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友缘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5-0057-07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和文化，对家乡的认同比老一代人淡漠；[1]从小读书，通过传媒(如电视)大量接受城市文化，颇受家庭宠爱，害怕吃苦，厌恶农业劳动，视打工为游历。[2]在社会关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关系遭到破坏，非传统关系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发挥巨大影响。在各种社会关系形态中，友缘关系因其重要性而引起笔者的关注。友缘关系是一种涵盖范围广并具有特殊性的关系形态。一方面，它来自于各种缘关系，包括传统的亲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等，范围很广泛。不过，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友缘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别，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凸显了个体，并赋予个体再造关系资本的权力。另一方面，友缘关系很特殊，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双重性质：既与传统乡村共同体联系，又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接；既有先赋性，又有自致性，关系到作为城市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身份的重建。
一、当前对农民工友缘关系研究的不足
当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友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数研究将友缘置于传统社会关系之中考察，并未将两者独立分开。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亲血缘关系仍然占据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主导地位有关。例如，李培林通过对济南农民工的调查认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网络的依赖。”[3]赵树凯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初级社会网络主要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且在城市中再建构的次级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差序格局而建立的，从血缘、地缘进而拓展到以业缘、友缘的异质性网络。[4]在这里，赵树凯提及“友缘”，认为它是一种异质性的次级关系。
虽然传统亲血缘关系仍然占据农民工关系网络的主导地位。但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友缘关系资本的变化。沈渝在研究重构社会资本的过程时尤其强调好友的作用。[5]沈渝将好友限定为乡亲、学友、在乡下就认识的熟人，这意味着友缘关系更多地来自于同质性群体。很多其他的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个结论。例如，田凯发现89.07％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结交了新朋友，但新朋友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同质性较高；[6]方向新也认为进城农民工的“朋友”并不完全是业缘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地缘关系及亲缘关系特征。[7]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限定范围比较狭窄。友缘关系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亲血缘关系，而应扩大至次级的非传统关系。而且，友缘一定只是赵树凯所认为的异质性的次级关系吗?笔者对此也保持疑问。正是出于这些思考，笔者在下文提出了一组概念，以区分不同的友缘关系。
二、一组概念：“友缘关系”的类别
农民工友缘关系的变迁是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反映，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于城市和农村的时空转变中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在分析这一复杂状态时，笔者尝试提出一组概念——“友缘化关系”、“初级友缘关系”和“次级友缘关系”，以更加细致地描述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友缘关系(见图1)。
图1 传统关系与友缘关系的分类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组概念的提出根据是笔者于2011年1月进行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友缘关系的问卷调查结果。笔者选取山东省临沂市5个新生代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采用立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法，共发放问卷313份，回收有效问卷231份，有效问卷比例为73.80％。下面，结合图1的数据来解释这三个概念。
第一，“友缘化关系”是指被当作朋友的亲血缘关系。它本身仍然是亲血缘关系，但因对待视角的变化(即“友缘化”)而具有友缘关系的性质。传统的“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越来越被视为平等的朋友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本次调查中，有高达44.5％和22.3％的受访者将近亲属和远房亲属视为朋友，这说明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朋友”和“亲戚”两个本质不同的社会关系，是以“友缘化关系”的形式存在的。友缘化过程的发生源于差序格局的工具性价值的递变。在差序格局中，关系的表意性价值逐渐降低，而工具性价值逐渐增强，形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工具性差序格局”。[8]这个现象是传统关系理性化的结果。传统关系的理性化意味着利益已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9]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亲属家庭的功能就不再局限于感情沟通，而是越来越“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为了经济上的互利”。[10]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农村关系开始了全面理性化的过程，利益原则渗透进农村生活之中，形成了“利、权、情”三个维度的秩序新格局。[11]在这一格局中，传统亲血缘关系在全面理性化的过程中凸显了工具性价值，以至于对个人地位较低的人来说，“即使别人和他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也不会有人去联结他”。[12]
第二，“初级友缘关系”是指被视为朋友关系的地缘关系(即老乡)。这种友缘关系在“机械社会”中常见，但并未在“有机社会”中消失，因而也被称为“机械友缘”。这里的“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取自于涂尔干。他在分析社会整合时指出，以机械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强调集体意识和道德共识，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相对固定的联系，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具有一种普遍的集体情感；以有机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专业化分工和集体权威，社会多元性和流动性增强，职业团体增多。[13]笔者在此借用涂尔干的“机械”和“有机”的含义提出“机械友缘”和“有机友缘”的概念，用以分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友缘关系的本质差异。作为“初级友缘关系”的地缘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地缘关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且存在于传统礼俗社会中的关系，是范围狭小但明确的地域性缘关系。[14]但是，今天的地域关系已经与之不同，慢慢转化为非传统的地缘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地域范围的观念扩大了。在传统共同体中，老乡和熟人往往是指来自同一个熟人村落的个体。但在现代社会中，“老乡”不再仅仅指向村庄，而是扩大到全乡、全县乃至全市或全省。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老乡的亲血缘性质逐渐弱化，工具性逐渐增强，并逐渐被当作朋友对待。“熟人”的含义变化更大，在“熟悉”的表意性词汇中，掺入了更多异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流动速度加快，频率增高，人口流动异质性和人际交往偶然性增强，曾经的“熟人”变成了“陌生的熟人”，在彼此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建立起朋友关系，工具性地、非必然地展开交往。总之，关系的建立不再是交往的结果，而是交往的开始。
第三，“次级友缘关系”是指包括学缘(同学)、业缘(同事等)、趣缘(社团成员等)等在内的非传统关系。前者并不完全包括后者，只是各种缘关系中都含有被视为朋友的友缘关系。“次级友缘关系”又称为“有机友缘”，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友缘关系。它产生于个人分化的有机社会，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强，对于异质性个体增进社会团结具有重要作用。“次级友缘关系”不同于脱胎于传统共同体的“友缘化关系”和“机械友缘关系”，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个体意识的突出和反传统独立性的增强。不过，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涂尔干所谓“社会集体意识”的发展。换言之，“次级友缘关系”在将个体推到生产社会资本的“前台”后，又使个体在差异性基础上互相依赖。“次级友缘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重建公民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概念的追溯：“亲友”的离析
在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时发现，以往的研究往往将“朋友”与“亲戚”放在一起并称为“亲友”。但这一称谓在日后的演变中逐渐分离，表现出历史语境的变迁。“亲友”概念离析的本质是从传统的亲血缘性质的表述逐渐离析为现代的表意性和工具性并存的表述，这种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传统社会，“朋友”与亲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紧密结合，并称为“亲友”。美国汉学家傅高义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朋友式关系”，它以帕森斯模式变项中的“特殊主义”一端为基础，代表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15]换句话说，传统的友缘关系与亲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结合如此紧密，以至于“朋友”可以作为特殊主义关系的代名词使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存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朋友”和“亲戚”混同称呼，组合为“亲友”一词。更进一步分析，“亲友”的混编与传统共同体的时间—空间情境相一致。吉登斯称传统共同体为“前现代社会”，认为它有四个特征：亲血缘关系、地域化、传统和宗教。[16]不过，反过来思考，如果这种“前现代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那么“亲友”的混编“所指”便可能失去意义，成为空洞的“能指”。“亲友”概念可能会发生自我离析，“亲戚”再也不能和“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成为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朋友”概念从“亲友”概念中分离出来，并被改造成普遍主义关系。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关系由特殊主义的朋友式关系演变成普遍主义的同志式关系，这就是傅高义所强调的新型社会关系。[17]同志式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平等性、公民性、普遍性、互助性。[18]之所以发生由特殊主义关系向普遍主义关系的演变，是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变化，即“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19]根据孙立平的分析，新的再分配体制取代了传统社会里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差序格局”，家长的权威遭到削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个体被重新整合进“总体性组织”中——在城市是单位，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并在“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理想”[20]下成为平等的同志。[21]这种演变是对特殊主义的朋友式关系的釜底抽薪般的改造，它通过消解传统家族关系从而把个体剥离出来，然后将其整合进新的组织框架中，亲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消失了。“朋友”从“亲友”中分离出来，并被“同志式关系”改造成为普遍主义关系的一部分，特殊主义关系不再具有合法性，友缘关系必须在新的普遍主义话语中重建自身的合法性。在这个阶段，“同志”就是“朋友”，“朋友”就是“同志”。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朋友”由普遍主义的“同志”向特殊主义的“关系”演变，并由一种表达型概念日益成为工具型概念。“亲”和“友”已经分化，“朋友”成为与“亲属”同样重要的另一种特殊主义关系。不过，作为“关系”的“朋友”并不如孙立平所言那样“单纯”，而是兼具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工具性和表达性。
四、概念的分析：友缘化、“初级”和“次级”
(一)友缘化关系：“逆家族化”
图2 社会关系四分图
孙立平结合两种研究社会关系的两分法——一个是关系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一个是表达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两分法，构造了四种关系(见图2)。由A到B的转变为第四部分所说的第二阶段，它导致“朋友”关系从“亲友关系”中分离出来，并被改造成为普遍主义的同志式关系；由B到C即为第三阶段，它产生了“从一种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的关系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关系演变的过程。[22]学者们对第三阶段转变的兴趣大多集中在工具主义的特点上，[23]这体现在对关系资源的功利性使用策略或技巧上。不过，特殊主义关系也使亲血缘关系重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一些学者将这一演变看作向传统人际关系的回归。[24]
然而，我们提出的“友缘化”关系也许可以作为质疑这一论点的证据。一方面，亲血缘的“友缘化”是一种表面上类似于由特殊主义朋友式关系向普遍主义同志式关系的转变，但实质只是特殊主义关系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亲血缘的“友缘化”也体现出亲血缘关系在现代社会普遍主义关系浪潮冲击下的相对“弱势”地位。换句话说，与其说是“家族关系的泛化”，[25]或者是“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的倾向”，[26]毋宁说是家族关系的“友缘化”。前者是将家族以外的社会关系操作化为类似家族关系，并以此开展社会交往，是一种非特殊主义关系的向内的特殊主义化；后者与之相反，是将家族关系视为既有特殊主义性质又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友缘关系的操作过程，是一种特殊主义关系的向外的友缘化。
(二)初级友缘关系：破碎的地缘共同体
友缘化关系的实质仍然是亲血缘这种特殊主义的关系，但友缘化过程使之获得了普遍主义的性质。事实上，友缘化的亲血缘关系为两种友缘关系的分化奠定了基础：一种是初级友缘关系，一种是次级友缘关系。友缘化关系的普遍主义性质可以从这两种类型上进一步看出。
先看初级友缘关系，它主要指地缘关系。如前所述，地缘关系已经不再是费孝通时代的传统关系，而是现代友缘关系的一种形式，其范围发生了巨大的扩展。不过，它仍然以“老乡”的形式体现出来，因而具有浓重的机械社会性质，并经常体验为某种共同体感受。但由于“老乡”不再仅限于村落，交往范围的扩大必然带来个体之间熟悉程度的降低，关系的建立不再是交往的结果，而是其开始，因而“老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亲血缘的框架，共同体感浅层化和破碎化，地缘关系仅仅被视为某种零碎的共同体感而不再具有义务性。鲍曼所说的共同体消失了，那个“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权利，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27]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初级友缘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地缘关系，并赋予新的地缘关系以更多的弹性，即它撤销了传统地缘关系的使命感，“帮助老乡”不再是义务，而是一种助人为乐的美德，是普遍主义的“公民性”的表现；“我们是老乡”不再是一个绝对命令，而仅仅是主体在复杂关系中的选项之一。
(三)次级友缘关系：重建公民身份
再看次级友缘关系，它是农民工建构公民身份的重要社会资本。一方面，学缘、业缘、趣缘以及其他非传统缘关系都是个体社会行动者以功利为取向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资本，它们组成个体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行动者获取稀缺资源的可能性，形成了“由庇护主义和工具性关系模式构成的社会结构”，[28]个体利用生存策略获得稀缺资源。另一方面，次级友缘资本扩大了主体交往的范围，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根据安东尼·爱略特[29]的公民身份新路径，次级友缘资本不仅能使主体意识到自我的同一性、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化和联系，还使主体能够通过维持与他人的认同和差异的边界来调节主体间的关系。次级友缘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可能是表达性的，也可能是工具性的。表达性的次级友缘主要体现在情感交流功能上，工具性的次级友缘主要体现在职业发展功能上。
五、友缘社会资本的变动
(一)友缘链：获得友缘社会资本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友缘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资本的变动。友缘社会资本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重建公民身份、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变动分为“获得”和“流失”两种类型。我们首先分析获得友缘社会资本的情况。
从调查结果可知，在与朋友结识的方式上。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在上学时认识朋友的，这一比例高达82.1％；亦有78.8％的受访者与朋友是在工作中相识的。因此可以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上学和工作是结识朋友的最主要途径。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接受过初中教育或高中教育，再加上频繁的社会流动和职业更替，因此很容易结识朋友。这种结识朋友的方式有利于他们建立“有机友缘关系”、在现代生活中形成集体意识。此外，在网络上认识朋友的占27.9％，说明网络作为一种交流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结识朋友、扩展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一半以上的朋友是朋友介绍认识的(57.5％)，也有22.3％的朋友是亲戚介绍认识的，这表明“友缘链”(或称“间接友缘关系”)的存在。“友缘链”是由某个具体的“直接友缘关系”(即关系主体直接获得的友缘关系)链接到其他“间接友缘关系”(即关系主体通过媒介与他者建立的友缘关系)的链条。借助友缘链，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有机友缘关系，而且友缘链越多，关系资源就越多，主体的竞争优势也就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使用友缘链的单位是个体而非传统的家庭。翟学伟曾提出“个人地位”的分析性概念，认为“交往的个别化导致社会个体对彼此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承认方式及其程度的重视和交换，这就产生了有别于社会地位的个人地位”。[30]现代社会是个体化时代，个体自主性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在这样一个“我能”的社会里，农民工可以对友缘链进行个体化操作，通过“他者的自我化”将“外人”纳入自我认定的关系范围内，从而扩展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这种对友缘社会资本的个体化操作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个人关系的策略性操作而提高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
此外，有58.1％的受访者是因为与朋友是老乡而相互结识，这印证了“机械友缘”，亦即现代地缘关系的作用。通过社团组织认识的比例较小，仅为14.5％。通过偶然的机会结识的比例高达32.4％，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有关。流动的现代性虽然导致社会关系的流变和转瞬即逝，但它也在客观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偶然相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于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中，这也是扩充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
(二)友缘社会资本的流失
根据友缘社会资本流失的原因的统计显示。在因何原因与朋友失去联系的问题上，搬迁、工作与时间三个原因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3.0％、48.0％与51.4％。上学亦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因素，占21.2％，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及性格不合的原因则要少得多，只分别占11.7％与6.1％。由此可知，个体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友缘资本流失的主要原因，资本流失主要是因为不可抗的社会事件，如搬迁、上学和工作。选择“时间冲淡一切”的比例是所有原因中最高的，这一点反映出友缘关系具有一定的“保质期”，长存的友缘关系并不多见，大多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消解。这也进一步反映出新生代友缘关系与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的密切关系。友缘关系因社会异质性的增强和流动性的加快而趋于浅层化和短暂化，由人情原则主导的友缘关系成为一种全面理性化的工具性关系。
作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友缘关系的专门研究，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探索性的理论分析。第一，提出了一组概念。通过这组概念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近亲属和远房亲属经常被“友缘化”，也就是被农民工视为朋友对待，尽管两者具有本质区别。这是一种与“泛家族化”相反的现象。地缘关系尽管经常与亲血缘关系交混在一起，但随着地缘共同体的破碎，也被新生代农民工当作友缘关系看待，变成“机械友缘关系”。“有机友缘关系”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的友缘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重建公民身份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分析了友缘社会资本的变动现象。在获得友缘社会资本方面，个体而非家庭借助“友缘链”扩展社会资本。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受访者是通过偶然机会结识朋友的，这与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有关，也是“有机友缘关系”的重要来源。在流失友缘社会资本方面，个体间的矛盾并非主要原因，反而多由不可抗的社会事件所致。并且，友缘关系具有一定的“保质期”，这与社会关系的全面理性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