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国论文,现状论文,年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60年代末期，一些美国学者和外交家就开始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两任政府的中国政策大多是“否定”性的。1969年12月，尼克松政府上任伊始，加利弗尼亚圣·巴巴拉外交学院举办了一次对华政策专题研讨会。包括摩根索和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莱尔特在内的许多学者对前民主党两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褒贬评说，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在1961-1968年之间的关系僵持不化。会议论文集较为一致地认为，“孤立政策”业已失败，“遏制政策”也受到了怀疑。与会者还认同了这一事实：北京的敌对是不可避免的，对任何一个处于被孤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如此，不管其孤立有无自己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没有鼓励疑惧、憎恨和威胁世界和平，相反对中国给其邻国、日本或美国带来侵略性威胁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中，弗雷得·尼尔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的对华姿态公正地讲与其说有政策还不如说“无政策”。它的处境由一系列意见、恐惧以及特设的做法组成。美国的“无政策”现象有两个显著而矛盾的特点：一是刻板和僵化；二是不胜任和不充分。政府常常公开提出与中国关系的一些外围问题，但未曾有人建议根本改变之。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官僚层自上至下，除了特别的例外，都意识到美国对华“无政策”现象的无所作为，这种感觉在那些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关心的学者中几乎普遍存在（注：Fred Warner Neal,TheInfluence of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on Sino-Soviet andSoviet-American Relations,Asian Dilemma:United States,Japanand China(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Santa Barbara,California,1969),p.23.）。
70年代末和80年代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多承继了60年代的基本观点。对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大加指责。沃伦·科恩发表的《美国对中国的反映》一书堪称这一时期论述美国对华政策的杰作和典范。此书结构宏大，论点鲜明，论证逻辑缜密，对美国在中国的介入和政策的变迁做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他在书中说道，60年代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的民主党虽然打算减轻“冷战”的紧张气氛，然而，尽管向东欧“搭桥”取得了可观的成功，但对中国的惟一表示是进一步孤立毛泽东政权，加剧在印度支那中国南面瓶颈的军事存在。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并不是以减轻中美仇恨为特征，而是在亚洲大陆进行玩命的冒险行动。特别是顽固地坚持不承认新中国政策和在越南扮演的角色，排除了中美任何和好的可能性，因此中美两国关系长达近十年的徘徊华盛顿难辞其咎。（注：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SecondEdition(New York,1980),pp.230-238.）。迈克尔·沙勒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美国对越南采取的政策以及在台湾的立场与加剧对华关系一事是密切相关的[1]。
60年代末开始的对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否定”与越战的失败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普遍痛苦和愤懑有明显的联系，也与当时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全球地位的相对衰落有关。70年代末和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给美国带来愈益增加的福祉以及对逐步开放的中国的了解，两个时段相比产生的强烈反差更加强了学术界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抨击。
90年代初期，随着肯尼迪和部分约翰逊时期档案的解密开放，吸引了更多外交史学家投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涌现了大批依据解密档案完成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似乎抛弃了先前那种“情绪化”的做法，认为60年代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主要由于中美双方几次关键事件导致的。持这一观点的有约翰·库珀和查尔斯·基兹。二者都强调，中美两国60年代已学会了彼此尊敬。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已经死亡，虽然此时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做法仍遇到了强烈的政治谴责，但舆论呼吁对华实行“灵活”政策。而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采取了谨慎的宽松作法，至少在越南战争中两国没有像朝鲜战场一样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可是，由于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中国不断给河内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文革”期间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极端化使得任何结束敌对的努力从困难走向不可能。（注：John F.Copper,China Diplomacy: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Westview Press,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1990),p.3;Charles R.Kitts,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1784-1990(Lanham·New York·London 1990),p.217.）
然而这种观点在90年代中后期又受到了新的挑战。随着美国外交文件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时期愈来愈多的档案材料的解密，此领域又出现了新的研究高潮。这一时期是对6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重新评估的时候。因此，评估后的新观点很快影响了对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研究，并且拓宽和加深了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一个饶有意义的现象是，大多研究结果是出了与早先决然不同的结论：溢美肯、约政府的中国政策，把中美此时段僵硬关系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一方。阿瑟·沃德伦在《从毫不存在到几乎正常化：美中60年代的关系》一文中，对沃伦·科恩关于中美关系的责任在于华盛顿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美关系僵持不前与美国的对华立场无多大的关系，倒是与中国的内部政治联系紧密。他说，比较自50年代以来美国决意追寻的意图和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中国所接受的条件可以发现，美国的政策根本不僵化固执，而中国则比原先所认为的那样要“变化无常”得多。认为肯尼迪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改变对华政策，包括倡导把中国纳入裁军谈判计划、交换新闻人士，一直重视华沙会谈等。约翰逊政府也连续发出过信号，设计双方接触的渠道，如扩大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的范围、美国出版界可自由购买中国的出版物、允许中国记者进入美国等等。甚至把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看作向中共的暗示，美国对华的态度并非僵硬地与台湾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打算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作出让步。针对许多研究者将美国的台湾政策视为美国对中国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沃德伦指出，只要对60年代的外交政策做一仔细审视，就会清楚地发觉这是一种错误的评估。他提醒说，尼克松政府的中国政策与他的前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也未作重大修改：完全的外交承认、保留驻台“大使”和美台双边安全协定。甚至从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吉米·卡特为了抗衡苏联而不得不以放弃这些条件为代价与中共发展关系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原封未动。还认为，美国本来可以像英国、法国一样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对60年代的考虑表明，前景并不如一些人想像的那样乐观，理由是积极的国际外交需要中国的准允和许诺。中国政府中像周恩来等一些人赞成这样做，可是这批人没有掌握不可挑战的权力，因此当其他国家对中国外交“定调子”时，往往不可能走得很远。客观的外部条件在中国的政策天平上占有的分量是有限的，因为一个颇重要的原因是，6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紧迫需要只是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内的权力争夺，特别是毛泽东试图重新恢复对党和国家的控制。可以说，6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如此滞缓，比只是缺乏接触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对国内利益得失的计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注：Arther Wardron,From Nonexistence to Almost Normal: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60s.See Diane Kunz,The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During the 1960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1994),pp.220-245.）
由于这些观点的变化和影响，关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60年代末至8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肯尼迪是典型的“鹰派”总统，有名的极具侵略性的“冷战”勇士。但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他是温和的“鸽派”总统的代表，是极度“现实主义”的，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理智”的姿态，他的对华政策比起其他僚属们要宽松得多，而且就此经常与后者发生争吵，甚至拒绝将美军派往越南战场。从60-90年代初，约翰逊被认为是墨守成规，缺乏个人外交议程，照搬肯尼迪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刻板”式总统，只重视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非变化。可到了9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认为，约翰逊极力避免给外界一个“重复和依赖肯尼迪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印象，甚至60年代后期还试图冲破阻力，在中国政策上加大手笔。相比之下，历史学家对腊斯克的评价却不断变更看法。60年代，有外交家认为，腊斯克固执的反华狂热天性达到了无以比拟的地步，独手遮天地阻拦任何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的企图。80年代初，加蒂斯却认为，腊斯克是一位不爱出风头，诚实而温和的国务卿，甚至无能胜任此职务。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对他的评价又回复到了60年代的观点，被认为是强硬的对东亚政策的代言人，经常执拗而偏激地看待总统的灵活政策（注：有关肯尼迪、约翰逊和腊斯克的评价参见：James C.Thompson,The Jr.,"Dragons Under Glass:Time for a New China Policy,"Atlantic(October 1967),p.60;Charles R.Kitts,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1784-1990(Lanham,NewYork 1991),pp.214-216;John Lewis C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New York,Toronto,Melbourne 1982),p.199;David Kaiser,Men and Policies:1961-69.See,The Democracyof the Crucial Decade: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Edited by Diane B.Kunz(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4),pp.12-17;Paul Harber and Joann P.Krieg,John F.Kennedy:The Promise Revisited(Greenwood Press,New York·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 1988),p.28-29.）。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评价走到了完全“肯定”的另一端。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第一，苏东的解体给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美国人带来了一种西方制度的完美感。对苏联冷战的所谓“胜利”容易使他们将苏美冷战的经验移用于对华政策的研究之中，美苏对抗的历史仍在影响这些人的评判标准。第二，现有的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还只局限于某些重大事件之上，这样很容易得出以一概全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在此问题上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60-80年代初，基本上是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否定立场，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指责的天平逐步倾斜中国一边，直至90年代中后期出现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局面。
毫无疑问，美国学者在一些较为局部问题上的研究有丰富的成果。特别是关于中、美、苏相互关系的研究发表了一些精湛的见解。如关于美国对中苏冲突的立场问题，他们几乎一致认定，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倒向苏联，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服务于与苏联的关系的。詹姆斯·费特兹在《坚持遏制：中国政策》一文中说道，在肯尼迪看来，中国更具有冒险性和侵略性，随着中苏裂痕的增大，中国的威胁会更大，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应当施加压力（注：Thomas G.Paterson,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9,p.182-183.）。沃伦·科恩则指出，由于赫鲁晓夫不支持中共解放台湾，反而迫使后者接受“两个中国”政策，这正投美国所好，中苏冲突在肯尼迪看来能利用为美国服务这是肯定的。但肯尼迪与艾奇逊的做法不同，后者认为中苏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倾向于同中国缓和。而肯尼迪和其僚属们则发现，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好打交道，而且苏联是有能力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所以美国的选择机会极小。由此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只好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而与中国改善的前景几近绝望。（注：Warren I.Cohen,American's Response to China(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p.188.）。加蒂斯甚至认为，约翰逊政府还考虑联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来对抗另外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注：John Lewis C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1982),p.211.）。这种观点为了解美国对中苏冲突和分裂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美国通过与苏缓和仅仅是为了达到孤立和削弱中国的目的吗？60年代两大集团的斗争还未见分晓的情况下，美苏这种做法能有多大的实效性呢？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阵营实施“遏制”的真正含义以及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二是他们忘记了美国60年代最头疼的越战问题的解决较多地取决于中国参与的事实。另外，既然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抗拒美国，那么还用得着美苏联合吗？如果60年代美国就开始策划了美苏联合制服中国的计划，那么为什么60年代刚过美国就走向了与中国缓和之路呢？“合作”刚刚开始就走向了“背叛”，这本身就对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和完整性提出了疑问。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中，取得可观成果的另一课题是有关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特别是对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坚持“不承认”政策，阻止中共加入联大。但自1961年联大会议后，美国、台湾及其盟国开始改变在联合国大会中的策略（注：Ta Jen Liu,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1840-1974.China Academy,1978,p.360.）。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虽然肯尼迪对台湾代表整个中国这一虚幻事实显得没有耐心，但他又不想承担由此导致改变外交承认，允许中共进入联大的国内政治责任。因此，60年代早期，“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开始酝酿（注：John Lewis C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1982),p.230;John F Copper,China Diplomacy: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Westview Press,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1990),p.1.）。然而这种改变在美国政府看来是对华政策“松弛”的表现还是更“苛刻”的姿态？现有的研究成果似乎未把这一问题深入下去。也许詹姆斯·费特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与艾森豪威尔不同，肯尼迪实际上是反对“两个中国”政策的，认为中共政权不会瓦解或消失，美国政府必须把毛泽东政权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事实来对待，但同时又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费特兹认为，肯尼迪之所以采用“两个中国”做法，是想公开认可北京政权为一永久的混合物，是一种“迂回”手法，目的在于拓宽美国的对华政策（注：Thomas G.Paterson,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84.）。可惜他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之。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对中国的席位问题有所放松。1964年3月外委会主席富·布莱尔特发表指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后，4月份国务卿腊斯克访台期间就暗示了不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注：Ta Jen Liu,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1840-1974(China Academy,1978),p.389-391.）。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没有从整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背景考察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变化过程和动因。
另外，在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中，有关美国对中国核能力发展的政策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成果。以加蒂斯为代表的一批外交史学家已经较深入而令人信服地阐明：美国政府曾一度想联合苏联采取包括预防性军事行动在内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注：John Lewis C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NY Toronto Melbourne,1982),p.210.）。这一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至于这一联合行动为何不了了之，似乎还没有见到有力而可信的解释。有观点提出，由于苏联低估了中国核发展能力，因而延缓了这一行动。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从美苏密谈中国核问题到中国进行首次核爆炸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但此期间没有见到任何令人注目的合作计划出台。更何况在中国核试爆后，美苏仍有机会进行类似的抑制行动。也许符拉迪斯拉夫·佐波克提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思考：毛泽东强烈反对苏美缓和有助于排除通向军备控制道路上的障碍。但为何赫鲁晓夫在核禁试谈判中总是拒绝谈及中国核问题呢？为什么赫氏没有马上进一步指向核不扩散条约呢？佐波克认为可能是苏联内部亲中共派设置了阻力，不让美国这样做（注：Vladislan M.Zubok,Unwrapping the Enigma:What was Behind the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1960s?See,Diane B.Kunz,Editor,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4),p.149.）。那么人们自然会进一步追问，苏联政府内部为何这样做？美国政府有无某种顾虑？也许这些问题必须在60年代中、美、苏关系的大前提下才能找到答案。
诚然，美国学者对探明1961-1968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优势条件来讲，首先在于他们长期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政府和私人档案材料。这使得他们能够较迅速和准确地把握政府的政策动机和走向。有些学者甚至还仔细研究了两位总统的人格个性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大众传媒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注：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个性以及公众传媒对两届政府政策的影响的论述分别参见：Paul Harper and Joan P.Krieg,John F.Kennedy:The Promise Revisited(Creenwood Press New York·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 1988),pp.1-31;Gordon Martel,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1890-1993(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p.132.）。
但是，如上所述，尽管对美国60年代中国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探索。特别是由于决定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务院档案——约翰逊时期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集”刚刚解密，因此在对这一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作全面研究之前，对6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下决断是过早的，也是不恰切的。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要滞后得多。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才零星地见到一些成果。现有的有限成果基本上是对某些局部问题做一些探索。这些研究也提出了某些较有趣味的观点，如提到（但未进一步阐明）60年代末转变对华政策开始进入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在中苏冲突和中国核发展问题上，认为美苏可以找到共同点，美国利用中苏分歧的取向基本上是拉苏联，孤立中国；关于联合国席位问题，大陆学者认为1958年金、马事件之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方案在美国逐渐抬头。[2]然而，这一阶段大陆的研究还只局限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探讨，几乎未涉及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直到近年，才见到这方面的些微研究，并提出了较有意思的一种见解，认为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解冻”[3]。总而言之，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基本上是利用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出版物来进行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差不远。
二、关于研究材料和主题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我认为对于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至少在下列几方面可以取得进一步突破。
首先是借以研究的材料必须可靠和完整。研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单靠已有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较为原始的政府档案文件进行考证，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它的决策过程全貌。目前已有的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利用前者来进行的。虽然也有研究者参阅过于90年代初期解密的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但是由于60年代民主党两任政府具有“连续性”这一特点，因此缺少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的政府文件，就很难体现这一时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完整性，得出的结论也自然存在片面或离散的局限。目前对中美这一段外交史之所以被学术界忽视或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1964-1968年这部分文件刚刚解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谁获得了这部分资料的先手，谁就拥有了从事研究的先机和优势。有幸的是，我已于年前得到了它，为我探索这一课题提供了极大的补益。60年代民主党两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档案文件共计近两千页的阅读量，因此要把握这一时期的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全过程，理清思路，得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实属一项大工程。其次，研究主题应有所拓宽和深入。现有的成果只是对局部问题进行探讨，其缺陷在于不能把握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全局认识。鉴于两任政府的连续性特点，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此外，还必须挖掘目前学者们某些仍未涉猎的问题。通过一年多时间对档案材料的细致而反复的阅读和体会，我认为对下列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探索，有助于把握60年代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方向。
第一，决定民主党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基本观念是什么。民主党政府上台不久就逐步形成对中国的几个基本观念，由于此间政府领导班子几乎未有大的改变，因此，它们是集体的、共同的观点，反应了两届政府的主流认识，早在肯尼迪政府任内就开始逐步形成。通过对档案文件的分析和系统地考证，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1.中国是现实存在的；2.中国共产党继续敌视美国，且富有侵略性，威胁美国的利益；3.中国经济混乱导致粮食危机，社会骚乱。4.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当权领导层受到挑战，政局混乱。这四个基本观念决定了民主党政府60年代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是左右整个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核心。学术界至今似乎还未有涉及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究竟是要继承前任政府“僵化刻板的准战争”[4]政策呢，还是准备做某些调整。换句话说，是继续“敌视”还是谋求某种“宽松”的策略性改变来与中国打交道。这一政策是配合短期的利益考虑还是针对广泛的中长期目标。这一问题对如何评价60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具有颇重要的意义。大多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仍然只考虑它是50年代“遏制”和“孤立”政策的一部分。如美国知名学者詹姆斯·汤姆森和彼得·斯坦利认为，美中关系这20年内是在“战争”与“缓和”之间摇摆，这一观点得到了费正清等学者的认可。（注：James C.Thompson,JR.Peter W.Stanley,John Curtis Perry,Sentimental Imperialist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Harper & Row,Publishers,New York,1981),p.286.）。但在研究了肯尼迪政府给中国粮食援助问题的考虑和对台湾反攻大陆的立场，以及约翰逊政府关于解除对华旅游禁令、新闻人士互访等动议和对中国“文革”的态度之后，至少这一观点的一部分就值得怀疑了。也许逖蒙琦·玛迦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探讨下去。玛迦说，肯尼迪上任后不久，曾向来访的澳大利亚首相蒙兹斯保证对华采取“温和的不承认政策”（注：Timothy P.Maga,John F.Kennedy and New FrontierDiplomacy,1961-1963(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Malabar,Florida,1994),p.115.）。已经公开的档案材料表明，玛迦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有必要弄清楚“温和”仅仅是指“非战争状态”，还是在克制这一状态的基础上寻求某些策略进一步与中国打交道。仔细研究了档案材料后，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美国60年代的基本政策考虑是避免与中共武装冲突，降低敌对态势，寻求机会进行有限的接触，但同时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政策的“坚定性”，决不让步（注：FRUS,1961-1963,V.22,Doc.76,157,196;FRUS,1964-1968,V.30,p.117.）。这一政策不是以短期利益为着眼点，而是把政策放在中长期目标来考虑。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短期内不打算做任何主动的政策改变，而是等待尘埃落定。然而，另一方面，对民主党政府来说，并非无事可做，作出某些姿态帮助中国“定型”，在他们看来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第三，肯尼迪政府的对华粮食援助考虑以及整个60年代围绕交换新闻人士、医务工作者和解除对华旅游禁令的讨论等也是必须研究的课题。美国政府这样做法是出于何种考虑？换句话说，此等动议是作出某种姿态以达到决策者们某些需要，还是像许多美国学者所说的是为了主动同中国“和好”的暗示？解密档案表明，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考虑不是短期内对华政策的迫切需要。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方面美国政府明知道中共肯定会拒绝之，但由此可以把美中关系僵持不化的责任推给中国一边，为排解舆论的压力提供辩椐；另外一个考虑是一种长远的假设，即试图利用这些有限接触的手段给中国政府内某些“开明派”一个“美国政府愿意采取灵活政策”的印象，努力助长中国极权体制的腐蚀，促使一个符合美国愿望的中国政府的出现（注：FRUS,1964-1968,V.30,p.263.）。
第四，“文革”是60年代中后期中国显著的重大事件，因此深入探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政策考虑对了解美国的中国政策无疑有重大帮助。然而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几乎被忽视，或者说有限的研究也是不深入的、被曲解了的。美国研究者一种观点认为，“文革”造成了中国60年代的外交孤立，使得美国任何外交努力都变得不可能，从而使美中关系失去了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资料表明，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首先在民主党官员们看来，“文革”是一场重大的“危机”，对美国来说有极大的政策价值，但他们又认为，这种“无序”的局势还没有给中共现任“极权”政府造成致命之伤，目前中国领导层的“愚顽不化”比他们希望看到的新一代较为务实领导人出现的前景要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感到美国政府要做的极其有限，相反，作出政策改变的努力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有害于美国的利益。
第五，中苏分裂是60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企图加以离间的“铁板一块”的中苏同盟终于出现了裂痕和分裂。如前所述，多数研究者认为，美国在这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与苏合流的倾向。但深入研究后不能不碰到这样的问题：美苏中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许奥斯科德的一段分析性语言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贴切的注解：60年代三个大国之间是这样一种情势：美国寻求从军事上遏制中国，苏联寻求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遏制中国，二者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想给对方创造主要优势。中共则渴求从意识形态上击败苏联，而不给美国以决定性政治和军事优势。这是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注：R.E.Osgood,America and the World(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70),pp.407-408.）。深入研究表明，这一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说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是针对全部共产主义世界的话，那么苏联与中国在美国的政策考虑中是没有多少差异的。美国政府虽然认为“中苏分裂”可以为西方将来巧妙地施展策略提供机会，以及在世界斗争中发挥有利的影响。但从近期来看美国未必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将美国视为敌人。尤其在这种情况下，须特别注意如果给二者施加过大的压力，很可能会促使它们重新走向联合（注：FRUS,1961-1963,V.22,Doc.104,111,129,165.）。因此，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出发点是，鉴于眼前中国在东南亚的“好战”，给中国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因为一个软弱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注：FRUS,1961-1963,V.22,pp.326-332.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Policy,December 19,1961,James C.Thompson Jr.Papers,Box 14,Kennedy Library.）但另一方面过于靠近苏联也是不足取的。对华政策改变势必逐步调整为与对苏政策一样：强硬与灵活相结合（注：FRUS,1964-1968,V.30,p.130.）。
第六，60年代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是重大的国际事务之一。进一步深入研究它有助于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60年代美国在中国联大代表权问题上的“不承认中国”政策已是危机四伏，受到了来自包括盟国在内的许多成员国的挑战。“两个中国”政策考虑也遭到了大陆和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对，进入了死胡同。于此情况下，他们只好以一系列策略性方案奋力招架，旨在拖延。可以说阻碍中国加入联合国大会已经大势已去。
第七，美国对中国核问题的政策有待于作更深层次的探索。可以这样认为，60年代中国的核爆炸是美国转变对华看法的关键事件。民主党政府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不但对美国和亚太美军乃至盟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因为恐惧而起而效尤，因此，必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问题上“有所作为”。（注：Charles T.Morrissey,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William C.Foster,August 5,1964,pp.36-37,Kennedy Library.）如众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美国确实短暂的考虑过联合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但合作计划却不了了之。这既有苏联方面的因素，也有美国政府内对此行动方案的可行性的顾虑。合作计划流产后，美国试图尝试以《核禁试条约》防止中国拥有和利用核武器。但在中国强烈反对苏美垄断核武器的谴责声中，这一打算归于失败。随着中国首枚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崛起的事实。此时的民主党政府只剩下一条选择：尽可能贬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并拒绝接受中国加入核俱乐部，以安抚盟国和公众。
第八，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问题也是我想在论文中要探索的。整个60年代是蒋介石反攻大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研究美国政府在这一事态上的姿态有助于了解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深刻意图。对这一时期的台湾“反攻大陆”活动，民主党政府是极力反对的，双方还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并不能据此解释为美国政府意欲同中国“和解”。其真正含义主要是这样的考虑：首先，台湾进攻大陆会排解中共的压力，从而给处于“变乱”场景下的中国政权找到台阶；其次，如果台湾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美国必须会被卷入。如果这一进攻获成功，它会促使中国在东南亚公开军事干涉，势必导致越南战场美国方面的颓势，甚至迫使中国寻求苏联的支持，造成中苏重新联合的局面；最后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倘若国民党失败，台湾已经摇摆的国家地位就更难维持，美国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也就更为艰难。（注：FRUS,1961-1963,V.22,pp.183-184.）总之，国民党的反攻行动不管怎样，对美国的利益都会造成损害。故此，美国政府给国民党规定的反攻条件是：除非中共内部发生重大的导致“改朝换代”的革命，国民党反攻大陆才有可能。说到底，民主党政府这一立场还是为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目标打算的。
总的而言，进入60年代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是矛盾重重：一方面仍极力对中国摆出“坚定”的一面，在重大问题上处处施压，奋力招架；另一方面，从国际层面看，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策略手段难免捉襟见肘，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调整，开始现实地面对某些情势。然而，由于美国在重大问题上对华依然表现出强硬的姿态，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中不愿露出屈尊为“弱者”的形象，因此这一调整注定是有限的和表面化的。但从美国政府高层的决策过程可以判断出，此时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预示着一场真正的对华政策的全局性改变将破土而出。
三、关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演变都有其内在的理由和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从50年代的敌对与冲突到70年代的解冻不是偶然的和一朝一夕的突发奇想，是有它的逻辑根源的，这一根源的支点正是来自于60年代这关键的10年。因此研究60年代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和姿态，必须对照此时段前后的美国对华外交考虑和思想。也就是说，历史比较法是必然借重的重要研究手段。把中美关系研究的视角拓展至从“敌对”到“缓和”这一整个历史阶段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内涵：如果说美国50年代在中国问题上抱“敌视态度”有何收获的话，那么在60年代可以找到答案；而70年代美国政府毅然作出对华“缓和”的抉择，其外交行为的源头也只有从60年代去寻觅。因此，60年代是中美关系一个时期的结果，同时为另一时期的缘由和开端。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而言，60年代对华政策的矛盾实际上源于作为美国思想理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没有最好的朋友，只有最高的利益”这是美国政府长远以来的缄言和座右铭。因此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考察有必要上升到这一高度来分析。“理想”和“现实”之间，既相辅相成，又互制约。倘若50年代美国的对华采取僵硬的“遏制”政策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6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已露出了现实主义的端倪，面对中国的现实“存在”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其对华外交行为也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以平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因此，了解此段历史有助于认清美国外交的特点和对华政策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