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心理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2-0083-08
注重人类自身创造智慧的研究是时代的要求。“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1]开展“创造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旋律。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而对创造性人才的科学研究则是进行创造教育的基础。我们从人类认识自身创造智慧的历史着手，整合当代心理学对创造性才能的科学研究，来探讨创造性才能的本质内涵、静态结构、动态特征、人格因素、物质基础等，并试图指出未来创造性才能的科学研究思路，以便为我国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创造教育的研究等提供理论参考。
一、人类对创造性才能认识的历史回顾
人类自觉关注自身的创造行为，如果从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1870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算起，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然，在这之前，人们并不是对这个问题毫无觉察，但那时对创造性才能内涵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在古代中国，人们往往把有创造性的人如孔子、孟轲等均尊之为圣人，创造性才能成为圣人们经过学与悟而具有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特征。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创造性才能看成天才人物的直觉顿悟；而在古罗马的历史上，创造性才能被直接等同于创造者本身。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创造性才能一般被认为是杰出人物（天才）的特定精神能力或特征，而这种能力是神赐的。高尔顿以前，人们对创造性才能的理解，“从未摆脱其宗教的附属风味”。[2]
人们之所以把高尔顿对人的创造性才能理论看成为创造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是基于以下原因的：高尔顿第一次成功地应用了统计学和经验推理的方法，把创造性才能作为一种可观察、可测定的人类特征来进行研究；并且，他由此开创的心理测量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高尔顿的理论是建立在人种论偏见基础之上的，其荒谬性使它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创造性才能是人的潜意识本能的升华。这有助于把人们的创造性才能看成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禀赋上的根本区别，但从根本上说，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人的生物本能的一面，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社会本质属性，因而不可能给创造性才能概念以科学的说明。
自19世纪30年代起，以韦特海墨为代表的格式塔学派以动物实验为基础对创造性才能进行了系统研究。格式塔学派认为，创造性才能是问题引起的人的心理动力紧张系统的解除，是对问题情景的顿悟。由此把创造性才能的研究转向了认知方面。但借助于动物的实验，把人的创造性才能归于人的主观特性和知觉认识的矛盾，使格式塔学派关于创造性才能的观点并未产生实践的影响。总的来说，从19世纪中叶后，对创造性才能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经验主义的传统转向了对活生生的发明创造者的研究，而不再去乞求超自然的力量。
“重新认识创造性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真正开始科学的研究，是从1950年吉尔福特开始对创造性进行的实践研究起首的。”[3]吉尔福特开创性地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创造性才能进行了毕生的实验研究。他对创造性才能的内涵、心理机制、外在表现、影响因素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回答，尽管其“有目的的循环的硬性地适合所规定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4]但其研究成果还是被公认为是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70年代以来，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第一，强调创造性才能中思维品质的重要性。第二，深入进行创造性才能培养的实验研究。第三，注重研究吉尔福特强调的与创造性才能密切相关的人格品质、教育、动机、环境等因素。[5]
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历史表明，人的创造性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尽管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走向，那就是从主观走向主体。近年当代心理学有关对创造性才能的特征、内涵、影响因素、心理过程等的研究共识，使创造性才能研究成为科学。
二、当代心理学使创造性才能研究成为科学的基本观点
1.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科学内涵。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理论之所以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就是由他科学界定了“创造性才能”的内涵。1950年，在《论创造力》这篇演讲辞里，他指出：“创造力（吉尔福特往往等同使用“创造性才能”、“创造能力”、“创造力”这些概念——作者注）是指最能代表创造人物特征的各种能力。”随后，他又对这个定义作了补充说明：“创造性才能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在显著水平上显示出创造性行为。具有种种必备能力的个体，实际上是否能产生具有创造性质的结果，还取决于他的动机和气质特征。”[6]
吉尔福特的这一定义对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首先，它使人们认识到创造性才能不是孤立神秘的东西，而是由个体的种种基本能力构成的。其次，它强调了创造性行为的意义，而创造性行为具有相对性。这使人们认识到，创造性才能并不是某个创造人物的特殊天赋，所有正常人都拥有程度不同的创造性才能。这种接近性原则，使我们有可能对那些并不一定是杰出人物的创造性才能进行较广泛的调查研究。第三，强调了事实上存在的个体的人格、气质与创造性才能之间的密切关系。
但这一定义给人的印象是创造性才能仍是人的各种能力的相加，似乎人的各种基本能力的提高是必然导致创造性才能的提高。经过数年的研究，吉尔福特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性才能的本质所在是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的观点：“创造力是指种种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是随不同范围的创造性活动而不同的，每一种基本的能力都是一个变量……”[7]
时至今日，人们对创造性才能的界定标准问题已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国际创造性和领导学基金会”的创始人戈特利布·冈特恩博士认为：“人类的创造性可以定义为产生某种新的形式的能力，这个形式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判定，即唯一性，有足够的功能，满足审美要求，满足社会价值观。”[8]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把创造性定义为：根据一定目的，动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9]不难看出，人的创造性才能首先是以一种新的产品或形式为依托的，它可能是一种质能形式（如艺术品、仪器、机器、房子、桥梁），或是一个信息形式（如概念、理论或策略）。有时它还可能是一个复合的形式（如一个综合了高深的科学理论、计算机技术和软件的生产技术）。创造性一般都具有新颖性、独特性、功能性和价值性等显著特征。“新颖”主要指前所未有、除旧布新；“独特”主要指形式唯一、别出心裁，“功用性”与“价值”主要指创造性有确定的目的，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这几个特征之所以被公认为是衡量创造性的标准，是因为它们具有文化选择的共性，都可以是定量的。可以认为，创造性才能是人的心理能力，其产生的产品具有新颖性、独特性、功用性和价值性等特性。
2.关于创造性才能与智力。创造性才能与智力的关系在人们的眼中是如此的密切，以致于智力就是创造力或智商高创造性就高的观点相当流行。
把智力等同于创造性才能性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人们发现，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智商据估计都很高。其二是基于使用推孟——比纳智力测验量表测出的结果看：智商与创造性才能存在着正相关。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用智力量表测验儿童的创造性，在测验的效果方面使用的主要标准是在校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作为经验的学习，这些学科显然并不一定要求创造性才能。推孟曾追踪研究上千名智力超常的儿童，但到了最佳创造年龄阶段，却很少出现像达尔文、爱迪生一类的人才。这说明智力并不就是创造能力。
为区别智力和创造力，吉尔福特在南加州大学指导进行了多年的名为“能力倾向研究方案”的研究工作。他们所假设的许多智力因素都被其因素分析的实验所证实。在这个背景下，吉尔福特提出了著名的“智力结构说”。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有与发散性运演有关的智力因素与创造性表现有关。这样，他给智力和创造性才能作了如下区分。“智力是用各种形式对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能力或功能的系统组合”[7]；而“创造力是指种种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因此，吉尔福特认为，智商低的人在创造性才能方面肯定是低的，而高智商只能是创造性才能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结论被以后的托兰斯等人的实验研究所证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一般地说，智力通常指天赋，即遗传下来的生理解剖特点，是人们初级的信息加工能力，因此，人的智商一般是不能改变的。而人的创造性才能是人的智力的高级表现，是智力的组合方式，是高级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对问题的敏感性、观念的流畅性与首创性等基本特征，是可以随着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的。智力只是创造性才能产生的基础，是创造性才能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3.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实质。当在信息加工的范围内讨论创造性才能时，创造性才能等同于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的实质就是发散与转化。
吉尔福特在实验确认观念的流畅性假设时，发现所有的流畅性问题都在智力结构模式中的“发散性加工运演”这一类别。因为在这一类别的所有测验中，个体必须广泛地搜录自己的记忆储存，尽可能的提取更多的信息项目。在“能力倾向研究方案”的实验研究中，他还发现灵活性的种种能力的最共同之处涉及到转化，也属于发散性加工运演这一类别。而观念首创性基本能力的测验分数，与语义转化发散加工的转化有关。这一发现意味着，首创性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考察问题，转化是其结果。因此，吉尔福特认为，在智力结构中，最能体现创造性才能的因素是思维的发散性加工和转化。
发散性加工能力之所以并不能代表智力因素中所有创造性方面，是因为发散性加工的能力与思维的流畅性有关，即它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需要而产生许多可供选择的信息项目，因而只注意观念的数量而完全忽视观念的质量。一般认为，提出种种可供选择的观念，会增加产生某些高质量观念的可能性。而对一般个体来说，在一系列观念中，较有价值的观念很可能到后面才出现。这是因为思维者在得到较有效的思想之前，必须先排除掉简单的、较常见的思想。
转化是指在信息项目方面我们能够认识和产生的种种变化，其中包括产生种种替代物。吉尔福特用因素分析证明，尽管转化似乎是一种心理活动，但实际上像人脑可以认识或产生的信息项目的形式即产品一样起作用。转化与思维的灵活性和首创性有关，这意味着转化的能力有利于摆脱思维定势，是从多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这样就表明了思维中的转化，能够保证所需观念的质量。
由此，转化和发散性加工的结合——发散性加工的转化，对一个人的创造性才能具有双重的贡献：它既提供了观念的数量，又保证了观念的质量。基于发散加工的能力能提供大量观念，而转化意味着人们很容易改变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来说，智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运演中的发散性加工和产品这一类别中的转化。”[7]
因此，对以归纳思维能力、建构性地学习掌握前人的知识经验为主要任务儿童来说，培养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就近乎等同地开发了他们的创造智慧。
4.关于创造活动。创造目的实现的过程或创造产品产生的过程就是创造性才能作用的过程。因此，只有把握了创造活动的规律，才能算真正掌握了创造性才能的实质，也才能为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打下实践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发明和文化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创造性灵感在时间上的出现是如此的桀骜不驯和任意横行，以致于创造活动在类型上纷繁多样。但由于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实质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需要组织新的信息项目，需要以新的方式运用已知的信息项目，最终产生一定的形式产品，因而创造活动还是有规律可寻的。
就创造活动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来看，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是以华莱士为代表的轶事分析派学者提了的“四阶段论”。他根据科学创造主体对创造活动的现象描述回忆，认为任何创造活动的过程都包括准备阶段、酝酿阶段、明朗阶段和验证阶段。
华莱士的创造活动用阶段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创造性才能发生作用的过程，因此成为后来研究创造活动的基础。但由于此理论没有说明各创造性因素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遭到了信息加工研究者的指责。信息加工论者以问题解决的过程为框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创造性成分因素的作用。
在发现问题阶段，要从外界众多的信息源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有价值的问题，创造主体需要克服固有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从新的可能性、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发挥敏锐的洞察力。在明确问题的阶段，需要将获取的问题纳入主体已有的知识经验之中贮存起来，这要求创造主体具有高度的联想能力，组织问题信息。在阐述问题阶段，需要激活提取机关信息，这种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要求创造主体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否则就会阻碍创造性观念的产生。问题被阐述以后就进入了问题加工阶段，也就是创造性观念的形成阶段，要求创造主体有高度的联想、类比、原型启发能力。到了输出问题解决方案的阶段，由于创造性观念稍纵即逝，这就要求创造主体有输出观念的流畅性能力。[10]
1977年吉尔福特在《超越智商》一书中，[11]提出了他修改了的智力结构问题解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问题解决开始于来自环境或者人的身体的信息输入，问题的来源可能包括个体的感性情感。输入的信息经过“注意”过滤器进入大脑的高级中枢，从而进入认知阶段。在认知阶段包括两个重要事件：“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以及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下一个阶段就到了解决问题阶段。当问题的解决需要设想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时，就处在问题解决的发散性加工的过程中；当问题解决不需要进一步搜寻，凭借记忆储存就可以直接找到解决的方案时，就不需要经过发散性加工这一环节，而直接处在了问题解决办法的辐合性加工阶段。在这个模式的各个运演都有可能拒绝所提出的各种想法，这意味着评价在起作用。当没有适当地认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时，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就要走回头路。甚至可能回到环境中去，进一步寻找事实。对问题进行新的组织后，又在新的一轮创造思维活动中，重新寻找各种可能的办法。在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前，可能会有若干个这样的循环。吉尔福特举例说，“例如，我们要点火，但手边没有火柴。这时太阳高照，于是就有人想到用放大镜聚焦的方法点火。”这就是思维的转化，因为：“我们经常需要找到一种能满足某种不同寻常的目的的物品，并需要重新作出界说。”[7]
5.关于与创造性才能有关的人格因素。当前有关的对创造性才能内涵的界定、特征的考察，创造活动的描述，都是基于理智因素的，给人的印象是理智能力代表了创造性才能的全部因素。如把创造性才能定义为产生出新颖、独特社会产品的能力，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没有进行过创造活动、没有产生出创造产品的个体就不具有创造能力。这与人人都有创造才能的事实不符。大量的研究表明，理智成份并不代表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所有因素。这是因为：具有某种才能是一回事，启用这种才能又是一回事，而在需要时或在可以有效地使用这种才能，则又是一回事，而且有些人具有某些才能，但他们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这一切都与人们的各种人格特征有关。人格是人的特性的组织方式。而特性是指一个人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一些基本因素。人格因素主要包括认知风格、动机特性（包括兴趣）与气质品质等。
关于认知风格。所谓认知风格就是个体认识世界的独特个体特点，个体或具有极强的独立性，或具有强烈的依存性。
关于动机。动机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这里我们关注一下无功利性质的兴趣对创造性才能的影响。吉尔福特认为兴趣对创造性才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思维类型上兴趣倾向性的不同。通过对不同职业的人的调查研究发现，人们或对发散性思维或对辐合性思维发生偏爱。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多样性需求的动机程度上有差异。多样性需求是指渴望有新的体验，它还可能包括一种不愿复述的倾向。因而对多样性有高需求的兴趣特性，实际上表征了其动机指向思维的首创性。
关于品质、气质是指个体在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性和社会性行为特征。吉尔福特在散性加工能力测验中发现，能力倾向的“冲动性”方向和自信心等品质都与发散性加工有正相关。他还认为在问题解决中有助于创造性的“不准备闭合”，即倾向于对问题一直持开放态度的气质特性。
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力的水平深受多种人格因素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如气质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其它特性，如认知风格、创造性思维的兴趣，以及一些具体的策略，是可以通过练习，通过控制环境条件的种种变化而得到提高的。
6.关于右脑与创造。人脑是创造性才能的物质外壳是创造性才能发展的源泉。然而，人们对大脑与创造性才能的关系，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罗杰·斯佩利(Roger sperry)博士和他的学生们进行历史性的裂脑实验后，才算有了一个真正突破性的认识，托高斯·R·布莱克斯利(Thomas R·Blakslee)根据斯佩利的研究成果，在《右脑与创造》这本著作里，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历程入手，根据当前的时代特征和教育状况，深刻剖析了右脑与创造的关系，阐述了人类进行右脑革命的必要性。[12]
布莱克斯利认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已经在思维方式上经历过两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左脑革命”。“左脑革命”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过程，即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时，曾以语言文字的发现来充实原来那种仅以“直接的、天然的方式对环境作超前反应”的非言语的、直觉式的思维方式的过程。只有当人类以最初的图画文字来唤起视觉表象，而不是直接依靠视觉表象进行直觉式反应对付自然时，人类的历史才不断沿着日益抽象化、逻辑化的思维轨迹飞跃进步。左脑革命真正造就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革命，那就是对人的能力开发又一次产生惊人影响的“计算机革命”。不过，布莱克斯利认为，尽管“计算机革命”对人类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但究其根本，仍不过是几千年前人类思维方式上的“左脑革命”的进一步延伸，它实际上仅只扩展了我们进行言语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对人类在无助境况下即能直接借以战胜自然的右脑功能，几乎还完全没能触及。因此，只有进而大力揭示右脑的奥秘，开发人类右脑的创造性功能，才有可能给当前的计算机技术进步展示出一个全新的和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前的“右脑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原来由人来进行的大量技能性、事务性的工作，都将日益为计算机所代劳，因此，我们的教育事业，就应该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尽快把侧重点转移到发展计算机尚不能代替的那些人的思维能力方面来。那就是要发展人的直觉能力，全方位思维能力等富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要开发人的右脑。布莱克斯利根据大量的事实指出，当今的学校教育，几乎全都忽视非言语知识教育这个方面，因而也就忽视了对右脑思维能力（如直觉能力）的开发，而他本人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多半还是依靠他的直觉方面曾经得到过多大程度的意外发展”。他在这里之所以说“意外”，那就是因为当今的教育是不会自觉地去发展这个方面的。因此，进行右脑革命，对于教育改革，对于人才的培养、选择和评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布莱克斯利尽管大力呼吁“右脑革命”，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忽视左脑思维的力量和作用。相反，他认为，新的革命实际上正是前两次思维方式革命，即“左脑革命”与“计算机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右脑具有填补空白和产生直觉突破的创造性，……左脑则可接近右脑的直觉，并且能检验那些直觉和把直觉转换成计算机的或其他的逻辑语言。计算机则以完备的准确性和比人脑快过上百万倍的速度，而使左脑的能力得到延长。”据此，布氏还不无期待地指出，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能够改变那种单纯重视左脑的言语思维的做法，而致力于使言语思维和右脑的直觉思维平衡发展，那么，我们就将由此而得到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不仅能够体验到生命的智能方面的力量，也能体验到生命的情感方面的意义。”
三、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科学思路
通过回顾人类对创造性才能认识的历史，综观当代心理学对创造性才能的科学研究，不难看出，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科学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创造性才能的本质及对整个心理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开创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创造性才能的科学研究对象地位。20世纪以前，人们对创造性才能的认识基本上是唯心主观的，或流于经验描述的，高尔顿即使把自然科学方法首次应用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人种论的理论仍昭示了其唯心的认识根源。当代心理学从创造产品的“新颖性”特征入手，认为创造性才能是人智力与人格因素的结合体，是人脑的机能，有自己存在的形式和运行机制，把创造性才能研究指向人的主体性，吻合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而确立了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科学地位，使创造性才能研究有了实在对象。第二，使创造性才能的自然科学研究成为主流倾向。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观点看，科学方法有助于科学理论的产生，科学理论思想则有助于科学方法的生发。19世纪中叶以前，对创造性才能的主观认识决定了研究方法多是观察和猜测；而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的主体因素观，则决定了研究的因素分析、模型建构及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引用，并使创造性才能的自然科学研究成为主流倾向。第三，促使创造心理学的诞生，为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拓宽了视野。我们知道，心理学独立出哲学母体的关键在于实验方法的应用，以便于使自己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但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主流心理学派都反对构造学派的元素主义，这使复杂的心理意识现象难以直接进入实验室，这个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矛盾使“没有心理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几十年。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既确认了创造性才能这一复杂心理意识现象的存在，又用因素分析的自然科学方法对其加以实证研究，由此，不仅促使了创造心理学的诞生，更加重要的是为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不可否认，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至今还没有汇入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研究自身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创造产品的外在特征把创造性才能定义为智力与人格因素的有机体，使人们很难从主体认识的角度把握创造性才能的实质；第二，创造性才能的自然科学研究倾向，使人们很难单从定量的研究中掌握创造性才能各种因素的复杂联系；第三，纯粹从理想假设的研究基点出发去研究构建创造性才能的理论，使人们很难从生活实际中认识和自觉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
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科学思路：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出发，确立创造性才能是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本原则，以使人们能从主体认识的角度把握住创造性才能的实质，这方面已有了初步探索[13]；第二，借鉴基础科学对创造性才能研究的成果，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多角度地透视创造性才能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规律，阿玛布丽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创造性才能心理特征就是这方面的探索[14]；第三，确立从生活实际中探索创造性才能的发生发展规律，并应用于创造性才能的培养，是创造性才能研究的最终目标。可以预计，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的研究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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