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叙述的革命性意义——重读《笨花》及其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性论文,意义论文,笨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出版两年了，曾经热火的评论和推荐也逐渐冷却下来。这也许有利于我们比较冷静客观地对它进行深入的剖析。
200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迫不及待地将这本2006年版的《笨花》推向了市场。小说40多万字，大红底色的封面，非常大气。我想，凡是关注着铁凝创作的人见到这本新书，一定会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喜的是，自《大浴女》之后，人们等待着铁凝的新书，已经等待了六年，终于看到了这本不一般的《笨花》；惊的是，人们在《笨花》中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铁凝。
铁凝自己也非常看重这次的创作，她不希望把这次创作当作一次重复性的劳动。所以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叙述方式，她都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小说以北方的一个乡村——笨花村为舞台，展现了20世纪初到1945年近半个世纪的生活状况。以如此大的时间跨度书写历史，这对于铁凝来说完全是第一次。这也是一个写人物群像的小说，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90多个。历史和人物其实早就存活在铁凝的内心，随时都有可能蹦出来。铁凝在接受新浪网记者的访谈时就说过：“《笨花》的人物系列在我心里储藏了很多年，培育了很多年，不仅仅是存放，因此我把它称之为培育。最开始可能是一个胚胎，有一个原型的小影子，但是不是静止的。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丰满了，有能力创作他们，才把他们端出来。”①所以这部小说应该说是铁凝长期思考和构思的结果。也许早在十多年前写《棉花垛》时，在1997年写《午后悬崖》时，她就有了写这个长篇的冲动。因为在《笨花》中，还留下不少与《棉花垛》和《午后悬崖》相似的情节和人物。但当铁凝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她仍旧做了很扎实的准备工作。铁凝说她实际上从写完《汉城日记》之后，就打算写这部小说了。这时候，她开始找来有关的书籍阅读，包括各种版本的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她还到档案馆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也到一些地方去寻找历史的踪迹，如主人公曾做过上海吴淞口的司令，她就特意去过吴淞口。铁凝称自己这样做是用的“笨”功夫：“(去档案馆)查阅一些年份，也许书里只能用到看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但是一个作家应该用知道的十分表达一分，如果反过来就是不可靠的作品。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查阅资料，也许查完了没用，但心里有底气。有些东西也许查资料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不够，我必须去实地。乱世中这些人的生存和他们的选择、他们命运的偶然和必然都混杂其中，我有责任、有耐心来更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认可《笨花》的文学水平，而且也对《笨花》的市场充满信心。他们首印二十万，仿佛抱到了一个金娃娃，图书出来后也确实如他们所判断的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与此同时，媒体和文学评论界都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在年底和年初一段时间内，铁凝和《笨花》成为了许多报纸文化新闻版面的主题词。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上半年相继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一个是3月11日由河北文学馆、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新华书店、石家庄市新华书店在石家庄市共同主办的“走进文学，亲近读者——铁凝长篇小说《笨花》专家评介会”。这次评介会特意邀请了一些喜爱铁凝作品的读者参加。会上也举行了铁凝向河北文学馆、河北省图书馆和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捐赠《笨花》的仪式。另一个是4月1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举行的《笨花》研讨会。在这一年内，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也相继发表了关于《笨花》的评论文章。像《当代作家评论》和《当代文坛》都组织了“《笨花》评论专辑”。
铁凝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笨花村，但它分明与铁凝的生活和经验密切相关，铁凝说：“这个村子既有我祖籍、冀中平原上一些村子的影子，也有我插队所在村子的影子，它就是冀中平原上非常普通的靠种棉花为生的一个小村子。”可是铁凝将这个村子命名为“笨花”，笨花是河北农村对棉花的一种称谓。铁凝专门为这个词做了解释：“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这句话印在了书的封面。铁凝显然对笨花这个词特别喜欢。这个词透着民间的语言智慧。棉花明明是一种非常轻盈的物质，它松软松软的，捧在手上丝毫感觉不出重量来，它那膨胀的态势，仿佛要从你的手中飘逸而升腾起来。但就是这样一种轻的、飘逸的东西，却要用一个“笨”字来形容它。这是一种思维的辩证法。铁凝进一步解释说：“‘笨’和‘花’这两个字让我觉得十分奇妙，它们是凡俗、简单的两个字，可组合在一起却意蕴无穷。如果‘花’带着一种轻盈、飞扬的想象力，带着欢愉人心的永远自然的温暖，那么‘笨’则有一种沉重的劳动基础和本分的意思在其中。我常常觉得在人类的日子里，这一轻一重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笨’和‘花’的组合里，也许还有人类生活一种延绵不断的连续性吧，一种积极的、不懈的、坚忍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在有些时候，它所呈现的永恒价值比风云史本身更能打动我。”③言谈中透露出她对这个词语的喜欢。喜欢这个词是因为她自己就爱运用这种思维辩证法的缘故吗？《笨花》中我们就看到了轻与重、日常与非常的结合。正是这种思维的辩证法，带来了作品的新颖和神奇。在最初的阅读中，评论家都感受到了这种新颖和神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各自对这种新颖和神奇的解读。
比方说，小说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乡村革命历史的描述。小说所写的笨花村是冀中平原的一个普通乡村，但由于这个乡村的一名普通小贩向喜从军，一步步当上了旧式军队的将军，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就将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气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联在了一起。小说由此层层展开，向我们细细描述了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和抗日战争期间笨花人的表现。不论向喜家还是西贝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有的还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向文成，取灯，西贝时令，同艾，瞎话，从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感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在精神价值取向上，《笨花》与过去成功的革命历史小说是一致的，但在历史取材和叙述方式上与后者完全不相同。有的评论家分析了这种异同。如李云雷将铁凝的历史叙述称之为是用历史碎片组接起来的“地方志小说”，它克服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弊端而拓宽了革命历史叙述的空间。李云雷说：“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清末到抗战这一段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它们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也为新中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在《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可以看出；1980年代以来，转向‘新历史小说’的一些作家，开始以新的思想资源处理对这一时期的叙述，他们或突破以前的禁区(如《灵旗》)，或以新的思维方式处理旧题材(如《红高粱》)，或以新的叙事手法加以尝试(如《迷舟》)，这些作品在解构旧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适应时代的变迁，提出了新的观察世界与历史的角度，比如《白鹿原》在梳理20世纪中国史时便突出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而《故乡天下黄花》则以权力与欲望为中心来解读历史，等等。”但是，“《笨花》融合了以上小说的因素，发展出了一种‘地方志’式的叙述，作者将散落在笨花上的历史碎片捡起，精心地拼凑起来，写出了其中的各种人物与乡村民俗，写出了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日常生活。在《笨花》中，一切故事都是围绕着笨花这个村庄展开的，笨花在故事中处于中心地位，主人公在笨花长大，然后或离开，或在周围活动，但离开的归根结底要回到笨花来，在周围活动的也以笨花为重要据点。在这里，笨花是故乡，是大地，‘一切来自泥土，又回归泥土’。”④
陈晓明也看到了铁凝处理历史的不同方式，他认为铁凝是以小故事来展现大历史。他说：“毋庸置疑，《笨花》写出了中国乡村历史是如何卷入时代大潮的详尽过程，写出它无可逃脱的命运……向喜的故事顺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裂变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变化，这在小说中勾画得非常清晰。中国现代的社会动荡，民族国家的危机，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尽可展现于其中。但如果真要计算一下篇幅，小说写得更多的还是那些个体的生活状况，主要还是乡村的故事，乡村的那些民风习俗、日常琐事、人情世故。而铁凝真正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通读这部作品，不得不说，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显示出它的饱满和丰富。怀着历史冲动，又企图逃离它，这就是在这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大历史与小故事的紧张关系。铁凝或许真的怀着一次历史冲动，但她对于要进入历史，特别是直接进入如此浩大的历史还是心存疑虑。聪明的她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小说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时间是抗日战争时期，相当多的故事也与抗日有关，但小说并没有描写抗日的大场面，而是不断地退回到乡村，退回到人民的抗日活动中，退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习性中，在那里找到自己拿手的叙述。”“铁凝既想去书写一部现代中国史，一部乡村卷入时代大潮的历史，但她又不愿被历史压垮，她还是执著地回到她的乡村，回到那些活脱脱的小故事，这使《笨花》保持住它的乡土本色，保持住铁凝固有的纯真之气。”⑤
王春林则从家族小说的角度分析了《笨花》的创新之处。他认为，《笨花》是以向氏家族三代人的生活轨迹为结构主线的，也可以将《笨花》理解为一部家族小说。新时期以来格外兴盛的家族小说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艺术倾向：“往往是一种尖锐激烈的家族与家族之间或者家族内部的争斗与倾轧现象，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像斗红了眼的乌眼鸡一样，总是一门心思地考虑着如何才能置自己的争斗对手于死地。”但“铁凝在《笨花》中对于向氏家族的描写与表现就显示出了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小说的总体艺术倾向来看，铁凝更多地展示着的却是向氏家族内部团结与友善的一面，却是向氏家族与邻人之间互助与和睦相处的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笨花》不仅展示描写着以向氏家族为代表的笨花人日常生活的人性与人情之美，而且更写出了在民族危亡时刻笨花人那深明民族大义的同仇敌忾团结抗敌行为。”⑥
吴雪丽在她的《乡村、本土与日常美学——论〈笨花〉在乡土小说史上的意义》一文中也强调了铁凝对日常生活叙述的重视：“《笨花》提供的乡村经验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建构的意象，而是更多地回到了乡土生活的直接性，建构了乡土世界的日常生活美学，描绘了一幅非政治化的乡村地图……在‘笨花’村，没有大历史下权力的争夺，复杂的乡村关系，一切都像流水一样从文本中静静流出，笨花的黄昏、收获季节的棉花地、过年的庙会、市井的俚俗、以及由‘笨花’联系起来的城里的市井生活，共同完善着这部混沌的民间史，完成了民间叙事对大历史的吸纳、融合和消解。”⑦
尽管《笨花》让我们耳目一新，但细心的评论家还是发现了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铁凝的温暖和善意，比如铁凝对生活的热爱，比如铁凝对精神价值的褒扬，比如铁凝对女性的体恤和呵护，都能在《笨花》中找到对应的叙述。郜元宝在《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一文中对此谈得比较透彻。他从谱系学的角度指出铁凝与孙犁的血缘联系，进而认为在《笨花》中“作者对人性和历史的宽容态度和永远不变的柔美之情始终不变”，是“铁凝创作一以贯之的精神主脉。”⑧
不能不承认，《笨花》是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它不仅对于铁凝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且对于当代文学来说也同样是意义非同寻常。关于它在当代文学上的意义我们放到后面去讨论。而对于铁凝来说，《笨花》无疑是她从开始文学写作以来最重要的也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如果把它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这棵大树不是速生的，这棵大树的种子早就藏在铁凝的心中，扎根在铁凝心灵空间的沃土里，一圈又一圈地生长。对于这一点我曾经有所感觉。过去读到铁凝的一些作品时，就觉得在文本里面还包藏着一个更加有分量的东西，现在想来，这个藏着的东西就是当时长在她内心的那棵大树。所以，可以说，《笨花》是她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心血浇灌出的最结实的大树。《笨花》的雏型也许是藏在《棉花垛》中，也许是藏在《大浴女》中，甚至是藏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笨花》是铁凝文学写作的一次大总结，一次集大成。这部作品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书名暗示了作者的追求，“笨”与“花”的组合就是笨重与轻柔的组合，而小说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因此《笨花》这棵大树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折射着阳光。
首先在写作资源上，铁凝做了全新的拓展。铁凝以往的三个写作资源像三条支流，从不同的方向流过来，终于在《笨花》这里汇合到一起，成为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这三条支流一条是以《香雪》为代表的农村生活经验，一条是以《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为代表的家庭生活经验，一条是以《玫瑰门》为代表的在北京生活的童年记忆以及家族记忆。但对于第三个写作资源中的家族记忆，其实还需要细分。《玫瑰门》基本上动用的是母亲家族的资源。母亲家族的记忆是一种关涉城市的记忆，因此会与铁凝的童年记忆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接续起来，这与她一贯的生活化的风格相吻合，所以母亲家族的资源她很早就使用上了。但她还有父亲家族的资源，这个资源对于她来说更为遥远更为景仰。铁凝没有见过祖父祖母，但她始终对祖父祖母怀着景仰之心。祖父祖母就生活在河北农村，祖父在当地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也许是过于景仰，她轻易不敢去动用这一资源。就我阅读的范围来说，似乎她只是在《铁凝影记》这本类似于个人照相集的书中记述了祖父。即使是一种客观的记述，但我也能感受到铁凝对于祖父祖母发自内心的景仰。显然这种景仰不仅仅是一种尊敬长辈的伦理情感，因为在铁凝这里，祖父祖母体现出深厚的乡村的文化精神，也体现出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这一写作资源对于铁凝来说完全是精神性的，与她的个人生活经验无关，那么当她真正动用这一写作资源时，就是要认真追问精神性的东西，追问历史的精神，追问英雄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笨花》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
不能不注意到铁凝在《笨花》中所表现出的写作姿态，这是一种对民族和历史充满敬畏之心的写作姿态。因为有这种敬畏之心，她在写这部作品时就收敛起以往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面对历史和人物时“不要多嘴”。追根溯源，这可能与她自小景仰祖父祖母的心理有关。而在中国文化心理图像中，父辈就意味着历史。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反思历史也就带来了文学中的父亲形象的变迁。由质疑父亲到反叛父亲，再到弑父的叙事，最后是无父的时代。在无父的状态下文学叙述变得更加放纵，作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嘻弄着历史和文明。铁凝的创作其实就贯穿在这一父亲形象变迁的二十余年，但她面对父亲形象的变迁，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她并不去赶时尚，参与反叛父亲的大合唱。当然，她也不会去当一名守旧派，一味地维护父亲的形象。所以她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父辈和历史保持着沉默。因为敬畏并不等于盲从，她始终在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体察历史。到了《笨花》，她觉得自己大致上把历史看清楚了，于是她也觉得自己成熟了，可以与父辈作一个了结了。于是她面对父亲和父辈，请他们在《笨花》中唱主角。从一定程度上说，《笨花》是铁凝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塑造男性人物形象的。向喜、向文成，可以看成是她在祭祀祖父和父辈们时的内心想象。《笨花》中有两个相似的细节透露出了铁凝的这一心理。小说写向喜离开军队回到老家，向家一家人来看向喜。铁凝特意写了一个细节，大家用各自的称呼与向喜打招呼，向喜的儿子向文成却没有叫爹，但后来借介绍情况的机会“巧妙地称呼了爹”。类似的细节也发生在向文成的儿子向有备的身上。这是小说的结尾。有备从医院回家看望父母，但一直到要离家了也没有叫爹。后来他装着要找袜子故意返回家，对着向文成说：“爹，我那双线袜子呢？”也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补叫了爹。一个人长大成人后，仿佛就与爹拉开距离，因为未来要靠自己去开创，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爹在前面为我们走过的历史。这其实也就是铁凝对待历史的姿态：父辈的历史我们应该敬畏，但我们不会去重复历史，未来将是一幅新的图景。
从写作资源上看，《笨花》是铁凝的三大写作资源的总汇合，这种总汇合也使得她可以完全从依赖于个人生活经验的局促中超越出来，《笨花》给我们的直接印象不同于铁凝以往的小说，这是许多熟悉铁凝的读者在阅读《笨花》后的最鲜明的体会，之所以会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我以为主要是因为她在这部小说中基本上不是依赖于个人生活经验的缘故。相对来说，过去的小说，主要是从某一个写作资源出发，因此个人生活经验的影响更大一些。超越个人生活经验，也就使得铁凝有可能以更为宏阔的精神境界去观察历史和人生命运。另外，从叙事方式上看，这部小说也是对她以往小说的一次集大成。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铁凝对孙犁的偏爱。事实上，铁凝从开始文学写作起，就对日常生活充满了兴趣，对凡人小事充满了兴趣，她热爱生活的本性贯穿在她的文学写作中。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张扬宏大叙事的文学年代里，刚刚起步的铁凝却走入到日常生活的大海中。当然，80年代正在悄然兴起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潮流，它以重新肯定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成就为标志，这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脉。一些年轻作家承继了这一脉，开创了新时期文学的另一条路径。但铁凝走的还不是这条路径，她一方面走进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她又沟通着宏大叙事。准确地说，铁凝的路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路子，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路子。这就是将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糅合到一起的写作路子。铁凝与孙犁的区别在于，铁凝是从日常生活走进，再从宏大叙事走出。孙犁则是从宏大叙事走进，而从日常生活走出。郜元宝也看到了铁凝身上的传统性，他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笨花》，其见解是富有启迪性的，他说：“将《笨花》放在铁凝整个创作历程来打量，将铁凝的全部创作放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精神谱系来把握，就不难透过80-90年代文学和文化的喧嚣，触摸到铁凝及其众多同辈作家一直比较暧昧的精神线索。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属于40年代后半期成熟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一份隐秘遗产。”⑨铁凝在写作《笨花》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将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了。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笨花》创作谈中是这样说的：“我试着去触摸和把握这段历史，或者说通过触摸这段历史去刻画活动在其中的一群中国凡人。所以我更愿意说，这部小说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乱世风云和传奇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情感也不在其中，而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是那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我还侧重表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一个民族的强韧和发展是离不开我们心中理应葆有的道德秩序的，它会使一捧尘土也能够熠熠生辉。疾行在21世纪的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回望历史？也许那本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又一次回望吧？也许因了我们正在疾行向前，才格外应该具备回望心灵的能力。让我们携带上我们本该携带上的，而不至于在不断的前行中不断地丢失。”⑩其实，铁凝的写作始终是尝试着将宏大叙述与日常生活叙述统一到她的笔端，她以这种尝试成功地化解了文学上的二元对立模式。
通过家族史和乡村史去反映整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化史，这是这些年来的一种写作趋势。这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架势。铁凝的这部作品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小说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被誉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列斐伏尔用“剩余的”来定义日常生活。他说：“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剩余的，通过分析把所有独特的、高级的、专门化的、结构的活动挑选出来之后所剩下的，就被界定为日常生活。”⑩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从一个女人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就能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和历史。这样，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一方面是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揭示简单事实的丰富社会内容。宏大叙事无疑只对那些经各种活动挑选出来的内容感兴趣，而日常生活叙事则是对挑选后所剩余的内容感兴趣。我以为铁凝在《笨花》中的叙事是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总体性的构成。总体性也是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判断。这就是说，如果以各种理由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去各自所需要的内容，那么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就荡然无存了。从这个角度说，《笨花》的叙事就是在做一件还原的工作，它将那些被挑选出去的内容还原到日常生活中来。向喜的解甲归田就是最大的还原。向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军，这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启蒙叙事的最常见的模式。以宏大叙事或启蒙叙事的方式来处理向喜，无疑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的传奇。传奇会让我们远离日常生活。但是对于向喜本人来说，他的一切经历都是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铁凝所写的向喜不再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然她也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为了彻底地反叛宏大叙事，故意消解他的英雄本质，专写他的毫无意义所指的剩余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向喜的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这种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渗透进革命时代的精神内涵的。这种渗透不是一种生硬的渗透，因为在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就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革命时代的精神之所以能渗透进来，是因为与这种基因是亲和的。铁凝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出了向喜身上的忠孝节义的一面，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基因。因此，向喜最终必然要回归到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他的回归不是宏大叙事式的荣归故里，而是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他虽然在众人心目中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名人，但他的回归却像是一名普通老农的回归。他藏匿在自己家的粪厂。这种藏匿并不是要消解向喜身上的宏大叙事特性，而是给他一个蓄势待发的机遇。于是就有了向喜与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搏斗的壮烈场面。但即使这样，铁凝也没有把这一壮烈场面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来。一方面，她一再暗示出这一壮烈场面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包括她议论起向喜杀死日本兵的直接动机，那多种动机都是日常生活化的。另一方面，她让向喜打死了两个日本兵之后，又冲自己的太阳穴开了第三枪，让“他倒在了粪池里”，于是向喜就彻底地还原到家乡的土地上。向喜自己就说过：“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
铁凝的叙事带有革命性的意义，她通过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叙事中，历史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它既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的颠覆，也不是变一种方式对过去进行重复。我们从中感到了对过去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但在这种扬弃过程中，铁凝又难免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宏大叙事的束缚。比方说，她在处理瑞典传教士山牧仁与向文成的政治立场时，一定要让他们俩表明对中国军队正面抵抗的失望，这样的处理就不是来自他们俩的日常生活，我就把这样的处理看成是铁凝下意识中对过去宏大叙事的趋同。但类似的处理在全书中并不占重要的分量。
注释：
①②引自http://www sina.com。
③⑩铁凝：《〈笨花〉与我》，《人民日报》2006年2月16日。
④李云雷：《〈笨花〉——历史的碎片与地方志小说》，http://finance sina.com.cn
⑤陈晓明：《〈笨花〉：烂熟于心的预谋》，《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28日。
⑥王春林：《凡俗生活展示中的历史镜像》，《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⑦吴雪丽：《乡村、本土与日常美学——论〈笨花〉在乡土小说史上的意义》，《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
⑧⑨郜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⑩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l,trans.John Moore,London:Vers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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