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学位设置纠纷而不是学位名称纠纷--对“劳动者”学位争议的回顾与思考_副学士论文

为什么是学位设立之争而不是学位名称之争——“工士”学位之争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学位论文,而不是论文,名称论文,为什么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71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8-0032-07

      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政策文本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建设的问题。一场有关高职院校试水“工士”学位的争议恰在这个节点出现，这场讨论在短期内呈井喷之势，并且热度持续了半年之久。2014年底，多家媒体将之评为2014年教育界或职教界的大事或热点之一①。吊诡的是，这场生逢其时的学位争议焦点却是有无必要设置专科学位，及其设置学位后对于职业教育发展有何意义的问题上，独独无人提出对“工士”这一学位名称的质疑。难道这一学位名称已然取得了共识？其实，“工士学位”名称除了其设计者李梦卿著文讨论过外，再无其他学者就这一名称专门发表意见。笔者认为，设立专科高职学位及其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专门的学位制度恰恰无需讨论，真正需要研究和讨论的是每一个层级的学位名称及其学位规格如何规定的问题。专科高职学位是整个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起点，而长期以来我国这个层次的学位处于空白，所以显得尤为重要。这场“工士”学位之争最大的意义无疑有助于推动专科高职学位的出现。

      一、“工士”学位之争回顾

      2014年，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讨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引发舆论一片热议，媒体欢呼“中国职业教育的春天到来了”②。与此伴生的是，一场有关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湖北职院”)试水“工士”学位的新闻为这场媒体热议添了一把火。这次有关专科高职设立“工士”学位的争议在延续过程中分为四个阶段。

      (一)热议阶段：湖北职院试水

      2014年6月20日，湖北职院为其14个试点专业的1103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这一试水行为迅速引发诸多权威媒体第一时间的报道。6月21日至23日短短3天内，《湖北日报》等9家媒体纷纷对这一新闻予以报道，其中不乏《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同时进行转载报道，见表1。

      

      第一批以新闻通讯形式作出的报道，基本围绕三个新闻点：一是湖北职院的学位授予行为的开拓性，如以“全国率先”“首批”“首次”等字样描述；二是“三证四合格”③这一学位授予标准；三是引用学位设计者李梦卿及湖北职院校长万由祥等人对授予“工士”学位的价值和意义的阐述。在这一批次的报道中，几家权威媒体对于“工士”学位的授予行为都有清晰的“经教育部同意”的字样④，而这一点后来被教育部明确否认。在热议阶段，媒体几乎一致对湖北职院的学位试水行为表示赞同，未见有质疑的声音。当教育部的意见表明之后，风向便转了。

      (二)争议阶段：教育部回应

      6月23日至24日，《北京青年报》[1]和《广州日报》[2]分别援引教育部发言人续梅的声明，说明“工士”学位仅是“荣誉名称”而非“学位名称”，表明了教育部的态度。由此，“工士”学位正式进入“争议期”。

      在6月23日之后，更多的媒体开始卷入，并纷纷以评论的方式发表意见。这一阶段带有典型的倾向性，即各家媒体基本上是或褒或贬。褒扬方如张枫逸、刘凤羽、苑广阔等注重授予学位这一行为的意义；熊丙奇、蒋理等则更进一步认为，应该将“工士学位”从高职院校的个体探索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更多的如丁兆林、钱桂林等则明确表态为“工士学位”“点赞”。质疑方则将“工士学位”的授予与职教改革进行对比，认为于整体改革而言，一个“工士学位”“挽救不了高职生的尊严”[3]，也做不成“职业教育的救命稻草”[4]，甚至有可能成为“技能型人才的‘里程悲’”[5]。在这一阶段，报道的媒体从国家级媒体转入地方媒体，支持者和质疑方的态度泾渭分明，期间共有26家媒体发表了评论文章29篇，支持方和质疑方比例为17∶12，见表2。不过，主要还是以支持意见为主，质疑方仅仅是“质疑”，多数并没有对“工士”学位完全否定。

      (三)反思阶段：媒体论剑

      6月23日至24日井喷式的“工士”学位之争爆发后，随着教育部回应的降温，媒体也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反思期”，见表3。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媒体转入综述性报道，开始综合各方意见。在新闻报道方面，如6月24日，《燕赵都市报》的《“工士”之路》，6月25日新华网的《“工士学位”：是“多此一举”还是“破冰之举”？》，6月26日《经济观察报》的《工士学位风波》；8月31日《解放日报》的《职教突围的“工士”探索》等，开始对整个争议过程进行回顾，并摆出不同的观点进行品评。二是以专题形式出现，同一期刊发多位作者的文章，集中讨论本次争议，部分学术期刊也纷纷介入。如《中国教育报》在7月8日刊出李梦卿等4人讨论文章，《教育发展研究》也在2014年第21期刊出李梦卿等人的3篇学术论文专题讨论“工士”学位。尽管媒体在这一阶段已经在做平衡报道，充分摆出正反双方的观点，但却出现了整体性的褒扬趋向，甚至不再有旗帜鲜明的质疑性评论文章出现。如果说有批评，矛头指向的也是教育部[6]。至此，这场争议似有尘埃落定、盖棺定论之感。

      (四)重拾阶段：两会提案

      随着2014年年关即近，这一争议也到了尾声。但2015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再次将“工士”学位推向了前台。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提交“关于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设立‘工士’学位制度”的议案，得到了工信部原部长、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等人的支持[7]。其实，设立“工士”学位的两会提案并非是第一次。在李梦卿2009年提出“工士”学位后，2010年即由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田玉科教授在两会中提交议案[8]。尽管“工士”学位成为2015年的两会提案得到媒体报道之后，再次引发多家媒体的转载，但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讨论，只有熊丙奇等寥寥数人就此发表意见，见表4。可以说，这个阶段仅是“工士”学位的“重拾期”。

      

      

      

      二、一场有关学位设立意义与价值的争论

      这一场从2014年6月开始的“工士”学位之争，尽管持续了半年多时间，但主要集中出现在2014年的6月21日至25日，期间共有38家媒体总计发表了64篇原创文章，其他通过转载方式卷入的网络媒体数以百计。那么，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士”学位之争，到底争议的是什么，焦点何在？

      其一，设立“工士学位”对于当前的职教改革意义何在。“希望能为国家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建设提供样本”，“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9]，这是学位设计者李梦卿最直接的目的，也是多数支持者认可的意义。媒体同样看重的是这一探索的开创性价值，纷纷冠以“首次授予学位”“全国首批”“率先试点”“首所试水院校”等词汇来描述这一学位授予行为，甚至赋予其“职教突围”的意义。进而延伸至对国家职教改革的重大意义上，如媒体在后期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多将“工士”学位的授予与国家有关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举措相连结。质疑者则认为，一项学位制度在个别院校层面的自我探索对于整体职教改革的意义并不显著，认为“发展职教仅靠‘工士’学位远远不够”[10]，比给一个“工士”学位形式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实质改革，推进“职业教育的转型需要更有突破意义的改革”[11]。而且此类学位授予并非湖北职院首创，此前如2008年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为学生授予“匠士”学位，2011年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为学生授予“专业副学士”称号等都曾做过相关尝试[12]。

      其二，“工士”学位能否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改革动力是想提高职教地位”“通过改革引起大家对职教的重视”，这是学位实践者湖北职院的初衷[13]。质疑者却认为，在学士学位都不能体现应有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给予高职学生一个学位又有何意义？与其以学位来体现职业教育的地位，不如交由市场来检验学生的成色，以好就业来体现职业教育的地位。熊丙奇也认为，“工士”学位的意义不在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而主要是体现公平性问题[14]。

      其三，“工士”学位能否给予高职学生以平权待遇及其应有的尊严。李梦卿指出，“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成绩同样需要被测量和奖励”，因此“它应当有自己的学位”[15]。支持者认为“工士”学位使得同属高等教育层次的高职学生也能公平地获得学位，是对高职学生的一个弥补；有报道援引网络跟帖的观点，表明高职学生对湖北职院授予“工士”学位的艳羡。质疑者认为给予高职学生一个学位，不过体现的是高职教育成为高等教育“正规军”的愿望而已，而学生公平待遇的获得更多是社会地位、待遇等方面的公平性，首先要“扭转社会偏见”，破除社会歧视，否则，一个“工士”学位也“挽救不了高职生的尊严”[16]。

      其四，“工士”学位的学位性质问题，即到底体现的是学术性还是应用性的问题。显然，学位设计者是将之作为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学位来定位的，如“工”即为应用性的直观体现，“三证四合格”的学位授予标准是职业教育质量的明确体现。支持者也认为，“工士”学位以“三证四合格”为学位授予标准，体现出对学位质量的要求，明确了择优性，而不是泛泛地在专科学历的基础上简单累加一个学位。质疑者认为，所谓“相当于副学士学位”的说法及参照其授予标准的做法，其实质还是国外体现转学功能的学术性学位的本质，依然是学士学位的附庸，没有体现其独立性，职业教育的应用性特征也就会大打折扣，所谓“照搬来的‘工士’学位只是东施效颦”[17]。而湖北职院的“三证四合格”学位授予标准显得过于严苛，甚至有不合理之处⑤，与其他层次学位的授予标准不具统一性，显得过于另类。

      综上所述，可见这次声势浩大的“工士”学位之争依然停留在设立专科层次学位的意义和价值层面，进而延伸至是否要设置专科学位的问题，而对于其中的细节问题并没有过多深入的讨论。尤其是这次争论几乎全程回避了“工士”学位的名称问题，给人的错觉似乎这一学位名称已经取得了共识。如此出现了一种逻辑悖论，即如果学位名称已然取得了共识，设立学位还有何争议可言？而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专科层次设立一个专门学位本身无需争议，现在需要讨论的正好是这个层次的学位名称如何确定的问题。

      三、学位设立无需争议，应争议的是学位名称

      国家已在新一轮的职教政策变迁中明确提出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在高职教育的专科层次设立一个对应的学位已是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有关在专科层次设立相应学位制度的必要性问题，李梦卿也曾以异质共生理论、公平理论、信号理论和期望理论来系统论证[18]。专科高职设立学位已无需讨论，是大势所趋。

      第一，中国高职教育本身的成熟需要借助学位制度来推动其“国民待遇”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学位制度建设的内驱力”，两方学位制度的传入是顺应清末民初高等教育发端与变革的需要[19]，那么作为占据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发展至今，也必然要有一个相应的学位制度来与之匹配。同时，这也是构建起与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配套，形成专科学位、专业学士学位到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完整职业教育学位体系的必然。第二，专科层次学位的设立是高职教育发展与国家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需要。高职教育在国家工业化之路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必然导致高职教育地位的上升，需要借助学位制度来巩固其地位，明确其贡献[20]。且随着国家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批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应用将最大程度地附着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上，高职学生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应用性科技方面)将日趋增强[21]。而工业化的进程与技术工人新技术含量的增加，是两方设置专科层次学位的普遍动因。如此，在中国出现一个匹配和表征这一层次学生的学术含量及其人才培养质量的学位应是必然之举。第三，为专科层次设置学位是国际通例。如美国的副学士学位，英国的基础学位，日本的短期大学士、专门士学位等，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也在21世纪后陆续引进西方的副学士学位制度[22]。出于与国际接轨，及其实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所提“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的战略目标，为专科高职设立学位应是题中之义。

      现在需要讨论的恰好是两个问题：一是是否要单列一个与学术学位并行分列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以及各个学位梯级之间如何分层设置的问题。如职教界部分研究者所提出的根据知识的学术、技术和技能三分法，相应地将学位分列为学术学位、技术学位和职业学位三种类型。二是对每一个层次的学位名称及其学位内容如何定名、定内涵，以在实现学位基本功能基础上又体现中国特色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我国在1984年设立工程专业硕士，1991年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1996年通过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由此形成了专业学位领域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23]。到目前为止，已有建筑学专业学士学位1个，公共管理等专业硕士学位39个，临床医学等专业博士学位5个。也有学者曾提出改造现有的本科层次的应用性学位(如临床医学学士、工程学士等)，设立更多的专业学士学位以便与专业研究生学位相对接[24]。现在仅存专科层次的学位问题没有解决。学士、硕士和博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名称现在已经形成通例，即在学位名称前附加职业领域名称，以与学术性学位相区别。而作为更为基础的高职专科层次的学位名称才是真正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力量，又是整个高等职业教育的起点。因此，在专科高职层次设立学位也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起点。

      四、学位名称上达成共识了吗

      高职或专科设置学位并非是2014年才开始提出的问题，有关完善中国学位制度的研究早在专业学位设置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学术界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专业学位的设置，二是增加专科层次学位，而这两个问题同属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范畴。因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提出，其实已经将专业学位教育纳入职业教育范畴，而当前的专科层次又主要是高职教育。有关专科层次的学位制度，学术界基本观点是援引西方学位制度，主要是参照美国的副学士学位制度[25]。虽然也有有关英国基础学位、日本短期大学学士学位的研究，但主要是启示性和参照性的作用。而在专科学位名称上的创生性研究，除李梦卿及其研究团队所提的“工士”学位外，基本没有其他有关学位名称的系统性研究。

      何以如此？一是研究者认为西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学位制度体系，重新创立一个学位名称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如学士、硕士、博士等一整套学位名称都源自西方，也就不在乎多引进一个副学士学位。二是学士、硕士、博士虽都主要体现学术标准，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但是他们同时也被应用在具备强应用性的专业学位名称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名称并非唯一对照学术性标准，对应用性学位也并不排斥。副学士学位引入国内职业教育界，为人诟病的一点即其学术意味，以及因此带来的附庸性和转学性特征。但如果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名称本身能够容纳应用性学位，那么副学士学位与职业教育也就不存在太大的冲突。如果创生一个太具职业教育色彩的学位名称，如“工士”学位，反而与上层的学位名称不匹配，显得过于突兀。三是尽管国际上有关专科层次学位的名称也有多个，但除“副学士学位”外几乎都只在本国出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引进的学位名称也是美国的“副学士学位”。可见“副学士学位”这一学位名称已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所以在是否要重新创设一个新的学位名称的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过多关注。

      在体现自我创生的学位名称上，除了李梦卿的“工士”学位，还有所谓“匠士”“技士”“能士”“术士”“艺士”的提法[26]，但这些提法基本上是教育部所谓的“荣誉称号”，很少进入学位制度学术研究的视野。“工士”学位算得上是唯一一次严肃的学术探讨。李梦卿在2009年发表《“工士”学位在我国职教人才培养中的可实施性研究》一文正式提出这一学位名称，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中国知网的引证文献数据显示，这篇文章发表6年以来，引用率只有8次，其中2次自引，3次由其科研团队的王永颜引用；这8次引用中，5次是2014年引用的，2014年之前只有3次被引。可见，这一学位名称在职教界的认可度也并不高，尚未成为学界共识。其实，如果没有湖北职院在2014年的大胆尝试，也没有生逢其时恰好碰到了中同职业教育新一轮的政策变迁，“工士”学位名称可能会继续被“尘封”。

      既然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专科层次设置学位无需争议，那么在学位名称上就必须要尽早达成共识，否则所谓的建立起符合职业教育特色的学位制度就难以付诸实践。在专科高职的学位名称上有三条可选路径：一是引进西方的“副学士学位”制度，但要做比较大的改造，即淡化其转学功能和学术意味，在学位授予标准上契合中国高职教育的特质。二是采用当前已有一定认知度的“工士”学位名称，但要做更加充分的论证，需要进一步丰富“工士”的内涵，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三是重新创生其他的学位名称。如“专士”学位名称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项。首先，“专士”学位直接对应专科层次，能与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名称一样同时适用学术性学位和职业性学位。其次，“专士”的直观想象是“专门人才”“专业人士”，或者是“专科层次的学位”，不至于如“工士”学位让人产生如“只培养工人的学位”“授予工科的学位”等低人一等或者有明显狭隘性的歧义。且“专士”能让人自然想到是“专科层次的学位”，不至于因新出现一个学位名称反而产生不知何指的生疏感和隔离性。再次，“专士”的美誉度更高，与学士、硕士、博士有关学识渊博、学有所长的知识性内涵指向一致，所谓学有所专、精于一技的专业人士的内涵与之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且“专士—学士—硕士—博士”四个学位名称的递进性和匹配性也极佳。第四，“专士”之名也并非生造。如在日本的“专门士”学位即为授予专科层次毕业生的学位，我国台湾地区在引进“副学士学位”之前，也曾创生过“专士”的名称，不过后来出于与国际接轨才放弃了这一名称，采用了名气更大的“副学士学位”[27]。最后，有关“专士”学位之名也并非原创，在有关学术文献中已有零星的提及，只是未及加以系统论述而已⑥。

      ①如《中国教育报》将之以2014年教育界14件大事之一列出，《中国青年报》记者梁国胜将之列为2014年中国职业教育的八个关键词之一，并在评论文章中作为2014年最值得回忆的三件事情之一列出。参见：2014职业教育年轮印记[N].中国教育报，2014-12-29(A6)；梁国胜，刘言.2014，中国职业教育的八个关键词[N].中国青年报，2014-12-29(A11)；梁国胜.总有回忆让我们怦然心动[N].中国青年报，2014-12-29(A11)。

      ②本次有关“职教春天”的说法参见：陈衍.职业教育迎来发展春天[N].人民政协报，2014-12-31(A10)；练玉春.2014职教推开春天的窗户[N].光明日报，2014-4-8(A14)。而同样的呼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时也出现过。参见：原春琳.不负总理殷切希望 中国职业教育迎接春天到来[N].中国青年报，2006-12-18(A01).

      ③“三证”：职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

      ④《湖北日报》刊发于2014年6月21日的《湖北职院千余毕业生昨获授工士学位》，新华社刊发于6月21日的《湖北千余名高职生在全国率先获得“工士学位”》，《中国教育报》刊发于2014年6月23日的《湖北职技学院试点颁发“工士学位” 千余高职生获“工士学位”》中都有：“经教育部同意，今年，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内率先试点”。

      ⑤如其中对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英语等级证书的规定，在学士学位授予中已经明确不能挂钩。

      ⑥莫志明提到：“参照国外专科学位模式授予专科学生‘专士’学位，增强社会的认同感”，参见：莫志明.我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发展模式构建研究[J].职教论坛，2014(2)：64。查正和提出：“建议直接设立职业高等教育独立的学位体系，如本科毕业授予技士，研究生毕业授予专士、精士，以对应普通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不过他将“专士”作为硕士层次的学位名称，参见：查正和.如何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J].上海教育，201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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