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眼中论文,成本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本”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概念之一，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极为广泛。通常，我们讲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实施费用控制等，主要是从管理学（如企业会计）的角度而言的。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有时会让人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清新感觉。下面介绍几种经济学家常用的企业成本概念，或许能够使你变得更加“开朗”起来。
内部组织成本
企业在进行内部组织活动过程中也需要订立“契约”，由这种“契约”所产生的成本就称之为内部组织成本。这种成本尽管普遍存在，但难以计量。具体包括：
1.组织机构成本。一是企业管理组织的机构人员成本， 包括建立完善的管理手段（如办公楼、办公设备）的费用、管理人员的报酬、日常办公经费；二是管理机构和人员发生各种摩擦而支付的协调费用，如开会、制定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及检查实施等所花费的费用。
2.组织效率成本。一个企业的组织效率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的绩效， 组织的低效率会导致企业在时间上、机会上的损失。比如，组织间协调时间过长，会使资源的周转速度放慢，加大了企业资源的利息成本支出和自有资源机会利息的损失。而且，由于延误市场、投资等机遇，易导致一些重大的收益机会的丧失。
3.组织激励成本。它是指正确处理内部各种财务关系所花费的代价，如激励和约束职工劳动行为所需支付的谈判、监督、激励、诉讼等费用。企业出资者与经营者报酬制度的不同，其组织成本也会不一样。在有些报酬制度下，委托的出资人代表和聘请的经营者的积极性较大，组织成本较小；而在有的报酬制度下，他们的工作态度不积极，内耗成本大，失去了盈利的时机。
外部交易成本
企业作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在外部生产交易过程中需要订立“契约”，在劳务提供中需要有价值的信息，由此而耗费的资源就称之为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搜寻成本。在市场不确定性条件下， 企业为了消除或减少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会花费大量的成本，以搜寻有关交易的完善信息。这种成本就是搜寻成本。当然，“完善”的信息不同于“完全”信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提供完全的信息的成本过于昂贵，可能会得不偿失。企业应在成本与收益权衡的基础上聚集企业的信息资源。
2.谈判成本。威廉姆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人类的行为常常处于合理欲望与限制条件之间，落在非理性或自由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同时，人又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往往会在交易中采取非正直和诚实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企业在外部交易的谈判过程中，涉及有关交易条款的订立、合同的起草等问题时，常常会争论不休。为获取谈判的满意效果，企业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很自然地构成了企业一项成本支出。所谈判的合同越复杂，成本越高。此外，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往往不会订立过长的契约。需要通过数个中短期契约来实现长期外部交易，再谈判的成本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加之，各种偶发事件的存在，修改契约的再谈判以应付无法预见的事件过程的费用支出也是十分可能出现的。
3.履约成本。为了保证契约的顺利执行，必须附带监督和违约惩罚的条款。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存在，契约一方可能会借此进行违约行为，尽管另一方可以求助于法律，但事实表明，诉诸法律也是代价高昂的。这样，契约双方就会在谈判和签订契约时强调和确保合同的完全履约，为此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都会自愿付出一定的监督和履约成本。
外部关系成本
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它在处理外部一系列关系时，需要发生各种成本。这种成本就是外部关系成本。具体包括：
1.与外部党政社团组织发生关系时所须支付的费用。一是党政的纲领、 意图在企业中落实执行方面需要支付的费用；二是企业与政府处理关系时，在报批、协调、谋求支持、承担摊派等方面发生的各种费用，以及由于政府各部门摩擦导致的企业在时间、机构、人员、机会等方面发生的成本。
2.经营者与出资者的关系成本。在“政企分离”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企业的出资者或所有者往往不止一家，它们在收取各种费用时，由于所有者代表部门之间缺少协调，经常会引起扯皮、摩擦，从而给企业造成时间上和机会上的损失，特别是外部出资人选择企业代理人和经营者时发生的管理成本更高。选人体制合理，企业的要素消耗成本机会成本较小；反之，成本将很高。
3.企业与其他企业处理关系时发生的成本，如电力企业与原材料供应部门、供电部门与用电部门处理关系时发生的成本，包括谈判、协议、合同费用及诉讼费用等。
4.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成本，包括支付环境污染的费用、 用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等方面的费用等。
委托代理成本
当委托代理双方目标不一致，或者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性时，就会产生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必然会发生各种成本费用，这种成本我们称之为委托代理成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监督、激励成本。为了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偏差， 委托人可以对代理人符合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激励，或者对代理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倾向进行监督约束。这些监督约束活动以及激励活动都需要成本。激励成本是指代理人的努力与报酬相联系而需要的费用。监督成本通常包括事前和事后两部分。事前成本有契约的起草、谈判的成本和保障契约被履行所需的成本；事后的成本包括：①由于代理行为偏离契约引起的错误而发生的应变成本；②当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作出努力来校正事后的错误所引起的摩擦成本；③纠纷发生需要诉诸某种新的治理结构时，这种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运转成本。监督成本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决策过程中，具有普遍存在性，但公司通过价值观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监督约束成本。
2.保证成本。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也可以保证不采取某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或者若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时，愿意对委托人进行赔偿。这方面的费用支出就称为保证成本。保证成本实际上是对委托人监督成本的一种替代。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替代降低了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因为，代理人总是愿意支付较低的保证成本以换取委托人较高的监督成本，从而谋取两者之间的利差。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代理人提出的保证成本高低往往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3.“剩余损失”。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偏差始终存在，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分别从各自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就一定会存在两者之间的利益偏差，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得这种偏差能够得以实现；二是激励及监督成本的高昂，如果对代理人的行为事无巨细地予以监督与激励，委托人支付的成本还不足以偿还其获得的利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偏差就会导致委托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即“剩余损失”，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成本支出。
道德成本
道德成本是指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相关制度安排不当与制度短缺，而引发企业内部经营者“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表现在：
1.“在职消费”膨胀。这被经营者认为是获取“实惠”的最有效途径， 因为“花钱合法，拿钱犯法”，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经营者吃、喝、玩等各种消费的积极性。
2.缺少长期投资和技术改造的动力。由于剩余收益激励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涉及未来的重要决策，如投资和技术改造往往被经营者限定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而这样的时间范围经常与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不一致，导致“行为短期化”，即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不合理，但从经营者个人来看又很“合理”的选择。
3.侵占和转移企业资产。这类行为有的是直接的、公开的或接近公开的，如转移资产至境外，明显压价将企业资产售卖给经营者个人或关联者；多数则是间接的、隐蔽的，如利用企业资源支持亲戚朋友办厂，或借助不等价交易将企业利益转移至“关系户”。
4.财务关系透明度低，甚至是“黑箱操作”。除了部分属于财会人员素质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外，许多情况则属于有意而为的结果。透明度低是部分不合法或不合理收益转为合法、合理的“技术保障”。
5.抵制兼并或过度扩张。 当企业兼并和其他形式的重组损害了经营者的实际收益，抵制就成了他们的“理性选择”。
机会主义成本
机会主义成本不同于机会成本，它包含两项内容：一是由于所有者的“逆向选择”而产生的机会主义成本，如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有者在不充分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使一些不称职的经理充斥企业管理岗位，排挤了优秀的经理人员，即所谓的“劣币排斥良币”等。二是企业经营者或所有者代理人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而形成的机会主义成本，这在“两权分离”不彻底的企业尤为如此。
目前，由于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有企业仍然面临两种经营环境：一种是由市场调节的竞争环境，另一种是由政府保护的行政管理环境。改革领导层的本意是想通过改革的推进，逐步缩小行政管理环境，扩大竞争环境。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因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对待这两种环境时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当企业在市场中居于有利地位、盈利前景看好时，他们乐于参加市场竞争，拥护政府减少干预和保护；而当企业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盈利前景黯淡时，或者面临强劲竞争时，他们就会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干预和保护，不希望扩大经营自主权。即：在想赚钱时，企业力图摆脱政府控制；想回避风险和责任时，企业又竭力寻求政府保护。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给国家和企业造成的损失，也是一种机会主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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