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辩证法论文,阶级论文,意识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革命的辩证法与无主体的自然辩证法
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一篇论文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篇论文是经过修改的全书的提纲：青年卢卡奇的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都集中表现出来了。后面的论文是各个理论质点的专题展开）。论文第一段标引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其意思非常明确：改变世界。革命，是青年卢卡奇要从理论上认证的东西。此时他的思考集中在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什么不再是革命的了？依他之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质莫过于它由辩证法生出的革命性。所以，他在指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时，必然将其定位于辩证法。并且直接挑明了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48页，商务印书馆，199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数），马克思主义不是第二国际那种消极观望的科学的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可能是第一位从哲学上去探究马克思为什么在他的学徒那里会变成“科学”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位将矛头直指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青年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即从哲学上追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什么不是实证的科学，这是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在反对第二国际政治错误中没有提出的问题。
需要指出，青年卢卡奇此时认证辩证法革命性的根据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逻辑落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可是，由于青年卢卡奇尚不能觉察出马克思此时正处于他哲学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之中：在那里，马克思既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真正将理论与实践在现实历史中统一起来。（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二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因为，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实际上，在这里青年卢卡奇深层的理论线索主要是黑格尔，为此他把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作了一个可能性的嫁接（这与列宁的思想过程很接近）。深一步说，青年卢卡奇也不可能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晚年卢卡奇实际上是跟随苏联解读模式的，因此他仍然拒绝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区分），所以他的文本依据也只能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以它来论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说白一些，卢卡奇主张辩证法“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50页）。（我注意到，此时的青年卢卡奇与写《哲学笔记》时的列宁不谋而合。列宁当时写道，辩证法不仅是反映世界，而且是消除现存性的存在。意识不是反映世界，而是创造世界——把生命包含在存在中。）他提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从费尔巴哈来批判新康德主义，而应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加深这种批判。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51页注1）。这也就指认了一种理论逻辑上的预设， 即辩证法仅仅是一种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的历史理论。因为，外在于人类主体的物质自然界显然不存在自觉的实践主体。在后面青年卢卡奇写道：“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要依靠历史来解释（而黑格尔就常常这样做）。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264页）。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辩证法。 由此他反对恩格斯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是必然（把辩证法定位在“历史”领域中，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指向）。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之所以不再具有革命性的这种理论“混乱”的根源，起因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如前所述，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关系，而“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自然界”（51页注1）， 这是一种非法挪用。“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关系，更不要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归根到底是妄想）保持住‘流动的’概念”（50页）。青年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的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的。而“如果忽视了这个中心的功能，那么构成‘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完全成了问题，它就成纯粹‘科学’的事情”（50页）。后一段话，显然针对恩格斯所说“辩证法是关于事物一般联系和发展的学说”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如果辩证法不是以主体与客体的能动关系为中心，那么，再强调（自然）辩证法的流动性也是人之外的自然过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一种人之外的实证科学，那么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旁观性拜物教（实证主义）同流合污是其逻辑必然。“粗陋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正是第二国际更深一层的逻辑偏差（51页）。因为，只有取消辩证法的能动本质，人站在主客体关系的旁边等待它发生革命，才会导致“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就可以‘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52页）。这种马克思主义一定会蜕变为一种严重脱离现实的反革命抽象教条。这是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重新申明。
二、实证的科学方法真能旁观到事实与规律吗？
再深入一步看，青年卢卡奇指出第二国际的这种理论错误是与实证主义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泛化有直接关系。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意志哲学和生命哲学为代表的新人本主义思潮对实证主义进行过有意义的冲击，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他反映了实证主义方法的一元论，提出了一种认识模型的分类学。狄尔泰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并不能涵盖全部存在。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能适应无主体的自然存在，而不能面对存在着人的精神力量的历史领域。科学只能解释自然实在，而他要创立一种精神科学真正理解历史现实。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二元的方法论。而青年卢卡奇既不赞成实证主义的一元论，也不赞成狄尔泰式那种现实的一分为二的二元论方法论。他倒真坚持了马克思的原则：“只有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青年卢卡奇认为，全部现实存在都只有一个尺度，这就是一元的历史性存在。自然界是不可能被单独放在人之外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之视域中的自然（这是他后来多次讲“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之意）。青年卢卡奇主张对全部现实存在贯彻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观察。这是由于历史辩证法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没有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历史性的中介，外部自然界的本质不可能向人澄现。历史辩证法意味着，人类历史存在中自然物质（自然性）不是直接的物质存在，而是中介了的（经人的活动而改变了的）自然存在。这也就是说，不仅人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没有实证主义的存身之地，狄尔泰放过去的自然存在中的所谓实证的“观察事实”的科学方法也是虚假的。这种方法最大的失误就是非历史性。这是青年卢卡奇接下去猛烈批判实证主义的“事实”方法论的缘由。因为，这种追求人之外的对象和规律的“科学方法”，也正是第二国际的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方法论基础。
青年卢卡奇又追问道，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奉为神明的事实方法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52页）青年卢卡奇的提问是极其深刻的。用当代哲学话语描述，即我们能否真的直接面对“事实”（对象）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可是，实证的科学方法真能旁观到事实与规律吗？这是对第二国际坚持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即“事实的方法论”本质的根本性触及。青年卢卡奇认为，“在这种方法中，科学借助于观察、抽象和实验，提取出‘纯粹’的事实并把它们放入相关的内容中”（52页）。这决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发生，而是一个由主体操控的科学操作过程。青年卢卡奇表述中合理的方面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成为我们认识结果的“事实”必然已经是理论的结果。这种“事实”，“无论怎样不加解释，它已经意味着一种‘解释’。在这一阶段的事实已经被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领会。被从它们原来的生活内容中提取出来，并固定在一种理论中”（52页）。青年卢卡奇肯定地说，只有在一种体系的框架中，事实才成为事实。这也就是说，事实是非直接性的，因为它已经遭受理论的中介。如果说，这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存在，是对的。特别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对社会现象（事实）的曲解。但将这一论点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形成一定的理论构架对认知结果的统摄作用观点，则是青年卢卡奇对认识论的贡献。只可惜，这是通过一种证伪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点才由心理学、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全面科学地说明（波兰尼、汉森和库恩）〕。
接着青年卢卡奇指认道，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特殊社会结构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非常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53页）。只有通过历史辩证法才能“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青年卢卡奇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总是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放到“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提炼所谓的“纯事实”。而这又使经过“把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青年卢卡奇指出，这种特殊的抽象的量化过程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特有的拜物教和社会关系物化相关（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青年卢卡奇这一说明存在着理论错位，即韦伯的可计算性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非法拼合）。他甚至直接说：“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的时候，它只是失去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59页）。青年卢卡奇的这一表述显然是不够准确的（相关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后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第二点，这种抽象方法就进而产生了将社会现象孤立化的结果，抽象设定中孤立的人和“孤立的事实群”就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理论构件。这种孤立现象的本质是，“各种孤立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57页）。所以，第三点就是这种“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54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之本质就在于它的非历史性或无时间性。以青年卢卡奇的看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恰恰是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的基础”（55页）。青年卢卡奇的这一分析是精辟的。他认为，这种所谓公正的科学“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57页）。这是实证主义产生非批判性的根本原因。我以为，青年卢卡奇这里的批判是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的。
由此，青年卢卡奇强烈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历史辩证法的立场。青年卢卡奇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觉主体，所以“它决不是这一过程的无所谓的旁观者”（73页）。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历史辩证法运动革命的创造者。也只有“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74页）。在他看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总体性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将另文作专题讨论）。所以，与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上述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统一性”（53～54页）。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把现象与它们的直接表现形式分开，找出把现象同它们的核心，它们的本质连结起来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的外表形式的性质，即看出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的表现形式”（55～56页）。也正因为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能够了解这些“事实”本来的“历史制约性”，“抛弃那些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它们本身必定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这样才能“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55页）。青年卢卡奇指出，这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一篇论文的最后，青年卢卡奇倒认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批判性意义来了。
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一篇论文中，青年卢卡奇针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消极的实证主义构架中的经济决定论，他提出革命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还不是那篇文章的主题。同年写下的按时间顺序的第二篇文章《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中，青年卢卡奇却直接面对历史唯物主义了。青年卢卡奇将它编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五篇，这显然是后来调整的结果。因为在第三篇文章中青年卢卡奇说了一句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规定。而这段话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一文中说的（318页）。 这里青年卢卡奇再一次深化了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与理论实质。我发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历史的研究中都被忽略了。
在此青年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是我们“重写历史”的科学方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物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306页）。应该指出， 青年卢卡奇这里的重要理论观点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第一篇文章中，他着力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此时他意识到，不是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科学，他就简单地否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以高扬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这一次，他也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并且要更深一层地说明这一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异质性。这一理论改变是重要的。
青年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307 页）。这句话是基本正确的。由于青年卢卡奇不可能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性的定义是站在马克思1857年以后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的。青年卢卡奇认为，与历史辩证法同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运动及全部历史性存在的批判性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以揭露全部历史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语来正确地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批判。这一点，与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是一致的。青年卢卡奇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为以下的目的而被加以运用：在无产阶级用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来修饰和掩盖了真实情况即阶级斗争状况的一切场合，用科学的冷静之光来透视这些面纱，指出这些面纱多么虚伪骗人，多么同真相不一致”（307页）。由此， “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他仍然坚持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但它首要的方面不是消极的反映对象，而是批判，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改造。
接下去，青年卢卡奇还探讨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其历史基础就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本质和古典经济学是同一类型：它们是特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制度中的真理”（311 页）。这句话是不准确的。说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发生的基础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结果，并且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都是正确的。可是青年卢卡奇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的历史高点上对全部历史的科学理解。所以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关于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经济结构的理论”（312页）。 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功能（311页）。当然， 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青年卢卡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323页）。为什么？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中指认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纯粹的”经济力量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的现象（这只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达到的那种独立性、那种自己把自身作为目的的设定、那种自我封闭性、那种任意性和那种经济生活的内在性还不存在”（323页）。他提出， “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不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同时也理解为暂时的、历史的现象时，认识没有物化结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才找到了”（323页）。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化结构，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指认。这来源于马克思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哲学研究成果。在他看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324页）。青年卢卡奇的这一表述有深刻的真理性， 但却又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从总体逻辑上看，青年卢卡奇这里的理论阐述是极不准确的。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青年卢卡奇不能正确地区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和狭义语境，所以，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规定只能特定地指认后者，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他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规定大大地泛化了。而他不能理解马克思1845年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无疑首先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青年卢卡奇的失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直到1929年才第一次发表）。
四、自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但是我认为，青年卢卡奇在这里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比较性研究是有意义的。而且青年卢卡奇在此抓住的一个理论逻辑核心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自然性，在那个历史理论时段上看，他的分析是极为精深的。
首先，青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科学认识社会历史本质的客观前提。经济学成为一种科学，是由于商品和交换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青年卢卡奇甚至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进化的特殊理论体系，它们表明了一种“自我认识”（313页）。 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青年卢卡奇认为，“有其规律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经济体系就其特性、就其对象的结构来说实际上非常接近物理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315页）。 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眼中的社会关系是与人性无关的东西，人在经济体系中“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315页）。 人类实践创造出来的历史性生存表现为一种自然存在，社会历史规律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规律。青年卢卡奇认为，“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317 页）。在这里，“社会的这些‘自然规律’（尽管当它们的‘合理性’被认识到的时候，而且那时的确还最厉害）像‘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317页）。 这些深刻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青年卢卡奇发明的，而是他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似自然现象批判的领悟（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其次，从直接目的上看，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研究，旨在批评第二国际（康德以降的实证主义的思路），而非历史的“自然性”这个概念正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从培根到启蒙思想，“天赋人权”是自然的，这种自然性在经济学上即是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全部的无主体（人）的自发性，这是重农学派到斯密很重要的理论逻辑基础。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具体语境来看，青年卢卡奇对哲学本体层面上的历史性（社会）确认，是与他对资产阶级哲学本体意义上自然性的证伪紧密关联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卢卡奇才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318～319页）。这段表述很著名。但现在看来真的是太粗糙了。从刚才我们讨论的直接思路看，卢卡奇无非是想说明资本主义这种虚假自然性的非法性，强调社会历史生成性对自然对象认识的作用，一般地看，这并无大错。可是，一旦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逻辑仍然停留在旧本体论的陷阱中，就会使问题复杂化。这就是马克思在抛弃一切旧本体论之后，建构实践的历史性生存的同时，仍然坚持自然界永远先在性的深刻意义。这一点，卢卡奇在很晚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才真正理解。
青年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两个概念：一是“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现代数学科学的自然）”；二是“作为心境、作为被社会‘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卢梭和康德伦理学的自然）”（322页）。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性的一正一反的抽象规定。 产生这种抽象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为一种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326页）。青年卢卡奇认为， 这种特定的历史因素使得资产阶级彻底地丧失历史性，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生成的特殊经济现象和规律误认为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往回变为一种‘自然’”（319页）。在此， “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69页）。这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旁观性”科学方法的本质。青年卢卡奇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210页）。 这正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不变“规律”。
青年卢卡奇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他们不能认识到，“这些‘永恒的自然规律’仅仅适用于发展的某个一定的时代”（ 331页）。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超越的起点。青年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特定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一种“敌视人的”伪客观性，并且以一种离开人而运转的自然形式占据绝对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并且，“这种客观性只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自我客观化；这种规律性只有在造成这一规律性并重又受这一规律性制约的那个历史环境内才有效”（103页）。必须说明的是，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自然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非历史的“无时间性”。资产阶级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生存以及处在历史境域中的自然对象视为不变的自然（天然）状态。所以，青年卢卡奇的下述说法是深刻的：在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中，“历史的对象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1页）。 他们“完全摒弃历史过程，并把现在的组织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也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人们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有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性科学中，“人们被推离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101页）。 这种自然意识形态的根本就是“为事物的现在秩序作辩护”，使之永恒。
青年卢卡奇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自然性科学规定。马克思由此提出一种科学批判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批判。“这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100页）。 这就是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革命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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