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大解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远论文,真理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20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其极大的震撼力和尖锐的政治性，载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20年后的今天，当全党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时候，回顾这场讨论，仍然感到它的深刻厚重和意义深远。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实质是要不要解放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基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以往全部哲学，构成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正是建立在实践范畴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早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把实践定位在理解“新唯物主义”的钥匙上。列宁则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高扬实践的旗帜，并用以解剖几乎断送中国革命事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哲学巨篇，从而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找到了通向革命胜利之路。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应该说是十分肯定和明确的。
然而，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却引发了一场远远超出学术理论界的大讨论，甚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在建国后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不能不引起巨大反响。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同志倡导和坚持的。然而，晚年的毛泽东同志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把“左”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推向极端，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现代迷信，人们的思想被精神枷锁紧紧禁锢，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被扣帽子、打棍子。实践已经证明，这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给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未能从根本思想上与这条错误思想路线划清界限，仍然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行动迟缓。集中的表现就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直接阻碍着清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对这种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同志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合情合理’的问题”〔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正是在邓小平同志思想影响下，1978年5 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开展起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重申当时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尖锐地提出要冲破“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的束缚和禁锢，不要躺在现成的教条上，而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在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文章的发表像一颗重磅炸弹投向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受到了当时维护“两个凡是”人们的批评和压制，甚至被指责为“砍旗”。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在许多场合发表谈话，给予文章以支持，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一些同志天天喊毛泽东思想，实质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使得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次声势浩大、广度深度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现实针对性，赋予了这场讨论超越一般理论观点争论的意义，反映了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和较量，是思想理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拨乱反正。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场讨论对于打破思想僵化，揭开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作用。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上看，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的。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原则；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途径。因为人的认识，不仅受到客体的决定，而且也受到主体精神条件的规范和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视主体精神条件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解放思想，也就是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是否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那么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呢？邓小平同志阐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曾经颇为感慨地指出：“对于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3〕事实上正是如此。据一份材料介绍，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评论发表后，《人民日报》一个月内收到20封读者来信来稿，除了一封来信表示赞同评论的观点外，其余全部来信来稿均表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评论的观点。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话，照抄照搬就行”〔4 〕，“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5〕这种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 不但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更谈不上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如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开拓进取，就会从根本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它的危害性，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 〕无论从理论发展的逻辑还是从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的精神状态看，都说明解放思想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7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扫政治生活中那种噤若寒蝉的沉闷空气，启发人们开动脑筋，按照实践标准来分清是非，辨别真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了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
邓小平同志在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时曾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意义太大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邓小平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如此高度评价，令人深思。回顾自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20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使人们体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每前进一步，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思想问题上，都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伴而行，都与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紧密相连，从而显示出它作为“基本建设”的深远影响。
首先，从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内在统一的角度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思想路线是制定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来自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植根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头不对头。”〔8〕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已经具备了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由“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条件，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直接妨碍了这个伟大转变。因此，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就成为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前提。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科学地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刻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思想认识，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
其次，它为进一步破除“左”的和陈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随着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任务的完成，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逐步转移，如何通过改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改革开放要求我们从这样那样外国的或自己历史上的模式，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个别论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某些错误观点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和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在这里，一切照抄照搬无济于事，幻想从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会落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启示人们：解决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总结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丰富和完善。以中国农村改革为例。中国的改革从何处开始？这是以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并取得扭转乾坤的历史性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的。而农民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因为实践证明这种形式比人民公社更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证明那种“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9〕再以对外开放为例。 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突破是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创办经济特区的形式实行对外开放，这是建国后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人们的关注、疑惑乃至反对也很自然。但是，经济特区建设引人瞩目的成就证明了对外开放是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的重大政策选择。无论是中国农村的改革，还是对外开放的突破，都是坚持解放思想，思想路线开创性的成果，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胜利。
诚然，改革开放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对于探索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由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人们的思维定势，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比如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不时地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来，便是明显的例证。解决这个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既不能让实践停滞走回头路，也不能用搞争论的办法去统一认识。正确的办法是把改革的举措付诸实践，用实践的结果来鉴别不同观点的对错，去统一认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的改革是如此，城市的改革也是如此。”〔10〕“拿事实来说话”〔11〕，这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然而，它却再一次说明实践标准对于消除“左”的影响，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巨大作用。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蕴涵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打破思维定势，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完全搞清楚”，当然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方向、目标、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信念不明白，而是指立足现实，立足实践，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路线、方针、政策的选择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体现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上发生了偏差和错误。这种偏差和错误，归根结底在理论上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从哲学的方法或思维方式上看，最主要的是割裂乃至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过程、目的与手段等关系，而把社会主义主观化、抽象化、凝固化。比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以及如何认识和利用现代资本主义等问题上陷入误区，都明显地反映了上述思维方式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本质论为基石构建了科学体系。这个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特征，就是从实际出发，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贯穿这个科学理论的红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也必须从哲学方法论高度，才能把握其科学体系及其精神实质。实践标准的讨论，以及作为实践标准逻辑延伸和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给了我们一把遵循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钥匙，有助于我们摆脱以往长期形成的对社会主义主观化、抽象化、凝固化的观念，有助于改变据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情感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心理，从天空回到大地，从幻想回到现实，把理论与实践以及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过程、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脚踏实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发生在20年前，但是从今天看昨天，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观察，从其逻辑发展来思考，仍然有它深层的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当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直接面对的政治现实的层面而言，冲破“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基作用已经载入史册。然而，这场讨论中所揭示的一个根本思想理论原则，即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必须面对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中反复重申并且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题中应有之义，是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永葆马克思主义青春活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必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能够指导实践不断取得成功。这个信念，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动摇。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打不倒”〔12〕，“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但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它的至尊至善，而完全是实际生活的需要；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了让后人顶礼膜拜，只是为实践提供行动的指南。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因此，绝不能像真理标准讨论中揭露的那种名为“高举”，实为“歪曲”的情况，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不用开动脑筋，到“本本”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答案的汇集。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功能在于指导尚未研究的新领域、新事物，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有的放矢”；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概括为“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党的三代领袖的论述，极其精辟而深刻地阐述了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社会实践检验，不仅仅是证明对错，更重要的是通过检验，对理论作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发展。理论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规定性，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奥秘。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5〕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人们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不同，只有不断地研究、探索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活力。列宁、毛泽东是这样做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贡献，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我们面对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生动实践中新事物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成不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没有终结。怎么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这个“一个中心、三个着眼”，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同时又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让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这是2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启迪。
注释：
〔1〕〔2〕〔3〕〔4〕〔5〕〔6〕〔7〕〔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8、128、114、142～143、143、 143、191页。
〔9〕〔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74、155、382、38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第40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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