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困境和出路——关于当前短篇小说创作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长篇小说成为文坛热点的同时，短篇小说仿佛已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种冷热不均的现状已引起部分人士的忧虑。短篇小说的出路与转机何在？愿这一问题能在文学界引起更多人的深入思考。——编者
虽然并非乏善可陈，近年来的短篇现状毕竟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肖：近年以来，人们关注的主要热点在中长篇小说。相形之下，短篇小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就更加刺目，它仿佛已经成为被文坛遗忘的角落。这是否有些不正常？
朱：无法否认，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已经走入困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关于包围中的短篇小说创作的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真有一天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肖：情况是有些严重，但也不必过于悲观。据我的了解，虽然大气候还是不行，近年来短篇小说再也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一炮打响，但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坚守这一块阵地，或者说愿意拿出较多的精力把短篇创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我这一两年来也经常读到一些不错的作品。
朱：这个判断我完全同意。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注意与肯定坚守在短篇阵地上的作家们的种种努力。我们不妨先对当前的短篇队伍作一番清理。在这方面，我认为首先值得敬佩的是一些老作家，他们中间有的是一辈子写短篇，还有的是名气已经很大，但也不为世风所动，仍然拿出很多精力来搞短篇创作，这是难能可贵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两位短篇高手，以多部名篇奠定了他们在短篇小说界的位置，这种一辈子致力于短篇的作家在当代中国真是凤毛麟角。汪老这一走，短篇小说界真是痛失掌门人。
肖：在老一辈人中间，李国文也算是一个比较注重短篇的作家。1996年他写的《当令》就是很有分量的作品，圈内人士反响普遍不错。王蒙虽然近年来专攻长篇，但对短篇也偶尔为之，挂角一将。如《梦中的湖》、《玫瑰大师及其它》等近作也还是很见他的个人风格。他们与茹志鹃、王愿坚应该同属于建国后短篇小说的第一代作家，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能够在当前长篇白热化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写短篇，确实令人感佩。
朱：说到汪老，我还想起中年作家贾大山，他早年以短篇《取经》出道成名，此后就几乎没有离开过短篇。在这一代作家中，他是一个特例。因此，他的英年早逝尤为令人惋惜。当然，中年一辈作家对短篇下功夫的还大有人在。这一两年我也看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数得着的就有史铁生的《老屋小记》、许辉的《碑》、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驼梁》、陈世旭的《镇长之死》、刘庆邦的《鞋》、铁凝的《秀色》、聂鑫森的《塑料人》、阿成的《小酒馆》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范小青等人也常有新作佳构。这些作家都是各占据一块生活在那里苦心经营，艺术水准到了一定的高度，思想挖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他们基本可以算作是当前短篇的中坚力量了。他们的不足是，在短篇的创作中所发挥的承前启后作用不够充分，因此也能判断出他们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以年龄来排队，这一批人应该算是短篇小说的第二代代表作家了。
肖：在这一代中，还有一些不应该遗漏的作家，他们在近期也偶有短篇出手，比如何立伟的《到西藏去找狗》，王安忆的《屋顶上的童话》等等，或幽默风趣或老到传神，都别有意味。还有毕淑敏的短篇创作，一度也比较活跃。可以想象的是，这一代作家如果能再拿出一点牺牲精神，于物欲横流之中逆流而上，那真是有可能出几位短篇大师。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人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长篇制作上去，我担心最后天才都会被长篇稀释了。
朱：关于长篇和短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专门话题，我们留待稍后再谈。前面既然划出了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的短篇作家，那么就还剩年轻一代了。这可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人数众多，面貌也还比较模糊。以你的工作之便，应该说对他们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及时和全面。你能否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介绍？
肖：这批新锐有几个特点比较突出。一是年轻，基本上都是六十年代以后生人，《青年文学》连续几年开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有不少人在上面登台亮相。二是创作手法比较新颖而且多样。三是区域性比较明显，集中在两个地方：江苏和北京。江南多俊才，继叶兆言、苏童等人之后，江苏又出现了毕飞宇、鲁羊、祁智、朱辉等一批新人，而且肯在短篇上下功夫。比如毕飞宇的《是谁在深夜里说话》获得《人民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又获《小说选刊》奖，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他的《因与果在风中》也很有特色。最近又有《水晶烟缸》和《马家父子》等新作。这个作者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几乎全是以短篇小说打天下。鲁羊的《在北京奔跑》，既不失其先锋性，但又与读者能达成某种交流，亦真亦幻，很有点法国新浪潮的意思，江苏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赵刚，今年在《北京文学》发的头题《露天电影》是用孩子的眼光去看“文革”，小巧新鲜，别有韵味。除了这批江南才子之外，还有一个北京军团，比如徐坤、邱华栋、丁天等。像徐坤的《狗日的足球》、丁天的《幻儿园》等篇什都可算是短篇中的佳构。
朱：谈到北京军团，我最近注意到一个叫星竹的作者，今年七月号《小说月报》选了他一组叫《毛地之行》的短篇，剪材和结构都是地道的短篇手法，语言上也有独特追求，只是有些用力太过，显得生涩，没化开，读来疙疙瘩瘩。但他的追求值得肯定。相比较而言，你们《小说选刊》选的陕西红柯的《美丽奴羊》要纯熟得多。这个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他这个短篇确实很棒。他把鲜血淋淋的宰羊场面写成了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过程，大有庖丁解牛之遗风。真是游刃有余，神乎其技。他主要不是写情节，而是写一种人生经验，一种艺术感觉，一个年轻作者能写得如此精美老到，不易。像这样零散的有才华的青年短篇作者还有不少，如东北的斗半、述平，河北的阿宁、何玉茹，山东的张继，广西的东西以及李冯、张旻、朱文、何顿等等。
肖：还可以举出贵州的谢挺，他的新作《杨花飞》，写得很精致，小说味道极浓，很难得。另外，你们部队的作者也算是一个“独立支队”吧。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朱：总起来看，部队钟情于短篇的作者不多。近几年来连续四届解放军文艺大奖的短篇空缺就大致反映了这一现状。正是有感于此，《解放军文艺》从去年年底以来开始每期重点推出一个作者的一组短篇，普遍反映不错。《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都陆陆续续地选载了其中部分作品，这对当前疲软的军事短篇创作多少会起到一定的推动和导向作用。比如今年的《西南军事文学》就开辟了“军事短篇小说专栏”，显示了编者的良苦用心。
肖：刊物为振兴短篇的努力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滇池》都有一些非常举措。尤其是《北京文学》的短篇公开赛已引起了圈内外的注意。总的来看，短篇现状也并非乏善可陈，而且正处在一个复苏过程，只要持续不懈地抓下去，相信会逐步好起来。
从经济效益到传媒影响，从长篇的挤压到读者口味的转换及其电脑的使用，短篇面临重重围困
朱：在我看来，你对短篇状况的总体估价比较偏向乐观。当然，你有你的根据，但这是否也和你的职业有关，为了甄选小说，你的阅读面不仅大于一般读者，也远远大于像我这样的职业读者。坦率地说，我对短篇的兴趣与热情已远不如前些年了。短篇创作的势头不是在市场经济中和其他姊妹艺术一道水涨船高，而是恰恰相反，似乎陷入了它们的一种联合包围之中。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就“包围”或消解短篇活力的主要因素作一点具体分析？
肖：首当其冲的恐怕还是经济原因。进入市场经济，人们都有了经济头脑，作家也不例外。现在谈稿费与报酬问题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羞于出口，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理直气壮，题中应有之义。恰恰在这方面，短篇与其他艺术样式相比是大大滞后了。与电视剧相比，可以用天壤之别这个词来形容。一集电视剧也就是一万来字，但是价钱可以高到万元左右，相当于一字一元。但是一篇一万来字的短篇，能够给到五百元就算是烧高香了。它与长篇也没有可比性，长篇的成就感，以及它评奖的可能性、改编电视剧的可能性、再版分版税的可能性，这些优势短篇都望尘莫及。中篇小说的稿费虽然不算丰厚，但它同样存在着改编电视剧的可能性，目前不少电视剧都是根据中篇小说改编的，也就是说中篇也常常可以直接与市场挂钩一举多得，名利双收。传媒的冲击确实是最具挑战性的，多少知名作家纷纷“触电”或准备“触电”，有的甚至把小说写得与剧本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仿佛就是为“触电”而写。
朱：说到传媒。它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具有导向性的，它不仅牵制作家的追求，而且还影响到一种时代风尚，一种社会心态。比如在铺天盖地的电视文艺节目覆盖下，一种消解深度的寻求视觉与感官刺激的浮躁之风四处蔓延。其实，欣赏短篇是需要一种心境的，浮躁的心境和功利的心态都与短篇艺术的赏析格格不入。而现在的人们缺少的就是这种藻雪精神和慰藉心灵的需要，他更重视的是一则商品广告，一个换房招贴或者一本炒股指南。即使是有一些读者还会读点文学作品，也缺少把玩艺术的耐心。要么看故事，那么，一年有上千部长篇出笼，里面花红柳绿、刀枪剑戟、旷男怨女，足以让你过把瘾。如果想找点情趣，来点小感伤，有的是报刊上的消闲散文和到处都打上清新隽永或者“文化”标签的集子，饭后茶余也足资消遣；如果想看社会问题和热点，纪实文学独挡一面，从娼妓、青红帮到影视、体育明星乃至国家伟人的写真……不一而足；如果光想看个热闹看个噱头，那电视小品、相声，包括一些所谓的情景剧和室内剧，可以让你乐个够！而且，某些相声小品的浅薄之风已经影响到了短篇创作，我看目前大多所谓的小小说都是在最后解一个“扣子”，抖一个小包袱，别无其它，整个一个相声体。这不能不说是短篇的堕落，也正是电视传媒消解文学的一个实证。
肖：因为读者口味的转换，短篇市场也急剧萎缩。有一个现象令人慨叹，就是短篇结集出版的问题。现在除了有一些“文丛”或者作家个人文集捎带点短篇集，单独的短篇小说集近年来几乎就没有见到过。在我的印象中，像汪曾祺、林斤澜这样的大家似乎都没有出短篇集，遑论其它？！出版社有它的苦衷，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无利不为的商业原则对文学是有害的。
朱：还有一个问题是长篇对短篇的挤压。关于九十年代的长篇热现象，我曾经有过一个“三级加温”的说法。它的启动是九十年代之初，一批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经过八十年代的创作实践积累，感到火候到了，应该拿出长篇来了，否则不足以证明实力，不足以征服文坛，《心灵史》等作品代表长篇旋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一级加温。二级加温的表征是九三年前后的“陕军东征”和“布老虎”“出山”，它的特点是彻底打入市场，一书甫出，名利纷至，让作家和出版社都看到了“曙光”。三级加温来自有关部门的号召。长篇之风愈刮愈猛。据说今年将突破千部大关，相当于一天三部长篇。这种速度是惊人的，它的互相传染也是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能静下来写短篇的作家确实为数不多了，即使写也用的是一些长篇剩下的边角废料，所谓挂角一将，搂草打兔子，出精品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长篇的“三级加温”，反过来就是给短篇来了个“三级降温”。
肖：另外，我觉得当前的社会消闲性杂志对短篇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它们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学类杂志的范围，而且逐步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大到像《人民文学》，小到像《海燕》、《芳草》这样的杂志在平常老百姓家里都随处可见。现在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读者》、《知音》、《家庭》、《女友》、《深圳青年》等等。这样的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稿费也动辄千字数百元乃至上千元，它对作者的诱惑也是不易抵御的，我就知道有不少作家甚至是知名作家常常化名在这类杂志上写稿。一篇千字短文的经济收入抵得过几个短篇，而且拥有广泛的读者，谁还愿再点灯熬油去写短篇呢？
朱：大量报纸副刊和社会性杂志的消闲文学或纪实文学对文学尤其是对短篇小说的消解确实是惊人的。浮躁的时代产生浮躁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不适合短篇的。短篇在这个时代已经迷失了自己。甚至我还由此想到，当代作家写作工具的转换——“换笔”——电脑写作是不是也会对短篇创作带来负面影响？
肖：根据我的体会，用电脑写大东西更有优势，因为它速度快、省劲。我知道的作者中间就有一天攻下几万字的，这样的速度可以认为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而写短篇或散文就未见得了。因为它需要的主要不是速度，而是一种心情，很难想象在高速写作之下还能进入一种清静的禅境。文字输入的高速化使作家们首先考虑的就是量的问题，因为量会达到直接的经济效果。所以面对电脑的时候，作家首先想到的不会是需要反复打磨的精短小说了，而是连带水分连带潲水都泼进去的长篇或是电视剧本。一个长篇可以用个把月的时间攻下来，但一个好的短篇半年也不一定出得来。
朱：我是一个电脑外行，而且我也不准备换笔，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每一个汉字都有它自己的面孔、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的秉性，所谓形美意深，我觉得它们都像老朋友一样，只有经过我的手才能把它们召唤出来。如果用电脑，每一个汉字就都变成了生硬的面孔，再也不复存在几十年磨合出来的那种亲近感、那种无法言表的神秘感。以这样的文字作单元，毫无疑问对短篇的创作是一个打击，因为短篇需要的就是那些蕴含在每一个文字中的韵味，如果用已经没有韵味的单元去组成别有韵味的作品，那种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总之，从经济效益到传媒影响，从长篇的挤压到读者口味的转换以至电脑的使用，我们对“包围”短篇的种种“合力”作了一个大致的分析与描述。那么，这一切是否真的说明短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还有什么出路和转机吗？
我们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短篇，加大扶植短篇的力度，比如加强对短篇的批评研究，又比如恢复过去的全国性短篇评奖，还比如创办一个短篇专刊，集中发表短篇作品和理论批评，提高短篇稿酬……综合治理，改善短篇小说的生态环境
肖：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短篇小说创作普遍不大景气。自十九世纪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等短篇大师以降，致力短篇的作家是越来越少见了，即使像博尔赫斯这种有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作家，其创作也不仅仅限于短篇。当然，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新文学运动至今也不过八十年，短篇的发展也还不能说是很充分，今天这种状况也不能说是繁华过后的凋零。在它自身的生长过程中是不是还存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你是理论批评家，我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见解。
朱：我对短篇缺乏研究，但你既然说到了这里，我就姑妄言之吧。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的短篇小说在近八十年中大略有三个时期比较突出：一是“五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第三就到了新时期了。要比较轰动效应，或者说影响的广度，这第三个时期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个现象也许为大家所忽略，这就是此一阶段短篇的轰动夹杂了诸多非文学因素，对政治思想社会主题的热情远远大于对短篇自身的艺术规律的关注，使得这一方面的研究甚至还不如前两个时期。所以也不妨说，新时期短篇的繁荣多少有点畸形，为以后短篇的发展埋下了一个潜伏的“病灶”。
肖：你这个“三阶段”论和“病灶”说有点意思，愿闻其详。
朱：我只举一个“短篇不短”的例子来略作说明。粗粗统计就可发现，新时期的全国获奖短篇多在万字以上，其中像《乔厂长上任记》、《西线轶事》、《内奸》等名篇甚至都在两万字左右，不仅具有中篇的架构，还具有中篇的篇幅，以至不少短篇入选了中篇的选本。像早年鲁迅和后来《党费》这样的精短之作基本上难得一见。茅公曾为此专门亲自撰文，“呼吁海内文豪，从此多写‘短篇’。”这是理智与冷静的声音，可惜也淹没在一片喧哗之中。1984年全国评奖评上了何立伟的《白色鸟》，这个作品共三千余字，在当时很多人的标准看来也许会觉得分量不足，但它剪材精当，意境悠远，语言精美，是一个地道的短篇，可惜评委对这种“导向”的良苦用心，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平心而论，现在回头检视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短篇发展历程，像汪曾祺的《陈小手》以及《白色鸟》这样的短篇又有多少？而理论批评界对于短篇艺术规律的研究文章又有多少？当然，短不是问题的全部，但“短篇不短”至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它说明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对短篇艺术规律研究得还不深入，掌握还不到位。然后，很快又不约而同呼呼隆隆地转向了中篇和长篇。给人的感觉是“拿短篇打天下，以中篇坐江山，用长篇攀高峰”。短篇艺术实际上成了一个遗留问题。
肖：我同意你的分析。作家们主攻阵地的转移有它的合理性和合规律性，但也不尽然，也要因人而异。对很多人来说，恐怕也反映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轻视短篇。其实，在文学这个领域里，从来不以长短论英雄。同样是世界名篇，短篇和长篇在容量和分量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的艺术品位和水准都是等高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和《项链》、《狂人日记》同样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轨迹。主要以短篇奠定大师地位的作家也不乏其人，如鲁迅、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茨威格、海明威、都德、博尔赫斯等等。
朱：其实作品的分量并不完全由题材的重大与否来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投入情感的强度和体验的深度。当前作家们这种由短而中而长的盲目“三级跳”，至少还反映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忽视了体裁对作家的限制。其实，文学体裁和作家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制约是互相的。既可以写好长篇、又可以写好中篇和短篇的全能冠军不是没有，但是不多。上帝是公正的，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占尽风流。一个人能写好短篇，却不一定能写好长篇；与此同理，一个人能写好长篇，却不一定写得好短篇。我们谁也无法想象，鲁迅先生以其极简约瘦硬的文风，如果写出一篇30万字的长篇来会是什么样子。先生是聪明的，他肯定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汪曾祺、林斤澜也是这样的明白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天分是定向的，或者说他的气质、个性、才华、学养形成了他的特长，也界定了他的局限。他的那一套生命密码已经注定了他可能干的事情。他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就是勉为其难，就是赶鸭子上架，就是不无理棋。
肖：现在可以接上你前面所提出的“病灶”说了，新时期以来对短篇艺术的轻慢和粗心大意，也造成了今天短篇小说的失范，写得不够精炼、精短和精彩，不少是向中篇靠拢，有意无意地被中篇同化或蚕食。一句话，不像标准地道的短篇小说，这也正是目前短篇失去读者的自身原因之一。我在看现在很多短篇时，就常常想起毛姆检讨当时英国短篇创作的一段话，他说，英国短篇小说为什么不吸引人，原因在于有些作家往里添东西，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塞了进去，导致小说结构松散、水分充溢、枝叶旁逸斜出太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短篇创作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项链》、《竞选州长》、《热爱生命》、《羊脂球》、《孔乙己》这样的短篇，我想仍然会受到人们喜爱的。
朱：如果要检讨当前短篇小说的自身毛病的话，除了艺术水准不高这一条，恐怕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即今天的短篇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短、平、快”地迅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和时代情绪以及人民心声的“文学轻骑兵”的体裁优势，有的成为了纯粹的私人写作，有的则变成了纯粹的技巧实验。回顾新时期的短篇，几乎一篇提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枪枪中靶，枪枪十环。重政治而轻艺术的倾向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的传统却不能丢。否则，你在艺术上不精彩，内容上又和我八杆子打不着，我凭什么要来读你的短篇？
肖：振兴短篇当然首先要从短篇自身做起，但作为一个编辑工作者，我觉得光有短篇作家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它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舆论的关注、鼓舞和打气。比如理论批评这一块就很重要。现在，关于报告文学、长篇、中篇、散文乃至诗歌的首发式、座谈会、研讨会都一个接一个，但是，开过短篇小说的什么会吗？
朱：我很赞成你这个意见。不光关于短篇小说的会开得少或者没开，就是关于短篇的研究文章也难得一见啊。这也不能怪评论家们不关注短篇，那些追着他看的中篇、长篇就已经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啦。不瞒你说，职业读者如我辈，平日也难得有空闲悠哉悠哉地来读短篇。短篇和中长篇命运的冷热不均是反常的，不公正的，也是对文学事业的长远发展不利的。我们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短篇，因为短篇和中长篇三足鼎立共同支持了小说的大厦，它是文学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不仅对文学入门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训练手段，它对于文学整体状态的微调和良性循环以及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不能想象作家们都没有短篇创作的经验，一上来就写长篇，我们更不能想象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没有短篇的景象。我们不能因为当前短篇的处境比较艰难就主动放弃或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应该加大扶植短篇的力度，比如加强对短篇的批评研究，又比如恢复过去的全国性短篇评奖，还比如创办一个短篇专刊，集中发表短篇作品和理论批评，提高短篇稿酬……综合治理，改善短篇小说的生态环境。
肖：我再次吁请你们理论批评界重视对短篇小说的理论研究。因为我凭直觉感到，现在的短篇完全按十九世纪的经典写法或者是回到中国明清小说的路数恐怕不行。但是，学西方现代派比如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或者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迷宫似的叙述策略，恐怕也不行。马原、格非等国内先锋小说家的经验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最近，青年作家李冯的探索值得注意，他把艺术参照系放在古典和现代意识之间来寻找某种契合点，做得还不错。他的《十六世纪的卖油郎》、《墙》都是以现代生活和意识来重新诠释古典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客观看来，可以成为当代汉语世界的短篇范本的作品尚属少见，因此，需要一种规范和引导。
朱：这就涉及到理论批评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尽快研究与建立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美学规范，使它成为创作的一种引导，使我们的短篇既能保持它应有的美学特质，又能迅速切入当下生活，发挥“短、平、快”的体裁优势，以崭新的艺术姿态，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