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走向问题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走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社会走向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何种近代形态转型的问题，通常可归结为关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性质问题。研究者的视野主要停留在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的探讨及其未能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基本上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必然会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认识中开展研究的。把中国近代社会的走向看作当然是资本主义基于两个判断，其一是自明清乃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它必然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二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文明的移植所产生的强大示范效应，使中国近代社会不但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滋生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从而引起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中国产生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一理论背景中思考中国近代社会走向问题却存在着很多疑问，本文试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西方文明的作用问题
中国的近代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使中国社会离开了原有的发展轨道，社会变迁呈现出特殊的规律，由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西方文明的输入，成为诱发中国近代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来判断西方文明引入后在中国社会产生的作用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是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的，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们通常习惯于把西方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成果＝先进文明成果，因而，学术界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所代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得失，并把引进成果的大小某种程度上看作是资本主义化程度的标志。有学者断言：“情况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涉及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如果离开整体环境的变革，孤零零地去考求西洋军火，引进外国军事口令、阵法、条例乃至办若干工厂、辟几条航线，那就只能造成‘桔越淮而为枳’的悲剧结局。”①这种观点所代表的研究倾向在学术界颇有市场。而要究其实质就会发现，他们认为产生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必然带有它母国的文化或政治性质，当它被引进时，必须将这种伴随物一同引进，否则就不会产生它们在母国所产生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首先，“桔”变“枳”能否看成是悲剧？应当说，这是植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虽然，该植物原有形态和使用价值消失了，却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这种变异是十分正常的，恰恰反映了“适者生存”的规律，根本不必用人的感情将这一现象“悲剧化”，用它来形容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十分不恰当的。其次，民族文化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承续过程和浓厚的文化心理基础的，企望通过用西方文化全方位地改造甚至替代中华传统文明而走向近代的设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丝毫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再次，如果我们一定认为发明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要在其母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就不好理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时，西方并没有同时引进当时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政治文化式样这一事实，而四大发明仍然在西方发挥出了远远超过母国使用它们的作用，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西方物质文明成果并不必然地带有政治标签。“悲剧论”实质上是迷惑于西方文化强大的“示范效应”，这种情绪化的研究和理论分析是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
基于上述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学者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各级层的对外反应上也出现苛求前人的现象，甚至要求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人就应当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任何不利于西方文明传入和发挥作用的思想、举动，便被斥之顽固、保守乃至愚昧，这种笼统的判断是无法认真分析中国近代民众的对外反应的。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直接以战争的方式展示其形象，通过武力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有利于列强攫取财富、土地和特殊权益的条约。中国近代的大多数人士就是在强暴中开始了对西方的认识的。
第二，通过经济手段以贸易的形式使中国的绅士、商人、官员了解到西方文明的某个侧面，即商业文化的优劣；以在华经营企业、工厂的方式，使中国的劳动者、小业主看到了新的就业机会，使中国的货币持有者注意到新的谋生手段。
第三，通过设立并经营租界、修铁路、架电线、辟航线、兴学堂、建教堂，使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西方式的文化景观，悄无声息地散发着西方文明的信息，产生了具体形象的示范效应。
第四，传播西学，主要是传教士和部分商人、技师、学者，内容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工艺制造原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涉及西方文化的广阔领域，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文化的留学生、科技人员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
以上诸方面综合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形象，但是，这种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每个阶级、阶层和个人能够完整地看到的，并在西方文明侵入时作出恰当的判断后，以确定自己的反应。不同的阶级和个人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心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认识和体验西方文明的，自然其反应式样也不可能是一律的。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却未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义和团民“排外”现象的分析和评价上，如有学者竟把义和团民的排外与清政府的守旧官僚混为一谈：“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的进步潮流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的刺激，未能促使他们走向警醒、省悟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而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这股顽固潮流，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支配其行动的是狂热的仇外情绪，已毫无理智可言。”②在作者的笔下，义和团民成了丧失理智的狂热民族主义分子，而根本不问这种自发的带有朴素爱国主义情感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会在短期内迅猛发展？为什么华北各地的民众会如此地仇视洋人？义和团民的仇外心理与守旧官僚的仇外心理是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能否在两种心理现象上划等号？……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有不少学者都是以批判的口吻谈到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并斥之为“笼统排外”、“拒绝先进文明”的，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群体对外反应的一种苛求，起码是离开了特定的历史环境。
发生于19世纪末叶的义和团运动是承续了绵延达6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的端绪，并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其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不导源于他们守旧的文化心理和有意对抗先进文明，而是在于乡里百姓一开始看到的西方文明就是由传教士、西方军队等的野蛮行径所构成的横霸面孔，西方经济、文化的渗透打破了乡土社会原有的平衡结构，冲击了原有的谋生方式和手段，大批人被抛出了惯常的生活轨道，人们莫名其妙地感到生存日益艰难，突然发现旧有的种种关系已不能保证人们的和睦生活，甚至精神上的优越感也面临着威胁，于是强烈地喊出了“保卫身家，守望相助”的心声，正所谓“人心积蓄已久，不约而同，闻灭洋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以仇教之说得人心故也。”③人心所向反映了华北地区各阶层人士共同的心理感受，这种情绪首先指向背弃了乡土文化的教民，进而“推源于洋人亦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④由上述可见，乡土民众的对外反应并不是在判断西方文明的先进与落后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自身利益遭到剥夺、侵害的前提下出现的，“排外”明确指向那些直接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事物，这是十分正常的一种反应。那种把中国人民自然形成的仇外心理和朴素的爱国主义行为视为顽固表现，并从抵御先进文明的角度加以贬斥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这就等于要求弱小的被掠夺者高高兴兴地接受强盗的掠夺。
二、关于学习西方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此起彼伏，社会各阶级的一些先进代表人物无不从各自的角度发出这种号召。应当承认，这股思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为接受近代先进文明扫除了部分思想观念上的障碍。然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或口号，在一些研究者眼中却变成了不断追求资本主义化的标志，特别是这一思想倾向出现在那些被认为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口中笔下时，更是如此。于是，“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了“学习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成为判断阶级属性、社会道路、思想水平的标志。于是，证明中国近代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证据便主要落在了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言论上，似乎这些议论、主张、建议越丰富，就越能说明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西方的向往和宣传，更多的不是来自于他们代表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而是对清政府腐败、软弱、无能的极度愤懑和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刺激。以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而言，对待中西文明并没有认识到质的差别，而是或明或暗地看作是“夷夏之不同”、“古旧夷”与“现代夷”之不同、富强与贫弱之不同。当他们要求学习西方的所有事物，包括议院、立宪等时，也没有意识到使中国资本主义化，而是充满“自强”、“雪耻”、“超夷”、“驾乎其上”等等带有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独立感的倾向。冯桂芬在继承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时，就曾倡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⑤从而开创了近代思想史上“超越意识”的传统。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更详细地表明了这一传统：“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本，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本，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乎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那时就可以“雪祖宗之愤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⑥从而恢复中国天朝大国的地位。可以说，在这些仁人志士的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把学习西方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另一个角度看，近代仁人志士的口号、主张、思想，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大多都带有超前性和空前性，并不完全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思想观念的超前性是人类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特征之一，但它应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密、细致、深入的考察、研究、分析后得出的科学见解，这样才能引导社会或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中国近代仁人志士的思想、主张大多是在从西方搬入的成熟理论与对中国社会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以并非完全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串联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着的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主张与中国近代的现实存在差距而呈现出空想性的特点。笔者以为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还远没有达到自发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程度，近代化的经济要素主要是洋人在华的“独资经济”和由此诱发的中国政府和私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模仿经济”，带有极明显的模仿性和移植性。但是，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经济模式和经营方式，它们存在下去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是由技术本身和文明先进程度及其生命力所左右和决定的。列强在华的所有经济行为是在船坚炮利打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完成的；而政府举办的工矿企业、商业贸易则是在充分发挥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强制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私人经营的种种企业，且不说总体上近代化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之可怜，就其能存在下去并有所发展的部分而言，要么寻求的是政府保护，要么主办者自身就是官僚或退休官僚，要么就是依靠海外资本、洋人势力，要么就是旧式货币持有者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投入新的赢利方式。总之，这几种带有近代化意义的经济成分是在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存在甚至发展的，它们能否彻底取代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尚存有疑问，而它们自身的性质又很难说主流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生产并不等于接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而从这一角度把那些近代化企业的产生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走向的标志物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如同经济领域的状况，仁人志士之所以倡言学习西方是在某种救亡图存的总体心态下展开的，他们痛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民族危亡产生了种种忧虑，于是，他们来不及区分西方文化的优劣和适用性，也来不及辨别中国文化的特征，便热情地鼓吹、介绍西方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以为能使西方强大的东西在中国也一样管用，在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显示出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现象。超前的西方政治理论越详尽，离中国的实际就越远，特别是用它来指导社会实践时就更缺乏号召力。我们稍稍分析一下参加辛亥革命的各种分子的动机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当然推论出它的参加者们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然而，这种判断却失之于笼统，并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参加者的动机。不错，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兴中会和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同盟会的纲领中的确有“创立合众政府”和“创立民国”的口号，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它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呼声和走向资本主义的趋势。以1905-1907年加入同盟会者为例，可考知其出身者有379人，其中留学生354人，占93%以上；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这两类各占7%多一点；资本家、商人6人，占1%多一点，贫农1人。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两会纲领中“创立合众政府”和“创立民国”的思想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要求，更多的是留学生的要求。可以肯定，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绝不是在共同追求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目标下走到一起来的，而两会口号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8个字，恰恰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成为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强大口角，由此才不难理解，一次偶然的弹药库失事而仓促起事的反清战斗会如此迅速地得到了近半个中国的响应，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推翻了近两千年的帝制。如此强大的政治动员力的源泉来自对“排满”的认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各类会党分子，无不具有这种浓烈的民族主义的思想。邹容在《革命军》中就鲜明地倡言：“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宋教仁在一首长歌中也写道：“嗟神州之久沦兮，尽荆天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至于各类小团体更是以排满相号召，光复会的口号是：“黄河溯源浙江潮，卫我中华江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仍旧是天骄”；⑦龙华会的入会誓词则说：“我等协力同心，誓杀鞑子，报我祖宗大仇”。⑧而湖南的洪江会则打出了“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主张“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为家中祖父。”⑨无需罗列更多的例子，无论学者们怎样赋与“排满”以反对封建的性质和含义，都丝毫无助于减弱它浓烈的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因此，不能把辛亥革命仅仅看作是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恰恰相反，它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实际的差距，倡言向西方学习者的言论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三、关于近代思想家的阶级属性问题
阶级分析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便利的认识工具，使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然而学术界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却陷入了某种机械套用的状态，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想或是社会运动的时候，首先给他们以阶级的标识，然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各阶级的经典分析进行对号，将其归为某个阶级并根据这个阶级的理论特点来分析思想家的主张。这种状况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分析上。
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的新兴阶级，特别是从世界潮流和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替代理论来看，他们似乎反映着社会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近代社会乃是一个离开了惯常发展轨道的混合型社会，生存于这种社会形态中的各阶级便不可能呈现出某种纯正的形态。事实上由于文化传统的歧异，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与在西方是敌对关系的地主阶级不存在水火不容的关系，反而在新的形式下相生相成，有着自己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维新思潮到共和思潮的兴起，似乎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于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变成了研究几个思想家的思想，从他们的思想资料中寻找那些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推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主张，以证明他们的思想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潮流，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存在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活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与真正从事实业的近代企业家无论从什么角度都缺乏必要的联系，大多数思想家既未办过实业，也没有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深入的了解，然而，却能如此强烈地提出带有某些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是很令人奇怪吗？事实上，这正是研究者自己的某种主观愿望反映到分析研究对象上的表现。如李华兴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一文中引用梁启超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看法说：“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并称此为“过渡时代”。梁启超的比喻确实说明了近代中国进退维谷的情景，然而文中丝毫看不出梁启超对“两岸”各自性质的评论，也看不出他所说的“过渡时代”是什么性质。可李文却径直得出结论说：梁“所谓‘两头不到岸’一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一头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中国，实质上，在梁启超看来，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是中国‘由死而生’的必由之路。”⑩这种解释很难说符合梁公的本意。不错，梁启超是主张要“变”，而且要“大变”，但他的“变”实质是什么？难道倡导引进西方技术就是向资本主义变？倡导学习西方的某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成果就一定主张在中国实行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化就一定是资本主义近代化？这一事例说明作者首先把梁启超框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他主张的未来社会自然就是资本主义的了。
向西方学习，采用其比中国先进的东西使自己强大，进而与西方并雄，甚至驾乎欧美之上是近代思想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基于此，无论是他们的现实政治主张，还是未来社会的理想，都包含着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独立意识，而这些却很难用阶级属性来加以辨别。按照惯常的理解，康有为、孙中山都是资产阶级某个阶层的代表，其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自然应当是资本主义制度（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建立，但史实表明，他们的终极社会理想并非是资本主义蓝图，而是某种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大同社会和集产社会主义）。这种矛盾是现在的阶级分析理论无法全面阐述清楚的，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心理趋向和性格特征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真正挖掘其学术性格等个人素质状况，就无法准确判断其言语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一定产生于该阶级，但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思想特点便不可能是简单的、平面的，必然是杂博的、立体的。他们大多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成人的，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已渐成模式，然后才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这个过程必然是有选择的、过滤的、带有一定目的的吸收，这就决定了其展示的文化面貌是复合型的。总之，近代思想家的阶级属性具有模糊性，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阶级标准去衡量和评论。
以上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交替理论延伸出的理论问题，成为研究者研究近代中国的理论背景和出发点，其结果造成人物分析和事件分析模式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严重妨碍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与研究。理论观念体系是我们打开历史之锁的钥匙，随着研究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变迁，分析工具也势必要进一步提高，向着科学化、理性化的目标靠近，否则就不可能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是人类认识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是过往的客观存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已经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应当成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基本出发点，把资本主义化说成是近代世界的大趋势和近代中国的必然归宿，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角度立论的。然而，纵观世界历史，大凡在资本主义扩张年代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地区和国家，都没有形成纯正的资本主义老家式的形态，甚至绝大多数国家也没有在这种方式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并由此实现近代化，所谓资本主义横扫世界的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性。就中国而言，判定近代中国变迁的方向，也不能仅仅从资本主义的特性和当时思想家的言论出发，而应当首先正视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中国近代的变迁已经向我们明确展示了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机器，尽管在中国出现了几个殖民化、半殖民化城市，但却不足以使中国称之为资本主义。即使是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从其工人素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也还能明显地看到大量的非西式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沿着所谓资本主义潮流发展，而是变成了一种混合形态。所以，把向西方学习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近代中国唯一出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观点是妨碍我们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化道路问题的思想观念上的一道蔽障，我们应该把它搬掉才对。
注释：
①②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④《义和团史料》（上），第222-223、232页。
⑤冯桂芬：《校庐抗议、制洋器议》。
⑥《康子内外篇、阉辟篇》，第19页。
⑦《革命逸史》第二集《鉴湖女侠秋瑾》。
⑧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39页。
⑨转引自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见《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第177页。
⑩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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