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及其产生机制研究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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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9年9月以来,我国工业稳定增长,社会消费需求保持稳中趋旺,贸易顺差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受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上涨态势。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涨,先是在5月突破了3%的警戒线,后在8月份和9月份分别创出3.5%和3.6%的新高,10月份更是高达4.4%。人民银行10月20日突然宣布加息,也显示了其对通胀趋势的担忧正逐步加强。通货膨胀再度成为我国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围绕着2010年的通胀问题,国内外学者和机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不少学者曾认为,2010年我国经济尚处于一个方向选择的过程中,通货膨胀会相对温和(张五六,2009;刘霞辉,20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10),而将物价水平控制在3%以内,虽有难度,但能实现①(姚景源,2010)。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当前宏观经济正面临“滞胀”的危险(邹璇,2010;柳欣,2008,2010等)。当然,一旦遇到市场因素的刺激,通胀现象将很快来临(陈炳才,2010)。二是货币供应是否是通胀的主导因素。国外学者Frank Browne & David Cronin(2010)以及Hossain,Akh & Akhtar(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商品价格及消费价格存在动态平衡的因果关系。Gregory C.Chow & Peng Wang(2010)对我国1952~2008年的通货膨胀进行了研究,也认为货币供应量对产出的比率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率。还有国内许多学者(方勇和吴剑飞,2009;陈炳才,2010;曹协和等人,2010;何宝和周宁宁,2010等)也认为,过量的货币供给和信贷扩张成为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而其他因素属于次要原因。当然,也有观点(马龙和刘澜飚,2010)认为,货币供给冲击对价格上涨的解释力度较小。三是货币政策应当如何调整。对于货币政策“继续宽松”还是“适时退出”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和通胀压力趋势明显,并主张我国应当及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吴妍妍,2010;周其仁,2010等)。而巴曙松(2010)等则坚持应当继续保持相当数量的信贷投放。

综上所述,目前社会各界对通货膨胀程度、通胀的主导因素以及应采取的货币政策在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今年二季度以前,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走势或许还无法进行准确判断,但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逐渐明朗化,当前国内通胀趋势就明显占了上风。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握好政策方向,理清我国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深入研究通胀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就显得非常迫切。

二、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程度的判断

对通货膨胀真实水平及其严重程度进行判断,牵涉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合理测度的问题。一般而言,基于物价指数趋势、资产价格变化趋势、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对物价的感受程度三个方面,可以对通货膨胀程度得出较为真实的判断。

1.国内物价指数不断攀升。长期以来,官方和各界人士都习惯于以统计局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为主要标准来衡量通货膨胀。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来看,CPI持续上涨,先是在5月突破了3%的警戒线,后又在9月份创出新高。而PPI涨幅更大,8月略有下降,9月份又再次上涨,达到4.3%。另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6月以来,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由6月末5.7%的增幅上升到9月末8%的水平,4个月的平均涨幅达到7%,9月份蔬菜价格上涨了18%,粮食同比上涨了12.1%。食用油、糖等产品也有上涨趋势。最为典型的大蒜价格已突破前期高点,累计涨幅达24.8%,至每斤7.19元。这些物价指数已经表明,国内价格在不断攀升,通胀已经悄然来临。

2.资产价格急剧膨胀。在我国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中食品占据了近1/3,而居住仅占10%左右,与发达国家CPI体系相比,我国消费价格指数食品比重过高,资产价格比重偏小,② 因而无法真实反映投资和资产等领域内价格变动对整体物价水平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当前,资产通过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对居民及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资产价格上涨反映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强烈预期,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较大影响(戴国强和张建华,2009)。从2008年至今,由于中央财政政策的配套实施,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推动房地产价格来获得相应收入以弥补支出过大的缺口,我国房地产市场大量泡沫再次显现,远超出人们所愿承受的范围。尤其2009年,中国主要城市房价短时间内平均涨幅达到24%,为历史罕见。进入2010年以来,政府虽然出台了“国十条”、“物业税”等严厉打压房地产措施,但房价依然不降反升。而股票市场也逐渐回暖,上证综合指数由2008年10月份最低位1600多点逐步上涨,2009年8月突破3400点。进入2010年,受政策调控,股价指数有所下压。但7月份以来,股价再次迅速上涨,突破3000点位。直至最近人民银行宣布加息,股价指数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在这其中,明显有居民通胀预期强烈、要求保值增值的因素在起作用。资产价格的继续上涨显示了轻微的紧缩性政策并不能改变通胀预期强烈的势头。

3.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通胀预期强烈。2010年6月以来,食品、蔬菜、食用油以及糖的价格上涨明显,迫使国家开始向市场紧急抛售储备物资,居民纷纷开始储备涨价商品。根据全国入户调查③ 统计数据显示,在3262名接受采访的人群中,有60.8%的被访者明确表示目前通货膨胀压力感严重;54.8%的被访者认为可以承受;44.7%的被访者开始对官方的物价指数统计持怀疑态度;近八成被访者坚信未来一年内,物价仍然会继续上涨。由于价格上涨,人们普遍存在抵触情绪,企业与商贩为应对通胀,便在缺斤短两上下功夫,人们明显感受到:即使有些商品价格不变,但质量“缩水”的成分也较大。由此说明,价格上涨已然非常明显,若再考虑质次价高、缺斤短两等方面的因素,我国居民所感受到的实际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居民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也不断增强,处于历史最高位。同时,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铜、粮食等大宗商品以及金银价格的持续走高,也影响着人们对未来国内物价走势的预期,导致国内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1)。高通货膨胀预期水平将对今后物价上升造成持续广泛的影响,将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中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在通胀预期不断强化的助推下,居民必然会将手中富余资金投向能够保值和增值的各种资产上,造成房地产、股票、黄金等资产需求的扩张,从而造成资产价格的快速提升。高通胀预期成为导致我国资产价格越调越高、屡压不止,处于失控状态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国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实际已经远超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CPI上涨3.6%的水平,达到需要货币当局特别关注的程度。如果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不变,任凭通货膨胀继续蔓延、恶化,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表现在对投资和消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将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使得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态度发生改变,产生“生产不如投资、投资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观念,造成实体投资被严重削弱,生产企业加速“空心化”,最终导致生产中所投入的货币资金过少,虚拟经济中所投入的货币资金过多,从而形成资产的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灭,经济将陷入极度的危机之中。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

现阶段,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较多,除了货币因素以外,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存在的矛盾,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所引发的输入性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产生明显推动作用。

(一)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分析

1.货币投放过度、流动性过剩。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所有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包括凯恩斯学派在内的多数经济学家也都认为财政政策和供给因素都不会独自导致通货膨胀(米什金,2005),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的超额需求现象。

(1)从广义货币投放总量来看,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货币超经济发行现象。2009年实现GDP 34.0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为5万亿,仅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35%,但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却高达61.0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8.9万亿,超出了美国8.6万亿美元的货币投放总量。可见,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货币总量超经济发行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地方政府需要配套融资7万亿。这些资金主要是由财政和银行信贷配套提供,而在政府融资当中有80%以上是来自于银行贷款,相当于变相实现了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将蛰伏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利用起来并带动了货币乘数的提高,并不断增大银行金融资产总量。截至2009年末,金融机构对政府的债权已达45.72万亿,超出GDP总量约10万亿,银行体系的资产总量超过87万亿元,为我国GDP总量的2.5倍。可见,信贷资金财政化起到了扩张货币总量的效果。此外,在我国现行货币供应层次的划分当中,广义货币未将票据统计其中;在贷款总量的统计中,未将银信合作业务放置表内。事实上票据也是一种货币,在贴现与再贴现的作用下,票据可以转化为基础货币,起到扩充货币总量的作用。2010年6月末,我国未到期票据约4.7万亿,2008年至今,我国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将4.6万亿资产转为表外。在货币供应本已严重超发的条件下,这些因素的存在又进一步强化了通货膨胀压力。

(2)从货币供给增速来看,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过快,远高于经济均衡增长率。根据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均衡增长率应同潜在GDP增长率与目标CPI增长率之和相等。其中,潜在GDP增长率可以用长期平均GDP增长率来替代。从2000年至今,我国实际GDP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0%,而我国公认的CPI控制目标为3%,因此货币供应量的理论均衡增长率大致应为13%,若广义货币供应量实际增长率超出这个理论值则视为货币超经济发行(余力和孙永权,2008)。事实上在2000年以后,我国增长率远超均衡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平均缺口达6.1个百分点,2009年高达15.7个百分点。虽然2010年9月末这一缺口收缩到7%的水平(见图2),但货币增长幅度依然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吸纳能力。即使我国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产能过剩、总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可能抑制货币供应量增加所产生的通胀威胁(陈炳才,2010),并部分抵消了超出均衡值的货币增长,但剩余的货币增长必然会以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得以反应。

图2 货币增长超均衡的变化趋势图

(3)从货币投放的结构来看,我国货币投放效益不高、结构不合理。金融危机后,信贷财政化现象突出,“海量”信贷通过财政渠道,投放到短期内没有产出和效益的“铁、公、基”等项目上,而产业部门得到的信贷支持较少,造成社会总供给减少,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商业银行信贷也大多投放到国有大型企业,而少有惠及“三农”经济及民营中小企业,使得相关产业、行业融资难问题非常突出,而这些企业资金运用效率高,且所从事的领域和行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缺乏信贷资金的支持,“三农”及中小企业的生产规模得不到扩张,从而对生活品的有效供给形成制约。与此相对应,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较低,而在“低利率”宽松的信贷环境下,部分国有企业甚至冒巨大风险拿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或房市等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或投机操作,助推了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

图3 货币乘数变化趋势图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实际货币供应量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规模总量,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直接对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产生推动。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从2009年4季度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并在2010年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深度冻结资金11.67万亿元,同时发行相当于国债的3年期央行票据1080亿元,发行1年期央行票据1.33万亿元,延缓货币投放对当前实体经济的冲击,然而,对于十分宽松的流动性来说仍是杯水车薪,货币供给过量、流动性泛滥终将反映到物价水平上,促使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2.我国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受外部输入因素影响显著。近些年,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目前,中国钢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铁矿石的进口在世界排名也是第一,2009年,铁矿石进口量6.3亿吨,虽然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上升到69%。原油进口依存度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达到52.5%。还有,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80%的大豆需求量依赖于进口。虽然对外依存度过高,但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方面没有话语权,只能被迫接受国际市场价格,受外部输入因素影响显著。因此,国际市场价格输入性的传导作用成为近些年我国国内物价波动的重要推手。在美元仍不断贬值,部分国家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带动下,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基础性商品价格节节攀升。特别是7月以来,国际小麦、玉米、大豆、糖等农产品期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短短三个月,普遍上涨幅度都在40%以上,其中,玉米的涨幅高达61.8%。另外。以铜、铝、锡、石油为代表的矿产也出现了大幅上涨,近三个月涨幅在20%左右。其中,锡的涨幅高达53.3%。显而易见,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正带来我国原材料成本的大幅度提升,通胀压力与日俱增。

3.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悬殊,造成需求结构呈现畸形。长期以来,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方式存在诸多问题,致使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差距扩大以及脑体倒挂等情况。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④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10%最富裕的人拥有社会总财富的45%,10%最贫穷的人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4%。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使得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丧失;另一方而,富余资金必将流向资本市场,造成股票市场市盈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资本市场价格泡沫不断扩大,并形成收入房价比(1∶15)离谱、房屋租售比离奇、商住倒挂、需求变异等“怪象”发生(余力,2010)。因此,分配制度不合理,成为导致我国物价水平高频波动的一个日益严峻的影响因素。

(二)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利用1997年1季度至2010年2季度的有关数据,建立多方程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分别使用CPI、L、RM2、RTZ、IN_P、R_DK、R_E、I代表自然对数形式的消费价格指数、由国际收支变动和其他因素所决定的银行系统流动性变化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由石油矿产和粮食价格所决定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银行信贷规模增长率、由名义有效汇率指数所反映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率、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对上述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在5%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因此,可以认定各变量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假定各变量发生改变后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存在1个季度的时滞,建立VAR模型。

利用Johansen检验可以发现VAR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个数(如表1所示)由于协整检验的原假设认为,模型的协整关系数为零。根据原假设结合表1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统计量认为VAR模型中存在3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确定出VAR模型中存在2个协整关系。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处于长期均衡时的变动趋势和表达方程,VEC模型的矩阵形式为:

由等式(3)可知,在长期均衡状态下,除国内信贷规模增速变动与CPI呈现反向变动之外,其余变量均对以CPI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平均每上浮1%,能带动CPI上涨0.083%,对CPI的贡献为7.4%;国内银行系统流动性平均每增长1%,能促使CPI上升0.69%,对CPI的贡献为62.3%;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平均每上浮1%,能引致CPI增长0.016%,对CPI的贡献为1.4%;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平均每提高1%能直接拉动CPI上涨0.48%,对CPI的贡献为43%;以投资增长所代表的国内需求增长率平均每提高1%,能使CPI增长0.16%,对CPI的贡献为14.6%。对于国内利率与CPI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的合理解释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调整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来对通货膨胀进行平抑。而国内信贷规模增速变动与CPI呈现反向变动的原因在于,人民银行也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增长来抑制通货膨胀率,表现为:当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预期较高时,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压制信贷规模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因此信贷规模增速对CPI的贡献为负值。这也说明,信贷规模和利率是中央银行调整通货膨胀所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在现阶段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加剧和货币超经济发行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有效需求增长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引起的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也对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因素的变动可通过不同的路径对通货膨胀施加影响,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呈现周期性的变动。

(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我国经济受到外部需求的冲击时,中国人民银行会相应调整货币供应量对国内需求进行调节,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若外部需求出现扩张,通过外汇占款的增加,人民银行被迫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会出现快速增长;若当外部需求因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萎缩时,人民银行需要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的增加;若本国投资需求增加带动国内有效需求增加时,会导致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断增强,人民银行则必须执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执行过程存在时滞,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导致中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存在着过度扩张或紧缩的倾向,直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图4 我国通货膨胀生成机制示意图

(2)流动性过剩会导致国内富余资金对资本品的追逐,造成对价格的冲击,同时,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效果。我国银行系统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向来比较突出,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这一问题被国内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所掩盖,当国内外需求逐步恢复并保持比较平稳增长时,流动性过剩将会导致国内富余资金对资本品的追逐,并持续拉高资产价格,在上游生产价格指数上涨的带动下,最终会引致消费价格出现上涨。在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比较严重时,人民银行一般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使用央行票据对冲过多流动性,但由于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近些年来不断开展银信合作业务,通过向信托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既提升了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又能使信贷资产由表内转移至表外,压缩了资产负债表的贷款规模,规避了各项监管指标,同时,还能增加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存款,而这些存款并不需要向人民银行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从而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控制范围,削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效力,造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和观察到的信贷规模要小于实际数额,造成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大幅降低。并且,由于银信合作业务的增加并没有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统计造成影响,而使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构成发生改变,导致传统方法所衡量的货币流动性比例减小,使得人民银行对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程度估计偏低,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因力度过小而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进一步增强。

(3)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我国一般价格水平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日渐显著。当国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出现升值或升值预期不断增强时,引致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我国,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的格局,造成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国内货币投放的持续扩张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的不断增强,进而通过投资的扩张而带动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从而拉动国内物价水平出现快速上升。此外,在2007年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的剧烈波动。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带有成本推动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的快速上浮会导致我国相关行业的生产成本出现快速上升,直接带动国内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快速升高。各种因素通过不同的路径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如图4所示。

可见,我国通货膨胀周期性变动,既存在需求拉动诱因,又存在成本推动的特征。但货币超经济发行和银行体系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始终是推动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若中国人民银行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货币供应的过度扩张,并彻底清除银行体系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能在源头上阻止通货膨胀的抬头,有效降低宏观经济在冷热之间做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物价指数、居民通胀预期及资产价格入手,对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通胀已经到需要货币当局特别关注的程度。同时,基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认为,货币投放过度、流动性过剩、外部输入性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成为我国当前通胀的直接原原因。通过实证检验,再次验证了货币超经济发行、流动性过剩是推动我国近年来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对CPI的贡献度分别高达43%和62.3%。在通胀生成机制中,货币供应量短期内存在过度扩张或紧缩的倾向,直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周期性的波动;流动性过剩会导致国内富余资金对资本品的追逐,造成对价格的冲击,同时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效果;而国内有效需求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也通过不同路径对通胀生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同时加快解决由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1.积极从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实施管理,迅速遏制通胀上升趋势,管理好通胀预期。首先,从货币供给管理方面,应当降低货币供给增速,积极调整货币投向,及时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凯恩斯、弗里德曼,还是卢卡斯都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有效而长期无效。我国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积极作用已经完成,继续保持宽松政策对经济带来的危害性正在不断显现。为此,应控制货币供给增速逐渐向均衡状态恢复;应加大信贷总量控制及投向方面的监控力度,强化长期央票、国债、公开市场的对冲操作力度,加强基础货币回笼。同时,重点管理好信贷投放方向,将资金投向引导到有增长潜力的实体经济领域和企业;其次,从货币需求管理方面,应继续大幅提高利率。10月20日存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这种象征性的政策调整并不能彻底改变人们强烈的通胀预期,因此,人民银行应继续大幅提高利率,尤其是进行非对称性的调高长期存贷款利率,改变货币需求旺盛所导致的存款活期化和贷款长期化的不利局面。此外,还应配合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以及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等措施,减少银行体系内“冗余”的流动性,降低热钱流入对物价的冲击。

2.加快改革货币供给制度,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通过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转变货币政策以相机抉择为主、按规则行事为辅的操作模式,使人民银行完全依照货币政策规则进行货币投放,从而彻底消除货币供给量过度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将广义货币M[,3]纳入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和监控过程,增强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中各种货币替代资产的监控力度,从而有利于人民银行根据宏观形势准确调控货币供给,实现货币政策的适时进退,从而维护国内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

3.认真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转变高能耗、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此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有效供给力度,抑制和打击造成价格上涨的各种人为因素。比如: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继续上调第二套、三套房贷利率及首付比例;严厉惩治囤积居奇、投机操作行为等。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有效需求,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 姚景源:通胀可控制在温和状态不赞成将通胀预期夸大,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ndsysj/20100511/2174361.shtml.

② “2010年两会热点之通货膨胀,谁说了算”,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402/2010inflation.html.

③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针对人群为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及辽宁大连普兰店、黑龙江哈尔滨尚志等8个地区的小城镇及农村共3262名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

④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5/10/c_1283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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