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始于1978年，二十多年来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中国经济保持了积极的高速增长，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加强。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确定为今后发展的中心任务。
对市场经济的进程进行总结和评价，不仅需要定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进行定量判断。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因国而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对于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市场构造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家国外的研究机构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进行了实证性评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传统基金会、[1]自由之屋和加拿大Fraser研究所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其目的在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分和排序。
在国内学术界测度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卢中原等从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4个方面测度市场化程度；[2]江晓薇等从企业自由度、市场国内开放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4个方面衡量市场化进程；[3]顾海兵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金、生产、价格4个分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4]金玉国等使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配权重来构造市场化指数，设计了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对外开放程度4个分指标。[5～6]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陈宗胜提出了一套系统测度市场化的指标和方法，初步测度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7]其后，周业安等根据7大类指标设计了1984～2002年中国市场化总指数，其指标包括政府规模，消费、转移支付及补贴，经济结构与市场的运用，价格的稳定性，使用（获得）不同通货的自由，私人财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和与外商的自由贸易。[8]这些文献都是以中国整体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为研究对象，樊纲等对中国1999年以来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进行了测度，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各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9～10]
已有的研究在测度角度、权数分配、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所得到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构造刻画中国改革以来(1978～2003)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
二、市场化指数
在研究市场化程度的定量测度的文献之中，以陈宗胜和樊纲等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陈宗胜等从体制构成、产业部门和地区差别三大方面11个领域测度局部的指数，然后进行总体市场化程度的合成。然而“体制构成”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属于主次关系，可以用一套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将三者并列测度之后再综合的过程在逻辑上存在一些矛盾（参见张曙光的评论[11]）。樊纲等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进行了测度，从指标体系设计上是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最全面的，只是由于其中不少指标使用了横截面的普查和调查数据，无法对1999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溯。
此外，除了樊纲等之外的全部研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文章，均采用百分率的方式给出指标值，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比较直观地表明市场化的程度，但是，由于不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简单百分率虽然也可以反映出市场化的程度，指标值与现实的实际感受存在较大差距，多数研究对此均采用主观调整的方式处理，这就给测度过程带来了随意性。
美国传统基金会和Fraser研究所构造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在基本逻辑关系上是一致的，都遵循了从基本指标到综合指数的整合过程，而没有采取国内学者用指标的原始数值直接作为指数来源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使大量影响经济自由化的因素成为分析和测度的对象，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经济自由化的丰富内涵。
本文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杂志的研究（Miles等，2004）以及樊纲等的方法进行制度变量的设计。在指标选择上主要考虑指标的可度量性和可获得性，有些指标虽然理论上可行，但缺乏数据或数据可信程度低，则宁可暂缺。
本文设计的市场化指数指标及指标构成说明如下：
第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映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方式做出相应转变的程度。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政府分配资源的程度也较低。因此，本文设置了3个指标进行测度：1)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A[,1])，即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2)政府职能身份转换指标，即用财政收入构成指标来度量政府职能身份的转化程度，具体公式为A[,2]=［税收－（企业收入－企业亏损补贴）］／财政总收入；3)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指标，衡量政府对企业活动管制的放松程度。采用两个分指标来度量，A[,3a]＝-经济建设费／财政总支出，A[,3b]＝-国家预算内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使得市场调节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本文设置了4个指标：1)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B[,1])；2)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B[,2])；3)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B[,3])；4)非国有经济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B[,4])。
第三方面：对外开放程度。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指该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本文从贸易、金融和投资三个方面来衡量：1)对外贸易开放度，包含商品贸易开放比率 (C[,1a])和服务贸易开放比率(C[,1b])两个分指标。C[,1a]＝当年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GDP×第二、三产业GDP比重），C[,1b]＝当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GDP×第三产业GDP比重）；2)对外金融开放程度，除采用传统的金融主管当局（中央银行）对外开放比率(C[,2a])和银行机构对外开放比率(C[,2b])两个二级指标来分别反映金融主管当局和银行机构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之外，本文还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项目”下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两项来构建了证券投资对外开放比率(C[,2c])和其他投资对外开放比率(C[,2d])两个二级指标，以期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情况；3)对外投资开放度，包含本国对外投资开放比率(C[,3a])和接受外国投资开放比率(C[,3b])两个二级指标。前者反映了本国资本参与国际竞争的状况，后者反映了本国市场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
第四方面：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本文使用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指标来衡量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采用了3个分项指标：1)社会零售商品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比重 (D[,1])；2)生产资料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比重(D[,2])； 3)农产品收购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比重(D[,3])。这三项指标大致反映了市场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但仍然是不尽全面，主要是在服务业价格决定方面缺乏数据。
各方面指标体系建立以后，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本文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个“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即对各指标数据进行评分（各个指标数据的评分反映了在样本区间中的相对位置），得到该指标数据对应的指数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第i个指标得分＝((V[,i]-V[,min])/(V[,max]-V[,min]))×10
其中：V[,i]为第i项指标的原始数据，V[,max]和V[,min]时窗中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用4个方面，13个二级指标 （含19个三级指标）建立单项指数，再加权构成总的市场化指数。权重的分配是构造市场化指数时除了指标设计以外最为重要的一环，为了尽可能减少主观随意性，本文在构造对市场化指数的时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分配权重。主成分分析法适用于处理多重共线性情况，由于各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在尽可能的保留原有数据所含信息的前提下实现对统计数据的简化，达到较为简洁明了的揭示变量间关系的目的。
三、数据来源与指数计算结果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各年度《中国物价年鉴》。本文首先对选定的指标评分值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上述各指数评分值序列的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分配各指标的权重，这是基于以下理论假设前提条件做出的，即该对市场化指数分析框架所反映的第一信息是市场化进程的相对程度。此外需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得到的权重是基于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产生的，如果以后年份有了新的数据，短期内可以仍沿用以上权重，长期则需要重新按这一方法生成新的权重。这也符合前文提到的“相对指数”的概念，随着年份的不同，年份间指标值的相对情况将发生变化。表1为中国 1978～2003年间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指数计算结果：
图1 市场化指数(Rf)以及市场化指数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相关图
表1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指数(1978～2003)：
市场化 市场化 市场化 市场化
年份 年份年份
年份
指数指数
指数
指数
19780.74 1985 3.60 1992 6.09 1999 7.37
19790.83 1986 3.52 1993 6.66 2000 7.83
19801.14 1987 3.78 1994 7.10 2001 8.18
19811.75 1988 4.20 1995 7.13 2002 7.99
19821.88 1989 3.99 1996 7.30 2003 8.20
19832.05 1990 4.38 1997 7.89
19842.46 1991 4.82 1998 7.74
图1中左图为市场化指数的时序图，右图为市场化指数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时序图（为便于比较，此图将两曲线做了均值相等的调整）。从图形上看，市场化指数(Rf)与 lnGDP的数据特征反映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市场化指数(Rf)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图形与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提高较快的两个阶段1982～ 1986、1990～1994，同时也是改革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就可能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设计的市场化指数，本文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结论：
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持续提高的，市场化相对指数从改革初期小于1提高到2003年的8左右，说明我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成功的。当然，距离改革的目标模式还有较大的距离，还需要以更大的努力继续推进，改革推进到目前的以制度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理性推进阶段”，其难度将更大。
2.各个方面的市场化进程是很不均衡的，例如产品市场发育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就接近于比较理想的程度，而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就不太均衡。
3.各个方面的市场化进程在不同阶段的推进是不稳定的、波动的，这主要是受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影响所致。在市场化程度提高较快的两个阶段(1982～1986)、(1990～ 1994)，同时也是改革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就可能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
据此，本文提出一些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对策思路：
1.从总体上看，加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步骤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以往的各方面改革中所有制的改革是最困难的一环。如果坚持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则市场经济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应该是指公有制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占相对优势，在此基础上重点改进公有经济的质量，提高效益，同时控制住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即“制高点”）就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
2.对于宏观经济主体——政府的改革，仍然应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改革的关键步骤仍然是精简政府机构，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政治体制中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适当的时候加速进行。
3.对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按照抓大放小的方针，推动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企业资产进行重组，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从企业的管理者到人财物的管理权都应当由企业自主决策，而国家应主要考核其利润和税收指标。
4.对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已经到位，应进一步完善之，同时，各要素市场的改革仍然在进行中，需要进一步从体制上进行完善及改革。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宏观调控就没有了载体。
5.从全国总的市场化指数的波动来看，主要是需要减少政治上的干预和动荡，这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有关，例如在加速民主进程、惩治腐败和健全法制的同时，需要注意防止一些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等）转化为政治问题。必须注意不断化解这些社会矛盾，防止其激化而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动荡和摇摆。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应该采取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渐进方式，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这对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必需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