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四库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0)03-0050-13
“四库学”之名，其源无以考索。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在《“四库学”的展望》中叙说曰：“‘四库学’名称，我不知何时始见于文献。1983年台湾计划影印文渊四库时，我写了一篇《影印四库的意义》一文中，即标出了“四库学”一辞。”（注：昌彼得：《“四库学”的展望》，载于《两岸四库学》，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第1页。）无独有偶，1983年7月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上，发表了时任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刘兆祐的文章，题目为《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文中说：“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有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可见，“四库学”之名比较正式出现的时间大约是80年代之初。昌彼得先生与刘兆祐先生不约而同提出这一概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关于“四库学”的发生，昌彼得先生曾有论说：“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焚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注：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载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册1。）台湾中兴大学胡楚生教授亦言：“盖自《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有关《四库全书》统纂之计划、编纂之人员、编纂之场地、贮存之地点、提要之撰写、检索之方式、编纂之得失等等，问题浮现，而逐渐形成一‘四库’之‘学’，深受学术界之关注。”（注：胡楚生：《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载《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这些解释可谓概括周全。但如果作更具体的探讨，笔者以为，如下两点是必须特别提出的：
首先，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尽管清王朝在修书的过程中，焚毁、窜改大量典籍，但无论如何，清中叶以前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大体上已收罗入《四库全书》之内，并在特定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部勒，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最为庞大与完备的知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四库全书》并非一部孤立的丛书，与它相配套的《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宠大、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书目，而且以其纵横八极的“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批评史和学术文化史。《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珠联璧合，旁加《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潜藏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正是如上内容，奠定了“四库学”的根基。
其次，《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光辉夺目，但由于“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不免因陋就简”，“纰漏之处，难可胜言”。余嘉锡先生叙说其间的编纂问题说：“古人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纂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正是因为问题复杂庞大，方有专门之学的发生。事实上，“四库学”正是以“究谬补正”为最初的台阶而展开自己的历程。
二
纵观“四库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乾嘉之际至光宣年间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初，学者的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之中已有评述之辞。如王昶在《湖海诗传》卷十六《蒲褐山房诗话》中评价《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上的地位和价值：“《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语甚明晰。“乾嘉诸儒”中对《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间有不满”者，则因其钦定的特殊地位，“不敢置一词，徽文讥刺而已”（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古籍的考证进一步深入。这些考证“虽不标明是针对四库提要而发，实际上，却对提要作出了许多纠谬补正”（注：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6年版，第272页。）。嘉庆四年(1789)，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广泛搜集四库阙书，抄录进呈，并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为各书撰写提要，道光年间由其子阮福刻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其“纠补”意识也是十分显然的。
道、咸以降，清廷权威失坠，学术界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态度发生分歧，“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从“不敢置一词”到“毁之者过当”，虽然都不是正确的学术立场，但能够“毁之”而不是尊若神明，便意味着客观研究开始拥有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光、宣年间，有三部关于《四库全书》的专门著作出版。它们是《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与《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禁书目合刻》是两部书目的合刻本。一部是归安人（今浙江吴兴）姚觐元光绪八年编成的《禁书总目四种》（即四库馆奏准《全毁书目抽禁书目》、浙江省《禁书总目》和河南省《违碍书目》）（注：因将全毁、抽毁分开来算，故称为“四种”，实则只有三种。），所收全毁抽毁书籍（包括部分重复的在内），总计达2611种（内含石刻21种）；另一部则是光绪末年邓实搜访所得的《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改题为《奏缴咨禁书目》，其中前半部与姚氏书目中河南省《违碍书目》大致相同，后半部分“则为江宁省奏缴书目及各行省咨禁书目，为姚本所无”。两书并汇为《禁书目合刻》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刊入《国粹丛书》。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作者邵懿辰，字位西，“以举人仕京师，为内阁中书、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注：曾国藩：《劭位西墓志铭》，《续碑传集》，卷55。）。邵氏王平喜欢搜购珍善古籍，碰到宋元旧版、名人抄本，便随手记录在手头常翻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条目之下，并加进该目录以外的部分知见书目，日积月累，蔚为大观。当时其书稿曾在友朋间广为传抄，朱琦、缪荃孙、周星诒、孙诒让、黄绍箕、王懿荣等都有批校和增补。宣统三年，其孙邵章根据胡念修传抄本加以校订，附录诸家批注于各题之下，定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刻印行世。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的作者莫友芝系道光举人，曾为曾国藩幕僚。太平天国失败后，莫友芝奉命搜访在战乱中散佚的文宗、文汇、文渊三阁藏书，往来于江浙间，把平生所见传世古籍的不同版本和名抄精校本笺注在《四库简明目录》上，又把《天禄琳琅》著录的清内府所藏善本和黄丕烈、汪士钟、张金吾等清代中后期著名藏书家目录中所载善本抄附其下，对邵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也一并附存。同治十年，莫氏去世，其子莫绳孙将父稿加以整理拓编，为十六卷，定名《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虽然与邵位西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同为标注《四库全书》版本的著作，但邵氏多居北方，所记以北方版本为主；莫氏则长期在南方，所记以南方版本为主，这样，两书可互为补充，“并辔而驰”（注：参见阮阳：《新图书出版业的世纪工程——〈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其精深的专门性研究引起学术界注目。张之洞曾评价《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淹雅宏通，如数家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则称：“此书通行后，何啻得千百导师于家塾，而保全旧学，不致湮没于尘埃，流失于外域。旧学绝续之交，岂非绝无关系之事？”（注：缪荃孙：《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序》，《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亦被当时的“考论版片之学者”奉为“金科玉津”（注：潘承弼：《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跋》。）。正是这三本著作，分别开启了《四库全书》禁书研究和版本研究的领域，从而为“四库学”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民国年间(1911-1949)
民国年间，“四库学”规模大备。其标志有三：其一，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入《四库全书》以及相关书籍的研究，从而推动“四库学”形成一种规模；其二、产生了本门学科的“典范”著作：《四库全书考异》、《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其三、“四库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形成不同方向。此处略加分论。
1.民国时期参入《四库全书》以及相关典籍研究的学者，据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1995年。），约在百余人以上。在他们中间，有著名学者陈垣、郑鹤声、杨家骆、黄云眉、陈登原、谭其骧、王重民、郭伯恭、叶德辉、顾颉刚、谢国桢、孟森、胡玉缙、柳诒徵、王云武、钱穆、余嘉锡、李慈铭、夏承熹、岑仲勉、郭绍虞、王鍾翰、孙诒让等。由于这些学者所专不一，因此，他们的介入，极大地扩张了“四库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又由于这些学者具有一流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了“四库学”的研究水准以及“四库学”在学术上的地位。此处特别要提到的是陈垣。陈垣是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贮于北京图书馆后入馆借读《四库全书》的第一人，也是较为系统、较为全面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他苦读《四库全书》十余年，不仅自撰《四库人名录》和《四库书名录》作为自己阅读的工具书，而且撰写了《四库全书考异》、《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以及四库本《六十种元人文集子目》。他还摹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以此指导北京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的排架；考证于敏中致陆锡熊的56通书札的年序，按次第排出先后；在离藻堂发现《四库全书荟要》，做了成书近二百年来的首次清点（注：参见刘乃和：《陈垣对研究〈四库全书〉的贡献》，海南大学《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10月。）。刘乃河先生称陈垣为“研究《四库全书》的奠基人”。而事实上，陈垣可以称为整个“四库学”的领军人物。
2.民国时期“四库学”的另一成绩，在于“典范”著作的出现。所谓“典范”，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尊奉的楷模。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典范”的指引下发展的。建立“典范”的学者一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上以卓越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种方向上与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二是在该领域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注：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3页。）。晚清“四库学”由于缺乏“典范”性的著作，因此，未能形成一种研究的常态或传统。进入民国，此种情形发生变化，影响“四库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典范”性著作出现。
第一部著作是陈垣先生的《四库全书考异》。在这部著作中，陈垣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赵怀玉本、殿本、粤刻本殿本、湖州沈氏本、扬州本、广州小字本等各种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加以考证，揭示它们前后刻印的关系、异同以及同异的原因。“又用他重金购得的四库馆精缮《提要》底本，作为论证，揭示了《四库》先后撤书、《提要》多次修改情况和填补空函办法，以及查对出文渊阁本的漏改等等的来龙去脉”（注：参见刘乃和：《陈垣对研究〈四库全书〉的贡献》，海南大学《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10月。）。刘乃和先生评述说：陈垣“首次利用故宫档案材料，将纷繁杂乱的久未为外人所知的底细，总结出精炼的结论，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道路”（注：参见刘乃和：《陈垣对研究〈四库全书〉的贡献》，海南大学《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10月。）。这正是“典范”的意义。
第二部著作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余氏十七岁便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无涯”。他以精审的学术眼光，指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
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未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亦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与此同时，余嘉锡也深入剖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缺陷：
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典籍考》。及晁、陈书目，亦未尝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尝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纰漏之处，难可胜言。（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为此，余嘉锡“发箧陈书考证之”，“逐条驳正”，他自述其研究态度说：
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如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轻重，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正体现了专门之学的基本精神和风格。1947年，余嘉锡以毕生精力所瘁的《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由此显示的不仅是余氏的学术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而且充分表明了其研究在“四库学”上的“典范”性价值和影响。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余著虽然征引繁复、考证精详，但正如来新夏所言：“可惜仅得四九一篇，有待后人的续作”（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他所指示并留下的研究空间，吸引后来的学者不断地投入到这一领域，而这一点也恰是“典范”的重要内涵之一。
除了陈垣的《四库全书考异》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还有两部书必须提及。
一部是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如同余嘉锡一样，胡玉缙也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上呕心沥血、瘁力一生。胡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光绪十七年，以优贡中式江南乡试举人。宣统二年，应京师大学堂之聘，讲授周礼。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旅京师四十年”间，胡氏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卢沟桥事变后，年将八十的胡玉缙南归吴下，其友曹元忠的弟子王欣夫以后辈之礼相见，胡氏“以草稿残丛，多未写定”，约欣夫相助。其后又“郑重致书，以身后编刊之役为托”。欣夫一经受托，“于戎马仓皇历年兵火之际，仍保持绥之遗稿，如护头目，十余年中，编校缮写，心力交瘁，百折千回，始终不懈”（注：《卢弼许廎遗书序》，转引自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92页。）。终于于1964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整理出版。如此忠于师友之托的信义精神令人凛然起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采用资料汇辑的方式，对《四库全书总目》逐类进行补正，共补正图书2388种。该书博采群籍，辑录他人的辨讹、纠谬以及考证，“又常常把自己的意见和考辨提供出来，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4年版。），用功极深。胡楚生曾对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极其相似”。但“他们的补正和辨证，是在不相为谋的情形下各自撰著而成的”（注：胡楚生：《〈四库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89页。）。这一不谋而合的现象，恰为生动地显示了“四库学”在当时的兴盛与通行研究范式。作为“四库学”中最为重要的两部考证性著作，《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各有所长。大体说来，“余氏的辨证，甄采的书籍，较胡氏为多，论断方面，自然也容易较胡氏来得谨严和精当”。“胡氏的书，在补正书籍的数量上，毕竟超过余氏甚多，对于余氏所不曾辨证过的一千多种书籍而言，胡氏所补正的，不仅格外可贵，同时，即便是二人都曾致力的书籍，胡氏的补正，也时有新意，往往可以弥补余书的不足”（注：胡楚生：《〈四库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89页。）。然而，由于胡著1964年方得以出版，而余著则在民国时期便已有部分内容排印成书稿或在报刊上发表，（注：余嘉锡曾于1937年7月，取所撰《四库提要辩证》史子二部，排印数百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辅仁学志及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也先后增刊出余氏的辨证十余篇。），余氏本人也因此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研究之“典范”的效应卓然可见，而胡著则无法与之并列。
另一本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杨家骆的《四库全书通沦》（注：该书系作者撰著的《四库全书学典》的第一部分，同时另增订刊行。），其所讨论的问题，荦荦大者如下端：
1、四库全书之世界性及其知识世界的轮廓；
2、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及所含的知识本质；
3、四库全书史上的几个主要命题；
4、四库全书统计；
5、关于四库全书的百种专书；
6、四库全书前后清算知识的工作以及中国政府清算知识之机构的本质问题；
7、四库全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在今日延存的价值；
8、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对于人类世界的演进和改造，是否能够成一种主要的原动力，今后必须延续去做？
9、今后怎样克服《四库全书》及类似工作的历史限制、地理限制、类别限制、形式限制，以创立新的有机体？
正如作者所自信宣称的，该书“在中国首次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站在学术无国界的立场上……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来观察《四库全书》”，从而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以及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真正地使“四库学”具有了学科性、整体性、文化性与世界性。从价值和意义上言，杨家骆的《四库全书通论》列入民国时期“四库学”的“典范”著作之列本是当之无愧，但他所指示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却因“受了历史的拘束力”，未能在“四库学”研究者中引起回响，形成一种研究常态。故此，本节所列书籍中，不得不把杨著排开，以显示当时真实的潮流和研究范式，而这一遗憾，正如后文将讨论的，事实上表明了“四库学”的内在缺陷。
3.民国时期的“四库学”，由于众多学者投入，研究方向不断开拓，内容日益丰满完善。台湾学者林庆彰所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在第三编中，对1900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有一个目录学上的检讨，其分类为：
一、四库全书
概述；纂修研究；著录研究；辑佚与版本；七阁四库；影印事宜；禁毁与续修；四库未收书目与苑委别藏
二、四库全书荟要
三、四库全书总目
概述；纂修研究；学术思想；分类与各类研究；提要补正；影印与笺注
四、目录与工具书
简明目录、标注；四库索引丛刊；其他（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1994年。）
台湾学者刘兆祐与杨晋龙对于“四库学”研究的问题亦有论列。刘兆祐将民国以来“四库学”分四类排比：（一）四库全书的修纂与概述；（二）四库全书的目录与版本；（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与研究；（四）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注：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1983年7月。）杨晋龙则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列举了“四库学”研究的问题：1、促成编纂的问题；2、思想归宿的问题；3、总目名称问题；4、抄本、刻本的问题；5、成书时间问题；6、编纂动机的问题；7、内容删改的问题；8、文字狱相关的问题；9、影响学术的问题；10、价值评价的问题。（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
如上总概，大致可以表现本世纪以来“四库学”的分支方向和基本内容，而民国年间的研究，已基本涵盖这些领域。据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民国时期的“四库学”论著达275种。除前文所述陈垣《四库全书考异》等数种书外，杨家骆的《四库大辞典》与《四库全书学典》；任松如的《四库全书叙》、《四库全书答问》；郑鹤声的《四库全书简说》；黄云眉的《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王重民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及其编纂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的《四库全书编纂始末》；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编纂考》；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周云青的《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陈乃乾在《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的基础上编纂的《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等等，都以其独到的贡献，推动民国年间的“四库学”规模大备，并达到较高的水准。
第三阶段：1949年至今
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格局形成。“四库学”在台港与大陆有不同情势的发展。
（一）台港地区的“四库学”
台湾的“四库学”，50年代尚无大的起色，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则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据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与刘兆祐的《七十年来有关四库全书的著作》(1911-1983)，至1992年年底，台湾“四库学”的论著达221种，其中不少论著卓有创见。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研究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发现与浙江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出入颇大”，殿本颇有于人名、干支、卷数误记，或文义不通顺处，浙江本皆于改正；殿本浙本于每类目后总计卷数之不同；殿本提要之文，浙本颇多增补者，几乎无卷无之，所增之文自数字至百余字不等；殿本提要亦有文字较繁，浙本予以删削者，所删字数自数字至数十余字不等；殿本浙本叙述文字歧异，而辞藻之典雅，浙本远逊于殿本；殿本悉依全书陈列之顺序而编次，浙本大抵依撰者时代之先后。其列入存目之书，两本编次之差异更多，且有所列之卷次不同者；殿本浙本所著录之书不尽同。而浙本中“不可解”的可疑点又甚多。由此，昌彼得先生抉示出“四库学”中人所未见的一大疑案：浙本为什么与殿本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浙本究竟是何人何时主编，浙本对殿本的改易与出版是否隐蔽着清廷政治斗争的消息。（注：昌彼得：《跋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增订群书题识》，台湾商务1997年10月。）据笔者所见，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令人满意的解答。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图书处的吴哲夫先生在“四库学”上深有造诣。其所著《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四库全书修书处工作人员之遴选与管理》、《四库全书的人事管理》、《四库全书修纂动机的探讨》、《四库全书缺失考略》、《四库全书收录外国人作品探求》、《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史部奏议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择录图书标准的探讨》、《四库全书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特色考探》等一系列论著，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宽广的视野，在台湾“四库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哲夫先生的“四库学”研究侧重于文化一路，而这一路在传统“四库学”中从来是薄弱环节。东吴大学刘兆祐承继余嘉锡《四库全书辨证》与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研究并有进一步开掘。其所著《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主要是补胡、余二氏之不足……胡玉缙的〈补正〉于元人别集的版本部分，但据藏书目录的记载，所以难见详密；余嘉锡的〈辨证〉于元人别集，仅及〈白云集〉、〈弁山小隐吟录〉及〈一山文集〉三则而已”。作者“详阅今存诸善本，諟正四库所著录元人别集提要之误，尤于诸书之版本，多所补正”（注：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1983年7月。），对于“四库学”多有裨益。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以其敏锐的思维，对“四库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宏观上加以检讨，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先入为主的臆见、轻信权威的误导、规过前人的心态、习惯从“订讹补阙”等等负面谴责的角度来看待《全书》和《总目》，作者呼吁：改变研究的方式，直接从《全书》和《总目》内容的“了解”上着手，目的是突显两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亦即放弃“政治史”的研究观点，改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这一主张与笔者1990年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思路遥相呼应，表现了“四库学”创新的内在要求。此外，如杨晋龙的《〈四库全书〉订正析论：原因与批判的探求》；罗炳绵的《四库全书编集重心的转变》、《纪昀的学术思想与四库提要的立场》；黄宽重的《四库全书本得失的检讨——以程洺的〈洺水集〉为例》；盖博坚的《清代考据学的发展——顾炎武和四库全书》；林庆彰的《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等等，都以其创新性令人耳目一新。
台港“四库学”中，部分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占据一席之地。如昌彼得指导的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许文渊的硕士论文《清修四库全书之目录学》；吴哲夫指导的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计文德的硕士论文《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乔衍崟琯指导的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庄清辉的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严耕望指导的李孟晋的博士论文《四库著录唐人别集二十种提要考》，等等，由此表明了“四库学”在台湾学术界的重心位置，也有利于“四库学”的继往开来。
工具书的编纂是民国以来“四库学”的传统，早在30-40年代，就有邓衍林的《四库全书总简目索引》、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目》、魏鲁男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张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事年表》、王重民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以及杨家骆的《四库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等“四库学”的专门工具书出版。70年代以来台湾的“四库学”，亦在“四库学”工具书的编纂上有重要成绩。如陈有方的《四库简明目录指南——A Guide to The Ssu-K'u Ch'uan-Shu》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A Guide to The Wen Yuan Dauilion Ssu-K'u Ch'uan-Shu》；台湾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下属《四库全书》索引编纂小组主编的《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学术文之部、杂文之部、传记文之部）、《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附字号索引）、《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四库经籍提要索引》，等等，都是“四库学”蓬勃发展的有机部分。
检视台湾的“四库学”，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四库学”之“学”的意识在台湾较为自觉。1983年昌彼得与刘兆祐不约而同提出“四库学”概念；1991年吴哲夫在台湾政治大学文哲研究所开设“四库学”课程，至今未曾中断，而大陆的院校以及研究机构，迄今尚无同类课程开出；1993年10月至1994年3月，林庆彰编纂《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其第三编为“四库学”，收入条目983条，而在林著之前，“四库学”在目录分类上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出现；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库学”二百年来的历史上，以“四库学”为旗帜的学术研讨会尚属第一次。此外，刘兆祐于1983年著《民国以来的四库学》，发表于《汉学研究通讯》第2卷第3期之上，文虽过于简略，但其“学”之意识是明确的。1994年杨晋龙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上发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从“学”的视野去总结既往研究的得失，而此种类型的文章，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
台湾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四库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古籍研究和文献保存还有一个重大贡献，这就是对《四库全书》的选印和全印。
《四库全书》纂修工程告竣后，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北京皇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但“书成不及百载，而文汇文宗文澜文源次第毁于兵燹，顷所存者只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九一八之变，文渊阁藏书，又遭劫掠……文津、文澜两部，亦均有残阙”。故自民国初年始，学者便强烈呼吁“亟为影印”《四库全书》，“以广流传”。其意一在避免《四库全书》再受侵害，“为《永乐大典》之续”；二在满足文人学子对《四库全书》的广泛需求。但由于政局动荡，人、财、物不能集中调配，各方意见亦难于统一，影印全书之事屡屡受挫，遂不得已从全印改为选印。《国风》半月刊将第3卷第6期（1933年9月16日出版）专辟为“选印〈四库全书〉问题专号”，可见当时舆论的焦点。经学术界、出版界会同努力，1934年7月到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由商务印书馆分四期陆续出版，共选书231种，其中，经部61种、史部19种、子部34种、集部117种。1969年，在王云武的主持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悉付重印，并从70年代初始，陆续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第2至12集，并编印了《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诸佚书》，通称《四库全书珍本别辑》，至少，《四库全书珍本》13集以15976册的规模行世，其所印书1878种，占文渊阁《四库全书》总数3459种的54%。经此珍本十三集的影印，“虽无全书之名，已有全书之实”。
《四库全书珍本丛书》的出版，并未了却商务印书馆影印全书的心愿。1982年，商务借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请求终于得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同意。1986年3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问世，全书连目录索引在内，共1501册。尽管对于《四库全书》的全书影印，历来有反对意见，如洪业以为：《四库全书》除三百余种孤本外，“其余三千余种，大都徒俱充栋之壮观而已，毋需多费纸墨焉”（注：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哈佛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年。）。顾颉刚也在《四部正讹》的序言中说：“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但这些批评并不能抹煞影印全书的功绩。事实上，价值的判断最具主观性。洪、顾先生认为无价值的书，未见得一定无价值，更未见得永远无价值。台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后，大陆即购进230套影印本和100多套缩微品，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影印本为蓝本，缩至32开重新出版。这些回应，足以显示学术界对全书影印的渴求。近十年来两岸三地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广泛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四库学”的深入进展，更有力地表明，《四库全书》的影印，并非徒劳的“多费纸墨”或误传谬种，而是有功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除商务印书馆选印、全印《四库全书》外，台湾艺文印书馆也于1963年在朱家骅和董作宾的倡导下，印行了《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凡1294卷。台湾地区的“四库学”正是在这些选印、全印《四库全书》的热潮推动下取得了可观成绩。
和台湾比较起来，香港地区的“四库学”要薄弱得多。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仅著录香港地区“四库学”论著4种，尽管这一统计不一定全面完整，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大体是不错的。值得一提的是周康燮主编的《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该书将陈垣、黄云眉等著名学者研究《四库全书》的论文集结，1990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出版，为“四库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裴开明著《四库失收明代类书考》，填补了以往讨论的一个空白。
（二）大陆地区的“四库学”
50-60年代的大陆地区，“四库学”平稳发展。余嘉锡的《四库全书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及《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等著作与资料的相继出版，表明了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四库学”的关注。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早在三十年代即在“四库学”上深有成就。1930年他曾出版《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4年，他又据陈垣由集灵囿军机处及内阁大库起居注等处抄出来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与侯植忠从大高殿军机处抄出来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益以诸家文集或他书旧载有关《四库全书》的文件，汇编成《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出版，从而为“四库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1964年，王重民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总目》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背景，阐明乾隆帝为什么要做这一工作的原因，并依次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就学术功力而言，重民先生之作自然是高人一筹，但在风行其时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的影响下，该文的分析重点是“认识它（即《四库全书总目》）的阶级性和它是怎样为乾隆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4页。），这样的思维取向自然会伤及其学术水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湮没“四库学”达10年之久。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四库学”才得以复苏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是传统“四库学”的主流研究内容，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四库学”亦在这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刘远游的《四库提要补正》、夏定域的《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乔治忠的《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等等论著，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贡献。如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其创新之处有三：1.《四库全书总目》中图书提要一万余种，载明版本者不及一千种，其间又多有讹误。余嘉锡、胡玉缙的著作虽对《四库全书总目》加以补正，但主要在于提要内容而不在版本。崔著力补以前研究的空白，致力于版本的考核，谬则匡之，缺则补之，从而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上独树一帜；2.文澜阁库书几经战乱，原抄散佚过半，后经学者三次补抄，文澜阁库书始得复完，但补抄本的底本未曾著录。崔著努力查考补抄本的底本，并将查考所得补录于各条之后，尤其注意补抄本胜于原抄本者；（注：如发现丁丙补抄的魏了翁《尚书要义》为二十卷本，而现存《四库全书》原抄本均缺六卷。）3.对余、胡二氏的研究加以补正，其所论列的内容，皆余、胡二书漏补，或补而未尽，或因补反而致误者。书中还采录了近人对四库诸书的评价，如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张忠祥《铁如意馆手抄书目》等，使提要补正的内容更为丰富。崔氏早年从姜亮夫先生研析《楚辞》与先秦文献，又曾供职浙江图书馆，坐拥书城十余年，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眼善本数千种，故其学敦实，迭有新见。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研究也从来是“四库学”中的重要内容。早在30年代，即有陈垣的《〈四库全书〉编纂始末》、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俱不断有相关论著出版，其间又以台湾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与大陆地区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为代表作。黄著的最大特色是论证详密、着笔细腻，其所述《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机构组成、书籍徵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刊刻补遗、缮写庋藏、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等，皆原原本本、始末分明。由于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增编、尚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故其著在资料运用上占有独特的优势。该书还十分注意从学术发展的“内缘”性来说明《四库全书》纂修的背景和学术价值，其平实客观的研究立场显示了大陆地区“四库学”在学风上的重要转变。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四库学”中文化研究一路，以杨家骆为首倡者。杨氏在《四库全书学典》的综合论述部分，亦即《四库全书通论》中，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从而表现出与纠谬补正一路不同的研究态度。正是基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作者不是细究版本的来由、文字的正误，而是关注《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与知识本质。为此，作者“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来观察四库全书”，更富于新意地把《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进行比较，其论断至今读来仍然生动鲜活。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强大惯性，杨家骆的研究思路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注意，更鲜有继承与发扬者。直至1991年周积明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出版，此种局面方为之一变。周氏长期从事文化史学与文化史研究，故其视野与研究立场别有新见。周著指出：传统《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虽然成就卓著，但基本上沿袭刊误、补正、考核、纠谬的朴学路数。然而，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中国古典目录，其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其间无一例外地积淀和凝聚着主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趋向、理想愿望以及知识、才能等文化品性，蕴含着活生生的灵魂。如果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不去反映主体，不去追寻深蕴其间的文化品性，那么，必然无法取得对书目的真正认识。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理解，《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反传统“四库学”的研究路数，着力透过《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壳”，把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十八世纪的“时代心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从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与新鲜见解突破了传统“四库学”的研究架构，开辟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指导的九四届硕士研究生阮阳在其学位论文《二十世纪的〈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中，以“《四库全书》研究的新视角”为一节，专门评述周著的学术意义，称其“以独特的切入点、宏阔的视野、详密的论证，破译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密码，把《四库全书》研究推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四库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四库学’乃至目录学的发展开拓了视野、开辟了新径”。其言虽或过誉，但把周著作为大陆地区“四库学”的重要成绩之一，大约是不错的。
《四库全书存目》的出版和研究：《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分为“编录”与“存目”两种。“编录”之书，皆为四库馆臣所认定的“有益于世道人心者”或“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稗实用者”，故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之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书有谬误，虽不收入《四库全书》，但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厥谬”；另一种是无咎无誉，流传已久，应“并存其目，以备考核”。《四库全书总目》中，“编录”之书为3461种，“存目”之书则达6793种，几为前者的一倍。90年代初，大陆出版界开始对“存目”加以注意，胡道静、周绍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古籍整理研讨会上提出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建议。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支持下，民间机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牵头，组织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至1997年10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书出齐，共收书4508种，计1200册。分别由齐鲁书社出中国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此外，季羡林亦曾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收书178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据杜泽逊调查，《四库全书》成书以来，至少有一千五百种以上存目书已经失传（注：杜泽逊：《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9月出版，第127页。）。从这一角度而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对于古籍的保存与研究是有贡献的。但存目之书毕竟是清代一流学者所淘汰者，其间价值可疑者恐怕居多。这里就有一个重新筛选和鉴别的必要性问题，而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凡是四库馆臣贬斥的必然是好书。遗憾的是《四库存目丛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商业活动”，商业运作“极大地限制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中所应有的学术研究”（注：罗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徵访及其著录》，同上书，第193页。），也必然影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价值。值得注意的倒是对“存目”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由此不能不提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杜氏年龄虽轻，却在“存目”上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与期待。
《四库全书》的研究机构与研究总结：1993年12月，海南大学举办“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同时宣布成立“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本来是大陆“四库学”集结力量和深化研究的契机，但“中心”宣布成立以后，基本上是偃旗息鼓，未见后续举措，颇为令人遗憾。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该书以文渊阁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浙、粤本及文渊阁库本提要，并吸收了近二百年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校核欠精、搜寻未全，使该书仍存在缺憾，但此种参校本的出版，对于“四库学”无疑是有贡献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署整理者为“《四库全书》研究所”，据其“后记”，可知此研究所属湖南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其性质可能是商业性大于学术性。目前，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正在筹建“四库学研究中心”，如果这一中心不是虚设而是做一些实事，那么，必将有益于大陆地区“四库学”的深入。
在“四库学”的反省和总结上，大陆虽成果不多但亦有可述。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周积明于1993年12月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四库学的新理解》，指出“传统‘四库学’视界太窄，理论思考不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四库学’重加理解，建立一个有系统、合逻辑的‘四库学’新体系”，其结构包括“四库文本学”、“四库结构学”、“四库历史学”、“四库文化学”四层面（注：周积明：《“四库学”的新理解》，《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84年9月，第103-104页。）。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专业九四届硕士研究生阮阳在王余光教授的指导下以《20世纪（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为其学位论文。该文虽然重在描述，但论述详尽、资料丰富，是大陆“四库学”中值得注意的论文之一。此外，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明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对浙江省的《四库全书》研究进行了检讨，并呼吁“将《四库全书》的研究，正式定名为‘四库学’，并争取尽早使其成为一门‘显学’”（注：陈志明：《浙江省的〈四库全书〉研究》，同上书，第260-264页。）。其所反映的“四库学”之“学”的意识是斐然可观的。
如上所述，为国内“四库学”的大致历程与概貌，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境外的“四库学”。
东瀛日本浸淫汉学最深，对《四库全书》有天然注意。早在1928年，就有松崎鹤雄的《论四库全书》与藤塚鄰的《四库全书编纂的环境》等文发表，30年代，又有桥川浚的《四库全书的评价》和近藤春雄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发表。60-70年代，日本汉学界译注《四库全书总目》形成一时风气，如藤原高男《四库提要译注周易正义》、《四库提要译注论语正义》、《四库提要译注易类叙》等，赖惟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经部）、山井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史部）、近藤光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集部）、楠山春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子部）、吉田早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方言〉译注》，等等，此类作品从1968年到1973年竟有13种之多。其间，近藤光男还有《四库全书与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集的研究》等文发表，显示了淹博的汉学功力。
美国学者中，专门研究《四库全书》者少有，惟其如此，华盛顿大学R.KentGuy的成果尤为值得注意。Guy的著作为《The Emperor'S Four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pa》（《帝国的〈四库全书〉——乾隆时代的学者与国家》），1987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Guy特别注意乾嘉学者参入《四库全书》编纂的心态，并认为“禁书问题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猜忌大有关系”。通读全书，其所论多有新鲜之处，遗憾的是此书至今尚无中译本，故其影响范围有限。
三
从乾嘉之际到20世纪末，“四库学”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200年间，“四库学”的研究者以其辛勤的努力和灿烂的智慧构造起“四库学”的瑰丽殿堂，从而为下一世纪“四库学”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这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所不会忘怀的。
然而，200年的“四库学”在创造成绩、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清晰地表现出它所存在的问题。杨晋龙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曾就此加以讨论。他认为：“《全书》和《总目》二者确有不少可议之处，研究者的焦点因而每注目于此类较易被发现的缺失，反而比较疏忽其本身价值和意义的阐发”。此外，“大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容易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不免影响到判断的客观性”。这些“非学术因素”包括：1、先入为主的臆见；2、轻信权威的误导；3、规过前人的心态；4、研究目的的偏狭。（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杨氏所论，思想清新，深有价值，但似乎过于笼统。事实上，“四库学”的范围广大，而不同的方向自有其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功能，不能作同一要求和价值评价。例如，“四库学”中固然存在重究补轻文化研究的倾向，但就“究补”本身而言，又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如果一味强调“价值和意义的阐发”，可能就会引发另一种趋向。
问题的检讨或许得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四库学”的不同方向；其二，“四库学”整体。
关于“四库学”研究的内容，林庆彰等人均有论列。如林庆彰所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四库学》中，把1900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四库全书》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目录与工具书。刘兆祐将民国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分四类排比：《四库全书》的修纂与概述；《四库全书》的目录与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与研究；《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杨晋龙列举的“四库学”研究的问题则有八项之多：1、促成编纂的问题；2、思想归宿的问题；3、总目名称问题；4、抄本、刻本的问题；5、成书时间问题；6、编纂动机的问题；7、内容删改的问题；8、文字狱相关的问题；9、影响学术的问题；10、价值评价的问题。
如上分类虽各有所长，但均无法体现“四库学”的整体性结构。如果按照研究类型划分，“四库学”似可分为有机联系的三大部分，其一为“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其二为“四库学”的史学研究；其三为“四库学”的文化研究。
“四库学”的文献研究乃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献”这一概念，其内容包括文献及其版本的刊误、补正、考核与纠谬，也包括服务于文献阅读和研究的工具书编纂；
“四库学”的史学研究着重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背景、过程、活动以及相关人物；
“四库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本质、价值趋向、文化观念及其恒久性的价值。
据如上分类检讨，“四库学”的文献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并不以“价值和意义”的发现和探讨为职志。然而，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其他方向的研究又是不可分割的，例如，陈垣以库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发现了四库馆臣是如何在“提要”中强化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而这些内容无论对于“四库学”的史学研究还是对于“四库学”的文化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纵观二百年来的“四库学”，文献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但可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如杨晋龙指出：“四库学”的研究者“虽然明知‘《四库全书》校写时，馆臣将原书面目，悉行摧毁，竄改塗乙之处，不一而足，宋元人文集奏议及史部各书为尤甚’，但用心比勘其删削者实不多”。张元济1934年用的一条比勘史料，被后人一再引用，“可见学者对此类研究的轻忽，遂少有新见”（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吴哲夫提示：《武英殿聚珍版》“每种书前均附有〈提要〉一篇，内容往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是考校《四库提要》很好的文献资料”（注：吴哲夫：《缥湘罗列，连楹充栋——〈四库全书〉特展详实》，《故宫文物月刊》第5卷第5期。）；昌彼得提出：“取《总目》的武英殿本、广雅本、现存三阁（文渊、文溯、文津）与荟要的书前提要，以及尚存世的纪晓岚氏手订提要残本，汇聚一起校勘……了解其间差异之故”（注：昌彼得：《“四库学”的展望》，载于《两岸四库学》，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第1页。），等等，都是有待开拓的研究内容。
“四库学”的史学研究虽然在规模上略逊于文献研究，但亦复可观。这一方向的问题可能主要在于研究态度上。由于该方向主要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背景和过程，故往往渗入较为强烈的批判情感，从光、宣年间因“反满情绪”而产生的对《四库全书》编纂的攻击，到今天在研究中“揭露清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迫害人民，禁锢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我国古代文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注：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33页。王重民的《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也再三强调《四库全书总目》的阶级性，批判乾隆的“反动政治”以及“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尤其是乾隆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反动本质”。），都表现出相似的思想倾向，由此不能不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杨晋龙呼吁：与其满怀偏见的去“谴责历史事实”，不如平心静气、比较客观地“用心去了解历史事实”，从客观的“了解”中所获得的结论，相信比消极的“谴责怪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笔者以为，杨先生的意见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四库学”的文化研究是“四库学”中最薄弱的部分，故研究空间也特别广阔。即如杨家骆在《四库全书通论》中提出的一些课题，至今仍荒芜无人开垦。如何突出并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值得“四库学”的研究者们思索。（注：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重估》一文（刊于台湾《书目季刊》，第31卷第1期），或可略加参考。）
由如上分析可见，“四库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一在价值观念的转换和学术意识的强化；二在持续深入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同时，加强理论思维与扩展视野，尤其是强化“四库学”中向来薄弱的文化研究，藉此展开“四库学”的新局面。三是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倡导从“四库学”的宏观视野去思考问题、开掘课题。为此，有必要继台湾“两岸四库学”研讨会之后，继续举办同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可出版“四库学丛书”、“四库学论文集”、“四库学论著资料索引”，建立“四库学”资料库，从而有效地形成阵容，张大“四库学”的旗帜，使“四库学”真正的成为一门“显学”。
1991年，笔者在《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全书结语中曾引述著名作家孙犁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的一则论断。孙犁确信：
随着年代的推移，它（《四库全书总目》——笔者注）的价值将越来越高，百代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注：孙犁：《关于纪昀的通信》，《天津日报》1979年12月。）
而“四库学”的价值和前景正在孙先生的预言中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收稿日期]200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