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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5)04-0095-04 “书籍”是中西方都有的印刷品。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书籍史研究热潮，经过数十年的探索，西方书籍史研究形成了全面的研究视角，崭新的研究模式，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既有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书籍，也有中、日等亚洲国家的书籍，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书史悠久的中国，拥有丰富的书史资源，中国学界一方面继承先辈学人进行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展开了诸如版本、目录、校勘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也围绕“书籍实现”(mise en livre)这一系统过程，吸取其他学科的优点，进行了诸如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学术成果及其影响来看，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 1 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现状 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自法国学者费夫贺与马尔坦出版《印刷书的诞生》以来，经近百年的探索后，研究视角经过了数次转换，包括社会史视角、文化史视角、实物目录学视角、多学科的外史视角等，再加上诸多研究路径的运用，如计量分析方法、阅读史研究路径、深度描述理论等，形成了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以及“副文本理论”、“社会交流三分理论”、“文学场域”、“交流循环”“生命的—目录学的维度”等研究范式，综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对书籍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取代了目录学、古文献学的方法，视“书籍史”为总体史(histoire général)的一部分。历史学学者、图书馆学者、目录学学者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从事其中，成果非常丰富。“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 在西方书籍史的这轮研究热潮中，欧美学界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亦有相当展开，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根据《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的《中国、日本书籍史外文参考文献》所载，研究中国书籍史相关的论文、论著近200篇[3]，除了近十篇论述宋代的书籍史外，论述时间范围多集中于晚明、晚清及民国时期，达百余篇之多。这些研究融汇了西方学者惯用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书籍史提出了新的解释，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如“图书流通中下层环节、书价、图书审查制度、印本数与抄本数的比较等”[4]。 中国学者的书籍史研究，依托于源远流长的出版文化资源，在诸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众多[5]，出版史、发行史、编辑史等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6]。20世纪以来，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单一、零散到综合、系统，由材料考据到理论分析的渐进发展过程”，既有“从宏观上对中国书史进行纵向研究，试图探讨中国图书产生、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图书的发展历史的通史性研究著作；又有从图书的编纂、印制、收藏、流通等方面进行多类型、多角度专题研究和深入分析的专门性研究成果”[7]。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亦试图以西方书籍史研究范式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突出代表是由出版博物馆(后改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先后联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展的相关研究，召开了三次出版史国际研讨会议，先后出版了《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三部论文集，其中有数十篇论文是有关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叙述策略，都比较接近西方书籍史的相关理论。 此外，台湾学者的书籍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潘光哲“就如何探讨与书写十九世纪中国士人们的‘阅读史’，提供若干想法”[8]；涂丰恩“概论明清社会的出版文化及相关问题，包括书价、识字率与出版市场的分布”，“讨论明清书籍史中几个不同的主题”[9]；秦曼仪“分析法国书籍史学如何在史家的研究实践中，形塑出‘生产、发行和接受’三棱镜式的架构，以检视书籍的历史，并且把研究对象扩及至历史上所有物质形式的沟通媒介”[10]等。 2 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差异 比较国内外的书籍史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史料选择、文本分析等方面，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中国版本学家李致忠，将我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内容归纳为“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研究对象为“书籍自身的历史、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11]。这与西方书籍史所关注的“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同[12]。 从研究范式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大体都是“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他们发展演变的规律”[13]，进而产生了诸如版本学、校勘学、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等与书籍史相关联而又独立的学科范式；而西方书籍史研究“融汇了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全面的历史”[14]。 从史料选择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长期“受制于古典文献学、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训诂学等传统学科的训练与惯性制约”，易“陷于古籍之‘旧纸堆’中”[15]；西方书籍史研究者在史料运用上，除了档案史料之外，还常运用出版商的文件、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相关人物的口述史料等相对丰富的史料。 从文本分析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者常常从书籍的物质形态、意识形态切入相关研究，用专门史研究的文本分析路径，进行较为机械的文本分析；而西方书籍史研究者却认为“如果书史学家致力于探究有关书籍的非目录学、非哲学意义，他同样能够在书史的研究中追求一种源于社会的、以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16]。不同的文本分析策略，再加以不同的叙述模式，可谓是中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差异较大的外在表现。 3 导致中西方书籍史研究差异的原因 3.1 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不同 社会背景对书籍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撇开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等不论，书籍的形制及发行，即会对书籍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在明代以前，民众获得书籍的主要形制并不是“印刷品”，而是“抄本”“写本”等形式的书籍，且“写本在印刷术诞生以后，虽已不是书籍出版和社会流通的主体，但一直是文人阶层分享知识的主角之一”[17]。据《明史·艺文志》记载“秘阁购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8]。依赖写本或许是古代中国士人的一种集体心理依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在古代中国书籍的发行过程中，商业的推动力是非常有限的。重视农耕的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包括书籍贸易一直滞后于农业生产，印刷书籍大部分都集中于皇室或是达官贵人手中，直到明清时期，书籍市场才渐渐发达。这种皇家藏书和私人藏书，与西方面对民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书可抄、无书可买，有书不会买和有书不能读等诸多因素，影响书籍在民众中的传播，甚至形成一种“书籍少—阅读少—需求小—书籍少”的恶性循环，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些与事实形相表里的怪象：“识字率并没有因为印刷物的普及而得到实质性的提高，通俗白话也并不比浅显的文言更容易被一般文化程度的人接受”等[19]。因为民众(除少数区域，如京城、江南、建阳、徽州等地的人外)很少接触书籍，能接触书籍的只有少数读书人及达官贵人，因此古时留下的相关史料非常少，限制了现今开展古代书籍史研究。 西方书籍史则恰好相反，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逐渐建立。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后，各种各样的出版机构纷纷成立，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不同主体的公共图书馆大量建成并对外开放。出版者的档案资料、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档案、发行者的通信往来等等相关史料，都被大量地保存，为学者们从社会史、文化史等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次，学术理论渊源不同。中国有漫长的书籍出版历史，秦代“焚书坑儒”导致传统典籍的散佚，到汉代之后，衍生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到宋元明时期，程朱理学纵横天下，转至清朝，考据、训诂成风，这种汉宋之学的传统学术理论根基对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影响深远，“古典学术意义上的古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与书籍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均作为专门之学而居于传统学术的殿堂之中”，“取材范围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史料缺少涉猎与采用”[20]。其一以贯之的阐释传统核心就是“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进而探文史的义例，最后由文史以明‘道’[21]，形成中国学术独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阈，具有内在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独特学术理路和传统，即“关注的焦点是书籍本身的历史，即书籍的形制演变、编纂、出版、流通、收藏等等”[22]。 纵观西方书籍史研究范式与研究视角的转变过程，从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契合，到媒介史与印刷文化史的结合，再到目录学的转向与超越，可以发现，书籍史的研究总是存在于社会文化史与传统目录学的理论基石之上，“这两个学科在相互影响和冲突中走向融合，并在学科史和媒介史等其他学科的渗透中，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书籍史的研究，“在相互的批评中，各路书籍史研究者不断的调整和完善研究的结构与方法，从而走向统一融合”[23]。 3.2 中西方对书籍史研究对象“书籍”本身的认识存在差异 美国学者阿德里安·约翰斯提出，“一本书是一种共识的物质体现，至少是一种集体认可的物质体现”，“它是连接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一个枢纽”[24]。对于“书籍”这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包括书籍的内涵、书籍史研究的“书籍”的起始时间及书籍形制等，都易产生研究分歧。 第一，在汉语的话语体系中，“书籍”、“文本”这样书籍史类名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且时常被“文献”等名词替代。围绕着文献周围的学科诸如版本学、目录学等都是为学术研究本身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研究亦属于狭义的文献学或图书馆学范围，与书志学或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yh)、文本校勘(Textual Criticism)并列”[25]。有学者指出，西方书籍史所探讨的“书籍”是印刷文献[26]。这种观点并不全面，通过对西方书籍史的相关论著如《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书史导论》等，都可以发现远不止这些，这些书中探讨的“印刷术之前的书籍与科学”，即可以证明。毋庸置疑的是，与印刷品相比，西方书籍史学家们这方面的笔墨确实不多，西方书籍史名家达恩顿甚至直接将研究重点定为谷腾堡发明活版印刷以后的阶段[27]。 第二，现有海外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书籍，尤其是晚明和晚清时期，更古远的简册、卷轴等特殊形制的文献，难以进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视野。西方学者重视明清时期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台湾学者涂丰恩认为至少有两个动机：其一是“从前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多从技术史的角度切入”，“架空了书籍印刷的社会背景，也看不见书籍出版对于社会的影响”，而“明清两代的书籍流通远远超越了前代”，“即便缺乏技术上的发明，书籍在明清社会文化史中的重要性依然吸引了学者的目光”；其二是“为了修正传统欧美书籍史的论述，在欧洲书籍史学者笔下，传统中国所惯用的雕版印刷，犹如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象征”[28]。事实上，中国文献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版技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到极盛”[29]。 第三，书籍史学者笔下的“书籍”在中西方被赋予不同的道德价值，也导致了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差异。书籍的道德价值是中国书籍史学者们所乐于从事的研究领域，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籍被赋予沉重的道德价值，对于出版者(除坊刻外)而言，编辑、出版书籍，主要的功能并不是为谋利，而是为了传播经典，以兴文教。对于读者而言，书籍是科举考试的资料，是阶层的身份象征。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国书籍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张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对“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的精英文献的编纂和非商业出版关注不够，当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文献书籍对于整个古代中国的意义”[30]。 在西方，书籍的道德价值当然也不可否认，例如宗教类的书籍、古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等[31]。但西方世界没有像中国一样，经过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15世纪到16世纪，由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欧洲的书籍数量在急速增长，大量的书籍印刷出版，充斥于图书馆和图书市场。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再加上西方世界更高的识字率，使得更多民众参与到与书籍有关的活动中来，或出版，或阅读，或收藏等，从而让书籍产生了更深的影响，甚至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与机器印刷息息相关。 3.3 中西方书籍史书写叙述模式各异 历史叙述或是书写(广义而言即语言能指的组织)是对“过去发生的事”的复述[32]，这种书写的建构，既要注意书写的“历史界限”，也要受制于作者的实践。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尔托对历史叙述的三种模式“讲述，历史叙述，逻辑叙述”进行了区别，如表1所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