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欺凌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德国的研究
◆林 玲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摘要】 网络欺凌是欺凌的一种新形式，是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网络欺凌研究的比较深入。通过对德国的网络欺凌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探讨网络欺凌行为的成因提供参考，进而治理网络欺凌。
【关键词】 网络欺凌 德国 特征 成因
一、网络欺凌的概念
欺凌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对于什么是欺凌，各个国家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认识。挪威学者奥尔沃斯(Olwues，1993)对于欺凌的定义影响了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基本得到了认可。他认为：“欺凌是群体故意实施的对受害者持续伤害的行为或者个人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伤害且无法与欺凌者对峙。”在这个定义里，欺凌有三个特点：第一，欺凌者故意伤害；第二，受害者不能与欺凌者对抗；第三，受害者反复受到伤害。沃尔克(Wolke，2015)等人则强调二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
欺凌是欺凌者在身体、言语和关系等方面对受害者实施伤害的行为。也就是说，欺凌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财产欺凌。身体欺凌，通过殴打对方等行为造成身体伤害；言语欺凌，通过恶意嘲笑、侮辱对方等行为造成心理伤害；关系欺凌，通过恶意造谣、孤立和排斥对方等行为造成对方在同伴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财产欺凌，通过损坏或者窃取对方物品等行为造成财产损失。
网络欺凌不是一种新型的欺凌，而只是传统欺凌的一种特殊形式。网络欺凌是欺凌者通过媒介(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数字技术)对受害者实施欺凌。网络欺凌基本不涉及直接的身体伤害和财产伤害/盗窃，更类似于传统欺凌里面的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在网络欺凌的类型基本集中在嘲笑、侮辱、威胁和谣言的传播。
二、德国网络欺凌的特征
1.虽然发生频率高，但是相比其他国家还是比较低
根据卡泽尔(Katzer，2009)等人对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调查，32.8%的青少年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有几次受到欺凌，有9.0%的人每周甚至每天受到骚扰。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这与德国相比其他国家儿童青少年接触媒介的时间晚是分不开的。德国校园欺凌比网络欺凌更加普遍。伯格曼(Bergmann，2018)在萨克森州的调查显示58.9%的学生在上学期实施过欺凌2.4%的人参与了心理网络欺凌，0.4%的人参与了性网络欺凌。网络欺凌最普遍的形式是嘲笑和散布他人的谣言。
青少年如果经常接触到的媒介内容是暴力的，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者。根据一般攻击模式经常接触暴力内容可以使这些内容存储在认知中，在发生冲突时更有可能被激活。席勒等人能够证实这与网络欺凌相关。根据他们的发现，经常玩含有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的人参与网络欺凌有着比传统欺凌更高的相关性。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在相同的媒介中，攻击性行为的转移更容易。所以在互联网上学习的攻击性行为在参与其他网络行为时更容易被激发。
第一，从数量上来说，网络欺凌受害者多于欺凌者。贝瑞(Beran，2015)等人在一项调查中发现网络欺凌者的数量少于受害者。西泽(Sitzer，2012)等的调查显示在网络欺凌中，14.1%的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有12.6%的人认为自己是实施者。而学校欺凌者的数量通常超过或等于受害者。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互联网使单个欺凌者可能同时对多个受害者实施欺凌。网络欺凌者可以在多个页面或者聊天窗口里发送恶意短信、电子邮件、图片或视频，并且这种行为可能被他人反复复制。在欺凌者看来，他只实施过一次欺凌行为。其次，从年龄来说，网络欺凌可以跨越限制。在学校欺凌里，大多数欺凌发生在同个年级的学生之间，而网络欺凌则跨越了年龄，使其他年级的同学更容易受到欺凌。史密斯等人(Smith，2008)的调查结果证实这一点：只有57.2%的受害者说对他们实施欺凌的是学校同学，20.7%的网络欺凌者完全不认识受害者。
第二，网络欺凌中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身份的相互转化。传统形式欺凌的受害者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中的欺凌者。史密斯(Smith，2008)等人报告称，学校欺凌中的被欺凌者几乎是成为网络欺凌者的两倍。杜利(Dooley，2009)等人、亨普希尔(Hemphill，2012)等人、拉斯卡斯卡斯(Raskauskas，2007)等人、齐赫(Zych，2015)等人的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互联网使学校欺凌中的受害者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攻击别人从而对他们在被欺凌中的消极情绪进行补偿。网络欺凌中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角色容易相互转化。被欺凌者容易成为欺凌者，甚至出现二者同一。舒尔茨等人(Schulze，2009)发现58.3%的网络欺凌者同时也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而网络欺凌者转变为被欺凌者的风险也很高，甚至有研究认为这种概率是20倍。
3.媒介接触内容和时间
网络欺凌发生的时空范围更加广泛，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对被欺凌者的伤害也突破了这种限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欺凌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发生，被欺凌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会接收到侮辱性的话语、图片、视频等。而且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原因，网络欺凌的内容会很快其他人所周知。这些他人(可能只是无意识转发)的行为会让被欺凌者反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甚至会伴随一生，也不会因为离开而停止。即使第一时间将欺凌内容上传，但是由于网络传播速度极快，无法保证这些信息不会被再传播。由于这些经历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社交圈，这会大大降低受害者的幸福感。
三、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
产生网络欺凌影响因素很多，德国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格、性别差异、学校和亲子关系上。
(一)学生
从表4中可以看出，量表中3个维度和总量表的Cronbach'a 系数都大于0.70，说明具有良好的信度。
网络欺凌和学生人格的某些特征有关，目前的研究均表示网络欺凌和学生同理心相关。霍塞尔(Hosser，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缺乏同理心是欺凌的原因已经得到证实。这种能力的匮乏会使欺凌者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会对受害者造成心理伤害。同理心高的人一般不会实施网络欺凌。普菲诗(Pfetsch，2014)等人的研究证实网络欺凌的同理心明显降低，而旁观者的没有明显变化。而其他人的研究则并未深入探讨缺乏同理心和网络欺凌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小桁架、上层平台焊接组件、固定机位支撑件、活动机位支撑件、导轨、附墙导座及各部件连接件组成，如图1所示。为了研究4种不同工况下施工平台各部件的应力分布规律，根据平台运行的工况条件做如下简化：
第一，学业成绩差的人更容易实施网络欺凌。因为学业成绩跟自尊心有较大相关，而成绩差可能被视为有辱人格。这样更容易导致他们的攻击行为。
2.性别差异
1.人格
研究表明，传统欺凌，男孩更多作为欺凌者，女性更多是受害者。但网络欺凌中这种性别差异却并不明显。索兰德(Sourander，2010)等人的研究表明网络欺凌者无关性别，甚至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远超过男孩。因为“男孩更喜欢直接地进行身体欺凌；女孩则更容易参与间接的欺凌，如散播谣言和操纵友谊”。在网络性欺凌行为中，女孩一般不会参与，男孩更可能成为欺凌者。女孩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侮辱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各种背景可控时，女孩比男孩更容易成为欺凌者。
3.网络欺凌的后果严重
2.网络欺凌者和受害者角色多样化
⑥⑪⑫㉑㉙㉜马 克 思: 《资 本 论 》第 1 卷，人 民 出 版 社 2004 年版，第 587、209、587、229、97、104 页。
(二)学校
根据布伦芬布伦纳的生态模型可以看出，欺凌与学校和家庭这样微观系统更加相关。学校欺凌与网络欺凌有着显著的关系。巴德利(Baldry，2016)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再予六子养阴煎治疗，药物组成：女贞子15 g，枸杞子15 g，五味子9 g，沙苑子10 g，栀子5 g，柏子仁12 g，旱莲草15 g，生地黄12 g，山茱萸15 g，牡丹皮15 g，远志20 g，牡蛎25 g，甘草6 g。每日1剂，水煎取汁300 mL，分早晚2次口服。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共1个疗程。
但是对于自尊是否和网络欺凌有关是有争议的。弗里森(Frisén，2007)等人和哈杜佳(Hinduja，2010)等人的研究认为低自尊与更频繁的网络欺凌活动有关。这可以用社会化过程理论解释。自卑的人努力奋斗增加自尊，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他人的自尊心来补偿他们的自卑心。因为网络欺凌的本质就是一种非身体形式的攻击，通过心理攻击、侮辱、嘲笑等来损害一个人的名誉或损害他们的自尊。但是也有人持反对观点。鲍梅斯特(Baumeister，1996)等人认为，高自尊也可能导致攻击性行为。因为低自尊并不见得一定是负面经验。尤其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讲，他们并不因此需要压力补偿。而且即使谈到补偿，网络欺凌并不是最好的补偿手段，因为自卑的青少年对他人攻击的可能性比较低，他们更可能选择如饮酒和吸毒的方式进行补偿。
网络欺凌和青少年上网时间的长短也具有相关性。西泽(Sitzer，2012)、伊巴拉(Ybarra，2004)、迪登(Didden，2009)和特威曼(Twyman，2010)等人的调查证实，长时间的上网会增加网络欺凌的风险。科瓦尔斯基(Kowalski)等人进一步说明：“在互联网上花费更多时间的个人将(a)获得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b)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或实施者。”
第二，性网络欺凌行为与学业成绩无关。实施性网络欺凌往往与学校表现无关。往往集中在小部分人群，且是从未实施过学校欺凌的人。而且性网络欺凌的实施者和受害者更容易相互转换。
平泉市是京津周围绿化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的重点地区，这些工程的建设为小城镇绿地景观建设改善了自然条件，并提供了优良的大环境。
西藏藏中电网是以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那曲五个地区电网联网形成的系统，目前阿里、昌都地区电网仍然独立运行。西藏藏中电网内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由区调继电保护处统一安排部署，各地区电网根据区调调度员的指令执行。
第三，学校欺凌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更容易转向网络欺凌。首先，学校欺凌的被欺凌者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史密斯(Smith，2008)等人报告称，学校欺凌中的被欺凌者几乎是成为网络欺凌者的两倍。其次，学校欺凌的欺凌者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卡泽尔(Katzer，2007)的调查显示66.7%的学校欺凌者也是网络欺凌者。因为在一个领域中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在其他领域中也更有可能出现行为问题。
由于两线之间采用地下站换乘，且正在施工的上林路站未考虑预留节点，如果换乘的两线呈T型,则需对1号线二期车站进行站台加宽及换乘部分改造，对车站和区间影响过大。受1号线二期整体工期控制，16号线实施时考虑两线设置单向通道换乘，并尽可能缩短换乘距离，以减小对换乘功能及舒适度的影响。
(三)亲子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对青少年欺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青少年对父母情感依恋弱的更容易参与网络欺凌。在依赖理论( Attachment Theory)看来，如果青少年在婴幼儿期缺乏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安全感，这会导致他在与他人建立关系时产生负面期望和影响。比如，青少年未与父母建立信任关系，那么他也不会信任他人，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更容易表现出敌意和攻击性。伊巴拉等人(Ybarra，2004)和爱斯基苏(E·kisu，2014)等人的研究证实对父母依恋程度低的更容易参与网络欺凌。其次，网络欺凌行为较多的青少年的家庭关系一般不完整，缺乏有效的父母监管和父母支持。凡蒂(Fanti，2012)和王(Wang，2009)确认了缺乏父母支持和网络欺凌行为发生之间的联系。
可见，网络欺凌行为的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德国的研究来看，网络欺凌行为的产生与学生人格特征、学生上网时间和内容、学校欺凌行为以及亲子关系等都具有相关性。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因为我们在治理者网络欺凌的时候，往往从大处着手，虽然也有相关研究，但是浮于表面。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学校和家庭这样的微观系统，认真探索学校的影响因素(比如学校欺凌、学校的教育内容、方法等)和家庭环境(亲子关系等)与其的联系。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措施解决网络欺凌。
参考文献：
[1]Sitzer，P.;Marth，J.;Kocik，C.;Müller，K.N.Ergebnisbericht der Online-Studie，Cyberbullying bei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Institut für Interdisziplin re Konflikt- und Gewaltforschung:Bielefeld，Germany，2012.
[2]Wolke，D.;Lereya，S.T.Long-term effects of bullying.Arch.Dis[J].Child，2015，(100):879.
[3]Sherman D K，HartsonK A，Binning KRet al.Deflecting the Trajectory and Changing the Narrative:How Self-affirmation Affec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under Identity Threa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3，(4) ：591.
[4]Katzer，C.;Fetchenhauer，D.;Belschak，F.Cyberbullying in Internet-Chatrooms-Wer sind die T ter Ein Vergleich von Bullying in Internet-Chatrooms mit Bullying in der Schule aus der T terperspektive.
[5]Modecki，K.L.;Minchin，J.;Harbaugh，A.G.;Guerra，N.G.;Runions，K.C.Bullying prevalence across contexts:A meta-analysis measuring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J.Adolesc.Health，2014，(55)：602.
[6]Marie Christine Bergmann，Dirk Baier.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Findings from a German Representative Student Surve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Environmental Researchnd Public Health，2018，(15) ：274.
[7]Beran，T.;Mishna，F.;McInroy，L.;Shariff，S.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Cyberbullying:A Canadian NationalStudy. Nat. Assoc.Soc.Work.2015，(37)：207.
[8]Baier，D.;Pfeiffer，C.;Simonson，J.;Rabold，S.Jugendliche in Deutschland als Opfer und T ter von Gewalt.Erster Forschungsbericht zum Gemeinsamen Forschungsprojekt des Bundesministeriums des Inneren und des KFN;KFN Forschungsbericht Nr.107;KFN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Lower Saxony) ：Hannover，Germany，2009.
[9]Smith，P.K.;Mahdavi，J.;Carvalho，M.;Fisher，S.;Russel，S.;Tippett，N.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J.Child Psychol[J].Psychiatry，2008(49)：376.
[10]黄佩，王琳.媒介与青少年发展视野下的网络欺凌[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5) ：54.
本文系广州市软科学项目《广州市儿童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状况专项调研》(项目编号：201806030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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