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文学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它的结构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史料确认。史料确认限于史料本身，主要是查询史料的有无，确认史料的真伪和时代、作者等。史料确认属于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个层次上，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唯客观，忌主观，使用的基本上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是体悟分析。文学史料，特别是作品史料蕴涵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感情。人生活在思想感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就总体而言，一般不会满足于、也不应当满足于史料确认这一层次，不会单纯地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一种史实，而往往是要超越这一层次，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体悟分析层次，或审美体悟，或思考史料出现的原因，或探讨史料蕴涵的思想感情，或总结某些规律。由于人们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文学史料，常常会有不同的体悟分析。体悟分析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层次。史料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遗迹，自己不会言说。史料本身又常常是孤立的、分散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隐藏不露的。史料只有经过人们相继不断的体悟分析，才能使人们理解。在这一层次上，史料同体悟分析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三是价值评判。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是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上，对史料作价值评判。价值评判的生发，是研究者不满足于对史料的体悟分析，而是把自己摆在高于史料的位置上，根据个人、集团、社会的认识和需要，制定价值评判标准，对自己所接触的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地位等作价值评判。就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人们对于各种文学现象，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评价。文学现象很难回避在历史中被评价的命运，它们的意义正是在历史的评价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体悟分析层次和价值评判层次同史料确认层次不同，在这两个层次上，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观和审美情趣等都介入了，都会起很大的作用。通常所说的文学研究具有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这两个层次上。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要体悟分析它，要评判它。从这一角度来看，没有人们的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史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四是表述。文学研究经由史料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三个层次之后，最终要靠表述来体现和传播。没有表述，对文学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都是无形的，不可能传达给读者。表述主要凭借的是语言文字。这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表述，可以因时因人而异，应当允许和倡导各种表述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清楚、顺畅，无文字障碍，要简练。成功的表述，往往是研究者好的品质和思想成熟的体现，不仅能把研究的成果表述清楚，而且还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四个层次的划分是相对的。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很难截然分开，也不可能完全是依次进行的。人们在确认史料时，选择哪些史料，确定史料的真伪，往往离不开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在作价值评判时也不可能离开史料确认和体悟分析。在表述时，也总是伴随着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
从学理和方法上来看，上述的四个层次尽管各有侧重和要求，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各个层次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在史料确认的层次上，要考察某些史料的存佚，辨别史料的真伪，一个关键是要依靠其他史料。在后三个层次上，尽管研究者主观介入了，但对于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他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都不能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植根于史料，生发于史料，必须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总是要受到史料自身的限制。不以真实史料为根基、不受史料限制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是无本之木，是无源之水，是虚假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要摒弃以各种形式臆造的文学史料。因此，文学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有内在的钳制力。史料不等于历史本体，但史料源于历史本体。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的制约，说到底，是历史本体对它们的制约。但历史本体是已经发生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者不可能直接接近它，把握它。研究者能够直面的是史料。所以，从文学研究的整体和系统来看，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在于史学这一学科有其自己的特殊性。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及科学与史学的区别时指出：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不可不知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①
王国维论史学的特点，特别强调史学重在探求“求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这是由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物及其原因。“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都是一定的时间的产物。而时间转瞬即逝，不可逆转，事物的产生和变迁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所以罗志田认为：
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②
整个史学是这样，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
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实事”指的就是史料。“文不虚生，论不虚作”，研究问题不能凭主观、想像，不能靠一时的热情，而要依据客观的事实。这一点，中外古今的许多伟人和著名学者，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卓有成效的实践。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资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③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在科学研究中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们的论述虽然不是针对研究古代文学而讲的，但是完全适用于研究古代文学。
重视史料，把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正如陆侃如师在1942年所说：“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⑤ 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留下的大量的名著，为我们提供了楷模。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没有这一步工作，就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⑥ 他又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⑦
为了论证史料的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六章中，特设第四、五两章论述史料问题。鲁迅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具有开创性。他说：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⑧
要开这门课，没有现成的史料，于是鲁迅就从搜集第一手史料开始。这一点，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
《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⑨
鲁迅从1910年前后开始搜集古小说史料到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出版，前后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一直关注搜集史料，使这部著作史料丰富、分析精辟，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的开山之作。
从上面摘引的有关论述和实践方面的史料不难发现，文学史料确实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到，研究文学，首先掌握史料是最根本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把首先掌握史料贯穿于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当中。
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史料是基础。而对读者来说，文学史料是认识文学史的基础。综观古往今来可以发现，有许多普通的人，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知道一些文学的历史。他们知道的文学历史，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具有多少不等的史料。文学史研究论著，是供读者阅读的。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的角度看，一般都重视那些史料丰富而确切的论著，特别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郑振铎在1932年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指出，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史中，“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有鉴于此，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特别留心收集新史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⑩。1932年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首肯。浦江清赞许郑振铎先前出版的该书“中世卷”史料丰富，尤其能使用敦煌史料，“不失为赶上时代之学者”，并预言“郑君于近代文学之戏曲小说两部分，得多见天壤间秘籍，材料所归，必成佳著无疑也”。(11) 与浦江清看法一致的还有赵景深。赵景深在《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一文中，肯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处在于材料的新颖与广博”，“尤其是，他有小说和戏曲两方面最丰富的藏书。他如难得的插图，史传的卷次，都是别本所无的”。(12) 看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以后，之所以得到首肯，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许多新的、丰富的史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当会愈来愈感兴趣，希望用个人经历之外的文学历史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审美情趣。广大的读者希望阅读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当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论著应当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前后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所以受到欢迎和重视，发行量也比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套丛书史料相当充实。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二、新发现大都基于新史料
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每次重要史料的被发现，往往会引发学术上大的振动，对后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指出：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13)
王国维上面所说的“新发见”指的是新发现的史料。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属于古代的发现，近代以来的“新发见”主要有殷虚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书卷和内阁大库保存的元明以来书籍档案。王国维之所以特别重视上述新发现的史料，是因为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蕴涵。研究这些新史料，可以得出许多新的观点。王国维自己正是整理研究了上述的部分史料，在史学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建树。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也有和王国维近似的见解：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4)
陈寅恪从时代学术潮流的视角，揭示了取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是学术新潮流形成的标志。
王国维和陈寅恪上面的论述，虽是就学术发展的整体而言，但完全合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新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以下五方面：
一、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就已经出土的文物史料而言，有不少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古代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在出土文献中，有许多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在信阳长台关、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定县八角廊、荆门郭店等发现的简帛书里，相当明确地显示了许多经书和子书比较原始的面貌，有不少同以往人们看到的传本不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以郭店竹简为例：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一号楚墓，存有800多枚竹简，(15) 其中涉及了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如先秦儒、道思想的流行区域、相互关系、前后嬗变；简本《老子》无“绝仁弃义”等语；儒家分派问题，特别是子思一派；儒家的一些思想精华，如“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友，君臣之道也”。(16) 这些都是新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先秦时期的文学及其产生的文化思想土壤。
以前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家的生平经历，主要是根据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中的传记史料。这些史料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有不少存有疑窦，有待解决。近现代以来，随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特别是不少碑刻和墓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见的传记史料。西晋女诗人左棻的卒年，《晋书》卷31本传没有记载，后来的研究者作了一些推测，误差很大。1930年河南偃城发现的《左棻墓志》明确记载，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有了墓志，左棻的卒年完全可以定下来了。(17) 其他如唐代的大量的墓志的出土，提供了许多未见文集记载的唐代文人的传记史料，极大地推进了唐代文学的研究。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很快即成为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18)
新史料的发现，丰富了文学作品史料。这方面的事实很多。举一个关于《诗经》的例子：2000年以来，上海博物馆陆续公布了馆藏的1200多枚战国竹简，其中有31枚是记载孔子向弟子讲《诗经》的。从31枚竹简中，可以发现：（1）今本《诗经》分《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记孔子论诗，次序有颠倒。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记孔子论诗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刺”、“美”的内容。（2）有六篇佚诗。在七枚记载诗曲的音调中，发现了40篇诗曲的篇名，其中有的是今本《诗经》所没有的佚诗。由此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还可以证明，孔子当年删诗之说，不一定可靠。（3）有七枚竹简记载了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19)
二、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了以前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新的重要的观点。这突出地表现在《诗经》、先秦诸子、辞赋、俗文学等方面。安徽阜阳曾出土了一批有关《诗经》的汉代竹简。胡平生和韩自强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而实际在民间流传的另一家。这说明《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情况，不限于像文献记载的那样。
以前关于辞赋的研究，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文献记载，有些结论缺乏确凿的证据，有些并不正确。而新的出土史料则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汤炳正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否定了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说法。(20) 对于俗赋，过去有不少研究者承认我国有俗赋，但追溯源头时多认为始于建安时，代表作是曹植的《鹞雀赋》。同时认为，从屈原和荀卿开始，赋就文人化、雅化了。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的六号汉墓的竹简中，有一篇《神乌赋》。此赋的发现，证明上述观点应当修正。《神乌赋》基本完整，是以四言为主的叙事体，语言通俗，用的是拟人手法，具有寓言的特点。经学者研究，推断这篇赋当作于西汉中后期，作者是一个身份较低的知识分子。《神乌赋》的发现，把我国古代俗赋的历史，上推了二百多年。同时证明，汉代有俗赋，汉代的辞赋应当是雅俗并行。《神乌赋》是文人受俗赋的影响而写成的。(21)
关于其他俗文学的研究中新见解的提出，也常常是基于新史料的发现。敦煌俗文学史料的发现，就使我们对通俗小说和弹词等俗文学的产生有了新的认识。郑振铎早在《敦煌的俗文学》一文中就指出：敦煌俗文学史料，“将中古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他使我们知道直到中近代的许多未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产生的情形与来历究竟是怎样的”。“这个发现可使中国小说的研究，其观念为之一变。”(22)
在戏曲研究方面，一些重要戏曲史料的相继发现，也推进了研究者对戏曲史的认识。1958年在河南省偃师县酒流沟水库西岸发掘的一座宋墓中，有三块画像雕砖上雕有宋杂剧的演出图，刻画了五个人物。(23) 山西省蒲县河西村娲皇庙至今保存有宋杂剧角色的石刻，其中有乐伎、副末色、副净色、化生童子、引戏色、末泥色、装狐色等。(24) 以前，人们对宋杂剧的演出缺乏形象的了解。上面列举的戏曲文物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宋杂剧的演出和角色行当的一些情况。关于南戏形成的时代，王国维说：“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25) 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他在章节的安排上，把南戏一章安排在元杂剧之后。1920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为南戏产生于宋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6)
三、影响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理念的提出。从我国古代的文献来看，的确存在着伪书。自明代以来，以胡应麟、姚际恒、崔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大量怀疑古书，到清末，康有为也多疑古。“五四”之后，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20世纪的上半期，不少学者对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疑古学派的影响。疑古学派有重要的贡献，但有时缺乏客观的依据，缺乏多元的思考，走入极端，有碍于我们我们对古代文献的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古代史料存佚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后人所谓的亡书、阙书和伪书，并不完全可靠。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就有“亡书出于后世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的见地。郑樵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考古史料的发现，不少以前被认定是亡佚的、伪作的或晚出的，经考古史料的证明，并非是亡佚、伪作或晚出。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李学勤从学术理念上提出了应“走出疑古的时代”。他说：
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27)
“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学术理念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争论，有的赞同，有的反驳，至今还在讨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有一点当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理念，是基于大量的考古史料的新发现而提出的。大量新史料的新发现，对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良树和李零提出了用“用古书年代学代替辨伪学”。这一主张的提出，也是鉴于出土了许多“真古书”。(28)
关于新史料的发现的重大影响，饶宗颐在1998年12月香港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特别予以强调。他指出：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竹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29) 考古新发现的作用会不会像饶宗颐所预想的那样，可以讨论，但他十分强调新史料的发现的重大影响，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四、重要新史料的发现，往往导致了新的学科的形成。这里，仅举两方面的事例。一个是，我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简牍、敦煌石室史料的发现，逐渐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和敦煌学。另一个是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石学形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超出金石的范围。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和各种出土文物的增多，对古代遗物的研究，已不是以前的金石学所能包容的了。于是，过去所说金石学增加了新的内涵，成为“广义的金石学”，即古器物学。
五、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以前对文学史料的训诂，由于主要依据流传的典籍，结果有不少文字难以解释，或者解释不确，或者语源不清楚，而新的史料的发现，往往使一些文字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汤炳正利用新的出土文献，对《楚辞》的文字训诂多有创获。(30) 《汉书》卷30《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何时设有稗官，除《汉书·艺文志》有记载外，不见于其他文献。饶宗颐在《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一文中，根据新出土云梦秦简中“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一语，认为“《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有之”。(31) 这就把稗官一词的语源由东汉上溯到了秦代。
上面列举的五个方面，进一步印证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精辟见解，说明文学史料的新发现对文学研究能够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料虽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我们又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在这方面，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曾提出并且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国外，19世纪德国的史学名家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别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32)。“历史要像过去发生的事一样。”(33) 在中国，傅斯年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们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34)
此外，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言》中也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兰克、傅斯年和蔡元培等提出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呼吁把史学建立在史料的严密的考辨的基础上，有其针对性，强调研究历史要客观，有纠正轻视史料、拘于空疏游谈的作用，但从完整的史学科学体系来看，他们的观点至少失之于片面。
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史料是基础，十分重要，但史料不等于史学，史料学不能取代史学。历史本体是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是活生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35)。这不仅表现在他人的活动上，即使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歌德晚年为自己写传记，题目定为“诗与真”。他之所以用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知道对自己的过去已不可能再重复其真实，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诗情的回忆”。另外，“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36) 从存传的史料来考虑，有其有限性和局限性。历史实际是丰富的。流传到今天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史料，即使是很多的，也只是原生态史料的一部分，有很多原生态史料由于多种原因所致，没有留下实物或记载。记载的史料远远少于没有记载和留下的大量空白。有些当时可能有记载，后来散失了。现存的史料即使是非常翔实的，但和历史实际相比，也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从传下来的史料来分析，有些具有客观性、可靠性，这主要体现在个别史实上。除此之外，大量的史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固有的偏向。因为它们是记叙者把许多个别的史实加以组合，使其成为一种可以叙述、能够使人理解的史实。记叙者即使在现场，由于视角的限制，他所留心的和见到的也只能是事实的某些方面。对同一事件，耳闻目睹者有不同的记叙，就是证明。如果记叙者记叙得比较全面，那他记叙的内容肯定有许多是得之于他人。既然得之于他人，自然就有他人的眼光，不可能全是原貌。记叙者即使“直笔”，也会程度不同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意识。既是记叙，记叙者就会有取舍，许多史料是记叙者用观点串联、整理出来的，其中夹杂有主观理念和某种权力的运作。还有，即使记叙者不存爱憎，全面观照，客观记叙，那他所记叙的只能是古人外在的言行，未必能得古人内在的精神世界。(37) 现存的史料的非原始性、简约性以及主观的参与，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真实的。我们很难知道过去发生的真实的一切事实。史料的整体是这样，作为整体史料一部分的文学史料也是这样。因此把史料等同于史学，不仅否定了史学，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探讨。
由于史料的有限性、局限性、隐匿性，也由于人有感情、能思维、会想像，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有所揭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片段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38)
陈寅恪上面这段话指出，鉴于我们研究历史依据的史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所以我们“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就明确地肯定了研究历史，不可能仅仅依靠实证科学的思维做纯客观的研究，还要依靠体悟和想像。有时还要从没有记载的空白处运思，去探索历史隐藏的深层意义。否定了主观的介入，实际上就否定了史学。另外，从未来之维的角度来思考，主观对史料的介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我们知道，史料是固定的、有限的，但史料永远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变化的、无限的，永远处在过程中，没有终点。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们想借助对史料的不断体认来谋求继续发展的希望。看来正是由于主观的不断介入，才使史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整个历史研究是这样，文学史研究更是如此。
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呼吁，研究历史应当客观，让史料说话。但只要我们对史学实践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呼吁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顶多具有某种纠偏的作用。唯史料是从，纯客观地对待史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前面述及的曾经宣称“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到后来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转变。“1947年傅斯年赴美医病，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逗留近一年时间，他了解到科学实证主义在欧美已不再流行，而客观史学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傅斯年似乎已迷途知返，计划回国后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撰写中国通史，编辑《社会学评论》，开办‘傅斯年论坛’等。”(39) 还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学者刘大杰，在20世纪30年代末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时，十分崇奉郎宋的意见。郎宋认为：“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越我的信仰。”应当尽力追求做“客观的真确的分析”。当他上卷完成后，他叙写在写作中，时刻把郎宋的三个“切勿”记在心中，但无奈“人类究竟是容易流于主观与情感的动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仍是失败了”。(40) 刘大杰切记郎宋提出的写文学史要力戒主观的介入，应作“客观的真确的分析”，但他最终却自认“失败”了。其实，他的“失败”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在文学史研究中，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史料不同于史学。史料是客观的、有限的，而“天下之理无穷”(41)，人的认识是主观的、无限的，史学理论是无限的，是与时俱进的，对史料的解读、体悟和阐释是长久的。很早以来，许多学者都看到了二者的区别。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指出：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42)
李大钊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历史研究，但也完全符合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本身是静止的。许多文学史料的意义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模糊的。意义的模糊是常态。史料自己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意义。而只有当人们介入时，其丰富的意义才能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对待同一史料，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体悟和阐释。这表现在不同的时代上，也表现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读者身上，甚至也表现在同一个人前后的不同的体认上。纵观古代文学研究史不难发现，每个时代对同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尽管有继承的内容，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每个时代的研究者，一般都是依据自己所遭际的时代，所生活的境遇，所接受的学术思想和审美情趣，作出了不同于前一代的体悟分析、评价和表述，都在发现新的历史。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齐梁时期，开始受到钟嵘等人的关注，但评价不高。至隋唐，特别是到了宋代，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至于同一时期，一个文学史家的阐释被另一个文学史家所否定的事例，或者同一个人对某一史实前后不同的阐释，举不胜举。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到，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研究者主观的作用在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主观，指的主要是研究者的立场、知识结构、理念、审美情趣和研究方法等。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价值观念。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常常体现在对许多文学现象的选择和评价上。（2）理论范式不同。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研究文学史总是有自己事前设定的理论范式，“你的范式让你看见多少，你就只能看见多少”。(43) 文学研究的史料是客观的、不变的，但人们研究的范式是主观的，是变化的。由于研究范式的不同，对同一对象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3）情感的差异。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常常是带着自己复杂的情感去体悟文学史料的。
文学史研究，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史料是基础，文学研究要依靠史料，同时也应当注意史观的重要和史观对史料的影响。综观古代文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时有一些新发现的提出，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由于现实中提出了某些新问题，由于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这些不止影响了对已经搜集到的史料的阐释和评价，有时还直接影响了对某些史料的重视、搜集和整理。关于后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小说史料。我国古代的小说，源远流长，史料丰富，但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许多小说作品被掩埋、甚至被销毁。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西学的激荡，引发了文学史观的变化，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小说的重要，甚至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44) 社会的变革，史观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人们对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另一个例子是近代文学。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对近代文学不够重视。受这种观点的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当单薄，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近代文学史料有所轻忽。后来有不少学者看到了近代文学独特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它是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一个关键，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认识上的变化，使人们提高了对近代文学史料的重视，许多近代文学史料相继得到了发掘、整理和出版。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说明，文学史观的变化往往能够对文学史料的认识和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肯定和容许主观作用的存在。单就文学史料的整理来说，史料的选择和整理，都离不开一定观点的指导。何况文学史料不等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不是文学史料的堆砌，而是表现研究者的观点，浸透着研究者的情趣。试想，如果一种文学史研究论著，只是堆砌罗列史料，没有自己的体悟发现，没有自己的观点，它有多大的意义？文学史研究之所以需要，之所以有生命，之所以能够古今相通，主要是由于时代的需求，由于研究者主观的介入。实际上，文学史研究不存在是否容纳主观的问题，需要思考的是怎样不断地提高研究者的认识，思考主观的理论范式和思想感情等正确还是不正确，健康还是不健康，是陈词滥调还是有所创新？如果一种文学史研究论著，即使没有新的史料，而是用自己的观点对史料做出了新的、有益的阐释，就应当予以肯定。另外，文学史论著，不应当是单纯地复述史料和阐释史料，而应当提倡“有我”，提倡带感情的论述，提倡艺术化、文学化的表述。言之少情，行之不远。“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这方面，国内外不少学者有鲜明的倡导。英国哲学家罗素说：
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要他不偏袒他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则并无必要。(45)
罗素是就整个历史叙述而言的。中国的杨周翰则特别就文学研究强调说：
研究文学仅仅采取一种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也许能找出一些“规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学批评也应同文学创作一样，应当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动读者感情的。(46)
缺乏感性和文采的表述，会弱化研究论著的传播和保存。中国古代有学综文史、史以文传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文学研究论著，应当把学术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
在各种文学史研究论著中，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来自主观方面的不同的见解和表现的感情上的差异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作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丢弃了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更不是不尊重文学史料。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但这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底线。这个范围和底线就是史料。正确的史料体悟、阐释和评价，都是基于史料本身的，应是史料本身所含有的意义。体悟、阐释和评价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同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也会乘虚而入。因此，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历史学家必须诚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他的《历史研究讲演录》中强调说：
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被当作是一个证人；除非他的诚实能得到验证，否则是不能信任的。(47)
意大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罗齐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认为：对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我们当代精神的活动。同时，他又强调：“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切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48)
历史是有客观性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进程是实在的，是绝对的，是不变的。史料作为一些遗迹，不可能重新恢复。不过人们通过长期的对各种历史遗迹的发掘、考证、鉴别和分析，能够大体上确定许多遗迹的轮廓。人们无法复原历史，却可以借助于史料去逐渐接近实际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重视主观作用的时候，必须坚持以史料为根基。“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49) 我们研究文学史，应当接受史料的制约，只能以历史上已经“透露的东西”为依据。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偏失。我国的史学界，在20世纪，受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史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被重视。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曾经风行过一种“以论带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提出，旨在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但由于理解的偏颇，有些人往往把史料工作简单地看成是“烦琐的考证”而予以否定。受这种风气和观点的影响，有些研究者研究历史，不是从史实出发，不是以史料为依据，而是简单的基于某些政治上的需要，理论、逻辑先入为主，然后再去拼凑史料加以论证。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历史事实往往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所依据的理论和逻辑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是相对的，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具体的。我们要重视理论和逻辑，应当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参照，但不能把它们当作教条，简单地拿来套用。
回顾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对有些问题的阐释和结论，从古迄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有的涉及了理论观点，但更多的是与史料有关、与实证研究不足有关。可以预计，这些分歧和争论的最终解决，要依靠史料的发现和实证研究的深入。在没有发现新史料和实证研究难以深入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与其继续争论，不如暂时搁置起来，有待新史料的发现。应踏踏实实地作好史料工作，真正把史料看成是研究的基础，把史料工作看成是一种科学工作。研究者全面地占有史料，考定史料，诚实地运用史料，同时注重提高理论水平，把客观性和主观性统一起来，从史料中引出经得起考验的观点，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视文学史料和提高理论，使二者通融互补、相辅相成，这既是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示，也是当前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论在文学史料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面，成就都很卓著。但仔细考察研究者的心态和学术导向以及评价标准，仍有诸多的不和谐现象。在长于文学研究者当中，有些人过分地强调史料的有限性和不可还原性，强调研究的当代意义，因此鄙薄史料工作。而在从事史料工作者当中，有的把史料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好像只有搜集史料、整理史料，作考证、注释、辑佚等史料工作才是真学问，而把文学研究视为“无根的游谈”。持这种观点的，最好能重温一下梁启超的告诫。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了史料的重要，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作了修正：
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的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以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
梁启超上面这段话，在当时当有一定的针对性，今天看来有些偏激，有些武断，但从不能过分地看重史料这一角度来思考，不仅对整个史学，同时对文学史研究也有警示的作用。
另外有些人虽然在做史料工作，但由于受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的侵蚀，急就篇多，质量低下，为鄙薄史料者提供了口实。就当前的学术导向和评价标准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轻视史料工作，这表现在多年以来国家、地方基金项目的设定、评奖以及许多单位职称的评定、工作量的计算等多方面。上述现象的产生，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点比较明显，就是在社会分工和知识爆炸带来的学科的过度细化，往往把人们弄得狭隘而容易偏激，缺少足够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囿于专业和个体经验的限制，从事古代文学史料的研究者和从理论上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彼此缺乏沟通。实际上，重视史料和提高理论水平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两条腿，离了哪一条腿也难以前进。文学史料工作和文学研究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在实际工作中，理想的应当是史料和理论相互融合。当然，也应当容许研究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偏爱，有所侧重，偏居一隅，盯住自己眼前的一片风景。但不应彼此相轻。我们需要的是打通无形中构筑起来的壁垒，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
收稿日期：2010－12－14
注释：
①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5-366页。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跋，见《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页。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8页。
⑤ 陆侃如：《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⑥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42年，第472页。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⑨ 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
⑩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卷首例言”。
(11) 见浦江清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写的书讯，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8月1日。转引自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12) 赵景深：《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载郑振铎等编：《我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34年，第99页。转引自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第66页。
(13)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14)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
(15) 参见《荆门郭店一号汉墓》，载《文物》1997年第7期。
(16) 参阅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齐勇：《郭店竹简的研究现状》，《中国文史哲研究通讯》第9卷第4期。
(17) 参阅徐传武：《左棻墓志及其价值》，载徐传武著：《左思左棻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18) 关于唐代墓志中新的文学史料，参阅戴伟华：《唐代文学综论》第1部分“出土文献与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9) 参阅《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第1版报道。
(20) 参阅汤炳正：《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426-428页。
(21) 参阅扬之水：《〈神乌赋〉谫论》，《中国文化》第14期，北京：中国文化杂志社，1996年；虞万里：《尹湾汉简〈神乌赋〉笺释》，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又有修订稿，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同上；蓝虚：《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9年第8期；王志平：《〈神乌赋〉零笺》，见饶宗颐主编：《华学》第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22) 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23) 引自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24) 参阅延保全：《山西蒲县宋杂剧石刻的新发现与河东地区宋杂剧的流行》，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25) 王国维著、杨扬校订：《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26) 参阅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前言”。
(27)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28) 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98、199页。
(29) 转引自萧萐父：《楚简重光历史改写——郭店楚简的价值与意义》，《文汇报》2000年9月9日第12版。
(30) 参阅汤炳正：《楚辞类稿》，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31) 此文原载《王力先生纪念文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7年；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三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59-67页。
(32) 转引自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3) 转引自汪荣祖：《学林漫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3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47页。
(35)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36) 参阅［英］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译序”第39、40页。
(37) 参阅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77页。
(3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
(39) 转引自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
(4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自序”。转引自陈尚君：《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又见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1) 顾炎武著：《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初刻日知录自序”，第9页。
(42)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89页。
(43) 参见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44)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1卷第7期。
(45) ［英］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2页。
(46) 载《回忆吴宓先生》，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47)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354页。
(48)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523页。
(49)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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