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２０年来中国经济学思潮的变迁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02）04－0001－06
经济学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奠定至今已经有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经了曲折的道路。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至今刚好100年。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流的话语系统经常在转换。在新中国，经济学主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后到1978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个阶段也即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学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阶段，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替控制着主流话语权，政治经济学仍然略胜一筹。第三阶段，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开始凸现，并且日益加强。本文着重对第二、二两个阶段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基本潮流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几大变化
综观这20多年来的经济学思潮变化，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并且逐步占据主流话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批判的对象。我国经济学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严格依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严厉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进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消极的和否定性的。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的十余年时间里，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介绍西方经济学内容后要加上批判性的评论。高鸿业先生为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本所作的“译者序”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上册，“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79年11月版。）这种态度可以称之为本质上否定，现象上肯定；全局上否定，个别方面肯定；理念上否定，工具上肯定。尽管如此，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还是通过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注：比较重要的有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学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外国经济学学说研究会编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7辑）、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同时， 一大批年轻学者纷纷到西方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英国留学深造。在海外，中国学者还成立了留美经济学会等日后影响逐渐扩大的学术团体。
进入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价值判断的理念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高校的经济学课程设置越来越突出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西方经济学类的课程份量不断加重，从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到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两学期讲授。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中级、高级两方经济学，加上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准西方经济学课程，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转向西方经济学。这种情况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中程度有所差异，但是趋势非常明显。
同时，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要求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西方主流学术规范。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纷纷在采稿内容和采稿的技术规范等方面开展向“国际学术规范”转型。进入90年代中期，《经济研究》所登载的论文的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10年前，可以说，《经济研究》在这10年中发生的变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学潮流变迁的集中体现。其他经济学专业刊物在变化上不一定能够跟上，但是毕竟都在变。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的注释、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变化也非常有规律。在改革开放以后到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学论文的引文来源以马列经典著作、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在引文中，西方经济学文献的比重加大。目前在学术性文章的引文中，大多数引文都是欧美主流经济学的著名人物的论著。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让人惊讶！
对于西方经济学大举占领中国经济学阵地的状况，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表示了忧虑。陈岱孙（注：陈岱孙先生1994年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学界切不可从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转向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他告诫年轻一代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并不现实的假定之上的。把基于不现实假定的理论作为真理来全般接受，会带来危险。）、高鸿业、张培刚先生这样一些早年在西方接受系统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提醒经济学界要防止出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趋势。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从渗透到占据国内经济学的制高点的过程进行得十分迅速，呈现出无法阻挡的势头。
第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门类当中的影响全面衰弱
在高校经济类学科中，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程不断压缩。政治经济学从最初分为三部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讲授，到后来归并成为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资本论》从经济类专业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最后不少学校干脆从课程中将其去掉了。相反，西方经济学不仅在结构上改变了经济学中原来由政治经济学独霸的地位，甚至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方法和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非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甚至在中学的经济常识课本中不断弱化。在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原理越来越让位于某种“非驴非马”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被割裂和支解。为了“提高”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在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强行拼凑在一起的做法在国内某《经济学》教科书中达到了极端。这虽然也因此受到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但是整个经济学界的非政治经济学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事实上，今天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就其讲授内容来说多少有些形同虚设。作为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资本论》在整个80年代都是综合性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到了90年代，只有很少几所学校的老师还在继续讲授《资本论》。（注：卫兴华承认《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遇到严重挑战。他担心如果就这样自发地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将会在全国高校中退出讲台。（参见卫兴华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5期的文章）
应该说，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们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提醒人们要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阶级性，并且千方百计地寻求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出路。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办法来对抗西方经济学范畴和分析工具等的渗透。政治经济学的衰落是一个直到目前还无法抗拒和扭转的事实。（注：许彬、罗卫东：《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第三，各类应用经济学特别是部门经济学发生了重组
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混战的年代。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占据了主要的学术阵地，但是它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又越来越弱；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在若干应用经济学领域，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为混乱的，不伦不类的。为了弥补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需要之间难以弥补的鸿沟，一些资深的学者甚至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学门类，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应运而生。这些经济学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基础非常混乱，有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也有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而绝大多数是没有合理的逻辑基础的，充其量只是对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经济活动加以皮相的描述而已。随着政治经济学地位下降和西方经济学影响力的上升，各个应用经济学统一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手段的进程也在加快，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全面整顿和改造五花八门的应用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甚嚣尘上的经济学泡沫开始退去，应用经济学出现了明显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的趋势。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说所有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已经统一到实证经济学，但是很显然，以前那种让人眼花缭乱，不辨南北的经济学的繁枝蔓叶开始受到相当有力的修整。
第四，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
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期刊或者专著，都会看到制度分析的痕迹。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现实问题的“法宝”。科斯取得了马克思当年才有的“经济学教父”的地位，他的文章的引证率在中国无疑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凸现出制度分析的主线，即反映出转型阶段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这一代活跃的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乃至世界观。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为代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非常迅速，每年一度的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和若干期新制度经济学培训班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中国学者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门坎除了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就数制度经济学最低。所以在国际制度经济学大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身影（注：如茅于轼、张军、周其仁、盛洪、汪丁丁等人。）。这些打入国际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都还非常年轻，正处在学术生命的高峰期。所以，有理由断言，他们对于本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所有这些变化，归根到底，一是经济学的“问题”从书本上的教条走向现实，二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日益科学化、实证化。也就是，科学范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的推广和科学理念的普及。在整个2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说前10年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学面对的问题领域在发生变化，那么后10年则主要是经济学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基础的变化。我们认为，后一个变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对于国内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几个基本认识
对于国内目前经济学走向的这样几个方面的趋势应该如何认识，目前是见仁见智，有全般否定的，也有全般肯定的意见。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经济学的西方化趋势将会继续加强
这既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极符合科学的形式标准的最有竞争力的科学假说，又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渗透的理念恰好是市场化的社会的最行得通的理念。所以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支持会使得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阵地的占领，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只要看一看，今天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待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崇心理，就可以推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大致格局。毫无疑问，现在正在学习经济学的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和选择将会进一步巩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术界的地位。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学的西方化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既有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学学科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又有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在长时间内被殖民的消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存在的消解一切信仰和集体价值的内在功能，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疑是强大无比的，但是把这种分析的理念和工具无限制地推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会损害社会科学的多样性，损害基于这种多样性的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能力。
第二，西方经济学将日益关注中国本土的研究资源
经济学家将力图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必须解决一般的逻辑结构和多样性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孔德开始的所谓社会科学一般化和科学化进程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对多样化的现实和价值问题的忽视，社会科学的功能变得日益片面化。中国经济学家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开始反省经济学一般化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及其学术含义。已经有一些文献在探讨科学化、西方化的经济学与中国本土资源的衔接问题，这种探索无论开始阶段表现得多么稚拙，都是可贵的。（注：比如周其仁在其“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文中强调解决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的基本出路在于从真是世界中寻求“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经济学前提假设”。林毅夫直接介入了经济学与本土化的关系的讨论，其他还有形形色色的建设所谓的“中国”经济学的论点也多半涉及了经济学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毕竟在中国，西方经济学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殖民已接近完成，下一步是如何被更多的人接受并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的问题。如果不研究西方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一味强调一端都会引发激烈的观念冲突。
正如一切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都面临着西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一样，经济学中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西方化要求理性化、形式化、实证化，本土化则要求规范化、伦理化和感性化。这种冲突在解放前的中国知识界就已经发生，经济学中强调理论推理和强调社会调查的这两派之间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后，争鸣消失了，所谓本土化和西方化之间的争论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最后的胜利属于辨证地协调了理论教条和实际经验之间的矛盾的人，即毛泽东及其那些追随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目前在与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界，本土化的代表人物，是以费孝通为领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而西方化的学者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团队当中，缺乏公认的领袖人物。前者注重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后者注重经济学自身科学性的彻底。但是各自又有毛病，前者除了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在构建理论体系方面比较薄弱，有些类似于经济学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后者则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对中国社会的微观问题进行强行解释，失之于牵强，反而带有强烈的意气用事。虽然有沟通的尝试，但是彼此的隔膜目前没有消解。
第三，政治经济学将通过制度研究寻求复兴的可能
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化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将死路一条。因此，不仅西方经济学，而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也必须从处理好经济学的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才能有所进展。但是与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更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当中获取研究资源。也许将来会形成如下的学术格局：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运用特有的概念框架研究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制度研究的取向；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则较多地运用政治的、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将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切入同样的经济学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角逐将会继续。马克思经济学将会对制度研究的领域据理力争。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不能全部归诸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对于制度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是最为系统、深刻的。虽然所使用的概念系统和分析工具晦涩难懂，影响了马克思理论在青年人当中的传播，但是他的体系的完整性和内部一致的逻辑则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科斯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虽然不曾直接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启示，但是所做的工作又是马克思学派早就在做的。甚至像交易费用这样的重要概念，也隐约可以发现马克思纯粹流通费用理论的影子。至于产权分析更是马克思研究的特长。当然这种比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难以说清的。毕竟两个学派所使用的方法论、分析工具、概念范畴等等都存有天壤之别。简单的类比往往容易出现误导。然而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的确是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已经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制度分析，而同样的工作，西方经济学界将近落后了100年。可是，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又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力也是非常之强。这种学术优势的转移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是分析工具滞后，还是优秀学者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西方经济学导致的智力流失，这需要引起深思。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前面所讲的本土化与形式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包含了这里的问题，但是我们感到还是有必要把经济科学视野里的中国这个问题单独加以审视。对于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来说，中国有什么？对于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对于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给予了高度重视，乃是因为这些人意识到，中国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是当今世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转换的典范，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这个体制转型问题需要经济学多个领域的参与，特别是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参与。的确，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像中国20多年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结构转换和政策调整。这个过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源，足够中国经济学家吃上很长时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经济本身是否值得研究，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具能否给予这种研究以足够的支持。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这样的主张所基于的背景正是中国发生的这些现象的独特性。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问题的特殊性，所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不能满足需要。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中国的问题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可以很好地处理，因此，要通过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特殊经济现象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分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当中国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时，经济学理论的统一也就随之完成。转型经济问题也就只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能为了研究一个国家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去建立一门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作为“理论”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不承认社会科学至少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当我们把保尔.芒图笔下的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图景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工业化的图象作一仔细对比，就不得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具有较为一致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不应当被夸大到一般性之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也就不应该凌驾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和今后都不可能建立起一门与现代经济学有明晰边界的所谓“中国经济学”。西方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虽然也出现了特殊理论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很快就消失了，最后在各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现代经济学。日本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总之，本土资源当然也会有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成份，但是更多的仍然是补充和验证现代经济学。那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或者基于某种朴素的国家意识，或者是因为急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焦虑，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科学价值的无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把大量资源集中在那种不会结果的创新活动，还不如老老实实去补西方经济学的课。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严格的科学范式内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审视，这样也才有可能找到引发新问题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支点。
最后，经济学的开放将不可避免。迄今为止，经济学表现出极强的自保护性和封闭性，这样的特性一方面使得它得以免受学术批判的损害，但是因为远离现实而失去了公众，成为少数人的智力体操。这种状况在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不允许这样自在自卫的学术清流有发展的基础，学以致用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反对分析和学术分工的，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中国立脚。所以，无论如何，经济学向现实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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