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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积极扩大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抓住第三次国际制造业跨国转移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货物贸易，使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76万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从位居世界第32位跃居世界第3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货物贸易大国。但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既过度支付了能源原材料消耗的成本、过度支付了生态和环境的代价和过度压低了劳动者福利，还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总体上看是规模的扩张、速度的扩张、外延的扩张和数量的扩张，是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以支撑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
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服务贸易，以少消耗和占用资源能源却能获得产业高端附加值的服务品，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攫取了极大的利益。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也推动了世界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80至2005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5.7倍，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从1／7增长到近1／5。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5年的近25％。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5名。2005年，这5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英国、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从1982年的29.7％、23.5％增长到2005年的48.5％、39％。2000年至2006年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10％，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达2.7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达2.62万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0％，世界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额之比达到1∶4.5。这预示着在全球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和持续性，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贸易增长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提高到3.1％，提高了2.4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1∶2.6），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0％左右。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服务贸易在各国贸易中的比重还将不断上升，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实际利益多寡的表现。因此，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长期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世界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是主要议题。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调整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不仅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能力的新举措，也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任务。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届时服务贸易规模将比2006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将努力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获得和货物贸易高速增长带来的同等好处，促进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抓住新一轮服务业跨国转移的重大机遇，提高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的能力和竞争力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杜洛克曾预言：在未来十年至十五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将外包出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服务外包以其有效降低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特性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商业措施。由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并通过境外商业存在形式、即服务外包形式实现的国际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跨境方式的服务贸易。境外服务外包也叫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为服务业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按照服务内容划分，服务外包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占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60％。按照服务提供商的地理分布状况划分，服务外包分为境内外包和离岸外包，境内外包更强调核心业务战略、技术、专门知识和规模经济，重视将固定成本转为可变成本即现金流，重视价值增值。境外离岸外包则主要着眼于节省成本，利用技术熟练劳动力的通用性和可用性，用较低的服务成本替代较高的服务成本，其中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供应商信用等也是重要因素。
随着跨国公司基本竞争战略调整以及系统、网络、存储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跨国公司不断扩大服务外包业务范围，非核心业务的离岸外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由业务流程外包（BPO）和信息技术外包（ITO）组成的服务外包，正逐步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美国通用电气（GE）曾提出，公司业务的70％将采用离岸服务外包的模式。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还有约70％的企业目前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但也准备和美国通用电气（GE）一样，进行离岸服务外包，可见，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巨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总值将达1.2万亿美元。世界最大高科技预测公司GartnerInc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年均8.2％的速度快速增长。商务部提供资料显示，根据不同机构的估计，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在3000亿美元至5000亿美元之间，并将在未来若干年继续保持20％至30％的增长速度。
在全球外包支出中，美国占了约2／3，欧盟和日本占近1／3，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主要服务外包输出地。据《华尔街日报》称，IBM准备把美国本土4730个编程工作岗位转移到印度、中国等国家，将编程服务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同时将高薪职位大量输往海外。惠普、甲骨文、埃森哲、美国在线、英国诺维奇保险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都计划将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印度或中国。美国著名调研公司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07年，美国整个IT行业23％的职位都将设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地，亚洲是承接服务外包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45％。印度是亚洲的服务外包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服务外包中心，东欧和爱尔兰是欧洲的服务外包中心，中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正在成为承接外包较多的国家。根据McKinsey调查，印度是迄今为止最受离岸外包业务青睐的地区，目前是IT离岸外包市场的中心，据称至少80％的全球外包业务都去了印度。
从中国目前的承接能力看，与印度等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世界三大软件外包发包方，在2005年分别向国外发包176亿美元、106亿美元和60亿美元的服务，中国只分别承接了其中的2.38亿美元、5.68亿美元和0.15亿美元，获得的市场份额极小。从2006年开始，商务部组织实施了“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已共同认定大连、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济南、武汉、杭州等11个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在上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性，抓住全球兴起的离岸服务外包的历史机遇，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能力，以赢得这一场新的国际竞争。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加快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层次和地位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改革开放至今，我们走过了近30年历程，我国的贸易结构之所以以获得附加值较少的加工贸易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程度低、产业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和现代化程度低，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采用了加工组装型、生产主导型模仿型和粗放型的模式。那时候我们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经验、缺产业运营模式，不得不走这样的道路。
在一定意义上，模仿也是进步，但到了一定阶段，只靠模仿就一定无法进步。过去我国主要是世界的加工厂、世界的组装车间，将来应该是世界的现代化“大工业制造基地”，应该是世界“办公室”和世界的“创造基地”，成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过去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发展。过去制造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将来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而“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配的高端，就是蕴涵在高水平服务能力中服务品转化为贸易品的能力。
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应该特别注重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我国服务贸易不发达，就在于我国制造业中的高端服务环节尚未形成，高端服务无法分离出来成为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如我国的工业设计服务能力很低，难以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品牌等价值量高的服务品。
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目前在我国制造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数只有美国、日本的1／30，只有韩国的1／40。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用于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收支比仅为1∶0.1，作为计算机制造的IT核心企业，只有1∶0.01，而国外多数工业国家引进消化创新的经费是引进项目总经费的3倍左右，日本在经济振兴期达到10倍。因此，我国生产的产品长期以低端为主，附加价值不高，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3％，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据中国国际名牌协会资料，我国目前只有不足20％的国内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不到10％，服装出口中，自主品牌不到1％。再比如，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还不发达，2006年，全国工业品物流总额51.7万亿元，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86.7％。工业品物流支付的成本高昂，导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很大，2006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超过3.8万亿元。
我国制造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到了需要进行设计研发创造、品牌价值创造和营销渠道创造等高端服务环节创造利润、创造附加值的阶段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提升我国的产业层次和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抓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积极吸引优质高效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先进服务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服务外包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我国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利润创造、效率提高和创新方面赶上世界水平。
制造业流程管理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精细化、系列化经营，使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可以像制造环节一样离岸经营，可以将服务环节在全球外包布局并高效配置资源，可以把制造业中的工业设计服务、现场安装服务、技术支持、生产流程控制咨询、物流服务等原先隶属于制造业的辅助业务，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专业化的服务公司。必须抓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加快我国制造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积极吸引具有国际一流制造水平和服务水平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先进服务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服务外包特别是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特别要注重发展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使我国制造业尽快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利润创造、效率提高和创新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开辟崭新的财富创造方式
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重心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因为服务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1990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比重达到50.1％；2005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比重达67.7％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比重普遍在70％左右，少数国家达80％以上。不远的将来，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应的，必然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世界贸易关系将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贸易的竞争上。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借助国际服务业加快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壮大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抓住世界经济的“接力棒”，这是实现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我国服务业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有效路径。
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工业份额在工业化阶段迅速增长，服务业份额在工业化中后期持续上升，劳动力从农业先转移到制造业，既而转移到服务业，最终形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份额的局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在于现代服务业是附加值和知识含量最高的产业，在于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服务品转化为可贸易产品的难度很高。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比较强。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服务业加速发展，制造业随着在全球配置资源而在本国市场比重相对降低，日益兴起现代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成为新动力。服务业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和支撑。
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由现代服务业来引领经济增长的阶段，服务贸易可以推动加快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应该把国内一些尖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形成强大创新能力的产业和服务继续留在国内，延长产业链，建立服务链；把一些传统的、较为低端的制造业输出到国外，把国内作为其设计研发基地和管理服务基地，为其提供强大的现代服务业支撑；我们也要注重实施服务业开放带动战略，防止我国尚未形成服务业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优势减弱，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我国成为一个服务大国，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提高到41％，略低于制造业的46％，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大致相当于韩国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规模，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服务业正面临与我国当初制造业发展相类似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发挥现代流通对经济运行先导性作用的高端和前端，也成为通过服务贸易带动和提升现代服务能力，形成在国际市场交易和交换、创造增殖价值的财富实现方式。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的根本措施，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
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解决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就业问题，把高端劳动力转变为创造力最强的人力资本
服务贸易特别是离岸外包转移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服务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服务贸易，关键是把高端劳动力变为有竞争力的人才，变为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据麦肯锡调查，美国的科研、法律、艺术、管理、产业经营、计算机服务、建筑行业和商业零售服务领域，2005年、2010年转移到海外的职位分别是58.8万个、160万个、330万个，到2015年将有1360亿美元的工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3年美国呼叫中心数据输入服务外包金额高达773.8亿美元，这些业务主要转移到印度，为印度创造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就业岗位。目前日本从呼叫中心到EPO（软件服务外包）有8000亿美元的市场，这些软件大量委托给中国公司，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中国60％软件服务外包来自日本。
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的精通英语、掌握世界前沿科技、与海外市场联系广泛的人才脱颖而出，将为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高端奠定重要基础。中国技术劳动力成本仅是美国技术劳动力成本的20％，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目前在印度进行服务外包的美国公司，由于印度的薪资水平越来越高，跨国公司开始寻找替代的场所。适合作服务外包的替代场所包括中国、菲律宾、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而中国最具优势。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2009年期间，参与调查的世界主要大公司中，有61.8％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研发活动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据芝加哥管理顾问公司Diamond Cluster调查，2004年希望在3－5年内与中国建立服务外包合作关系的公司只有8％，到2005年就增长到了40％。相比之下，印度的外包活动在3－5年内不太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增长。许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服务环节，已经不单满足是从一般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他们更看好的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国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他们现在和将来需要的人力资本。中国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不仅普通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具有明显优势，高级设计师和高端人才的劳动力价格同样具有比较优势。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拓展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端人才就业岗位，把我国的高端劳动力造就为可以创造更多财富的人力资本，同时缓解我国目前存在的就业压力，特别是解决高素质人才的就业问题。自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应届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据教育部估计，到2008年将有800万高中生、400万大学生毕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基础要素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高等要素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高等要素包括现代化的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这些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是后天开发的高等要素，符合现代服务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由于当今社会顽症之一的“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使我国高等要素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高素质人才就业难的关键原因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没有合理的产业来吸收他们，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专家认为，服务外包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会很大，因为其许多业务来自于金融、电信、医疗、制造等行业，大学毕业生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很适合从事这些行业的BPO业务。服务外包所提供的就业规模将是很大的，不亚于当年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所创造的机会。去年Duke大学调研结果显示，全球研发外包中，中国已经占到41％，印度占22％，这种服务外包的发展，就与中国制造业比印度发达有直接关系。因此，解决中国高端人才就业问题，发展服务贸易也是最好的选择。对中国而言，“世界工厂”的头衔不可能丢弃，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报告，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90％的消费品产自美国，尽管这个数字如今已经降至75％，但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产品制造国，制造业的发达产生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中国更不能忽视由服务外包带来的“世界办公室”这一历史机遇，当出现了世界服务从人力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转移，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岗位重新布局的潮流时，主动承接和吸纳，就为本国高素质人才就业找到了新的出路。
通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以新的方式引进服务业外商投资，增加服务业对外投资，发挥我国高端人才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这是新时期我们应该采取的新战略抉择。
当前，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逐步从刚性的、有形的要素禀赋为主转向柔性的、无形的要素禀赋为主，以追求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以离岸业务、直接投资、服务外包为基本形式，进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通过跨境服务、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等国际服务贸易形式，进行国际地理和空间转换。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服务外包一样，新的服务贸易业务逐渐衍生出来，世界服务贸易也迅速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在20世纪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制造业基地，带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了对外贸易迅速增长。随着国际贸易结构和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来考量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既不准确，也难以对服务贸易中的获利原理做出新的解释，亦无法制定正确的国际竞争战略。重视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并以较少的成本和代价获得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重要标志。
发展服务贸易，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比货物贸易发展更难的选择，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全力推进。一是要把发展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服务贸易的重大战略意义，用比当年抓货物贸易发展更大的气力和举措，推进服务贸易工作。二是研究制定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体系。应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和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有法律保障。要研究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等方面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措施，把政策支持的重点从货物贸易中的加工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中的离岸服务外包。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的统计体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指标体系。三是确定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商务部推出的“千百十”工程，以试点城市为重点进行政策配套设计。还应对我国已经形成的特殊功能区域进行整合，创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功能区域发展模式，创造与国际服务业接轨的体制、制度环境，打造若干面向全球市场的服务外包和全球服务链中心，全面提高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和转移的能力。在区域布局上，应先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开始，实现服务贸易对部分货物贸易的替代。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应当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以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为切入点，以国内制造业业务流程再造，分离辅助业务和服务环节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基础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积极参与服务业全球化进程，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创造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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