计，有3000万人处于‘食品供应无保障的状态’中，有2600万人每个月要靠公共福利伙食供应或食品捐助过活。”[2] (p.775)美国农业部的统计资料承认在数百万营养不良的美国人中儿童占了相当比例。甚至美国在这方面创下了“最残酷的记录”，在美国每年大约有20万低龄儿童在劳动时致伤或因劳动过重而死亡。在美国的许多联邦州内，来自社会底层的儿童过完假期返校时都变得枯瘦如柴，一些儿童在家中每天晚上其家长都只能给他吃一个土豆。库尔茨对此愤怒地抨击道：“这便是‘生活富裕程度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在近300年的危机、战争和贫困年代中难以避免的‘土豆生活水平’，它再次让人领教这是什么滋味。世界上头号民主超级大国不仅成功地使自己的儿童们遭受饥饿之苦，而且还为了取悦那些童心不泯的军事科学家们将一个玩具汽车发射到一亿公里以外的火星上，在那里摆弄几块石头碎片并且用一些专用名词为其命名。”[2] (pp.776-777)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前者越来越穷，完全成为“非人”，而后者越来越富，日益变成“超人”。库尔茨把下述两种人做了鲜明的对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垃圾人”的人，他们一般身高不超过1.5米，年纪很轻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掉光，精神处于半痴呆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数代遗传的“社会性伪生物”；与此同时，那些收入丰厚的资本主义的精英，正在借助于一般凡人在经济上完全不可能承受的“生育遗传”技术使自己成为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特种生物，他们正希望通过“人种选择”成为“另类一种”。
在揭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大众贫困化的过程中，库尔茨反复强调要对这种大众贫困化负责任的应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特别是这种制度的盲目的市场机制在造就这种大众贫困化。他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连同盲目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认为已经‘战胜’了国有资本主义之后，却在‘资源的合理分配’中彻底失灵”，也就是说，正是盲目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手制造了大众贫困，而资本主义的统治精英却还在那里将资本主义制度“尊奉为大自然的金科玉律”，并因此而总是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鼓噪”这一制度的盲目的市场机制的“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约束力”，从而他们面对“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大众贫困这一‘自然事实’”根本不可能找到“济世良方”。[2] (p.768)库尔茨抱怨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尽管有时也会提及这种大众贫困，“但是从来没有去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制度”，即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而“只是在报道体育比赛、自然灾害或是政界闹剧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2] (p.771)库尔茨反复强调，“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原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众贫困”，[2] (p.775)一切善良的人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当代资本主义企图通过建立“服务性社会”来拓宽就业领域，并以此缓解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是“海市蜃楼”。
库尔茨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实际上已意识到在现存的经济结构中不会再有“充分就业”，于是他们为了控制由此造成的危机就不惜一切代价为就业寻找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就是“现代服务业”。他们强调可以把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从而也就使“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的服务业社会”。库尔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乐观”，是“海市蜃楼”，是“资本主义驯化出来的学术思想所犯的一个典型失误”。[2] (p.791、793)
库尔茨强调，希望资本主义的就业机会能够从工业领域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想法与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获得无限增加的业余时间的想法建立在同一个谬论的基础之上，这两种想法，都把“技术—物质的潜能”充分地考虑进去了，就是没有顾及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只要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考虑进去，就不会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推及到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过渡。实际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这些概念完全缺乏经济角度的考虑。它们只是指明了再生产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各种主要和具体的形式。但是如果人们仅仅借助于这些概念得知，人类应该首先从事农业生产，然后是工业生产，现在轮到的是服务性行业，那么这对真正的社会发展来说纯粹是空洞的言辞。实际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根本性的裂变。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到当时为止只处于边缘地位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所取代，小农经济的自我管理和封建统治被现代国家所替代。而要真正实现所谓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过渡，也必须出现这样的裂变，这就是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库尔茨十分肯定地指出：“如果认为向服务业社会的转轨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并且完全没有类似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那种根本的裂变，那实在是很幼稚可笑的想法。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意义上的服务业资本主义社会将不会出现。”[2] (p.799)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服务行业是否已经健全，并且是否已有效地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库尔茨除了在理论上给予驳斥之外，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加以说明。通过对服务业的实证考察，库尔茨得出结论说：“总之，可以明确地说，第三产业不可能开辟一个‘后工业’的资本积累新纪元，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收容所。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服务业中几乎所有领域同样像工业领域本身那样通过合理化减少‘就业’。微电子革命的间接后果在服务行业中比在工业企业中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因为这里不仅个别的企业被竞争击垮，而且整个行业作为次要的商品生产部门由于工业领域中的大规模失业也被切断了需求。危机的连锁反应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完全在服务行业中显示出来，即便如此，在这方面也为期不远了。”[2] (p.798)
那么有没有一些服务行业确实得到充分的发展呢？库尔茨认为，也有的，这就是直接为富人服务的一些行业。一些富人正拥有越来越多的直接为自己服务的劳动力，他们“应该百万倍地对这个不幸的服务世界还能提供的东西感到满足”，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则“作为高收入者的奴仆将不得不为几个铜板和一顿热饭而受雇”。[2] (p.800)库尔茨指出，如果这也算是服务行业的话，那么在这些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则是当代奴仆，这些行业越是发展，当代奴仆的数量也就越多，所受的压迫也就越深。他认为在这种服务行业发展的背后是这样一幅图画：“一个高收入者的特权阶层，在戒备森严、重重防守的豪华住宅区被保护了起来；到处是全副武装、毫不宽容的警察在巡逻；‘过剩的’人一部分被送进监狱或劳改营，一部分作为顺从的奴仆为他人服务。”[2] (p.802)库尔茨还特地补充了一句：“民主的最后阶段看来就是这副模样。”[2] (p.802)
当代资本主义使货币面临“失业”，导致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没有未来的“借贷资本主义”、“博彩资本主义”。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精英作为市场经济的优等生，不断地在那里吟诵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关于市场经济的颂词，但他们实在解决不了“资本积累到底还能靠什么来源支撑下去”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库尔茨认为，在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最后他们把资本主义引向了“借贷资本主义”、“博彩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是一条使货币面临失业的道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绝不再拥有未来了”。[2] (p.809)
库尔茨描述了处于债务危机中的企业、个人消费者和国家的真实处境：
当世界上大批作为赢家的企业用超常的流动速度将资本注入到信贷中时，总是也同样有大批企业作为输家负债累累，但同时依然编制着越来越铤而走险的资产负债表。这些负债累累的企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密度接连地倒闭或者必须通过债权银行或国家暂时的应急和援助来挽救。在过去的几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积累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的不良企业贷款。库尔茨指出，这些天文数字的不良企业贷款，“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必须以越来越快的频次和通过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机构的流动资金作为补贴才能使这颗炸弹推迟爆炸，却不能真正把它清除掉”。[2] (p.812)
消费者的贷款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消费者一方面实际收入下降，而另一方面又依靠贷款来维持面子上过得去的消费水准，那么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即使这些消费者仍在就业，但在一段貌似情况正常的潜伏期以后也必然掉进债务陷阱里，并再也无望爬出来。在毫不留情地扣押工资抵债的情况下，收费电视、移动手机、旅游、新汽车等等用投机的方式继续保持的消费正在迎来名副其实的忍饥挨饿时代，因为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留做生活之用了。今天在西方国家，成群的年轻人到处流浪，他们在刚开始“职业生涯”不久就欠下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还不清的债务。库尔茨指出：“在越来越有可能坠入失业大军队伍的情况下，用消费贷款搭起的纸牌房子弱不禁风，最终大多要坍塌。”[2] (p.812)
同样的机制把边缘国家推入了外债的陷阱。这些国家像有消费瘾的年轻人一样，为树碑立传的项目和金字塔式的工程，为军事消费和喂肥腐败的精英幕僚花费了贷款之后，同样困坐在债务的陷阱之中。库尔茨说道：“成为输家的边缘国家的外债定时炸弹的定时器正在嘀嘀作响，债务已经高达几万亿美元的最高记录。但对此也像企业和私人消费者负债那样没有列出精确的和公开的名单，看得见的总只是冰山的尖顶。”[2] (p.813)
尽管库尔茨揭露了“借贷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但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致命的危机还不在此，而在从“借贷资本主义”向“博彩资本主义”的转折之中。“博彩资本主义”才彻底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本性与不可挽救的覆灭命运。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范围的债务危机基础上，真正的投机热潮又开始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精英又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投机泡沫把债务转移到了证券市场上，把所有层面上的债务危机隐匿了起来。他们借助于对“虚构资本”的制造，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现实经济再也无法追赶上的价值增长的迷人画图。
“博彩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使“虚构的货币资本”与资本的实际积累脱钩。当今全球“博彩资本主义”的中心——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平均指数清楚地告诉人们：虚构资本的创造活动已经超出企业经济“劳动实体”的实际状况有好几光年了。尽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爆炸性增长高度上已难以再让价值得到实际的增长，但是股票市场却通过实现“未来期望”的资本化，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价值突飞猛进的增长”。
库尔茨要人们睁大眼睛看一看，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关键就在于“未来期望”的资本化，即“一个无人过问其实际基础的、完全空洞无物的‘未来期望’以越来越荒诞无稽的规模被‘资本化’了”。[2] (p.817)库尔茨指出，“几乎不可想象的是：证券交易的资本化不仅把整个21世纪已经变成了当今虚构的财富，而且也捷足先登地取益于不可预见的未来，而这一以如此水平实际创造价值的未来永远不会来到”，“这个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负担’，因为就是翻倍成许多个世界的人类也无法‘通过劳动抵偿’这样的一个‘负担’”，“这个未来等于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一个再也无法生存的空间”。[2] (p.817)
从表面上看，随着对“未来期望”的资本化，随着“博彩资本主义”的形成，通货膨胀这个“野兽”被驯服了。但是，“这种为胜利而发出的呼喊不乏幼稚，因为它以令人难堪的态度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置若罔闻：那种由国家滥发货币的做法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被国家转移到金融市场上和股票资本虚构的价值上升的泡沫中”。[2] (p.815)如果国家滥发货币受到通货膨胀惩罚是因为通货膨胀直接表现为不合常规的需求的话，那么股票市场上虚构的“资产通货膨胀”的结果就是通货紧缩的恐慌，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崩盘”和由此而造成的货币资本虚构的巨大数额突然贬值。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步，它还能有什么美好的前景呢？库尔茨在列举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柑橘县全民参与股票市场和其他场合的赌博而导致整个县彻底破产的实例后，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这样的预测：“柑橘县位于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州豪华住宅区，‘神秘的怪物’——里根主义在这里产生。这种破产具有象征性质，它用显微镜的方式预演了‘失业的’博彩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破产。这种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境况现在已经如此恶劣：在‘崩盘’后，最大的投机泡沫肯定会随之破裂，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化为一片冒烟的经济废墟。”[2] (p.825)
当代资本主义使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基本范畴的民族摇摇欲坠，导致了社会解体的恐慌。
库尔茨认为，以投机装扮成精神焕发模样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已进入一个全面土崩瓦解的迅猛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全世界在一次次经济大崩溃中经历了文明的衰落，而且反映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基本范畴的民族的摇摇欲坠。他说：“如果民族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被发明的话，那么在这段历史结束时，它将从内部爆炸开裂……，这部高速运转得发烫的即将面临爆炸的‘美妙机器’也就从此而言破坏了自己的基准体系。”[2] (p.825)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民族的退位绝不是在平静中进行的。这主要在于这绝不是让位于一个更发达的结构，而是使社会在毫无结构中败落。民族并没有被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保持社会形态的世界大社会以积极的方式加以超越，而是在它各个社会层面上出现的大动荡中崩裂。正因为如此，民族的瓦解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自由，而是导致了社会解体的恐慌。“取代了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的‘我们’的不是新的社会形式，而是企业经济这个经济暴政统治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2] (p.826)
库尔茨指出，民族经济实际上是由一个个“过滤器”连接起来的系统，这里所说的“过滤器”主要是指各国的税收、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货币这些调节机制，这些机制就像国家的基础设施一样全都由国家来保障。这些“过滤器”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政治—经济的“臭氧层”，这个“臭氧层”以两种方式不仅对内，而且也对外保护着本国：“对内把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和企业经济合理性这两方面的‘穿透性辐射’能够通过过滤器减弱到制度所能承受的强度；对外是通过过滤衰减未经过调控的或者就其性质来说无法调控的世界市场的‘穿透性辐射’。”[2] (p.828)而“全球化”却把这些“过滤器”一一破坏掉，使其不发生作用，起码大大降低其功能。随着“过滤器”的损坏，保护民族生存的“臭氧层”当然也消失了。民族经济甚至整个民族的衰败也不言而喻了。库尔茨说道：“资本主义没有民族的纽带是不能生存的，但正是这种纽带被那只‘无形的手’本身给解除了。”[2] (p.826)
库尔茨还论述了在民族衰退的背景下民主的遭遇。在他看来，西方式的民主从来都不过是按照经济这个“第四个权力”意旨行事的一种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把它所在国家公民的主体形式确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和劳动市场上的制度奴隶”。[2] (p.833)问题在于当代就是这种西方式的形式民主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一方面使国家公民只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奴隶这一事实公开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另一方面又大大地约束了民主的多种选择程序，以至这种选择程序已变得毫无疑义。“‘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和无聊至极，因为政治出自急于巴结正与民族经济‘脱离关系’的跨国企业经济之心，就连在由制度预先规定的形式中也不知如何提出其他选择方案了。”[2] (p.83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治与企业政治的位置完全颠倒了。本来国家政治应该代表整体，但它与跨国企业经济的势力范围相比，已经降低为一个竞争的部分主体；而企业经济本来只代表单个企业的部分利益，可现在却在更高的层次上代表着“整体利益”。“这种荒诞离奇的颠倒尤为清楚地表明，我们面对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新机构，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存在可能性的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结构上的极性对立被打破的局面。”[2] (p.834)库尔茨得出的结论是：“越来越脱离其公民权利的跨国企业经济主体不再代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进来’”，“‘现代化’的最后形式同时也是现代精神的自我解除和自我毁灭，如今现代化在许多方面已经是非人道主义化”。[2] (p.834)
库尔茨上述八个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都击中了资本主义制度要害。正如他所说，通过这些方面的批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的盲目飞行的终点，最后只能粉身碎骨”。[2] (p.840)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他紧紧抓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展开批判是正确的。诚如他所说，要使用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和人的能力这些资源，来保证所有的人都过上一个美好和欢愉的生活，毋庸指出，若不是社会的组织形式从制度上妨碍了这一基本要求，这一切是很容易实现的。正是罪恶的社会制度，当前就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阻碍着人们去实现这一本来完全能够实现的理想。因此，关键还在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改变了这一制度，才能制止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调动起来的资源误流入毫无意义的金字塔工程和破坏性的生产中去；也只有改变了这一制度，才能把通过微电子生产力而大大增多的社会时间储蓄等量地转换为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闲暇，而不是一方面制造“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却又加剧工作的紧张程度。
库尔茨也曾说过，当前人类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在刚开始的21世纪能够在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社会中形成一个思想和组织的聚焦点，它敢于提出一种彻底的批判，并使之形成一个清晰的轮廓。[2] (p.870)应当说，他为当今的人类较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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