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董弅刻本近真面貌的文献价值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刻本论文,面貌论文,文献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3-0221-03
宋代以后，国内流传的《世说新语》，主要是宋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更早一些的宋绍兴八年董弅的刻本（以下简称“董刻本”），自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便为国人所未见，先在“金泽文库”，后入前田氏的“尊经阁”，20世纪初才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了王利器的董刻校点本，原本现仍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1]。尽管此前国内长期流行的宋刻本是陆游、湘中两种，并且用这两种刻本作为蓝本的研究成果及重雕本最为丰富，多有优胜处，但就版本本身的价值看，余嘉锡断言：“三种宋刻本，以第一种董弅本最佳。”[2]朱一玄更确切地说明：“现存最早的接近刘孝标注本的最完整的本子，是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3]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原著，自有注、抄、刻始，便被删削改易。在今天能见到的最近真的版本当是唐写本，惜为残卷，只有《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门51则，其次，近真而完整的就是董刻本了。这一刻本的《世说》文本和其后所附汪藻的《叙录》，都堪称是至南宋初为止，《世说》版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总结。
前辈学人十分珍视董刻本，运用其校勘求真，近年也不乏时贤研究目光的关注，多有研究成果，但对这样一部传世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传本本身之面貌、特色尚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因而，在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本文以举例发凡的形式，再对该刻本近真面貌的文献价值略陈几点管见。
一、关于董刻本的近真面貌
董弅是以研究者的态度和学养去对待《世说新语》的，因而他能在当时的传本中，选择剔抉，尽其所能，自觉地维护《世说》文本的近真面貌。这在其刊本的跋语中，说得很明白：“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按，指晏殊手校本）以传后世。然字有伪舛，语有难解，以它书正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
这说明董弅对“旧语”，也就是《世说》原本的本真面貌特别关注，不满于“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他面对当时诸种传本以及包括唐初史臣所修之正史在内的《世说》的诸种运用，都报以审慎的批判、筛选的态度，而其批判所建立的标准，就是《世说》原初的旧貌。尽量还原其旧，不能“率意”对待，更要剔出其“窜定”成分，所以董弅选取了他认为较为近真而可信的晏殊手校本作为底本。就底本的选择本身看，便说明了董弅曾作过一番研究，而这种研究所守持的态度是求真、求实，他期望以《世说》的真面貌传世。至少，这是他重刻《世说》所追求的目标。
在选取了晏殊手校本后，董弅的工作并未了结，而是进一步研究，“以它书正之”。在当时所能见到的传本中去对比研究，做了甄别、剔抉的还原工作，即“正之”。仅以汪藻《叙录》所列十余种传本的情况观察，便可以说明，董弅当时所见传本，一定不乏足可资取参考、是正的有价值的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做了慎重的甄别、剔抉，不是全面改造，而是对“字有伪舛，语有难解”处，“间有”校订。所为“增损”者，有其依据，这点恐是不容置疑的。
董弅在处理这样一个底本时，遵循了“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对于传本异说，对于未及弄清楚的地方，他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一仍其旧，保留了原貌，提供给后来者。
以今天所见的刻本观察，对董弅的说法，至少还可以通过以下诸点作为佐证。
二、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
以今见文献参校，及以《世说》本身之内在蕴涵的“理校”，不难体味，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兹取以下诸例说明之。
《政事》(18)：“王刘与林公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共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共言”，明代袁褧的嘉趣堂本（以下简称“袁刻本”）、凌瀛初的套印本（以下简称“凌刻本”）等皆作“玄言”。这里当以董刻本为是。考之《世说》，“共言”为当时谈玄的常用说法。时人不直接说“玄言”、“谈玄”，而说“共谈”、“口谈”、“共论”、“共语”、“清言”、“言理”、“微言”、“论理”、“往反”、“言”等等。董刻本作“共言”更合于原本面貌。
《品藻》(3)：庞士元语：“陶冶世俗，与时沉浮，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倚伏”，袁刻本作“倚仗”。这里，明显以董刻本为是。“倚伏”，在此语境中为庞士元所引《老子》典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谓了悟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玄理、要义；“要害”，谓枢机关键或规律。这样，庞士元的思理高深就不言而喻了，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名士风貌。倘作“倚仗”，则此言句义窒碍难通，不知作何解释了。故余嘉锡《笺疏》以绍兴董刻本为是。
《任诞》(15)：“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定将去”，袁刻本等亦作“定”，沈宝砚校本（以下简称“沈校”）作“逎”。作“逎”亦通，然而不如作“定”于义更长。在这里用“逎”，是一个副词，解作“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乍看去似有助故事波澜，增强戏剧性，故徐震堮认为“逎”义为长（《世说新语校笺》），然而细味起来，则无如“定”隽永。“定”有终究、到底之意，说的是，其结果没有以阮咸原来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到底将婢带走了。这个结果包含了其姑对阮咸惠爱至深的苦心和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为这是一个婢，而且为异种鲜卑，以阮咸的身份与之生情留恋，无疑是公然挑战世俗、礼法，妄取祸端，其后果不测自明。如此，则其姑对阮咸之爱及聪慧明智，便于一“定”字——她最后的行为中，深含无遗了。有了这一层，才愈见阮咸的“任诞”。他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动人的，但事实上的结果，正是因此而使他付出了长期沉沦闾巷，被摒于仕途之外的代价。这样看来，“逎”富于暂时的刺激，表达的只是阮咸的瞬间感受与激动果行，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性，而作“定”则相反，它更有深味，更耐咀嚼。“初云”之允诺与“定”之翻悔相映带，深含了时代因素、其姑的矛盾、复杂心理和对事情因果关联的理性判断。在如此一个短则故事里，不止正面表演的主角阮咸，就是隐含幕后的其姑的形象也都丰满活跃了起来；因在他们的形象中，饱含着时代特点、个性特征等丰富的信息而使故事深富意味了。这正表明《世说》品格是不以波澜、悬念见长，而是以隽永、深味独擅胜境，所以董刻本等作“定”更为本色，更像《世说》。
《捷悟》(7)：“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向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此则袁刻本等皆作“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相沿流传。董刻本、唐写本“回”作“向”，就文意说，当以“向”为是。倘为“回”，则难以解读，石头舍马乘舆，回车而返，这样原超越几十步而在前行的东亭，随方向回转，反而在后似从官了，喜剧意味不在“诸人”，而在落在了东亭，其不是“捷悟”，反成了“笨伯”笑料，这适与本则所要表述的意思相反。而作“向”，为表时间的副词，写出刚才从容马队的“诸人”，现在因石头兄弟舍骑乘舆而使得他们列队车后，跨马相随，形同“从官”了，此时“唯东亭奕奕
在前”。这一对比，才见出东亭先见之明远在“时彦”之上的“捷悟”。可见唐写本、董刻本为是，保留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故通行的现代诸本，徐震堮《校笺》以“作‘向’为是”，杨勇、张万起、刘尚慈诸先生也都采纳了唐写、董刻的用法。
《豪爽》(6)：“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清周心如的纷欣阁本、王先谦的思贤讲舍本皆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处分”唐写本、董刻本、沈校俱作“更分”。“处分”为处置、处理、安排之义，与下文“树置”一起，是说王敦要安排设置官员。实质上故事要表达的是，王敦包藏祸心，拥兵挟世，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置官员，安插党羽，即“更分者更动处分，有所树置也”[4]，其要害是更换现有官署的执事人员，以为其实现野心铺平道路。显然“处”显得平平，“更”比“处”表义更直接，更传神。故徐震堮、杨勇等亦皆以唐写、董刻为是。
以上都说明董刻本颇能体味《世说》，保留其本色，而这种保留也表达了董弅对《世说》文本、风格的熟悉和他卓有识见的学养。从而使《世说》得以近真的面貌保留下来，原著作之胜情胜意不至被损害，不至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就文献价值说来，这恐怕是最为珍贵的。
三、刻本的错误处，仍为近真传本的风貌
可以用来作为董刻本近真品性的反证是，董刻本有些错误处，也是近真传本的面貌。它表明，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一仍其旧，“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忠于实情。兹亦取诸例，加以说明。
董刻本《文学》(80)习凿齿因忤旨“出为荥阳郡”，袁刻本作“衡阳”，是。但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指出，《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的本传也作“荥阳”，这显系当时写本就如此，非董刻致误。这或是董弅对“旧语”在未及弄清楚的时候，“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而保留了原样。
董刻本《尤悔》(3)“陆平原沙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沙桥”，袁刻本为“河桥”，王利器佐证：“案，作‘河桥’是，《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注‘沙桥在江陵北。’据《晋书·陆机传》‘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则河桥在朝歌附近，与江陵之沙桥，地望之差何止千里。”[5]这一点，刘孝标本则注引《陆机别传》也可以佐证：“及（陆）机于七里涧大败，（孟）玖诬（陆）机谋反所致，（司马）颖乃使牵秀斩（陆）机。”又《晋书·陆机传》：“（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七里涧，《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注：“《水经注》：鸿台陂在洛阳东北二十里，其水东流，左合七里涧。”朝歌在洛阳东，则陆机兵败之河桥（七里涧），在洛阳、朝歌之间，而近于朝歌。孝标所引《别传》是概说，“河桥”讲得更具体指实，是以个别代全体战场的借代手法。无论如何，是洛阳、朝歌间的“河桥”而非江陵之“沙桥”，王利器、刘孝标两说，皆可对之确证无疑。董刻本用“沙桥”，未及深察而致误，然并非只有董刻本误，后来沈宝砚以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为底本校勘时也未出校，仍作“沙桥”。此亦为当时写本如此。
董刻本《言语》(108)刘孝标注引《庄子·渔父篇》：“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无异”，今本《庄子·渔父篇》作“无累”。作“无异”则此句无法释读，然而不独董本，诸本皆同，为原初诸传本之误。
董刻本《雅量》(40)刘孝标注：“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央星”，袁裴刻本同，沈宝砚校本作“哭星”。《晋书·天文志》作“哭星”；王利器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六、《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中兴书》载《世说》此事作“历女虚危，至哭星”[6]。可见淳熙十五年陆游的刻本也误作“央星”，袁据此重刻时未及校改。
“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从文献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重要价值。在难以厘清传本文辞语句真伪的情况下，“传疑”而不强作解人与有条件厘清真伪是正谬误，对保持文献真面貌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以上诸例可以说明，董刻本对《世说》文本所持的审慎态度。正因如此，它才能保持传本本身的文献价值。
综合前述，可以看到，董弅重雕时，尽其可能保留《世说》的近真面貌。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该刻本尽善尽美，后出诸校诸刻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只是说明，从董刻本所保留的近真面貌着眼，无论在《世说》的阅读、品味方面看，还是从作为文学史料、史学资料的意义上讲，它都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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