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研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综述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之五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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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心和支持下，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为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学科。在国家学科分类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做为一个二级学科列在法学门类。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确定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为部委级重点学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是该重点学科单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理论学科经历了由创立到曲折发展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学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族理论专门研究机构和全国性民族理论学术团体的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中央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相继恢复或新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部门；部分省、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社会科学院、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也大多设置了相应研究机构。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科研与教学一体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科部和研究所，一直是民族理论学科的重要阵地。198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成立。据统计，至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人员已有1000人，教授、研究员20余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00余人。（注：杨荆楚《民族问题理论学科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调查研究报告》，《民族理论研究》1995年4期）早在1979年已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此后一些省、自治区还相继建立了地方性民族理论学会。1982年创办了会刊《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7年改称《民族理论研究》），已出刊60期900多万字。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先后组织了6次全国性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5次全国性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6次顾问座谈会。此外，还在北京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和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
第二，是民族理论学科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大量学术专著的出版。首先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文献的汇编等。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中央民族学院1980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10、1987-12、1990-4、1994-7），《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等。其次是学术专著的出版。施正一教授曾提出5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理论论著，即牙含章《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江平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刘先照主编《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张尔驹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分别代表几代民族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贡献。（注：施正一《应当确立民族理论在民族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4期）此外，还有多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的出版，后文将专门论及。
第三，也即最突出的是关于民族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大量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建设。这些论文按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1)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史，如孙青《民族理论学科三十五年》（《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和革命家的民族理论思想研究，这是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研究内容之一；(3)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特有概念、范畴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民族”概念、民族形成、民族问题等的讨论和争鸣，丰富了民族理论的学科内涵；(4)专门探讨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论文，如金炳镐《民族理论学科发展问题浅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2期）。此类论文是本文第三部分讨论的重点。
第四，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发展还表现在民族理论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之中。全国13所民族学院（大学）和民族地区院校、各级党校大都开设了民族理论公共课，建立了相应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全国出版了数十种民族理论教材，初步形成了教材体系。1985年国家批准在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民族理论学科专业，招收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及进修生、留学生等。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独立单位。1989年成为民族理论学科专业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部委级重点学科点，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教学、科研人才以及民族工作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和主要培训中心。到目前为止，已培养硕士生9届46人，助教进修班2届36人，本科生5届113人；毕业生中有10人晋升正、副教授，34人担任处级领导职务。在科研方面，该单位也硕果累累，编写并出版了多种教材、专著，并积极参加和组织了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的历次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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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许多研究者对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理论的论述做了大量研究，这是我国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一个重要内容。下文将对这几方面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一）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的研究
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是我国民族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1956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目录中正式列为独立的学科。孙青在回顾民族理论学科发展时指出：民族理论学科是党和国家精心培养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把民族理论建设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民族理论学科建立后，民族理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促进了民族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但是，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中民族理论学科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民族理论学科才得以恢复和重建。80年代以来，民族理论研究者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用新思维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丰富和完善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从而使民族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民族理论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者发表的文章很多。孙青于1984年发表的《民族理论学科三十五年》、金炳镐于1989年发表的纪念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成立十周年的《活跃和深化民族理论研究，推动和促进民族工作长足发展》和1991年发表的《民族理论研究十年回顾和展望》、杨荆楚于1995年发表的《民族问题理论学科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调查研究报告》等，都是关于这一内容的重要文章。
（二）关于马恩列期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
马恩列斯有关民族、民族问题的理论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也是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主干内容。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思想，研究论文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景萌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和伟大意义》、李竹青的《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的创立》、彭英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纲》等。他们把马恩民族理论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这是无产阶级制定民族纲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2)揭示了民族形成规律。马恩特别强调生产力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民族形成、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基础。”（注：李景荫、梁守德、马维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和伟大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1期）马恩认为生产力还决定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民族内部结构的状况，这也使我们“从根本上即经济基础上把握了民族之间关系和民族本身的面目”（注：彭英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纲》，《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1期）；(3)指出了民族的阶级性，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总结出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4)指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摧毁产生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社会基础，走向社会主义”（注：李竹青《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的创立》，《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2期）；(5)第一次将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各民族无产阶级要冲破民族壁垒，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夺取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获得民族的独立和无产阶级的解放。
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不仅捍卫了马恩的民族理论思想，而且把它付诸实践，把民族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有些研究者把列宁对民族理论的发展概括为：(1)将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并指出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发展的趋向；(2)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学说发展的里程碑；(3)“提出有条件实现民族自决分离的理论，指出民族自决分离并非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道路。”（注：程昭星《浅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4期）根据这一理论，列宁尊重俄国各民族的历史，采用联邦制解决了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问题；(4)领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尊重各民族风俗、发展各民族经济、语言文字的措施。在研究列宁民族理论的论著中，应首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华辛芝《列宁民族问题理论研究》，这是国内目前为止唯一的关于列宁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专著。
研究者在研究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思想中指出了斯大林的贡献：(1)提出了民族的定义。“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因而是科学的，有指导意义的”（注：马维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86年6期）；(2)提出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类型问题，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划分；(3)坚持不分民族的无产阶级建党原则；(4)反对机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认为它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5)指出了社会主义俄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和俄国党的根本任务。基于这一观点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采取与制定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在促进苏联各民族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有研究者在论述斯大林对民族理论的贡献的同时，还指出了斯大林时期民族理论实践上的失误。如华辛芝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世界民族》1996年第4期）认为，斯大林在执政后期暴露出的民族主义趋向以及否认民族关系方面存在问题等等的严重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也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
中国的民族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可分为相延续的两大部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新时期民族理论。
关于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思想研究开始于80年代。1984年《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研究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此外，徐杰舜《毛泽东与中国的民族理论》（《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和金炳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民族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都是这一研究的代表之作。
研究者概述了毛泽东对民族理论的贡献有以下几方面：(1)发展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指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各民族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2)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了与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3)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4)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金炳镐教授认为可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5)徐杰舜和金炳镐在各自的文章中还总结了毛泽东研究民族、处理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
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民族理论思想还包括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民族理论思想。如周恩来同志一生为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主义，维护少数民族利益呕心沥血。正是周恩来“指导民族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注：李儒忠《论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2期）又如著名的民族理论专家李维汉同志“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政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和采纳，对成功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注：江平《李维汉同志在民族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民族研究》1989年1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新时期民族理论，是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民族理论基本思想的同时，根据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将之发展到新的阶段，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的民族理论体系。
研究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始终贯穿着的指导思想，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该理论的基础。基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也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正如李家秀在文章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充满了时代精神的全新的民族理论。”（注：李家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民族研究》1994年6期）杜玉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论纲》（《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中探讨了邓小平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及共同繁荣的新思想，还将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1)以民族、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平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系统；(2)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系统；(3)以道德、科学决策与法律为核心的保障系统。
199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炳镐教授主编《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一书。该书全面论述了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在“特色理论”中的性质与地位、其历史渊源、哲学基础、根本出发点、核心内容、根本宗旨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该书是对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总结，它为有关邓小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特有概念、范畴的研究
特有概念和范畴是一门学科独立地位和体系成熟程度的标志。民族理论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有的概念系统和研究范畴。研究者认为，民族和民族问题是民族理论学科的基本概念，而围绕基本概念形成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民族理论工作者对本学科的概念、范畴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内容涉及了民族定义、民族形成规律、民族问题定义和实质、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民族关系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等等。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还对一些新的概念，如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发展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这些都是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其中一些概念、范畴的研究已有另文加以综述，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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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知最早的探讨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论文是1982年李家秀《试论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1986年12月和1987年5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以中央民族学院为中心召开了两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集中讨论了民族理论学科建设问题，部分论文或发言提纲发表在《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各期上，此后掀起了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高潮。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至今专门探讨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论文已发表了近90篇。这些论文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理论学科地位问题
曾经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民族理论不具有或至少是不完全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民族学等学科有着从属关系。许多研究者即从民族理论与这些学科的关系入手论证了民族理论的独立学科地位，指出民族理论与上述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不是从属关系。李毅夫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研究学科体系的反思和设想》（《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中回顾了我国民族研究学科从一元到四元再到多元结构的发展过程，指出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学科群，而“民族理论”和“民族学”是民族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和基础。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化教授则认为：应该以“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我们民族学研究的指针。”（注：林耀华《新中国民族学研究与展望》，《民族研究》1987年2期）施正一教授更明确提出：“应当确立民族理论在民族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注：施正一《应当确立民族理论在民族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4期）金炳镐教授则提出：“民族理论学科是民族研究学科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注：金浩（金炳镐）《试论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些问题》，《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3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社会科学。”（注：《民族理论通论》前言。金炳镐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在中国，民族理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研究、探索，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洪时荣《民族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6年3期）
关于民族理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由，研究者们分别提出了以下几点：(1)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论述尊定了学科的理论基础；(3)初步形成了包括特有概念、范畴的学科体系；(4)具有现实应用性；(5)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的研究者则就民族理论学科地位受到质疑的原因做了探讨，认为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建设不够，研究不够深入，而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它自身的科学性和对外界的影响。（注：纪实《民族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和突破的关键》，《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1期）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来巩固其学科地位。
（二）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
关于研究对象的探讨，主要形成了两种意见，被概括为“三对象说”和“二对象说”。提出前者的有熊锡元、唐鸣、李瑞、洪时荣等，认为三种研究对象是民族及其发展规律，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无产阶级以及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纲领和政策等。（注：熊锡元《民族问题理论基础》导言，《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2期；唐鸣《试论民族理论研究的对象、地位和意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李瑞《也谈民族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2期；等文。）金炳镐、徐杰舜、马维良等人则认为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注：徐桂兰《民族理论学科建设问题讨论综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3期）以上两种意见没有实质差别，只是对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和范围的区分上稍有差异。
金炳镐教授首先提出应注意民族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研究的根本任务的区别。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一般是以客观存在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某种规律为其对象的；是以对这种事物、现象、规律的运动规律、发展轨迹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发展或解决这种事物、现象等等的矛盾为其研究的内容和根本任务的。”（注：金浩（金炳镐）《试论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些问题》，《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3期）据此，“三对象说”中的第三类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的内容、任务和目的之一。金炳镐教授系统提出了“二对象四内容”说，即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范围和内容有四个方面：(1)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2)研究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3)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政策；(4)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注：金浩（金炳镐）《试论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些问题》，《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3期）
此外，孙青先生认为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工作范围包括五个方面，即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政策，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政策，国外民族理论和政策。（注：孙青《民族理论学科三十五年》，《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3期）徐杰舜则认为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六个方面，即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民族观发展的一般规律，各种社会、阶级、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民族理论学史，民族理论学研究方法。（注：徐杰舜《民族理论学刍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4期）
（三）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重点
很多研究者提出在加强理论建设的同时重视应用研究的观点。1986年金炳镐教授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现实发展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十分迫切的、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注：金炳镐《谈民族理论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4期）同年他编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纲》时专列了“民族发展”一节。1988年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理论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合理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应以民族发展研究作为整个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其中应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民族现实发展研究为主。都永浩也持类似观点。（注：都永浩《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民族研究》1989年6期）1990年石亚周也提出应把发展研究做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注：石亚周《民族理论研究的新思维》，《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2期）应该指出，把民族发展确定为研究重点对于后来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框架有重要影响。
（四）民族理论学科的任务和职能
金炳稿教授认为，“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为解决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族问题的实践服务的。”（注：金炳镐《谈民族理论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4期）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理论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上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别是在当前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事业服务。”（注：金炳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理论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3期）逯广斌则提出民族理论应用研究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不同阶段民族工作的总任务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总任务，必然而且应该是民族理论应用研究的任务。”（注：逯广斌《试论民族理论应用研究的地位、任务和方法》，《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4期）有的研究者则提出民族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王希恩博士专文论述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职能。提出学科职能的研究关涉到学科的价值定位和工作导向，是学科建设的必要环节和条件。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五个方面的职能，即：(1)指导民族工作实践；(2)为祖国的统一提供理论依据；(3)阐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4)对整体民族研究作理论指导；(5)为社会提供科学的民族观。（注：王希恩《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职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5期）
（五）民族理论学科的性质和特色
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的性质，金炳镐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的最科学的说明，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钢》，《民族理论研究》1989年4期）并指出民族理论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兼容，理论和政策兼纳，是民族理论学科的一大特点。”（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钢》，《民族理论研究》1989年4期）民族理论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但“交叉而不交溶，保持着独立学科的地位。”（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钢》，《民族理论研究》1989年4期）还有研究者认为民族理论是一门应用性的理论学科，既有理论的性质，又有应用的性质。（注：《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简述》，《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3期）
王希恩博士专文论述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提出由于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环境、研究宗旨和研究者立场等因素的特殊性，中国的民族理论具有不同于其它相类专业的学科特色，即：(1)浓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色彩；(2)浓郁的政治应用学科色彩；(3)宽泛模糊的研究范围；(4)民族科学体系中鲜明的主导地位。（注：王希恩《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民族研究》1997年5期）
（六）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
1986年徐杰舜教授专文探讨了民族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从九个方面做了论述，即：(1)宏观与微观；(2)主观与客观；(3)纵向与横向；(4)平面与立体；(5)定性与定量；(6)合力与分力；(7)单科与多科；(8)实证法与规范法；(9)系统论的引入。（注：徐杰舜《民族理论研究方法论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6期）
1987年北京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观察角度的新颖和研究方法创新是一门学科生存、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条件，民族理论学科的创新需要方法论的突破，方法论研究应该成为重要课题。有研究者认为民族理论针对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采取了独特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即从探讨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条件和规律研究决策，从决策的高度（角度）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还有研究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五点，即加强辩证思维，把民族作为一个动态的自然过程，从理论分析出发解剖民族，把民族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把自己的研究和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结合起来。还有研究者提出重视抽象思维的同时也要重视实地调查方法。（注：刘建文《浅论民族理论学科的地位》，《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3期）此后又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就方法论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民族理论学科应走出陈旧的注释型、缺乏比较的方法论误区，（注：刘建文《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民族理论的指导》，《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6期）引进定量分析、动态分析等其它学科的新方法。
1994年金炳镐教授在《民族理论通论》一书中专章讨论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十个方面做了阐述，即：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抽象归纳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比较研究）方法等。并且指出“研究方法要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创造性，要对民族理论学科进行全方位的、多途径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系统的研究。”（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19页。）这是对民族理论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系统的总结。
（七）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方案
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指和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关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学科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学科完善程度的标志。（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6页。）1987年北京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与会者对如何建构或完善民族理论体系方面提出了如下意见和看法：(1)民族共同体的结构逻辑与学科体系建构逻辑要统一。(2)必须遵循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建构学科体系。(3)构造一个完整、准确、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学科体系。(4)注意理论上的深化和触及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现实。许多研究者陆续提出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设想方案。仲言《民族理论学科有关问题的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一文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共列举了金炳镐、洪时荣、梁科、唐鸣、马文余、都永浩等人的六种不同方案（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列举内容）。可以看出，虽然各种提法不尽相同，而包含的内容大体上相似。但是，设想方案与实际构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各种体系方案并未能在实践中一一实现。关于构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实践，本文将在下一部分里加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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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随着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形成。构建理论体系的实践肇端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的编写。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理论学科建设讨论的展开，民族理论界开始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严整的学科理论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成果当推《民族理论通论》一书的出版。
（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
民族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产生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科研和教学活动。1951年建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是我国最早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高等院校之一。50年代即成立了“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组”，1961年铅印了试用教材。197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司主持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编写工作，1985年正式出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首次印刷10万册，1988年修订再版印至12万册。以此为代表，80年代以来已出版了几十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北京、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广西、西藏、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区都结合本地区情况编写了教材。其中，刘锷、何润教授所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先后两次修订再版，印数达4.5万册；布赫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版再版发行量达20万册；彭英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四川民族出版社）被多所院校采用为教材。这几十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编排框架。
这些教材中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二元论”思维结构模式和“板块结构”的编排框架。（注：熊坤新《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的新高度》，《民族研究》1995年4期）所谓的“二元论”是指在理论体系上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两部分并重。“板块结构”是指内容编排上一般可分割为三大块，即：A.我国民族概况及多民族国家的历史；B.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C.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与之联系的宗教统战政策。按这三大块内容的排列顺序又可把这些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按A-B-C顺序排列，较早出版的多属此类；一类按B-A-C顺序排列，在体系、结构和内容方面都有一定的调整和创新。（注：侯晓星《试论民族理论教材的结构与内容》，《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6期）如有研究者评刘锷、何润教授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时指出，此书在结构体系上按“理论→国情→政策”层次布局，“在系统性、逻辑性上，比其他有关教材明显要胜出一筹，而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理论指导政策、指导实践的根本原则。”（注：邱立、沈勤《拓新、进取是教材的生命所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4期）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通行的民族理论教材体系是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反映，是老一辈民族理论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注：洪时荣《创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设想》，《民族理论研究》1987年4期）首先，其目的在于讲授民族理论基础知识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因而难以反映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全貌。其次，由于采用“二元论”模式，讲具体政策的部分比重大，影响了理论建树；理论部分多为“注经式”，发挥不多。再次，做为教材而有意回避了学术界有争论或尚未定论的问题，影响了体系的完整性。最后，版本众多一方面反映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体系的整合性不够，体例不一等问题。
（二）伴随第一个民族理论本科专业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纲》
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本科专业，以往为公共课教学而编写的教材已不能满足专业班教学的需要。在借鉴以往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关于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新成果，再加上自己的探索和创新，金炳镐教授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此大纲在完善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大纲》共四编十五章（后来全文发表于《民族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四编分别讲述民族理论的独立学科地位及创立发展过程；民族及其发展规律；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民族观、民族纲领和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法。其体例明显突破了“二元论”模式和“板块结构”的教材体系，努力实现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整合性。而在理论内容上也有所创新。石亚周以《艰难的探索与创新》（《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3期）为题评介了此大纲，认为《大纲》以民族属性、民族发展为两条主线保持其理论的一致性和逻辑性；提出了新概念、新课题，如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提出了新理论，如民族问题和民族发展理论；引入了新方法，如结构分析和整体分析原则。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即未能完全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和论述不够丰满。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民族理论通论》一书来完成的。
（三）《民族理论通论》是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的里程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秘书长金炳镐教授积20余年教学与科研成果而著《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后引起了民族理论界的重视。徐杰舜教授盛誉其为“民族理论学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注：徐杰舜《民族理论学发展的一块里程碑》，《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1期）
《民族理论通论》全书共7编21章，46万字。7编依次为绪论（探讨学科体系等有关问题）、民族实体论、民族发展论、民族问题论、民族关系论、民族纲领论、民族政策论。各编皆以“论”名，体例划一；内容上相互联系，层层深入，构成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
作者首先指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作为整体结构，要求具有内在联系性，构成严密性，总体完整性。”“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的、全面的、完整的反映。”（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6页。）正是在这一总体要求下展开了全书的体系构建。从静态分析民族现象入手，由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出发揭示了民族是一种“实体”，即与民族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从而展开了“民族实体论”。民族结构和民族素质概念是对民族现象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结合点。“民族结构是民族静态存在形式”，“民族发展是民族结构运动的过程，是协调和优化结构的过程。”（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131页。）这样就引出了“民族发展论”。“民族发展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量的提高，其中最根本的内容是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优化。”（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134页。）“民族素质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111页。）揭示了民族发展是民族因素、社会和人本身三方面发展的统一；而且提供了相对静态地分析、衡量民族发展程度的指标即民族素质。把民族实体的现实发展做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并从多角度深入分析民族发展，这正是《民族理论通论》一书的最大特色和突破。而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不可分的。
具体民族总是在具体族际环境之中发展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成为影响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与民族内部结构、素质等也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应以民族发展为主线，把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放到民族发展过程中加以认识并解决。”（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9页。）因此《通论》一书的四、五编分别定名为“民族问题论”和“民族关系论”。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族发展，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由此展开了《通论》的最后两编即“民族纲领论”和“民族政策论”。
综观《通论》一书整个有机的理论体系，正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视野和角度去把握学科体系所包括的全部内容”（注：引自《民族理论通论》第9页。）的必然成果。它代表着目前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它的正式出版，使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跨上了一个新高度。”（注：熊坤新《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的新高度》，《民族研究》1995年4期）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已经成为我国最有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在众多民族理论界同仁的协同努力下，我们相信民族理论学科将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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