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思路——兼论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若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大开发论文,启示论文,思路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1)02-0033-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曾大规模投资于西部的重化工业，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但在70年代末以后全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大背景下，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明显拉大。今天，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借鉴东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经验，有助于分析东西部差距产生和扩大的原因，寻找具有西部特色的发展道路。西部既不能照搬东部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在自己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修修补补，有必要反思一下建立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发展思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观点异彩纷呈，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共识，即大家一致认为西部大开发要有大胆突破，创新思维。笔者作为一名在西部和东部均学习、工作过多年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拟结合在西部农村工作的经历和对东部经济发展的切身感受，谈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并尽可能地结合浙江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成功案例，提出一些思路性的建议。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对传统发展思路的反思
经济发展思想库中有大量关于发展思路的争论，最典型的就是赞成计划手段和不平衡推进的结构主义和主张“市场友好”的新古典主义，二者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不分高下，各有沉浮。现在，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足以将人们的目光从结构主义的一些失败的经验上吸引过来，人们普遍开始接受“市场友好”的新古典主义。但是不要忘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理论也远不是十全十美的，非洲大陆、南亚次大陆和拉美许多国家的民众至今仍在承受疾病和贫穷的折磨。究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并不像经济学理论阐述的那样，是简单的、直线式的，似乎可以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于市场机制协调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持续的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同经济发展现实中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优先的相互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市场机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而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忽略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视而不见。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产生合力的过程，这些因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没有哪一个因素是绝对重要的，哪一个因素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传统的发展思路却往往割裂了众多因素，仅从学理、模型和学派的定位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更危险的是这些理论一旦变成经济发展政策，就更会使得原来已经偏离轨道的经济发展道路又增加复杂的因素，因为政策在不同理念主导下的政府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变量。
世界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直线运动，也不是跳跃式运动，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也表明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意义。因此，少数人士的片面性是由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过于注重形式规范和逻辑分析、直线式的因果推理造成的。归结到一点，传统发展思路假定一些因素是次要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主要因素的作用。不同的理论派别分别强调资本积累、自由贸易、要素流动、计划手段、市场机制等的重要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思路，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政策依据。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一个系统，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点，才导致理论界出现不同观点的严重对立。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观点的。区域协调发展同传统发展观的最大区别，就是在承认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同时，把区域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诸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系统，并按照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将经济学的规律整合到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中去，而绝不是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简单拼凑。系统是一个由相互影响的诸多因素构成的整体。系统有大有小，系统不论外延大小，都是有边界、有层次的。大的系统也许就是一个更大的系统的子系统。系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也称系统内力和系统外力，内力和外力对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缺一不可的，在分析具体的系统问题时，不能有任何一方的偏废。系统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系统和系统之间（实质上是在一个更为高级的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要素之间以及各个系统之间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推动系统的平衡发展。例如，西部大开发本身就是一个以地域划分的大系统，在这一大系统内部，城市和农村是两个技术水平、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阶段差距较为明显的子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西部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首先要实现内部的协调发展。同时，不论西部的经济发展还是东部的经济发展，从全国意义来讲，都只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子系统而已；只有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央之所以要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将这一战略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很有道理的。东西部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使西部地区缺乏有效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东部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东西部两地区之间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就有可能丧失东西部合作的基础，使国民经济很难整合，这必将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东部当然也不可能从这种结局中得到什么好处。
二、东西部差距及其根源的简要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从“一五”到70年代的“三线建设”，西部一直是国家进行重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当时，由于西部尚不具备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孤立的经济实体切断了与外部资本的联系，使西部不可能以市场交换的方式，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调节，自动地从外部经济实体中吸收资本以扬长避短。同时，资本稀缺的经济一经选择了排斥市场体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存在，因而内生出了与这一战略相适应的资源集中计划配置制度、扭曲的产品以及要素价格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从而切断了资源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流动的通道。这一发展战略导致了两重互为因果、不断恶化的低效率：首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可以保障资本以极低的价格供应给“生产企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在其它要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一味地增加低价格的资本品供给，必然会造成生产中的浪费和重工业的低效率；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对经济主体的有效激励，在封闭经济体系中，工业产品严重供不应求，因此，在一个不以市场来考核企业业绩、而以生产计划来考核企业业绩的经济中，总有进一步加大稀缺资本投入的冲动，因而不但恶化了重工业体系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的经济效益。西部本来就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在农村，过多的人口集中于土地上，生产力尤为低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就使农业完全丧失了比较优势，农业经济效益的下滑只能通过加大劳动投入、增加产量来弥补。工业压低农产品价格，农业的增长只能依靠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牺牲土地未来的生产能力。所以，在农业生产中，也同样存在着压低稀缺资源价格而导致配置效率降低乃至丧失的问题。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不论对重工业的超前投入还是对农业经济的压制，都是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益为代价的。
由于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排斥劳动，无助于缩小二元经济的差距，导致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业的低效益很难为工业提供市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由于损失了农业的利益，最终也抑制了工业自身的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在资金投入、市场导向和利润分配上与西部经济的发展程度不相协调，二元经济结构需要通过现代部门的发展来带动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严重阻碍了城乡之间、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市场机制无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部发育起来；而计划经济相对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依旧被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资金、利润的体制内封闭循环所锁定，这就导致了长期以来西部经济缺乏动力、增长缓慢。
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是经济发展所必须正视的外生约束，改革开放则是一项双向战略，能为二元经济和计划经济打开开放的大门，打破国际和国内、城市和农村、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的封闭，这一切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来统一协调打破封闭后的要素流动。只有当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清楚地知道比较优势，并按其指示的方向进行产业和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组合的选择时，比较优势战略才能真正实现。如果政府为支持低成本扩张而干预产品和要素价格，这种发展方式就不能使经济主体找到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必须要有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尤其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从而要求政府从要素流动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退出。为此，我国逐步推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我们首先从农村和国有企业两方面的微观经营机制转换入手：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调整国家、部门和企业的利益关系，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构造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其次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从物资、外贸、金融管理体制三方面入手，使农村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逐步打破内向型和外向型部门之间、计划内和计划外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的发展道路所依据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西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传统的发展道路有很强的惯性；经济体制的转变迟滞，导致了所有制结构的不协调，轻重工业的不协调，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不协调，等等。如果将西部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一系统内部的协调受制于传统体制，内力和外力就失去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因而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家对西部重工业的原有积累和有限的新增投资，也就是说主要依靠国家的外力推动；而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有效地协调起来，这就制约了系统内力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东部地区则不同，东部地区在开放改革的有利环境中，抓住了机遇，及时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变，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整了内部关系。东部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轻重工业的调整、城市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在内部关系得到有效调整的基础上，将自身体制的优势、人才的优势与外部的自然资源优势、国内广阔的市场空间优势相结合了起来。事实证明，东部农村工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和外部的市场空间优势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体制转变上的差异，东西部优势的整合还是单向的，西部并没有从东部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外力的推动或者拉动，因此，东西部经济发展也显示出了很明显的不协调。
三、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以上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是在借鉴浙江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3.57%，经济实力在全国属中等偏下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3.01%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1999年GDP达5350亿元，总量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也由全国的第15位上升到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浙江省由一个经济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全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由1978年193元增加到1997年3670元。2000年，全省GDP总量达6030亿元，人均GDP约13566元（合1620美元）；财政收入60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00亿元；农村居民由164元增加到425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409元增加到9300元；人均居住面积城市为12.3平方米，40.3平方米。1999年，省会杭州GDP达1225.28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第2位，综合经济实力已跻身全国“十强”城市行列。1998年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了到2020年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到2000年6月，全省城镇建城区人口从1998年年底的1596.47万人增加到1771万人，增长了10.9%；面积从1728.56平方公里增加到1899平方公里，增长了9.86%。全省城市化水平从1998年的35.92%上升到目前的39.51%。杭州近几年来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共投入400多亿元，新增市区道路面积44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达到7.4平方米；70%的旧城改造任务以告完成，市区公共绿地面积达5.8万平方米，基本摘掉了“破烂城市”帽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也有人称之为“浙江模式”或“浙江现象”。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积极培育市场体系，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其中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市场与产业互为依托，开创出了“一村一品”、“一镇（乡）一品”、“一县一业”的区域特色经济，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浙江迅速而广泛地发展起来，使广大的中小企业找到了一种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有效模式，并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据粗略统计，64个县（市）的区域特色经济涉及农业、工业、专业市场、建筑劳务等行业，广泛分布于工业中110个大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个农副产品的生产，涉及到的生产企业多达13万家。区域特色工业的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7.4%；特色农业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8%。1999年实现的1055.8亿元总销售收入中，特色产业销售额占50%，在特色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有的乡镇已占到80%。又据不完全统计，64个县（市）中特色产业产值超1亿的区块有306个，总量达2664亿元，每个区块平均规模达8.7亿元，其中10亿元至50亿元的区块91个，50亿元至100亿元的区块13个，超100亿元的区块4个，全省4千多个专业市场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有286个，超10亿的60多个，50亿元至100亿元的有8个，超100亿元的有3个。区域特色经济在浙江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宁波服装、温州打火机和皮鞋、绍兴的化纤面料、海宁皮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诸暨珍珠、乐清低压电器、东阳磁性材料、路桥的汽摩配件和塑料制品、黄岩精细化工和节日灯、庆元香菇、新昌名茶、安吉竹产品等，都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专业化产销基地，而且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十分广阔。
区域特色经济与浙江省农村工业化、市场化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说是对具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概括。浙江经济学界关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研究最早是从“温州模式”开始的。对此后又扩展到对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广泛深入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由“温州模式”推广至“浙江模式”，其特征就是“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而导致这一结合的微观基础是民营企业（主要是个体私营企业）。我认为，这一结论为研究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近年来，通过实施“兴商建市”战略，以市场为龙头，带动工业化、城镇化的“义乌模式”，又日益引起省内外学者的关注。总之，浙江省农村依托专业市场发展起来的、有区域特色的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产权明晰的小企业群、小联托运企业群和小商贸企业群，代表了一种能很好适应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
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是系统内力和外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主体创新是最主要的内力，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市场空间是最主要的外力。内外力协同作用的结果是：
1.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区域特色经济作为农村工业化的产物是同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分不开的。在我国老工业基地，工业经济主要依赖国家计划的投资，而在浙江省，农村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完全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老百姓经济”。只有当农村经济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农村经济和传统工业部门的关系才能协调起来。不过，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工业化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只能在计划经济的边缘进行，农村区域特色经济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传统体制之间的矛盾。那些形成“块状经济”的区域发扬当地农民善于经商务工或具有某种特色技艺的传统，瞄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巨大供求差距，以市场为纽带，将农村系统内部的优势和系统外部的市场空间优势相结合，致力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积极探索所有制的创新，走出了一条依靠自身积累、调动民间积极性以发展区域经济的新路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历了三次较快的经济增长期。除第一次是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的大发展外，其它两次启始于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快速增长，都是主要依靠个体私营经济的灵活性，调动民间发展农村工业的积极性所取得的。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浙江的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在1984年首次超过了国有工业，1985年农村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37.6%；1992年后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股份制，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以及“三资”企业，再一次把浙江经济推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到1997年，浙江非公有经济的工业产量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达90.6%。上述传统体制外的创新改变了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局面，多种所有制的竞争激活了民间资金的积累和运用。浙江所有制的创新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与浙江特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氛围和民间人力资本优势是分不开的。浙江人均可耕地不到一亩，温州等地只有3分，浙江人传统的经商务工才能和特色技艺，是浙江省农村经济系统内部最宝贵的人力资源积累。不少地方依托当地历史传统和经济条件，充分发挥能人的示范带动效应，形成了一大批投资少、见效快、有特色的产业或市场。有不少市场经营者经济几年的专业市场生涯而成了经营大户、办厂大户，乃至声名赫赫的集团老总。
2.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互为依托。专业市场有效地协调了单个小企业和整个特色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被认为是浙江农民的一大创新，千百万农户创市场，是浙江成为市场总数、超亿元市场数、市场成交总额、最大市场成交额市场数等多项指标，连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市场大省”的根本动力。专业市场连接了大量的小企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者，这是一种极有效率的市场组织。专业市场尽管只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产物，但在农村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阶段，为大量农村小企业提供了广阔的销售渠道。在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依靠不同的市场销售渠道，而区域特色产业开创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区域特色产业与专业市场融为一体，涌现了大批“工业镇”和“专业村”。所谓“工业镇”，即一批农村集镇在市场的带动下，人口大量集聚，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极。所谓“专业村”是指一大批农村在市场的引导下，村民自发或有组织地加工同一类型的产品，一村一品、相互协作，搞专业化生产，形成了规模优势、特色优势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例如，义乌市围绕中国小商品城市场，形成了150多个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加工基地，服装、袜子、拉链、饰品、工艺、包装、彩印、玩具等特色产品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义乌大陈镇当地农民仅1万多人，外地务工者达3万多名，集聚了衬衫企业500余家，日产衬衫、西服等30万件，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衬衫之乡”。农村工业的发展除了具有低成本优势外，专业市场为其提供的快速、灵活的流通渠道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海宁市自1994年创办浙江皮革服装城以来，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互相结合，使皮革件业迅速发展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使海宁成为全国性的皮革制品生产、交易中心。再如，绍兴依托中国轻纺城市场，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化纤布生产基地，1999年，轻纺城成交各类化纤布20多亿米，其中绍兴地区生产的就有16亿米，化纤布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2%。其它如水康的五金机械、庆元的香菇、路桥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等，都有年交易额达几十亿的大型专业市场为依托。
3.区域特色经济系统有效地协调了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国后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稀缺资源加速重工业化，随之建立的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化城市。重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牺牲了农业的比较利益，破坏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许多计划经济年代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丧失了进一步城市化的动力。另一种方式是农村经济改革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崛起的农村工业化导致的城市化。在浙江省，由专业市场和农村工业支撑的区域特色经济在一定的区域范围里起到了要素从分散的农村向中心地带集聚的作用，开创了一条新型的农村城市化道路。众所周知，城市化的一个动力就是工业生产活动和工业市场要素在一定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资源被控制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中，农民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更谈不到城镇化。以温州为例，由于政治和地理环境的制约，该地区在建国的几十年中很少得到国家的投资，农村工业化就必须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完成。温州人走出了一条依靠专业市场工业化的道路。他们凭着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大胆的市场经营魄力和才能，以家庭为基本组织，从手工业开始，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对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产生了强烈要求，才能促使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工业化的集聚提高了配置效率，也相应提高了中心城市的收入水平，在乘数的作用下，收入流向城市边缘地区扩散，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扩张。温州地区是专业市场的发源地，也是全国第一座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的发源地。许多专业市场繁荣的地方吸引了农村的家庭企业向专业市场集中，由此带来了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集中，形成了若干个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它把温州人创造的专业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通过实施“兴商建市”的战略，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历经了五次搬迁和扩建，形成了由大型室内综合市场、专业店铺和专业街区组成义乌中央商务区。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市场所在地城镇的现代化建设；推进了周边乡镇的发展；带动了农村人口流向城镇，使城镇人口比重迅速增加。义乌市的城区面积从1980年2.8平方公里扩展至1997年的15.2平方公里，2000年的2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980年的2万多人发展到目前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达30万至50万人，全市城镇化率达40%左右。2000年投资30亿元（主要依靠民间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正向建设成50万人以上的现代化商贸名城目标迈进。
区域特色经济实现了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发展，而要使系统的外力和内力能协同作用，还需要有连接内外因素的纽带，浙江的成功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农村经济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显著的领域。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浙江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浙江之所以能取得先发优势，与浙江人发挥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分不开的；而各级党委、政府在市场创新过程（诱制性制度）中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早在1982年，当时的义乌县委、县政府就大胆做出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四个允许”决定，以后的历届县市委、政府始终坚持“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和以商促工、以商强农、科教兴商、工商联动的政策措施，这是义乌连续9年保持全国集贸市场总成交额第一位，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穷县变为浙江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思路
西部经济发展问题决不可能单靠西部一个地区来解决，否则，就很难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实行东西部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将国民经济看成一个资源配置的有机整体，使要素在国际和国内的流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效率，进而缩小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西部联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必将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共同发展。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对于西部来说，似乎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外力的作用。实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首要前提是敞开西部的“大门”，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转移。资源或要素的禀赋先于国际商品和要素流动，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外生条件。但是，发挥比较优势还需要其他多种要素的搭配，才能真正完成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为此，西部可以借鉴珠江三角洲等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从国外引进技术、资金；也可以跨出国门，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与资源要素低成本的优势最终转换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商品低价格的优势。西部发展国际间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对于具有不同资源比较优势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多方面的。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劳动力成本高昂、资源贫乏的国家，如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西部就可以和这些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对于资源丰富，但是劳动力、技术缺乏的国家，如西亚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西部则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心城市技术人员密集的优势，与这些周边国家发展劳务和技术的合作；而对于一些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的一些重工业发达、而轻工业产品缺乏的地区，西部则可以用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品，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等等。
在大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西部一定要把东西部协调发展当作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举措来抓。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看作是由区际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区外对低成本商品和要素的需求形成了区域贸易部门的要素收入，并派生出区内的消费需求，而区内需求又会派生出其它的需求。假如把区内的需求看成是区外需求的函数，并给以一定比例，这就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模型。乘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外向经济部门和非外向经济部门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很大。如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度较大，那么，外向部门的收入（包括要素外流的收入）对地区的消费（包括对要素需求）的派生性就较大，从而，地区的经济实力（以区内两部门的产量计算）在较大的乘数的作用下会有明显提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能将东西部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一方的发展更不能以另一方的不发展为代价，否则，这样的格局将严重损害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西部和东部都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将各自的优势整合成整体的优势，这样才能保证两地区的持久发展。要素的比较优势只有通过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才能体现，因而，促进东西部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是东西部联动、进而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础。西部要在短期内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外生的比较优势，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同时为了兼顾短期和长期中比较优势的变化，东部要帮助西部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西部则要积极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培育要素市场，吸引外部资源进入，这样才能做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2.内力的作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键还要看在长期中能否持续地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提高要素的总收入。所以，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到要素稀缺性的长期变化。比较优势在短期内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在长期中，比较优势本身也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系统的内生变量。因而，能否发挥长期的区域间比较优势来发展区域经济，关系到未来地区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短期内，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两地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但在长期中，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密集度和人均产量，东部资本对西部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大减少。因此，西部地区必须在东部技术进步完成之前，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否则，两地区处于不同的技术水平上，发展差距就很难缩小。从长期来看，西部不仅要靠自身积累资本来吸收剩余劳动力，还要加快劳动力的流动，在东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之前，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才不致使东西部在技术进步上的差距再度被拉大。因此，西部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要注重系统内力的积累，切实解决好系统内优势与系统外优势的协调，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切实解决好国有经济与其它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从事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壮大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协调；切实解决好农村与城市经济的协调，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切实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深度，提高资源开发的附加值。为了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内力的积累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市场化改革和多元化的企业产权主体。商品和要素流动的背后都有经济主体（市场主体、民营经济等）的活动在支撑，这就说明在商品、要素流动之前，首先要发现资源相对稀缺的信息及其蕴含着的获利机会。东部的许多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缺乏各种资源，甚至包括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土地资源。然而，东部市场经济的兴起利用了比土地资源更稀缺的市场信息，正是这种市场经济意识逐步健全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所以，东西部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一个主要前提就是有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经济主体。要素互动的东西部联动战略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能在要素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潜在利益的驱动下，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避免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指导下投资开发行为的低效率。有些人断言，由于西部人还不具备起码的市场意识，市场机制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相反还会导致经济混乱和贫富差距。这种观点是不无偏颇的。因为，在一个资源的稀缺性普遍存在的社会中，交易行为能改善双方的福利，以此为目的交换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具有市场总识的行为。西部人并非没有市场意识，只是由于西部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发达，市场规范还不够健全，市场的风险超出了许多人所可以承受的范围。为此，政府一定要转变观念，有所做为。政府在培育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着个人和企业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保护市场主体的利益，为市场机制创造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当然，也要避免政府在这方面操之过急，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热衷于盲目建设有形市场，这样做反而会增加市场交易者的负担。另外，要保证短期内市场竞争的激励和长期内产权的激励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然在微观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两方面有所创新，其根本途径就是企业产权的明晰化、多元化，加大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尤其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只要有良好的开放环境，个体私营经济就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个体经营经济能发挥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战略又能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优化区际分工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东部的市场及其运作方式在西部的引进，也应当看作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流动，这有助于增强西部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和风险意识。更重要的是，东部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期，一些原有的依托于商品市场发展起来的产业正逐步摆脱当地市场的束缚，建立市场之外的销售渠道。所以，东部的市场体制向西部移植，将促使依托于市场发展的产业向西部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转移，从而加快东西部要素之间的流动。东部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比较早，抓住了当时市场短缺的机遇，吸收了大量中西部的剩余劳动力和高层次的技术人才，而西部市场体制的落差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了东西部的差距。因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日益推进，西部人市场经济意识的日渐浓厚，市场信息也逐步在西部集聚，东部利用区际贸易发展经济的优势将逐渐被西部取代。目前，西部已经具有了生产的低成本优势，只要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多从东部借鉴经验，积极地向东部招商引资，那么，生产要素低成本和稀缺的市场信息要素就能相互结合；东部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向西部转移，依托东部在市场信息集聚上的优势，西部将成为国际和区际的产品生产基地，直接在区内消化剩余劳动力。西部将在这一基础上同东部发展区际贸易。而且，西部地区本身也是一块很有潜力的市场，只要低成本优势和信息集聚的优势相结合，就将使西部能发现和利用更多的比较优势。西部将在这一基础上同东部发展区际贸易，使西部能弥补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上的不足，加快与国际经济同步的进程。
拉动基础设施需求，增加投入。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样一个广阔的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进行全面的大开发，因此首先要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区域经济增长中心，构建区域分工体系，吸引要素的集聚。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一直主要依赖国家的财政投资，而有限的财政投资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很强，基础设施的不足已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瓶颈”。在国家投资财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等靠要”的思维定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只能考虑到省域，至于省内、地区内、乃至县市内的基础设施，只有靠本地经济的发展拉动基础设施的需求，才能够吸引投资；另一方面，也要靠本地经济发展的积累投资于基础设施。所以，上面提及的塑造市场主体、建立企业自主的产权制度、发展区域间贸易等，都强调了内部力量积蓄的重要性。东部在改革开放之初，同样也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这同样是困扰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了解决。尽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的阻碍因素，这一点无可否认，但从根本上来讲，基础设施是社会资本的集中体现，因而，基础设施依靠区域经济发展系统在内部解决，这与吸引外部投资并不矛盾。而且，基础设施的内涵很丰富，形式是多种多样，就西部经济发展的现实而言，目前急需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必须把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地方财政要有利于调动地方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在投资方向上，政府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间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民间资金向城市化方向集中。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理应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的经济职能。经常发挥这一职能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充分发挥政策资源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标签：西部大开发论文; 区域协调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 重工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