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尔基的《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前，我们所见到的高尔基形象，只是平面的或是浮雕，而不是立体的本色的，故我们的认识和观感不是全面的，更不用说进入心理层次的分析。
作为历史性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或许变得淡薄模糊，慢慢沉入历史的黑洞，或许突现出来，引人注目。从50年代开始，前苏联就出现了有关高尔基的新说法。从此关于他的生平、思想、创作以及社会活动的新材料和新观点陆续面世，许多过去在档案库里封存的材料也被抛了出来，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通过媒体传播于国内外。尤其在七、八十年代，前苏联社会在进行一场历史大反思的浪潮中，高尔基作为一位历史伟人和著名作家，自然成了反思的重要对象之一。从笔者所接触的有关高尔基的新资料来看，总的印象是：高尔基的神话正在消失，崇高的偶像已经降格，历史的地位渐次下滑。对此，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位从社会“底层”走上世界文坛的“大文豪”？他还是不是风暴中的“海燕”和渴望飞上天空的“苍鹰”？
一、《人》及“人癖”
《人》（《Человёк》）发表于1904年，是一篇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的哲理散文诗。它的主题是要表达作者心目中的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是要歌颂高尚的、完美的人。高尔基这样写道：人是照亮黑暗宇宙的燎原之火，熔化世界的“神秘之谜”的黑暗，把一切丑恶的、肮脏的东西从地球上扫进历史坟墓；人是“为了推翻、破坏、踏碎一切旧东西，一切狭隘的东西”，反对那种“无所企求的可耻的精神状态”；人的“生活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是独立自在的，没有止境的”。最后，高尔基用高亢的音调和坚定的语气总括了人的精神与使命：“总有一天，我的感情世界同我那不朽的思想将在我胸中汇合成一股伟大的创造性的火焰，我要用这股火焰烧掉灵魂中一切黑暗、残暴和邪恶的东西，我将同我的思想所创造出来和正在创造的那些神祗并驾齐驱！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采品位，本篇都可算是佳作。然而，过去讲高尔基很少介绍这一作品，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它的主题。
实际上，“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的思想，在高尔基一生的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表现。早在1899年的他写给伊·列宾的信中说道：“我不知道还有比人更好、更复杂、更有意思的东西。人就是一切。”1900年，他在致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的崇拜者。”1902年发表的剧本《在底层》，剧中人沙金发表了对人的看法：“人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意为了什么去努力，去牺牲：为了信神，为了不信神，为了爱情，为了理智。人可以随意为了什么去努力，去牺牲，所以人是自由的！……人就是真理！……万事在于人，万事都为着人啊！只有人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以外的东西，都是他的双手跟大脑创造出来的！”“人呀！这个字好极了！这名字……真光荣！”“应该尊重人！不要你去怜悯……不要拿怜悯去伤了人的尊严……应当尊重人！”[①]俄国著名的批评家沃隆斯基认为高尔基有一种“人癖”，高尔基很满意他的这一说法，并表白：“读了您的文章，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您第一个如此尖锐地强调指出了我的人癖……对我来讲，最伟大、最神奇的文学作品——很简单，……它的标题就是‘人’。”[②]
高尔基的这种“人癖”，这种对人的崇拜，实际上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的继续。当时，许多“巨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热情地赞美人，莎士比亚的“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代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一段名言，是关于人颂的最出色的代表。高尔基的人本主义发扬了欧洲传统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即富于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不仅仅是揭露、谴责、鞭笞现实生活中的丑陋者、小市民、伪君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了解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的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③]。比如他的《伊则吉尔老婆子》（1894）中的丹柯，就是一个热爱人、为了人而牺牲自己的英雄，在生死存亡之际，丹柯为了挽救自己的部族，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心来，高高举在头上，为陷于黑暗中的同胞照亮前进的道路。《鹰之歌》中的鹰，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受了重伤，跌落在地，可它不愿苟且偷生，依然向往天空，向往斗争的生活。鹰是勇士的象征。高尔基歌颂这种勇士的精神。在《母亲》里，他用浪漫主义的激情描绘了人的美好前景：“人们相亲相爱，每个人都成为别人面前的星辰的时候，就要到来！……到那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真诚坦白的，任何人都没有嫉妒心，人与人之间没有恶意。到那时候，不再是为生活，而是为人类服务，人的形象高高悬起；自由的人们可以达到一切高度！到那时候，人们是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里面。”高尔基的这种对人的理想主义思想，如果说主要表现于艺术家的高尔基身上，那么，他的矛盾、“错误”和痛苦还不至于那样尖锐与强烈，然而，他不单是一个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一个走向革命和投身政治急流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了人，我每次都准备着和现实斗争，因为我认为人是最珍贵和最高尚的。”[④]他不仅仅这样说，并且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发生了他不曾想到的悲剧。
二、“不合时宜的思想”
高尔基生活的时代，正是俄罗斯翻天覆地的时代，他不仅经历了且直接参与了俄国两次革命，并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可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艺术家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份与思想，没有成为政治家，所以列宁说他“在政治上始终是最没有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⑤]。
80年代后期，前苏联重新公布了高尔基发表于1917年4月—1918年6月《新生活报》上的系列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和文化的札记》，以前，这些文章一直严密封存起来，除了极少数人知道外苏联人民多未读到。这些作品重新问世后，又一次引起人们对高尔基的议论。《不合时宜的思想》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问世的，这是一个夺取政权和保卫苏维埃新生政权的大搏斗时期，形势复杂，斗争尖锐。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他所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他所见闻的社会现实情况，同自己所希望看到的人类的理想境界是多么不同！于是，他直言不讳地坦率地公开说出了自己对许多问题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看法。
从社会底层走出来且漫游了俄罗斯大地的高尔基，不仅看到并且十分了解俄国社会的愚昧落后，人民中存在的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因此，他认为文化和科学都十分落后的俄国还没有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警告说：“那些不懂自己想要什么的乌合之众走上了街头，在他们的掩护下，冒险分子、窃贼、职业杀手们就要开始创造‘俄国革命历史’了。”[⑥]他不赞成暴力手段，把十月革命武装起义说成是“阴谋手段”，“破坏了”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名声。高尔基一直对俄国农村没有好感，认为农民是愚昧落后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如果搞工农联盟就会让俄国农民的汪洋大海吞没掉为数不多的觉悟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与此相反的是他提出要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将会是长久地拉着俄国的历史重车的马。因此，他呼吁停止流血的国内战争，释放所有被捕的临时政府的成员，联合国内一切文化力量。他说“大家都有罪”，这是由于国内战争造成了文化古迹的毁坏，大家都在毁灭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在毁灭人。在这位人的崇拜者看来，人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忍的兽性，是让人性中最否定的因素在敌对情绪下迅速滋长起来。他警告大家：“文化在危险中！”为此，他提出要对人民群众实行广泛的全面的精神文明和劳动观念的教育。他说，革命事业不只是需要坚定的执行者，还需要有高度文化和高尚情操的人，否则，革命人民将得到同期望相反的结果。因此，高尔基强调培养人们高尚的美好感情和品德，要继承人类的优秀思想。他指出，历史创造的最高表现，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创造性劳动。
读到高尔基的这些言论，确实令人震惊，它们岂止“不合时宜”，而是抗拒俄国历史的进程！当然，他的喊叫并未阻挡住俄国革命的前进，却在他生平中留下了一个磨不掉的印痕，暴露出他的思想观点与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困惑、动摇和痛苦，当时列宁指出高尔基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⑦]。并对他参与政治斗争感到遗憾。1919年，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表示，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不存在思想分歧，有的只是“情绪的分歧”，这种情绪是一种“病态”的情绪。然而斯大林却将高尔基看作是那些“从革命队伍里”开了小差、投靠“布尔采夫—苏沃林们的黑势力”的叛徒一样的人。《现在》杂志的一些接近岗位派的评论家们也认为他是一个伪装起来的敌人。当然，高尔基既不是叛徒也不是伪装的敌人，他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表明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而是一个站在普遍的超历史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罗曼·罗兰在其《莫斯科日记》中写道：“革命使他陷入全面的道德困惑。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对革命不能理解，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残酷使他受到很大震动。在那些年代见过他的人都有一种印象：他的生活完全崩溃了，他痛苦失声，陷入濒死状态。”[⑧]俄罗斯批评家Л·斯皮里多诺娃也认为，高尔基“毕生号召革命的暴风雨，他所认为的暴风雨是带有浪漫主义光环的。一旦亲眼目睹暴力、鲜血、民族文化久远基础的毁灭，他就不知所措了。当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并导致与自己人民的战争，作为革命地改造生活的拥护者的他便不胜惊恐”[⑨]。因为高尔基的信念是“一切为了人”，此外，我们应指出《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涉及到的尊重知识和爱惜人才，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重视培育人的精神文明，针砭俄罗斯民族性中的弱点，等等，今天看起来并没有错，仍然有现实意义。
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近年来，前苏联国内外许多人指控、谴责高尔基是斯大林大镇压的同伙和帮凶。N·佐洛图斯基在1989年第11期的《青春》杂志上写道：“高尔基是斯大林及其一伙给扶上宝座的，他们警惕地监视着，以便使他们所选定的人规规矩矩。此外，他们还要他替他们干的坏事帮腔捧场。”尤其是高尔基所写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文，成为了为斯大林恐怖政策辩护的证据。阿·雷巴科夫在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1935年及其以后岁月》中，有一段关于斯大林在得知高尔基去世时的心理描写：“为了制服民众，必须消灭或者收买人民的知识分子，更恰当的做法是——消灭一部分，收买一部分，并使之经常处于恐惧之中。高尔基完成了这个使命，因为他说：‘假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他以知识分子的名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还写到，在批判肖斯塔科维奇，打击形式主义作曲家，打击拙劣的艺术家（其中包括加米涅夫的兄弟），高尔基都默不作声。之后，布尔加科夫遭到了鞭笞，他还是不置一词。这里表明了斯大林利用了高尔基的言论为其大清洗运动作舆论工具。
但是，高尔基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一说法，首先他指的是“敌人”。俄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弗·乌斯宾斯基在《领袖的秘密顾问》（1992）一书中，谈到了高尔基对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的不满。斯大林为了说服高尔基拥护与支持对“形形色色的国内敌人”的大镇压，决定第二次同高尔基会晤。据在场者回忆说，斯大林与高尔基从他们两人单独会谈的房间出来时，两个人都紧锁眉头，高尔基的最后一句话：“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很抱歉，我要站出来反对这种不明智的暴力……”斯大林说：“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可是你说的啊！”高尔基表白：“对敌人是应该这样，但是，首先必须确认，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残忍的敌人。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如果有人想得跟自己不一样，那就要说服他改变主意，而不能干掉他。况且，自己也应该倾听他的意见，搞清楚究竟谁是谁非。要是突然发现对方没有错呢？……”斯大林对此闭口不答。高尔基的说法很明白。斯皮里多诺娃在1993年第4期的《语文科学》上写道：“高尔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去歌颂1937年的，是不会为它辩护，甚至不会去妥协的。”[⑩]
事实上，高尔基尽了一切力量去阻止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保护各种受排挤的人免受不公正的批判，拯救那些受害者。1924年，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在《十月》杂志上撰文严厉批评作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认为这本书对骑兵军进行了诽谤和讽刺，而且还有“色情狂的印象”。同年十一月，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答谢·布琼尼》一文：“我不能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且对您给予这位有才华的作家的评价表示坚决的抗议。”[(11)]1929年，苏联文学界对苏联小说的奠基者之一的皮利尼亚克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解除了他的莫斯科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高尔基挺身而出，在1929年9月15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论精力的浪费》一文进行抵制。他指出：“我们对待这些人们的态度是否够慎重呢？对他们的工作和才能是否充分重视呢？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过失是否过分严厉呢？使我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温情的人道主义，而是认识到有必要节省人的精力，因为人是新生活的创造者”[(12)]。1936年1月，苏联年轻的作曲家肖斯塔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可白夫人》上演后遭到了不应有批评，高尔基马上在3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为肖斯塔维奇辩护。他首先肯定了歌剧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剧院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接着认为“肖斯塔维奇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无可争议是有才华的，但过分自信和很容易冲动。《真理报》上的文章就像一块砖头落到头上一样，使他受到了打击，小伙子完全被压下去了”[(13)]。
在二、三十年代，高尔基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关系去帮助那些不该受到迫害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拯救那些被捕者，如竭尽全力帮助勃洛克出国治病，为扎米亚京出国弄护照，企图为判处死刑的诗人古米廖夫保住命，等等。时至今日，虽然有不少人骂高尔基，但仍然有很多著名人物站出来为他辩白。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就说过，如果没有高尔基，我们大家就会全都饿死。亚戈达在读了高尔基临死前写的一本笔记后说：“不管怎样把狼喂饱，它还是渴望森林。”意思是说，高尔基的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的人本思想没有改变。
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21年10月，高尔基出国访问，1924年定居意大利，直到1928年归国。过去一般的说法是因为他的肺病复发，需要出去疗养。这可能是他出国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就是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如意，他与部分领导人的关系紧张。斯大林曾公开在《许多公牛围绕我》一文中写道：“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拉狄克认为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上颏上的一颗病牙，他时而东倒，时而西歪”。无产阶级文化派排挤他，在《未来》杂志上指责他“在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者之后，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真正和无产阶级血肉相联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甚至在1921年，发生了一件令高尔基十分难堪的事情：列宁格勒的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下令搜查了高尔基的住宅。当年9月28日，他在写给丹钦科的一封信中不无伤感地说：“我对事情已不抱希望——野蛮行为，自私和庸俗的恶浪缓缓地、但却一浪高一浪地向我们袭来……”
1922年7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由托洛茨基授意的C·佐林署名的批评高尔基的文章《几乎在底层》，说高尔基像一个敌人那样在蓄意危害革命。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把高尔基称为“天生瞎眼的抽象概念制造者”，并斥责他仇恨自己的人民。
1932年4月，中央作出了解散“拉普”的决议，而高尔基对此决议持反对态度。他曾邀集了一些作家在自己家里开会，希望与会者对中央决议表示抗议。高尔基与拉普的主要领导人阿韦尔巴赫关系甚好。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家中举行了一次苏共领导人会见作家的重要会议。据与会者科·捷林斯基的回忆录《在高尔基家中的一次会见》中的描述，高尔基对“拉普分子的好感甚至喜爱很显眼”。当女作家谢夫琳娜激烈反对把拉普分子吸收进组织委员会时，许多与会者予以指责，而斯大林却表示：“让她讲。”在会议的结尾，斯大林作了重要讲话，“斯大林的这个发言显然具有反对‘拉普’分子的论战色彩”[{14}]。
1934年5月，高尔基的独子马克西姆突然死亡。从此高尔基的精神一蹶不振。翌年1月，在《真理报》上，善于迎合斯大林心意的扎斯拉夫斯基同高尔基的论战，一篇接一篇。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就目前这个高尔基，已经不同于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高尔基。斯皮里多诺娃说：“对高尔基早该有与现代的科学和文学水平相称的新见解了，早该打破那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朋友和战友形象的确已过时了的模式。”[(15)]
高尔基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巨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的周围滚动着尖锐矛盾的、互相冲突的旋风。“高尔基懂得并深刻地经历了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企图通过阶级论来解决人类幸福的最大幻想的共同作者和参与者”[(16)]。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无情的。他看到了许多自己所信任的、喜爱的人死于战争和饥饿，而且悲剧在他的眼前愈演愈烈。他出于本性又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看法与态度，可他的看法与行动同政治斗争和生活进程是不协调的甚至是对立的，引起了某些当权者和舆论界的严厉批评。于是，他感到孤独、难受、困惑、痛苦。但他不是由“鹰”蜕变成“蛇”，决不是“斯大林时代的一名御用歌手”，决不是“奴隶和奉迎者”，而依然是一个“大写的人”和伟大的作家、杰出的历史人物。
注释：
① 《高尔基戏剧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② ④引自李辉凡：《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见高尔基的《读者》，《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0页。
⑥ ⑨ ⑩ (15)转引[俄]П·斯皮里多诺娃的《高尔基在今日》，《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3期。
⑦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2页。
⑧ 《文学问题》1989年第3期。
(11) 见《苏联文学》1991年第6期。
(12) 《高尔基政论杂文集》第399页。
(13) 《阿·马·高尔基写给斯大林的两封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4期。
(14) 参见《苏联文学》1992年第2期。
(16) ВЯ·科斯季科夫的《幸福的幻象》，《星火》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