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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哲学家威廉·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历史哲学家都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来谈历史问题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沃尔什的见解对马克思来说也是适用的。但是，沃尔什对人性带有抽象性、理想化的理解又是与马克思相去甚远的，而且，由于他把马克思仅仅看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者，从而把马克思排除在历史哲学领域之外，又说明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马克思确实也谈人性，但他谈的是，现实、具体、历史的人性，在马克思眼里，人性是多层次的，而根本的是人的主体性，其中又以历史的实践性为其基础。纵观马克思生命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对历史主体的完整主体性的追求是他的最高现实理想，与此相关，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性问题则是马克思力求加以解决的最高哲学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就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1〕，但是，坦率说，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人类”、 “大家”是模糊概念。到了《德法年鉴》时期，确切地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才表明，马克思认识到“人类”这个概念的虚幻性，并且开始不自觉地站到贫困无产者的立场上来。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则表明，马克思在人本主义思想框架里发现，并初步论证了“人类”在现实中的分化。深层次讲则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实里直观到了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的不一致性。
“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2 〕马克思的这句话对当前我们讲得最多的人与物之间主客体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主体际关系作了论说，而且还指明：人与人之间主体际关系是基于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之上的。反观现实，马克思大失所望，现实中的人与物之间关系是完全异化的，实践活动（劳动）的主体（工人）并不是价值主体，即工人并不是实践活动成果的享有者，更无从谈起工人之间的主体际价值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实际上，工人甚至不是实践活动（劳动）的主体，因为“他（工人）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3〕《手稿》里， 马克思也提出了消除这种异化状态的方案——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但是，我们又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在《手稿》里谈异化、谈共产主义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框架里进行的，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古典异化范式呈现着：本真状态（作为类本质的理想化的劳动）——异化现实（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实现存在）——扬弃异化回到本质（共产主义——六大矛盾的统一解决）。所以总起来，与其说《手稿》已解决了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不一致性矛盾，还不如说马克思只是发现了现实中的这一矛盾现象。
很显然，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是戴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有色眼镜看人、看实践的，所以，人、实践在《手稿》里是抽象、理想化了的。在1845年写下的《评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实现了他哲学视界的革命性转换〔5〕。历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中呈现出来，人、实践，被现实、具体、历史地论说了。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制订提供了历史的世俗基础。
我们先回到1844年11月份完稿的《神圣家族》，在这里，我发现，马恩已经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上论说了实践活动主体与历史主体的一致性。恩格斯引用法国社会主义者话说：“工人制造一切，生产一切”〔6〕，马恩正是通过肯定工人是生产实践活动（工业、 商业活动）的主体，肯定了工人是历史主体，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两者的一致性。马克思说，“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贵族的教养。因此，他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7 〕显然，施里加先生之所以看不到工业和商业的伟大作用，正是因为他只看到“贵族的教养”，而“贵族的教养”又绝不是属于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即工人的！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这里的“人”是有确指的，“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 工人（着重号由引者加）才创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9〕所以这里的“人”就是工人。
马恩对实践活动主体与历史主体一致性的科学论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完成的，这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制订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0〕“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历史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一体的，历史就体现在人们实践活动的延续当中，这就是马恩讲到的第二个历史事实，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2〕马恩嘲笑“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说他们喜欢谈论不会受到“粗暴事实”干预的“史前历史”，马恩想要表明的正是：历史与实践活动是一致的，历史主体与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恩把自己刚制订的新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了区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3〕。
事实上，由于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主要是与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这个特殊任务使他们没有对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不一致性加以具体详细的科学说明，另一方面，这种说明还需涉及经济内容，而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具备充分经济学知识。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历史主体（工人无产者大众）的主体性的不完整性（即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的不一致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考察中），并提出了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克服它，但是，马克思对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一致性的科学论证却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的。
马克思说，“本书（《资本论》——引者）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4〕，而其中的核心正是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生产剩余价值。”〔15〕工人得到的只是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所预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这仅仅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的价格表现，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被资本家控制的那部分新创造价值又以各种形式部分地回到工人手中，但是，只要有资本家存在、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多或少始终是存在的，这是资本家之成为资本家的根本定性。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活动主体（工人阶级）与现实的价值主体（资产阶级）不一致性、甚至对抗性，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里拥有完整主体性的历史主体在物质生产这一必然性王国里的自由作了展望：“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6〕这里表现了马克思对历史主体的完整主体性强烈要求，在未来新社会里，实践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其成果的占有者、从而是价值主体。
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上为何用强烈的语言咒骂殖民者了，这既不是简单道德谴责，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思路的升华，而是马克思建立在现实性基础上的主体性思路的延伸，它是得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辅证的，这是马克思成为历史哲学家的根本点。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所涉及的内容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7〕，而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从复信及其草稿的内容看，这种结论是完全建立在具体、现实的分析之上的，而其中强烈地暗示着的正是，马克思对历史主体的完整主体性，即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同一性的现实性追求。令马克思终身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这种追求并没有明显的结果。
作为结论，我们既反对把马克思虚假神化，认为马克思就是实证主义经验论者，这正好剥夺了马克思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哲学家的应有权利；我们也应反对不科学地凭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年人类学笔记把马克思歪曲为人本主义者，从而抹煞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科学性的错误倾向。我以为，马克思是致力于在现实性基础上解决实践活动主体与价值主体统一性这一哲学问题的伟大哲学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第94页、第120页。
〔5〕《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两书。
〔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页、 第88页、第118～119页、第22页。
〔10〕〔11〕〔12〕〔13〕《费尔巴哈》1988年版，第23页、第10页、第23页、第37页。
〔14〕〔15〕〔16〕《资本论》1975年版，第1卷，第11页、第211页；第3卷，第926～92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