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欧阳修“止散青苗钱”问题——兼论北宋熙丰新法中之青苗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苗论文,北宋论文,欧阳修论文,丰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苗法是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的一项重要新法。而熙丰变法又是北宋中期一次规模巨大和影响深远的社会革新运动。在青苗法向全国各地推行不久，当时的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欧阳修，竟擅自停止俵散青苗钱。由于欧阳修的这一行为，当代不少历史学家都把欧阳修看作是熙丰变法的“反对派”或“守旧派”。欧阳修“止散青苗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对它作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论，我们必须把青苗法的立法宗旨及其具体实践效果，和欧阳修对青苗法的看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神宗皇帝即位时，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当时，广大农民十分贫困，迫使他们纷纷破产的，除了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高利贷的猖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在青黄不接之时，农民为了维护生活和生产，常向地主豪绅乞借高利贷。于是，“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四日推出了青苗法。青苗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将常平广惠仓现有的一千五百万贯、石储备，由各路转运司兑换为现钱，普遍借贷给城乡居民，各路设常平官专司其事。
二、常平官按前十年中丰收时的最低粮价，将居民所请贷的粮食折价成现款贷付。民户自愿请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归还之时，或缴纳粮米，或缴纳时粮价贵亦可缴纳现钱，“皆许从便”，但不得亏蚀官本。
三、每年分两次借贷：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作“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作“秋料”。随夏秋二税归还贷款，即在五月、十月之前。如遇灾荒，则在下次收成之日归还。
四、除游手好闲者外，先借给乡村人户；如有剩余，再借给城郭人户。为防止人户逃亡或官府蚀本，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人户充作“甲头”，按家产多少借予。客户请借须与主户合保，视主户家产多少借予。
五、按户等高低进行借贷。客户和第五等户不得过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不得过三贯文，第三等户不得过六贯文，第二等户不得过十贯文，第一等户不得过十五贯文。支借后尚有余款，则酌情增额借予二等以上人户。
六、归还之时，在原额外得缴纳二分利息。因一年分夏料、秋料两次贷款，故年利为四分。
青苗法制定和公布后，决定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然后再行全面推广。可是不久，试行青苗法尚未取得成效，其它各路也相继派去了提举官，便急急忙忙在全国普遍推行。
青苗法在公布时，首先就强调：实行青苗法，“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缺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益。”又说：“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歉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
从上述青苗法的内容看，可见其推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济贫困、抑兼并、发展生产，其立法宗旨不可谓不善。同时，其实施办法，尤其是规定民户自愿请贷，不许抑配，在归还欠款时，纳粮或折钱“皆许从便”，其利息又大大低于兼并之家的“倍息”，这一切也都颇为合情合理。既然推行青苗法有这许多好处，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抵制青苗法并擅自在辖区止散青苗钱呢？
欧阳修在青州等地止散青苗钱自有他的理由。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欧阳修接连两次向朝廷上奏，批评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这就是他的《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言青苗钱第二札子》。总括这两个札子的内容，欧阳修提出了下列三点意见。
一、要求将青苗钱改为无息贷款。欧阳修说：自从俵散青苗钱以来，社会舆论多以“青苗钱取利于民为非”。虽然朝廷多次申明，俵散青苗钱“本以惠民”，但结果“缙绅之士，论议益多”；农民们“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谕也”。因此，欧阳修要求：“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盖二分之息，以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于民；所得不多耶，则小利又何足顾。”（注：欧阳修《文忠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要求当农民不能如期归还上料青苗钱本息时，应停发下料青苗钱。根据青苗法规定：“如灾伤及五分已上，则夏料青苗钱令于秋料送纳，秋料于次年夏料送纳。”欧阳修认为：“年岁丰凶，固不可定。其间丰年常少，而凶岁常多。今所降指挥，盖只言偶然一料灾伤耳。若连遇三两料水旱，则青苗钱积压拖欠数多。若才遇丰熟，却须一并催纳，则农民永无丰岁矣。至于中小熟之年，不该得灾伤分数，合于本料送纳者，或人户无力，或顽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纳了当，若令又请次料合俵钱数，则积压转多，必难催索。”因此他建议：“人户遇灾伤本料未曾送纳者，及人户无力或顽猾拖延不纳者，并更不支俵与次料钱。如此则人户免积压拖欠，州县免鞭扑催驱，官钱免积欠久陷。”（注：欧阳修《文忠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又补充说，朝廷多次申明俵散青苗钱“意在惠民”，但他以为“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数，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若二麦不熟，则是夏料尚欠，岂宜更俵秋料钱，使人户积压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注：《文忠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二札子》。）。
三、要求罢去提举、管勾等管，禁止州县官吏向民户抑配青苗钱。虽然朝廷屡次禁止州县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钱，但据欧阳修所见实际情况是，“诸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尽钱俵散而后止”。欧阳修认为：“朝廷虽指挥州县不得抑逼百姓请钱，而提举等官又却催促尽数俵散，故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俵散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俵钱不尽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由是言之，理难独责州县抑配矣。”为此，欧阳修建议：“先罢提举、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后可以责州县不得抑配。其所俵钱，取民情愿，专委州县随多少散之，不得须要尽数，亦不必须要阖县之民户户尽请，如此则自然无抑配之患矣。”（注：欧阳修《文忠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欧阳修对青苗法的这三点批评与建议是否合理呢？让我们结合当时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逐条来加以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论。
关于要求取消青苗钱利息问题
青苗法公布时特别加以申明：“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这也就是说，虽然青苗钱贷款年利四分，而政府财政收入却并无增加。按照王安石的说法，青苗钱每料取息二分，将用于“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注：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8，《答曾公立书》。），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青苗钱“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时也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事实正是如此。本来青苗钱年息四分，对于当时被各种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来说，已经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而“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于青苗钱明取三分之利”，“失信于百姓”（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五。）。翰林学士范镇也说：“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同时由于“青苗取息，提举官多非其人”（注：《续资治通鉴》卷67，熙宁三年四月。），加上“州县官弛慢，因缘为奸”（注：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三月乙未。），“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因而借青苗钱者在出息三分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破费。后来，据苏轼说：“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结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一。）谏官王叟岩、苏辙等也指出：“常平吏人，旧行重法，给纳之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罢，贿赂公行，民间所请，得者无几。”（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五。）这样一来，借青苗钱者不但要负担重息，经过官吏层层敲剥，甚至本钱也倒贴了进去。由于官吏作弊，一方面民户被迫负担青苗重息，而国家财政却并未有多大的增收。正如司马光指出的：“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525，熙宁七年四月甲申。）可见，青苗贷款取息，于* 于民均无所利。
如果与取一倍之息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从法令条文上看，似乎青苗钱的利息要低得多，但是从借贷双方的关系来考察，官府取息的手段却要比民间高利贷者厉害得多。据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说：“民间出举财物，取息止重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
耰鉏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乃官自出举，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旧法异矣！”（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庚申。）韩琦在论青苗法时也说：“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随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司马光说：“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又说：“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特别对于身为佃农的客户来说，接受了青苗贷款，并未能免除向地主的借贷，而是增加了又一重轻济负担。据韩琦说：“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自来衣食贷借仰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九。）
青苗出息名为二分，债户实际负担极重。绍圣二年（1095年）哲宗准备绍述新政重新推行青苗法之时，就有右承议郎董遵建议：“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他认为：“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七。）
鉴于上述情况，欧阳修上奏说：“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欧阳修要求青苗钱不取息，并非反对改革，而完全是为平民百姓着想。同时，他的这种要求，也出于一种当时普遍存在于正直士大夫中的传统观念，即从儒家仁政济民的原则出发，官府不应向民间放债取息。苏轼也曾说过：“青苗放钱自昔有禁。”（注：《长编拾补》卷6，熙宁二年十二月。）刘攽也曾批评王安石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毋称贷之患，而特开设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甚非圣人之意也！”（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当然，在商品经济和货币金融事业日渐发展的宋代，政府向民间发放农业贷款，适当收取薄利未尝不可。但鉴于当时封建官吏因缘为奸违法乞取致使小民破产的实际情况，欧阳修要求济贫惠民不取青苗钱利息，则也不无道理。
关于要求酌情停发下料青苗钱问题
根据青苗法规定：夏料贷款在正月三十日前，归还在五月之前；秋料贷款在五月三十日前，归还在十月之前；如遇灾荒，在下次收获时归还。实际上，广大贫苦农民无论在灾荒之年或丰收之年，随夏秋二税归还夏秋两料青苗钱本息都有困难。而且接连俵散两料青苗钱后患无穷。请看当时的实际情况。
先看荒年时情况。早在推行青苗法的第二年，即熙宁三年（1070年），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就已指出：“贫者得（青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于息钱不能得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侵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同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也曾指出：官贷青苗钱，“须夏秋随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事实正是如此。在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青苗法正式推广不久，司马光就向皇帝反映：“臣家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转运使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而督责严急，民不胜怨苦。”（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八。）次年二月，又有知渭州蔡挺上奏：“本路累年灾伤，若支青苗钱，恐催纳不前，或致逃散。”（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一。）此后，整个熙宁年间青苗钱催纳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如熙宁七年（1074年）久旱成灾，神宗深为忧虑，翰林承旨韩维曾上奏：“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又据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提举两浙路常平司上奏：“本路累年灾伤，死损人口至多”，所有熙宁九年（1076年）以前逃户所借之青苗钱无法催还；有全甲人户死绝者，只得依法将本家财产填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九。）由上述情况可见，荒年之时，不但民户无力归还青苗本息，政府也受损失。
再看正常或丰收年景情况。由于青苗钱分夏秋二料发放和收纳本息，所以，即使农民不遇灾荒，其有限的资金，也无力归还青苗钱本息。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知山阴县陈舜俞就在上疏中指出：青苗钱“虽分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期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庚申。）。司马光也说：“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使偿之，民受之县厅即输之主簿厅。”（注：《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丁未。）这就是说，官府每年两次发放青苗钱和收归本息，农民一手借到青苗钱，一手即将此钱加上利息还给官府，实际上未借到钱，反而倒贴了利息。不仅如此，由于官吏苛刻，在收取青苗钱本息时，“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正月癸丑。）。这样一来，农民在尚未借得秋料青苗钱时，官府就来收取夏料青苗钱本息，庄稼尚未成熟，农民哪有钱偿还？
同时，农民在缴纳青苗钱利息之外，原来就有沉重的田税和各种杂税负担。韩琦曾经指出：“今天下田税已重，……更有农具、牛皮、盐粬、鞵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农民负担既重，故当官府发放青苗贷款时，“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而王安石等变法派被这种表现现象所迷惑，认为农民愿借青苗钱，青苗钱深受民间欢迎。其实，正如韩琦所说：农民“夏秋各有赋税，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甚难”（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加上请借青苗钱的农民之中，“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乃归本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再者，“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欠户还不出钱，官吏则“鞭笞必用”（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结果农民破产，政府受损，公私两伤，“州县多事”（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社会不安，乱上加乱。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四日，中书舍人苏轼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之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
鉴于上述情况，故欧阳修要求，当民户未能如期归还上料青苗钱本息时，应停发下料青苗钱，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政府损失，缓和社会矛盾。其实，早在青苗法推行之初，赵抃就提出“请且俵今年一料权止之，俟无害乃行”。而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如此则人必有故为沮坏失陷，罚百姓以破新法者”（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二。）。至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宋神宗鉴于青苗法存在的实际弊端，接受了欧阳修在《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的意见，并下诏：“青苗钱委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司，每年相度留钱谷以备非时赈济出粜外，更不限时月，止作一科给散，却作一科或两科送纳，以便人情。如愿分两科请者亦听。”（注：《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丁未。）但是，神宗的诏令不能得到认真执行，以致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再次下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不得支借。”（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由此可见，欧阳修要求酌情停发下料青苗钱，是对整治青苗法弊病的一种合理化建议，并非根本反对青苗法，而其本人更非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
关于要求禁止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钱问题
青苗法公布之时，神宗曾下诏明确规定：“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5，《顾问奏对》。）也就是说，民户自愿请贷青苗钱，“不愿请者不得抑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但当时苏轼就预言：“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与？……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注：《长编拾补》卷6，熙宁二年十二月。）其实，未等数世之后，在青苗法推行之初，提举官和州县官吏即违勅强民，处处抑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民间喧然以为不便。”（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正月癸丑。）“提举官俗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札。”（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王广廉在河北按户等高下抑配青苗钱，民间喧然以为不便。为掩盖事实真相，他入奏假称“民皆欢呼感德”（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司马光以开封府界的实际情况为例，揭露了这种谎言：“青苗钱虽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勅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其实，关于地方官抑配青苗钱之事，连王安石也不否认，他承认“抑勒诚恐有之”，并提出“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癸亥。）。
地方官吏强行抑配青苗钱的违法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朝廷注意。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神宗曾下诏：“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骚扰。其今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正月癸丑。）同年三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也上奏建议：“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注：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三月乙未。）神宗立即批准了这个奏议。禁令不可谓不严，但实际上却有令不行，其根源仍在朝廷。如河北路以户等高下俵散青苗钱，与其它各路相比，独取三分之利，“显是提举官违条抑配，而朝廷并无黜责”（注：《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癸未。）。提举官之所以违条抑配青苗钱，因“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王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州县官吏之所以抑勒违法，据韩琦的说法，是因为：“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钱为职办。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更差使臣督迫给散，县邑小官苟免过咎，以抑配为情愿，何可辨明。”（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三八。）
抑配青苗钱的危害极大，它不仅加重了广大农户的经济负担，同时又使政府收不回青苗本钱，造成国库亏损。贫苦农民因无力偿还青苗钱本息而纷纷破产逃亡。富户因以十人结保为保首，不仅本身要负担青苗重息和应付贪官污吏的乞取，还要赔垫贫户的欠款，经济力量也被削弱。为此，司马光说：“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室既尽，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将以何谷赒赡乎！”（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普遍抑配青苗钱的结果只能是：民之弱者“转死沟壑”，壮者“聚为盗贼”（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辛巳。）。
鉴于青苗钱抑配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欧阳修认为，只有先罢去提举、管勾等官，才能责成州县官不得抑配，并要求俵散青苗钱坚持民户自愿，“亦不必须要闾县之民户户尽请”。欧阳修的这种要求并非别出心裁，而只是为了维护青苗法的立法宗旨，也符合朝廷多次下诏严禁抑配青苗钱的精神。
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众多弊端，虽然与法令本身不够完善有关，但主要原因，恰如司马光所说，“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即“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注：《长编拾补》卷5，熙宁二年十一月壬午。）。陆佃也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注：《宋史》卷343，《陆佃传》。）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整个熙丰变法终于失败的重要原因，即这次变法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吏治改革。尤其是王安石用人不当，给新法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
由于青苗法推行后，害大于利，故欧阳修与当时众多大臣一样，希望“追还新制，一切罢之，以便公私”（注：欧阳修《文忠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当变法势在必行之时，为了顾全大局，欧阳修只好就青苗法的内容及其推行过程中的弊病，提出一些改良建议。由此可见，欧阳修并非根本反对变法，他擅自止散青苗钱，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维护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此，朝廷也只责备他违反了朝廷的纪律，“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注：《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而并未给他严厉的处罚，更未指责他言论荒谬。至于欧阳修和王安石之间的私交，也并未因此事而恶化。欧阳修在止散青苗钱后，对王安石依然十分推崇。当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同平章事时，欧阳修于次年春天曾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陆，受万乘非常之知。”又说：“窃顾病衰，属居官守，莫陪班谒，徒用驰诚。”（注：《文忠集》卷96，《贺王相公拜相启》。）而当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欧阳修逝世后，王安石也写有《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盛赞欧阳修“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注：《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7。）。这正如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所说：“欧公薨，而安石为文祭之，于是欧公之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与夫平生知己之感，死后临风相望之情，无不具见于其中。”（注：《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7。）
综上所述，可见当代某些历史学者笼统地把欧阳修说成是“守旧派”或“反变法派”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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