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位序文化的传统哲学基质
张 世 友1 柴 罗 明2
(1.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2.四川天一学院，四川 绵竹 618200)
摘 要： 位序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先后主次排列、等次贵贱区分及上下尊卑界定的伦理秩序。作为中国古老哲学文化的附庸形态，位序文化不仅对中国古人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必要的调节指导作用，而且本身也彰显着非常浓厚的中国特有的原生性哲学基质；体现出古老神秘的方位崇拜意识、原始质朴的阴阳对立观念和朴素唯物的五行相配思想。
关键词： 位序文化；礼仪伦理；传统哲学；思想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华夏文化博大精深，礼仪底蕴深厚弥久，文化层级及其纵深影响更是深远根固。就连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以指示时空位置的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中正等方位次序词，也都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并逐渐发展和完善成为一种独树一帜的位序文化。在概念意义上，位序即人们在时空配置之上自觉呈现出来的方位、朝向、位处的第次顺序，以及受人们有意识的等级投射而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的先后主次排列、贵贱等次区分及上下尊卑界定的伦理秩序[1]。具体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其主要表现在建筑布局时必须严格按照方位尊卑、等级贵贱贯彻前后、左右的区位规划，楼宇营造时必须严格依照高下序别、第次位分进行正偏、多寡的序差设置，家族成员间必须严格遵照宗法祖制、血缘亲情笃定父子、长幼、夫妇的身份位列，社会关系中必须严格遵照国家礼制、上下臣属序定南北、东西、左右的尊卑位次，日常谒访迎送必须严格遵从“主人出迎而左、入门而右，客人入门而左、出门而右”的出入序则，宴饮置席安排必须严格遵从“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的朝向位差，以及丧葬祭祀仪规制上必须严格遵照血缘远近、宗祠制度排列昭穆、嫡庶、大小的先后序列，等等。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礼仪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位序文化不仅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进行交往接触时所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任何思想文化上升至极就是哲学问题。先贤哲人们凭着对方位的经验思维，并从实用性的方位符号中发现和提取礼制建构的图式，进而通过具体方位的空间描述，在对严肃的礼仪制度做出的所有规定和阐释里，均早已呈现出了非常浓厚的中国特有的原生性哲学基质。
一、古老神秘的方位崇拜意识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文化的原始形态中，这一影响更加显著，因为在原始人眼里，自然具有主宰人们命运的灵性，于是自然崇拜也就顺理成为原始宗教和哲学极为重要的内容[2]。《周易·系辞上》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礼记·郊特性》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郑玄注：“天之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孔颖达疏：“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群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又疏：“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
追溯诸多的远古文明，太阳崇拜是原始人群的共性。古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古埃及神话中有太阳神赖神(或拉神)，古巴比伦神话中有太阳神沙马士，古印度神话中有太阳神阿狄多。而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几乎影响着整个华夏的文化史。在考古发掘中，众多原始壁画、岩画、陶片、器物图像及饰纹里，均发现有象征太阳或光明的十字形图案[3]2。在文字记录里，殷虚卜辞已常见“乙巳卜，王宾日”“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出、入日，岁三牛”“辛未卜，又于出日”等述记，历史学家郭沫若据此断定，中国殷商时期的人们每天早、晚即有迎日出、送日入的礼拜仪式，卜辞中的“宾日”“出、入日”“又日”等，其实就是这种仪式的记录[4]354-355。在史籍记载上，上古时期的太昊、帝俊、重华等神圣名号本就是古代太阳神的尊号，夏代帝王孔甲、胤甲、履癸等均取自日名，商代君王亦“自太甲至帝乙、纣辛，几四十世，惟以十日命”[5]《氏族略四》。在字源本义中，用以称谓帝王的“皇”字，清代文字学家吴大澂将其释为：“皇，从日有光。”近代古文字学家王国维亦称：“皇字，金文象日光放射之形。”现代文献学家张舜徽更讲：“皇之本义为日，犹帝之本义为日。日为君象，故古代用为帝王之称。”[6]429
在交通运输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车辆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对交通工程设施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桥梁工程的质量，预应力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桥梁施工过程中，加强预应力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不断提高工程项目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因此，对预应力技术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可见，或许正是太阳的光热为生存在地球上的万物提供了充分的生存条件，于是原始先民虔诚地崇拜太阳，又细心地观察太阳，加以早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对日照的依赖程度很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产方式，以及日出、日入的自然现象，必定会引起古人对日出日落方位的注意[7]。他们通过掌握太阳升落的运行规律，也就自然产生了原始的方向概念。诚如《说文解字》对“东(東)”“西(
)”二字的字形分析一样：“东，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东”，古文作“東”，其在五行中属木。“木”，榑木，即“榑桑(扶桑)，神木，日所出也”，故日在木中曰东(東)，意即日生成于东方。又“西，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西”，古文作“”，象鸟栖于巢上之形，而归鸟栖之于巢之时，则日已落在了西方。不仅如此，在中国原始先民眼里，太阳东升的希望和西下的失意，同时使他们继而产生了方位好恶的观念，即由对太阳的崇拜上升为了对东方的崇拜和对西方的厌恶。因为，在原始先民们看来，太阳升起的“东”，属阳，主生，象征着生命之源，居高高在上的方位。太阳下落的“西”，则属阴，主死，象征着死亡之域，处气息奄奄的方位[8]。东汉班固《白虎通·五行》有云：“东方者，阴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又《尔雅·释地》曰：“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更有甚者，原始先民还有意识地将东西方位与左右方位俩俩相配，从而更形成了由“好东恶西”观念向“好左恶右”认知的二次转换。如《诗经·唐风·有杕之杜》即有云：“有杕之杜，生于道左。”郑玄笺：“道左，道东也。日之热，恒在日中之后，道东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又《仪礼·士虞礼》记：“陈三鼎于门外之右，北面，北上。”郑玄注：“门之右，门西也。”均足以佐证之。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五行文化虽同阴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们却是分头起源、独立发展的两种文化。历史学家范文澜说：“阴阳五行不是一回事，阴阳发生在前。”[17]641阴阳文化主要是把纷纭变化的世界归结为阴阳的作用，而五行文化则是把大千世界划分为五个基本的种类，这样，混沌的世界便可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可从无序走向有序[18]。可见，五行与阴阳二者之间虽存在着起源的先后，但毕竟又同时根植于古老的华夏文化系统，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且一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制约作用，进而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律”，并指导着中国古代先贤哲人们在思考和认识世界活动中的各种行为。
在人类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天下万物，皆由阴阳”。阴阳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概念之一，是远古人们以素朴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大自然中二元对立的各种现象进行统一思考和抽象的结果。“阴”与“阳”的字形，均从“
”(左“阝”)。《说文解字·部》释“阴”曰：“阴(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侌声。”段玉裁注：“闇者，闭门也，闭门则为幽暗，故以为高、明之反。《谷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注云：‘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又释“阳”曰：“阳(陽)，高、明也。从，昜声。”段玉裁注：“闇之反也，从。不言山南曰阳者，阴之解可错见也。山南曰阳，故从。毛传曰：‘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不难看出，“阴”“阳”二字的本义，最早其实是指水南山北与水北山南。《诗经·大雅·公刘》有云：“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孔颖达疏：“居山之脊，观其阴阳，则观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则山南为阳，山北为阴。但广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则异，故相之也。”阴阳作为一种由人们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而形成的二元对立观念，在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中，“阳”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本指太阳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阴”字在甲骨文虽未有见，但作为一种与阳相对应的自然现象，阴的观念应该是存在的，即为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10]71。
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原生性哲学的强烈影响之下，中国古人才逐渐将“阴阳”衍生成庞杂的两类相反相成的类名，甚至把自然界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类比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范畴，并与左右等常见的方位名词一同整合，最终将其直接界定为右阴左阳。如《史记·五帝本纪》卷首即引《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唐张守节正义：“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可见，中国古人在阴阳定位上，他们推崇的正是左主阳，右主阴。又东汉班固《白虎通·天地》记：“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小别，行而小离。所以左旋者、右周者，犹明君臣相对之义。”天地阴阳互动，左右周旋，不离不弃，此乃自然之道，大道也。推而广之，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道亦如天地，天左地右，阳左阴右，故君左臣右，男左女右。是故，中国古人“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15]《内则》甚至男子亲迎，男女行大礼，夫妇居家外出，均须“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15]《郊特牲》古人在位序理念的秉持上，男尊女卑，男帅女从，崇阳抑阴，贵阳贱阴，于此同样可见一斑[16]。
二、原始质朴的阴阳对立观念
概括而言，正是缘于原始初民对东、南地理方位优势的推崇，以及对西、北地理方位劣势的贬抑，衍生出了后世关于东南西北的一系列文化含义。按《周礼·春官·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反映的正是古人因方位崇拜，而给予东、西、南、北四方不同的礼仪待遇。又按明王世贞《纲鉴会纂·三皇编》记：“元年，黄帝既为天子。……乃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于是衮冕衣裳之制兴。”这里所谓之“五采”即“五色”，同时也代表着一定的方位，即东为青色，西为白色，南为赤色，北为黑色，中为黄色。此处用色彩别贵贱，其实也同样是以方位区别尊卑位序。综上所述，对远古先民来说，太阳散发光热，是生命的主宰，日出东方而沉于西，东含阳气，有发展、兴盛等吉贞意；西方则为日落之地，太阳西沉则人将面临黑暗、寒冷，甚至意味着死亡和恐怖。一日之间南方光热最盛，北方背阴日晒不及。正是在这些认识意义上，古人遂逐渐形成了东主西从、东春西秋，南上北下、南贵北贱，以及左东右西、左尊右卑等等级位序观念。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产后出血发生率、产后2 h、24 h的出血量、新生儿的早期结局(Apgar评分[2]，平均体质量)等实验数据。产后出血量测量采用面积测量法，先将接生时接触血染的布匹纱布敷料等进行已知血量的污染，确定一定面积污染所需的血量，进而利用血染纱布总量来判断出血量，以10 cm×10 cm为10 ml为标准计算出血量[3]。产后出血的诊断标准为：在胎儿娩出后24 h内，产妇的出血量达到1 000 ml以上。
又按“阴”“阳”二字的辞源学本义，阳面在山南水北，乃太阳经常光顾之地，故与南方刚好一致。阴面在山北水南，常年基本见不到太阳，又与北方正好吻合。由是，古人素朴的阴阳观念与南北方位意识又达成了统一。西晋陆云《喜霁赋》云：“朱明启候，凯风自南，复火正之旧司，黜后土于重阴。”东晋陶渊明《咏贫士》诗：“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又《礼记·檀弓下》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东汉王充《论衡·说日》亦云：“北方，阴也。”在中国古人眼里，南方属“阳”，有生养之气。北方属“阴”，有死亡之忌。如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在城池构筑建设、生活礼仪界定等行为活动中，对南北方位的不同选择。如《周礼·天官·冢宰》有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东晋干宝释曰：“辨方，谓别东南西北之名，以表阴阳也。正位，谓君南面当阳，臣北面即阴，居后于北宫以体太阴，居太子于东宫以位少阳之类。”这里干宝就是根据阴阳理论，把国都中君主、臣子、王后及太子宫殿的方位讲得很是清楚[13]。此外，在座次的位序排列上，古人也素以“面南背北”的南向(阳向)为尊，而视“面北背南”的北向(阴向)为卑。同时，在男女的方向配位上，古人同样特别讲究男南女北的位序配置。正如《礼记·祭统》有云：“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
不仅如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一样，都经历了由母系制向父系制的历史转换，由此也营造和建构起了父系氏族社会男阳女阴观念的哲学二元母题。按上古神话的记叙：“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伏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14]《卷下》在这里，伏羲与女娲兄妹婚配，既是中国古人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制社会的一种表征，更是古代先民从男女之间的两性结合悟出阴阳概念的形象化表达。《周易·系辞下》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庄子·秋水》云：“(人)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淮南子·墬形训》讲：“万物之生而各异类，……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周易·系辞上》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可见，中国古人这种二元交合的阴阳观念，不仅来源于人们对诸多具体可感的“象”的抽绎，而且明显源自于生殖崇拜的原生哲学。
苏：嗯。我们跳沙朗舞是不放音乐的，直接起音唱民歌，并且歌词与曲调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录的。舞蹈动作与歌词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多数舞蹈是用歌曲来带动舞步的循环往复，同一乐句男领唱、女合唱，节奏的强弱与起落同舞蹈节奏的起落结合巧妙。
三、朴素唯物的五行相配思想
此外，中国原始先民主要集中生活在黄河流域，此地处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全年太阳均以南照为主。如此一来，原始初民们注意到了山的南坡常有更为丰富的野果，并且早熟，故乐意呆在南坡的裸岩上享受阳光[1]。东汉班固《白虎通·五行》有曰：“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言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又《汉书·律历志上》云：“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南主化育，加以已有太阳崇拜，故南直接具有乾阳、光明、繁衍等诸贞吉意。而与南形成对立，北则因背向太阳，基本接收不到日光的照射，是太阳不达的方向，且地处阴地，冰冻期长，不利于草木生长。故《史记·天官书》有云：“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又“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淮也，阴化沾濡任生木。”[9]《五行》由是，在中国古人看来，北方主冬，北风一吹，雪飘地冻，寒冷随时来到，顿时也就会心生不悦，因而只能退居房舍暂避，藉以抵御严寒的侵袭。特别是这一文化现象，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建筑理论及实践，并促成了远古先民房屋“坐北朝南”的最佳方位选择。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房屋”皆坐北朝南。考察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湖北黄陂商代宫殿及陕西周原西周建筑遗址，其房屋大门一律朝南[1]。再往后，原始先民进一步以面南背北的建筑偏好为根据，将南北方位与前后方位俩俩相配，进而形成了由“尊南卑北”观念向“尊前卑后”认知的二次转换。《周礼·冬官·匠人》有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清孙诒让疏：“云‘面朝后市’者，谓路寝之前，北宫之后也。《天官》贾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处，阳，故在前；三市皆是贪利行刑之处，阴，故在后也。’案《书·召诰》孔疏引顾氏云：‘市处王城之北，朝为阳，故在南；市为阴，故处北。’”
由此可见，在时间轴上，中国古人应该是在大约战国之际，即已以五方与五天帝、五人帝、五方(官)神、五灵、五星等的相互一一对应为标志，进而构建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行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土稳据中央，统领全局；金、木、水、火则分据四方，各自驻守。按《周易·说卦传》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在这里，中国古人正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有意识地将五行与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分别配位定序，东定为“震”，属木，属阳，为春天；南定为“离”，属火，属阳，为夏天；西定为“兑”，属金，属阴，为秋天；北定为“坎”，属水，属阴，为冬天。至于土，则配居中央，不偏东南西北任何一方。用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的话说：“土居中央，为(谓)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同理，东汉班固《白虎通·五行》篇引《乐记》佚文亦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又说：“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水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出者，将归者，不嫌清浊为万物。”显然，中国古人素来即已将金、木、水、火、土等五行要素划分出了位次等级、尊卑贵贱，之后甚至还有意识地把社会人事也纳入其中，并将社会的位序等级差别与阴阳五行之间进行了对应性的关联。如天子坐朝，面南背北；群臣列朝，文左(东)武右(西)；生活居处，坐北朝南；席间安排，上东下西。因为在中国古老的五行观念当中，东、南与木、火相配，且属阳的性质相同，又都有新生、光明、温暖的特点，故定其等级高、方位尊，而倍受推崇。西、北则与金、水相配，且属阴的性质一致，又都有死亡、阴暗、寒冷的特点，故定其等级低、方位卑，而遭到贬抑。
文化人类学对中国原始神话的研究亦表明，远古初民已经存在普遍的二元对立思维法则。当代著名学者张光直在对商王世系进行研究时，就明确指出过：“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殷人观念中的二元现象，甚至古代中国人的一般的二元概念，显然有相当的联系。”[11]219对此，我们还可以从甲骨文对商代帝王的记载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商王自上甲微伊始，于死后受祭时，都用以十干为名的日名，日名为甲者在甲日祭祀，日名为乙者在乙日祭祀。且十干当中，日名多用甲、乙、丁。而对其中的具体含义，百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有着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生日说”，即十干名是按照各帝诞生之日而确定[5]《氏族略二》。可在甲骨文的持续研究当中，日本学者井上聪则提出了“刚日柔日说”[12]38-42。按《礼记·曲礼上》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外事”即出征用兵、郊天等大事，“内事”即宗庙祭祀、丧葬等活动。郑玄注：“顺其出为阳也，顺其居内为阴。”孔颖达疏：“外事，郊外之事也。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外事刚义，故用刚日也。……内事，郊内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井上聪通过对《春秋》经传所载的祭祀、丧葬、即位等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这些“内事”基本都是在“柔日”举行的，只是个别情况(如遇下雨)原来选用“柔日”而后改为“刚日”来举行。若把这一结果向上推至商代，则完全可以断定，商王以日为名，且多用“柔日”，可能正是与丧葬有关。为此，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讲，商人在划分日期问题上肯定是有刚柔观念的，而刚柔观念正是古人阴阳思想的雏形[10]72-73，其基本理念也就是以刚为阳、以柔为阴。
至周代，殷人眼中的方位神被周人称为“五祀”，即古人所谓的“五行之神”。《周礼·春官·大宗伯》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东汉郑司农注：“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宫中，曰五祀。”郑玄亦注：“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很明显，在此些文献记述的春秋之前的时代中，并没有将五祀或五官之神与方位、颜色等予以明确对应。但是，到了战国末期的《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文献，该情况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以上两个文本均有了“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等类似的文字记叙。而处于同时代的楚诗人屈原在其《楚辞·远游》中，亦同样多有类似于轩辕(黄帝)、后土、句芒、太皓、蓐收、西皇(少昊)、炎神(炎帝)、祝融、颛顼、玄冥等五方帝、五官神的论及。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五方与四时、五行、五人帝和五方(官)神已经基本对应起来。
至于稍后的《淮南子》《史记》等文献则更为完备，又增加了五灵、五星等扩充内容[21]。如《淮南子·天文训》即有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史记·天官书》亦有言：“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文耀钩》：‘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房为府，曰天驷。(《文耀钩》：‘东宫苍帝，其精为龙。’)……南宫朱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权，轩辕。(《文耀钩》：‘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文耀钩》：‘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文耀钩》：‘北宫黑帝，其精玄武。’)”继续往下，《天官书》还更有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故紫宫(中宫)、房心(东宫)、权衡(南宫)、咸池(西宫)、虚危(北宫)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读‘镇’，即土)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从考古资料看，作为中国古代先民基本哲学概念的五行观念，早在殷礼中即有萌芽。根据甲骨专家胡厚宣等人的研究，殷人已有东西南北四方和中央的观念，这是五行思想最早的雏形。特别是甲骨文中大量存有的“帝五臣正”“帝五工臣”“帝五臣”等卜辞记录，学者陈梦家就认为，其中的帝五臣正、帝五工臣即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的五鸟官即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五鸠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前者执掌天时，后者执掌人事。五鸠五工正相当于卜辞中的“帝五工臣”， 后发展而为晋太史蔡墨所说的“五行之官”[19]572。之外，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根据《豳公盨》铭文中“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畴方设正，降民监德”之句，同样认为“设正”即是设“五正”，也就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的：“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20]54-56至于传世文献对“五行”的明文记叙，最早当属反映殷商政治思想的《尚书·洪范》一文：“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字面意义上，虽然此处只讲出了五行的功能，并把五行与五味联系起来，丝毫没有后代学者附会的相生、相克等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殷人毕竟有了重“五”的观念，也有了五方的思想。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这正是五行思想的雏形[10]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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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是关联性思维，认为人和万物都生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在这种系统中，一个方面的变动就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方位崇拜、阴阳观念、五行思想的产生均与这种关联性思维模式有密切的关系。”[22]进一步言，中国原始初民亦正是通过对方位的尊崇、对阴阳的理解及对五行的解读，自发产生了贵中、尊东、崇南、尚左、敬上等风尚习俗和位序礼仪。在方位崇拜的意识上，他们认定东、南、西、北、中各得其位，各安其序，唯有尊重序位之典式，“鱼戏莲叶间(中)，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23]《江南》，才能轻松体悟社会生存之道的真谛。在阴阳关系的理解里，他们又认同阳为天、为君、为男、为君子，阴为地、为臣、为女、为小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24]《系辞上》，这是阴阳之间的永恒关系，阳尊阴卑既是自然的规律，又是人间的法则[10]97。在五行文化的解读间，他们更认可金、木、水、火、土均当“气行于天，质具于地”[25]1325，且“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15]《乐记》，唯其如此，方才是为真正的“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15]《乡饮酒义》。正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15]《乐记》人居天地之间，唯有上承天相，下接地气，正位守序，以礼致和，方能奉天承运，立地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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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Matrices of the Chinese Position and Order Culture
Zhang Shiyou Chai Luomi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Sichuan Tianyi University, Mianzhu618200,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on and order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n ethical order of the first and after arrange, the upper and lower definition, the noble and humble distinction that have been embodied in people's social life since ancient times. As a vassal form of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ical culture, the position and order culture not only played a necessary regulatory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ancient people, but also shown itself a very strong Chinese native philosophical matrices.
Keywords :the position and order culture; etiquette ethics;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ideology and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8-11-21
作者简介：
张世友(1969—)，男，重庆垫江人，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伦理思想、民族历史文化；
第二种浪形划分则是2703点以来的下跌会呈现出12345浪的下跌结构，周线级别的反弹并没有到来，前期的重要低点2449点也会被下破，起码是会面临着比较大的考验。
柴罗明(1972—)，男，重庆丰都人，四川天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 2019) 02-0026-07
doi : 10.19742/ j.cnki.50-1164/ C.190200
[责任编辑：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