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北事变”的经济原因_华北事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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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华北事变”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过程的重要步骤,究其发生的经济原因:一是为摆脱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走上了海外侵略的老路。二是为侵苏备战,国小兵少的日本势必要借助中华之物力。三是建设不断恶化的伪“满洲国”殖民地经济的迫切要求,日寇希望将东北、华北连成一片、互为补充,以稳固“满洲生命线”。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物产丰饶的战略要冲——华北垂涎已久,挑起“华北事变”为其志所必行。

“九·一八”事变于1931年爆发后,暌隔四载,得陇望蜀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发起大规模侵华攻势,策划了欲使“华北五省特殊化”的“华北事变”。广袤的华北平原既是入关南进的咽喉,更是物产丰饶的宝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华北事变”实为日寇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蓄谋已久后迈出的关键一步。“华北事变”向来是史学界注目的焦点,论著繁多。笔者不揣谫陋,再从经济角度分析“华北事变”的起因,意在丰富对这一事变考察的历史视角。

“华北事变”前日本国内经济困窘,军国主义分子为转嫁危机,加快海外掠夺的侵略步伐。

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其破坏力之强、波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欧美经济频临崩溃,即便远处太平洋一隅的岛国日本亦未能幸免。30年代初,日本已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漩涡中泥足深陷、无力自拔,危机程度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日本经济根基浅薄。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积贫积弱、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封建国家,时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虞。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命运发生了转机,经济开始腾飞,但是,国家经济形态并未彻底改变,事实上,数千年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深留痕迹。从1930年的日本人口普查表中可以获知,在本土6445万的总人口中,居住在小集镇和乡村的约占80%;在从事生产的2962万人中,农业人口将近一半。①就日新月异的工业本身而言,结构也不合现代化的理想,其中技术水平要求低的轻纺业占据压倒性优势,主要工业创汇品为生丝,而钢铁、机械、石油等重工业几近凤毛麟角,只能依赖进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仍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

第二,海外殖民扩张还未充分展开。从殖民地、附属国、势力范围攫取利益是帝国主义国家应变危机之策,日本也不例外。由于较之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外侵略起步晚,虽然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对俄作战吞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及朝鲜,1931年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中国东北纳入囊中,但总的说来,日本的海外扩张尚未展开,殖民地也为数不多,分散经济危机的机会较少。

第三,英美施加压力的影响。英美两国对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的日本一直心存戒备,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一·二八”事变窥伺上海的行径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更激起了它们的震怒。虽然英美基于利用日本攻击苏联的幻想,决定暂且采取绥靖政策,但是为了稍示薄惩,由它们操纵的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实地调查,并于1932年10月写出报告书敦劝日本撤军。诚然,这种口头谴责不过是英美所作的表面文章,但它在客观上却起了很大的舆论影响作用,抵制日货之风很快就在国际间蔚然兴起。不仅如此,美国还在1933年5月首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千万元的棉麦借款,并计划派出以拉西曼为首的技术合作驻华代表团,帮助中国发展实业,间接钳制日本。英美压力对于本已不堪危机重负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雪上加霜。

“华北事变”前,日本经济凋蔽零落,社会问题丛生,具体表现为:

农村经济一蹶不振。世界性市场萎缩使得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入超增幅严重,轻纺产品出口锐减,国内的茧丝、棉花因供大于求而价格骤跌。农产品价格滑坡的同时,必需的农用工业品价格却在自私自利的财阀——垄断资本家集团沆瀣一气的协同中居高不下,广大茧农、棉农在这种贵买贱卖的价格剪刀差的作用下陷入了负债生产的恶性循环。此外,30年代初日本各地风灾、水灾、冻灾不断,粮食普遍欠收。人祸肆虐、天灾频仍,农民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鬻女,生活苦不堪言。

日币信用危机,企业难以为继。1931年9月21日,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宣布英镑贬值,这标志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实行的、以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黄金为货币金属和实行金币流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彻底崩溃,从此,世界贸易失去了外汇行市相对稳定的保证。由滨口雄幸内阁决策、从1930年1月11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日本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滨口此举的本意是减少囤积、降低物价、促进生产合理化,以求健全日本经济体制而渡过难关,但在世界性货币失衡的冲击下,这些振兴计划顿成泡影,与其意愿相反,日元迅速贬值,日本出现了深刻的货币信用危机。除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以黄金套购美元而大发横财外,众多的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灾难中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其中一部份流回乡间,进一步增加了农村压力,城乡两难使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

人口压力益形于表,疲软经济无力负载。与工农业不景气相对应的是人口日益膨胀,1929年—1935年间,日本本土人口以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速度上涨,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81人。②人口增长的直接后果是耕地面积缩小、粮食恐慌加剧,这一重担是疲软的日本经济难以承受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在所难免。

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决定坚持走以战争为手段向境外掠夺资源、强占市场的军事侵略老路。军部急进派于1932年5月15日暗杀了政友会总裁、当时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政党组阁的历史,完全操纵了政权。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秉政,日本一改过去仰英美鼻息的外交政策,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大会上,日本代表松岗洋右公然退场。3月,昭和天皇就发布了有关日本退出国联的诏书,表现了不惜与英美为敌的决心。军国主义分子虽然姿态强硬,但也深存“这艘日本号主船,已经孤立于世界,不得不单独地在危险的海洋上航行”③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们加速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步伐,华北已成被觊觎的首要目标。

加强侵苏战备的经济需要是日本军方策动“华北事变”的另一原因。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东进苏联只不过是日本为了麻痹美英而施放的烟幕,其实不然,苏联一直是日本军部30年代初期年度对外作战计划中的头号假想敌。日本视苏联为洪水猛兽,反苏情绪十分强烈。日苏为仇原因复杂,大致可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循寻:

历史方面,日本与帝俄结怨已久,嫌隙难以弥合。早在19世纪末,同样持侵略扩张政策的日俄两国就在争夺中国东北一线为殖民地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甲午战争后,俄国纠合法、德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取得的辽东半岛。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更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在长达19个月的战争中,日本为取得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阵亡和病死的军人逾8万、伤者达13万,战费近17.1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七倍。④战后日本侵占了朝鲜,扩大了殖民地盘,但并未得到解决国内经济燃眉之急的战争赔款,被迫承担了战争重负的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日本政府焦头烂额。鉴于历史,军国主义分子对帝俄传统的“东渐”政策及影响力犹有余悸。

现实方面,日本对苏联的“赤色”思想和经济发展惧恨交织。十月革命的烽火中,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如一轮朝日喷薄而出,它奉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反映了工农大众、被剥削阶级的愿望,为全世界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在东方各国如春潮涌动,日本也出现了共产党组织,中国的表现就更为明显。日本军部恐惧地意识到苏联的存在就是他们维护国内统治和海外利益的莫大威胁。加之,当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元气大伤时,苏联却因被孤立封锁而置身事外,1928-1933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工业产值翻了两番,国防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惊人,整个苏联国民经济蒸蒸日上,更增日本提防忌惮之心。

基于这两个原因,日本备战苏联已是势在必行,而“华北事变”前日苏在满蒙一线军事力量的悬殊又加大了日本的紧迫感。1932年底,苏联做好了对日、德东西两面同时作战的准备,一改以往沿海洲只配备两个师兵力的计划,遽尔增兵远东。一年后,远东苏军已有九个步兵师、近两个骑兵师,总兵力达20余万人,配备飞机、坦克各350架(辆)。在战备工事上,苏联抢修西伯利亚铁路、增强了运输能力,不仅如此,“1933年春解冰期刚过,苏军即在满苏国境各地开始构筑了配备无数钢筋水泥小火力点的国境堡垒阵地”,⑤备战工作严密有序。

与苏联相比,日本军备显然难争短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急先锋关东军力量猛增,但直至1933年6月,总兵力还只有5万,配备飞机仅80架,和苏军不可同日而语。即便这样,关东军的精力还长期被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所牵扯,无力分身修筑对苏战备工事。另外,日本所能控制的运输干线是帝俄所遗的中东铁路,规格是宽轨,根本不堪使用。

这种情况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的日本深知“很难对苏作战,从军需物资的观点来看,如不能调动中国的资源,对苏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⑥因此,已占东北的日本又将目光投注华北。当时华北地区的煤、铁蕴藏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4%和13%,并富涵铜、铅、石棉等资源,津东长芦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晋、冀、鲁等省的粮棉又常年丰产,战略资源如此丰富,华北自成日本侵略铁蹄之所向。

日本对于维持、建设“满洲国”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华北事变”发生的又一原因。

霸占我国东北三省后,虽然日本扶植以清朝逊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政权作为统治傀儡企图掩盖其侵略恶行,但是“满洲国”的实情早已照然于天下。经济与政治向来息息相关,“满洲”经济当然是日本经济之附庸。日本将“满洲”地位摆在支持其一切对外扩张行动的经济保障大本营、反苏反共的军政据点的战略高度,向“满洲”大量移民、推行日式教育,企望日满结为一体、共存共荣。因此,在“满洲”维持、建设一种比较稳定的殖民地经济是日本的衷心所愿。然而,由于日本为满足备战需求和平息国内经济紊乱进行了疯狂掠夺(仅1934一年就掠走生铁约90余万吨,煤约1170余万吨,石油约40余万吨,粮食约600万吨),⑦加上东北大地上抗日抵抗运动风起云涌,至“华北事变”前,伪满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已令日本一筹莫展:

农业生产下降。东三省土质肥沃、地广人稀,素为农业发达之区,但自从被日本侵占后生产就直线下降,1931年全东北产粮1845.7万吨,到1935年已跌落至1535.7万吨,减产300余万吨。即使如此,在战乱和大麻子、小麻子等油料原是东北特有的经济作物、出口创汇的主要农产品,但由于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出口量也每况愈下。

工业基础动摇。1933年6月,伪“满洲国”颁布《对一般企业的声明》,规定采金、矿业、钢铁冶炼、电业等22种工业皆要通过特殊公司制度由政府集中统制。这种垄断经营给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大开方便之门,给东北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其结果是东北工业结构畸形,服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需要的军、重工业片面发展,民用轻工业比重微弱,制粉、油坊、棉纺工厂或倒闭,或被吞并,一片萧条。

此外,由于日本在“满洲”金融方面采取动作,吞并原有大金融机构,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推行使满元依附于日元的满元、日元等值政策,滥发纸币,从而造成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本已在工、农业统制下苟延残喘的“满洲”民族商业更加处于绝境。

总之,整个东北,由城市至农村,从工商业到农副业,都是衰弱不堪,就连当时关东军参谋副长、侵华元凶之一冈村宁次也悲叹“满洲国依然只把大门和客厅盖得很好,住房和厨房则空空如也,纵然建立帝制也无济于事。”⑧

为了缓解“满洲国”的压力、维持并进一步建设“满洲国”的殖民地经济,保证“满洲生命线”的稳固,日本决定向与东北毗邻的华北发起进攻,希望借此使东北、华北连成一片,进而为实现其吞并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作准备。

“华北事变”前,日寇在短期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虽然还未最后定下,但它早已视中国为必得之禁,而“以战养战”从来就是其支撑侵略的经济方略。因而,以重兵压境进行军事讹诈的“华北事变”在1935年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②参见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第3、19页。

③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第32页。

④参见大江志乃夫:《日俄战争之军事史的研究》,1977年版第129-130页。

⑤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37、241页。

⑦《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⑧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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