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第三届(2008)中国管理学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第三届论文,年会论文,管理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08)23/24—0172—05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其运行、演变、进化都离不开管理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各种技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互补，又给管理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提供了更多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和更广的发展空间。
“中国现实”是任何一位中国管理学者都无法回避的“情境”。中国管理研究工作者应该以什么为研究导向？哪些是中国现实的管理问题，中国管理的未来和发展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了2008年11月1日至2日在长沙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管理学年会关注的焦点。此次年会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商学院承办，南京大学商学院等院校及相关企业协办。
在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教授，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博士，中南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教授、校长黄伯云院士等先后致辞。成思危，中国工程院何继善院士，美国工程院丹尼尔·贝格(DanielBerg)院士，湘电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建雄博士，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少春先生等先后作了主题报告。800多名来自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知名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成思危作了题为“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管理学界的任务”主题报告。他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固然是在当代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下，美元信用货币长期无度扩张的必然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持有信心的顿挫，放大了危机效应，产生了信用危机，从而将美国经济抛到了滞胀的边缘，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今年以来，食品、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美元对人民币持续贬值，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以及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成思危强调，对待金融危机要冷静观察、认真思考、沉着应对；要坚持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深入研究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研究促进国内消费的举措，提高人民群众购买力，控制物价并开拓新的消费领域；要改善企业管理，推进稳健经营。他希望与会专家与学者能充分交流与碰撞，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积极推动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本届年会共收到627篇论文，内容涉及组织与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技术与创新管理、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信息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公共管理、会计与财务、金融等11个研究领域。大会共设1个主会场、10个分会场，组织了15场大会主题学术报告，55场专题学术报告，以及20场次、105名参会代表的论文宣讲。现分别对部分报告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管理科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朱道立教授以“管理科学与实践”为题，旁征博引地阐述了世界管理科学在工业革命、二次大战、战后经济恢复期、石油危机期和全球信息经济时代的发展历史，并且指出管理科学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当代管理科学发展规律表现出不同学科、不同技术领域相互渗透、结合、交叉以至融合的特点，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这种交叉与融合加快了管理科学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他认为，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形势使得系统复杂性成为当代管理科学的重要特征，而与行为科学的融合也将是未来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谈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时，朱道立诠释了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具备“顶天立地”精神的确切内涵。所谓“顶天”包括三点：一是熟悉前沿理论。即熟悉与运用国际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能跟踪与把握热点研究领域与问题；二是规范研究方法。即运用与国际管理科学研究接轨的、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三是研究成果国际化。即在国际管理科学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展示研究成果，力争占有一席之地。所谓“立地”包括两点：一是抓准中国管理实际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抓准问题才能立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的实际问题非常丰富，实际中管理问题瞬息万变、纷繁复杂，许多问题没有普遍意义。而管理科学研究一定要透过表面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只有把握住那些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性的、具有科学理论意义的问题，完成理论升华，才能为科学理论发展作出贡献。二是管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立地。抓准问题，融会古今中外，将管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深入研究，指导实际并解决实际管理问题。长此以往，才能产生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出现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学派。而要达到这一要求，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应加强对我国管理实际和现行政策的了解，抓准具有普遍意义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中提出具有规律性的关键问题，持续深入地开展研究，发展管理科学理论，并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朱道立最后指出，应用管理科学理论解决经济、社会与工程中的管理问题，在应用中创新管理科学理论与技术是管理科学工作者的共同职责。
中科院汪寿阳研究员也认为，从实践中提炼出新的问题，并且在解决过程中发展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与“应用者”合作解决实际问题，发展理论与方法；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去运用解决可能的实际问题，并且改善其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别人提出的理论问题或技术难题都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取向。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认为，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致用的科学。若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那么学术研究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中国管理科学既要本土化，同时又要国际化，这不仅源于管理是一门和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根植于一个国家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的学科，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管理科学必须立足于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核心是基于对我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同时，在本土化的同时，又要考虑国际化，要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从管理原理和基本规律的角度去看待管理的实践问题。赵曙明以管理者职业化的胜任素质为核心，从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出发，系统而全面地对我国管理者职业化和管理者职业化胜任素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研究表明，当今中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已经从“顺从型”转向“开发型”，企业组织更加期望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擅长于定位、开发并融合组织内部员工的才能，使得人力资源的投入与组织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以取得竞争优势。
二、加强“中国管理学”哲学、文化、伦理的研究
何继善院士诠释了哲学视野下的工程管理，他指出，工程决策，实质就是要从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特别是转化矛盾方面的方法。就哲学领域而言，工程管理的研究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成为促进工程创新和进步、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思想武器。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把科学发展观融入到工程管理的体系中去，使之真正落实到工程实践中去，并通过不断的工程实践，与时俱进，发展新的哲学的工程管理理论，使之真正成为指导工程实践的根本指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学者刘源张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中国管理学的困境”演说，他从管理的工作、管理的目的、管理的核心、管理的要点和管理的难点五个方面简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刘源张认为，管理学，至少是中国管理学，着重研究的应该是实物经济的现场，即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在各自产业链的物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过程中展开，并在管理和技术的传承和创新中发展。中国管理学家首先要清楚监管和自律方面的制度规章，然后再对这些制度规章提出改进建议。从根本上说，管理制度是需要研究的课题，要有符合中国时代精神的制度思想。刘源张同时强调，管理伦理是管理的要点，也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界忽视的事项。要想中国管理学有一席之地，管理伦理这一部分必须补上。在谈到管理的难点时，刘源张指出，企业家在谈及自己企业的成功时，都归功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表现在全体员工的素质和据此他们为了达成企业目标所做各种工作的互动上；在企业外部表现在全体员工的素质和据此完成对社会、对环境、对资源所负责任的程度上”。管理是一种文化活动，企业管理的好与坏取决于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文化素质。文化是需要传承和发扬的，文化是演进的，中国管理学家的责任就是在企业文化的传承、发扬、演进的工作上作出贡献。
就当前奶粉行业的三鹿事件、“大头娃娃”事件，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制药行业的“齐二药”、“刺五加”事件等，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薛有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即伦理、道德与企业盈利是不是就一定背离？企业能否把事后的被动性惩罚，转变为事前的主动性预防？他的研究发现，伦理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当伦理目标和经济目标发生冲突时，作为承担经济责任的企业应该由被动承担伦理责任转化为自发、主动地提升伦理准则、走出伦理困境。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将“战略与伦理相容”。薛有志认为，深入理顺伦理与战略的融合机制，对于解决中国企业的伦理问题更为重要；伦理与战略的融合是一种动态互动机制；当前实现战略伦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回应转化为社会压力与公司压力”，否则，该系统是一个“断路”，即使内部制度再完善，战略和伦理也无法融合。他的观点与刘源张院士“管理伦理”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外，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教授就与会者积极关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机制”作了深入阐述。特别强调今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研工作要以交叉性、综合性、方法创新作为导向，拉长研究周期，启动跨学科研究计划，资助转化计划，以推进文化产业和提高文化竞争力。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切实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的同时，要积极走出去，与国际接轨，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学派”的建立贡献力量。
三、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苏敬勤教授基于匹配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框架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包括：拥有独特深厚的历史文化、拥有丰富成功的商业实践、拥有公认的辉煌商业成就。苏敬勤总结归纳了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匹配理论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即典型中国企业创新事件的筛选，内外部环境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在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相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针对目前国内实证方法相对单一、主要采用问卷数据和定量分析的现状，分析了这一典型的演绎式研究范式所表现的潜在问题。一是研究方法与国内管理理论发展成熟度的匹配问题；二是定量分析所面临的问卷调查质量问题以及如何把握中国企业管理特色问题等。为此，他以ERP实施中的头脑风暴法：基于上海K工厂的案例研究为例，采用探索性案例设计及扎根理论取向的数据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促进用户有效参与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的优势与贡献。毛基业希望其所归纳的这一初步理论模型能激发该领域内更多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其他情境中验证或扩展其所提出的模型，并用基于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定量地验证用户参与方法及用户有效参与之间的关系。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贾建民教授则以“汶川地震灾区民众风险感知及其行为分析”为题，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实证研究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心理与行为。他指出，风险感知强烈影响人们的显性心理健康水平，并更多地通过显性心理健康水平影响隐性心理健康水平。且应对行为出现频率越高，显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应对行为亦通过显性心理健康水平间接影响隐性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发现，灾害中民众的应对行为主要采用回避型策略和情感型策略，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焦虑程度的升高和情况的恶化，从而使自己感受到的压力更大。贾建民建议，风险感知作为影响人们行为和心理的一个核心变量，灾后应急管理有必要把风险管理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考虑；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降低民众风险感知，使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逐渐恢复正常。
四、国有企业的改制研究仍然是重点
国有企业曾经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主体，也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政府在管理国有企业时具有很强的制度性，政企不分给企业带来很多的资源和优势，但也带来很多问题。经济学研究认为，改制是解决其体制约束的根本措施，并且实证研究对改制效果做出了积极的评价。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井润田教授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视角，探讨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困境。井润田认为，改制研究应该从经济学理论所关心的“是否改制”问题，转变为组织理论所关心的“如何改制”问题。他强调，企业领导者不仅需要具备相关的管理知识和经验，而且更重要的，需要有干事业的内在激励；高层管理团队团结稳定，在企业内部具有较高的威望，容易在改制过程实施权威领导行为；管理层的参与是改制成功的重要条件。他建议，在适当范围内放松对于管理层收购的限制政策，企业在设计改制方案时，必须将管理层激励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此外，母公司控制会影响改制效果，母公司的改制目标需要子公司认真分析并谨慎接受，相互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井润田还援引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名著《管理的实践》中的言论来再次强调企业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
围绕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机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方法，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的价值以及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的资本配置行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星分析了当前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进行了剖析。他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构建更大规模的控制性资源将为控制性股东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创造更大的便利；由于集中大额持股，控制性股东拥有较高的非流动性或低流动性成本，因此，有更大的动力通过扩大控制性资源的规模来抵补非流动性成本；长期的股权二元结构设置，客观上导致了股票市场中控制权接管功能的缺失，控制性股东基本不存在市场替代风险，其资本配置决策倾向于更多地考虑扩大控制性资源，而非规避替代风险的投入不足。上市公司内部人和控制性股东普遍存在的同源性控制特征，控制权收益形成中资本配置决策的信息非对称程度较低，利益目标协同程度较高。他的实证结果显示，控制权收益驱动了大股东的资本配置行为，并且资本配置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水平显著正相关；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量越大；相比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越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的影响。
五、“世界级企业”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模式
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研究了中国现阶段发展“世界级企业”的优势、战略和体制创新。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成为本行业中的“世界级企业”作为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愿景，其中的少数成功者表现出非常重要的特点和示范作用：虽然资产和经营规模不大，甚至整体管理水平也不是非常高，但是它们在自己所在的相对狭窄的行业中表现出世界级的竞争力。这些为数不多的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在建立和发挥成本—创新优势，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发挥了示范作用；在突破资源、市场和环境制约，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他强调，研究中国“世界级企业”战略选择和成长过程有利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路径，发现全球化条件下现行经济体制对“做强”中国企业的制约，探讨全球化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手段就是发展企业、增加竞争、健全市场。因此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不是推动企业做强，而是推动企业做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实施购并战略的过程中面临着几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是法规和执法不统一限制了企业异地收购；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弱势企业的退出；三是属地管理增加了购并后的运营整合。蓝海林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应该促进市场从分散到统一的转变，实现企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使中国企业能够在国内市场，甚至全球化市场上制定和实施整合战略，体现出世界级的竞争力。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在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模式”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管理模式，没有中国管理模式的创新，就不可能抓住持续发展的机会。一个经济强国的背后必然屹立着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杰出管理水平的企业，而现今的全球化、互联网经济和知识经济为中国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契机。他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看作一次中国企业的“体检”，认为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企业将面临扩大内需带来的机会，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机会，产业整合、收购兼并的机会，以及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机会。要抓住这些机会，就要在企业管理方面做好文章，大胆探索实践优秀中国管理模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他归纳总结了当前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的六种力量：一是企业家和企业实践，这是原动力；二是管理理论家，他们将管理实践体系化和理论化；三是管理咨询机构，他们开发和总结管理方法和手段；四是政府力量，在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推动性的、主导性的力量；五是民间的社团组织，包括管理咨询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六是媒体，媒体在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过程中有着强大的扩音器作用，为弘扬中国管理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他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管理模式必将成功，也必将成为世界管理大全中的璀璨明珠。
六、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发展与创业研究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都在为各自的生存寻找出路，如何在业务萎缩、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减少企业成本，促进业务增长，成为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南大学商学院的陈晓红教授在题为“中小企业成长策略研究”的演讲报告中总结了她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她的研究表明，自我融资依旧是中小企业各成长阶段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资金与人才是制约中小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不同成长阶段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存在演进趋势。在如何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实现快速成长上，陈晓红教授强调，就中小企业自身而言，优化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优化高管团队、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融资方式，尝试运用包括民间金融(需合法和规范)、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供应链融资、集群融资在内的多种融资方式解决“融资难”问题，并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都将是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此外，外部环境对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有显著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外部环境达到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效果，而其重点应该放在改善融资环境、社会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中小企业成长影响显著的环境因素上。她的研究还发现，外部环境的影响随中小企业年龄和规模的增加而减弱，这也充分说明政府应该更注重改善小企业的外部环境。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更值得人们关注。
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特征、投入要素结构特征等根本性因素。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多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出现了亚健康经济状态。无论是环境约束还是产业结构发展内在需求的角度，中国经济增长都将面临着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或知识依赖型的转型。在经济调整与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创业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实现平滑转型的最佳路径，而创业研究则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吉林大学的蔡莉教授基于创业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她认为，中国的创业研究应该凸显资源约束的情境，资源约束下的创业研究将更具生命力。围绕这一主题，蔡莉教授从新企业的创设，创业资源的构成要素及特性，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创业环境与网络等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强调，对创业研究理论的证明和质疑，创业研究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创业研究理论的分解与整合以及创业研究学者的社会责任都将是这一研究领域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浙江大学的陈劲教授就“开放创新下的学习模式”做了探讨，指出企业需要重视技术学习，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升需要探索性技术学习和挖掘性技术学习的协同；需要研发资源和互补资源的共同投入；需要内外部资源的协同；需要多因素的协同。此外，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的张玉利教授分析了创业研究的学术贡献。
七、结束语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其途径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所一直呼吁的那样要“顶天立地”。既要研究国际前沿问题，承担国际责任；又要脚踏中国管理实践，为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企业的成长提供重要的、与之匹配的理论支持。《金刚经》里有一段：“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把如来对佛法的解释用到管理学研究中，即，要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还必须从中国的现实管理问题中提出新的理论来，照搬西方的理论也未必能成“佛”，南橘北枳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少与会学者围绕着各自的研究领域探索构建与中国现实相匹配的理论思想，包括，对于管理研究的定位，传统思想如何与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管理哲学和管理伦理的思考等等。此外，还有大量学者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展开探讨，包括国有企业改制、世界级企业的成长，以及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如何自救和成长等等。
本届年会规模宏大，可谓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空前盛会，也是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的高峰论坛，它的成功召开必将为加快我国管理科学发展，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与国际前沿，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结合，以及加速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综述”力图“综而述之”，但仍然只能是“挂一漏百”。敬希参会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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