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利益分配态势及我国政府的新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态势论文,分配论文,角色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最新特点和发展趋势。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贸易对象、结构、 方式、手段与贸易利益都发生了以知识为核心的深刻变化，知识要素对其它要素的支配和控 制直接决定了国际投资的流向、结构和投资收益分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知识化带动并加 快了世界产业结构演进进程，知识资源的推动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边际收益递 增的知识经济规律推动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而知识资源与要素的离散 分布和知识传递的外部性也可能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注：王廷惠：《知识经济与全球利益分配》，《国际论坛》，2000年第10期，第49-51页。）知识经济时代 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使得全球利益格局也呈现出新的态势。研究影响全球利益分配的 重要因素和全球利益分配的新趋势，对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政府新的 角色定位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与战略意义。
一、决定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知识资源存量与增量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对全球利益分配会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利益 格局，就国别和地区来看，由于拥有知识资源的初始条件和追加知识投入及其它相关情况迥 异，利益分配不平衡态势将继续存在。决定一国或地区在知识经济时代利益份额的主要因素 ，取决于以知识资源为核心的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知识资源存量：过去与现在 初始条件的差异 哈耶克和克鲁格尔的观点
各国或地区初始条件不同，经济中存量部分积累了多少知识资源及这一核心要素在经济生 活中的渗透、作用程度，已积累知识存量的规模、结构、开发、利用、更新和生产力化的程 度及状况，尤其是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起始力量及可能获得 的 经济利益。哈耶克指出，“今天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财富积累方面已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人 民，这一方面是拥有更多的资本积累，但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了知识”。（注：［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1998年，第73页。）克 鲁格尔认为“美国和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 （注：
Krueger,A.O(1968):Factor Endowments and Per Capita Income Differences Among C ountries,Economic Journal,Vol.78,Sept.,pp.641-659.）卢卡斯的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中的“二商品模型”(Two Goods Model)认为，人力资本的 差异是产生经济增长率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并运用这个模型解释了国际资 本出现倒流的现象。卢卡斯认为，由于具有高水平的发达国家可以获得高的投资回报率，吸 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所以，发展中国家只有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才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看来，国际竞争中各国有得有失，但是，拥有较多高级人力资源 和高新技术部门的国家更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而人力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增长难以令人乐观。（注： Grossman,G.M.and E.Helpmen(1991):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pp.237-238.）各国存量经济部分的知识内涵状况，实际也是国际分工动态变 化的结果。
（二）知识资源增量：比较优势转换的前提及决定未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变量
OECD将知识流量定义为某一时间段进入经济系统的知识存量的比例，可分为物化形式的知 识扩散（新技术中的知识被采用到机器、设备和部件的生产过程）和非物化形式的知识扩散（知识、技术专长或以专利、许可证、诀窍形式的技术传播）。对知识要素增量投入幅度及增 长速度快，即使不具备存量优势，只要一国制定合适的产业发展战略，适时、尽快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注重对知识要素的大力投入，重视R&D的支出及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努力培育和 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取可观利益。根据罗默的有关研究，企 业 、国家之间在知识创新投入上的差异，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巴拉 沙将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看成是由各国间生产要素积累的速度存在差异。
（三）政府变量：供给培育知识资源优势的有效制度与政策
作为有效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对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广泛使用）更能够发挥 意义深远而又全面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倾斜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时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合 适的政策也有助于知识经济的形成和飞跃发展。政策层面上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既包括国 内财政、金融、就业、技术、产业、人力资源政策，也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利用外资政策等 等。国家的政策支持也是决定一国知识资源的存量优势和增量优势的关键变量。新增长理论 认为，政府向研究开发提供有助于经济增长，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通 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通常会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四）全球多边规则：国际博弈的制度基础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是指规范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国际范围内有效配置的 原则、规则、机构与程序的国际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G)和世界 贸易组织(WTO)以及相应的国际货币体制、国际贸易体制和国际投资体制，实际上都是有利 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 制 定规则。（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9 8页。）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形成，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暂时均衡 的结果。（注：Kyle Bagwell and Robert W.Staiger(1999):An Economic Theory of GATT,The Americ 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1,pp.21-248.）（注：Farrell,Joseph and Maskin,Eric(1989):Renegotiations in Repeated Games,Games a n d Economic Behavior,December,I(4),pp.327-360.）现有的多边规则显然更加倾向于维护和加强发达国家的既有知识资源优势。发 展中国家因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呈刚性的制度与结构缺陷，很难在国际博弈中对谈 判的最终结果施加实质意义的影响进而分取合理的利益。国际多边规则形式上的公平只是规 则设计的效率标准决定的，规则的平等是公平竞争的必然要求，不容忽略的是规则的平等必 定引起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国际竞争过程中各国竞争的初始条件不同，或资源禀赋不同， 或调整与改革的速度、方法不同等等，都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利益格局：增长“趋异”、知识差距和贫富差距
（一）各国经济增长有限收敛与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态势
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趋同论：鲍莫尔的集团性趋同与索罗模型
增长的收敛性是指一个经济向稳定状态，或稳定状态增长路径趋近、逼近或者收敛、趋同 的性质。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由于积累了大量资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边际收益 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趋缓，不发达国家则相反，增长速度较快，最终，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 增长率均收敛于稳态的均衡增长路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看来，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与各国初始条件无关，最终将发展到相同水平，经济增长表现为非历史决定性和政策无关性 。索罗模型认为，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不管经济处于什么初始位置，最终都将回到 平衡增长路径上。根据索罗模型，如果技术进步被视为公共物品并为所有国家，包括穷国和 富国在内的国家自由获取，那么各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巨大差异就不会长期存在。（注： Romer,Paul M.(1994):‘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8 winter.）萨默斯 、赫斯顿等人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趋同是很有限的。（注： Summers,Robert and Alan Heston(1991):The Penn World Table(Mark5),An Expande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1950-881,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May .）鲍莫尔从麦迪 逊的资料中得出结论：在16个OECD国家中，1870-1979年间的生产率增长率与起始时期的生 产率负相关，即存在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趋同”，且趋同速度也逐步加快。在分析更多国 家相关资料后，鲍莫尔认为发达国家间的趋同十分明显，中等收入国家趋同微弱，低收入国 家则表现出一定的分化，即呈现出“集团性趋同”(Convergence club)的特点。
2、巴罗和萨拉-依-马丁的实证研究结论：σ分散、β分散和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巴罗和萨拉-依-马丁从严格的计量角度将趋同区分为σ趋同和β趋同。σ趋同指各国间实 际人均GDP增长差距随时间流逝而绝对缩小，β趋同指计量经济学上的人均GDP增长与起始时 期人均GDP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指具有相同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的经济体如果处于不同的远 离均衡态的初始状态时将具有不同的趋向于稳态增长的增长速度。σ趋同则意味着各国人均 收入水平的绝对趋同，即水平趋同。β趋同意味着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即增长率趋同。β趋同是σ趋同的必要条件。σ趋同表现了国际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的变化 ，而β趋同表现了国际收入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变化。萨拉-依-马丁应用宾州大学萨默斯 -赫斯顿资料分析了110个国家1960-1990年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各国人均收入水平不 仅没有趋同反而差距扩大，出现σ分散，并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出现了β分散。巴罗所 进行的计量分析证明了条件β趋同，即在模型的外生因素如技术水平、制度、人们的偏好等 变量基本相等或不变从而保证各国具有相同的稳态增长路径的条件下，各国的增长速度趋于 相同。巴罗认为，条件β趋同存在和绝对β趋同的不存在这一矛盾现象说明各国间尤其是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不同。绝对β发散现象更说明了具有较高水平 稳态增长路径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而具有较低水平稳态增长路径国家的增长速度却慢，即 经济增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
3、增长、发展与利益分配的现实差距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知识差距，大大超过了财富的差距。（注：See World Bank President James Wolfensohn's 1996 address to the Bank/Fund Ann ual Meetings in Washington.）罗默认为发展中国家可 能赶不上发达国家，是因为“意识差距”。 （注：
Romer,Paul M.(1993):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 al of Monetary Economics,32,December.）卢卡斯将增长的动力和国别差异归为人力资 本 和知识的积累。（注： Lucas,Robert E.Jr(1993):‘Making a Miracle’,Econometrica,61,March.）根据卢卡斯模型，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高，资本边际效率和简单 劳动者的工资都较高，物质资本生产的收益递增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进程中，相互依赖的南北关系并不对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自然资源要素优势黯然失色的知识经济时代，南北 差距仍然将沿着继续扩大的路径演绎。
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 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的82%，而占全球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仅占14%和18%。世界上2 0%最贫困的人口只占世界收入的1.1%，1991年和1960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4%和2.3%。发达国 家的年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甚至超过3万美元，而在穷国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美 元 ，有8亿人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10多亿人还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 人用不上电，全球60亿人中还有45亿人没有基本的电讯工具。占世界人口的13%的48个最不 发达国家“正越来越被排斥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之外”，存在边缘化态势。世界不结盟运动 主席、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分配经济成 果时，仍然是大块蛋糕分给少数富人，其他人只得到蛋糕屑”。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 殊的贫富差距进入了21世纪。
（二）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s)与全球利益分配格局
虽然国际竞争是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 （注：克鲁格曼：“美国竞争力的神话与现实”，《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参与其中的经济体都能从中受益，但 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均等享有知识经济时代递增的全球收益。由于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知识资源差距的客观存在及日益扩大的倾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 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1、拥有知识资源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先行者优势、核心知识要素的垄断者和知识经济时代 的赢家
在知识资源成为国际竞争力核心资源的现实背景下，由于拥有知识经济存在外部性，对知 识资源的控制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拥有知识资源优势的发达国家自然成为全球利益分配的赢 家，获得更多的财富。
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言，“创造知识的成本较高，绝大多数知识都是由工业国创造出来的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 经济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页。），“在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开发上，工业国走在前面。世界上80%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类 似比例的科学出版物来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1996年 世界科学报告》显示，OECD成员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研究与开发投资却为世界研究 与开发投资的85%。世界科技人员90%集中在发达国家。据初步统计，全球高技术专利的70% 以上被发达国家所掌握，每年高技术产业中约70%的巨额利润被发达国家所分享。“发展经 济学的先驱”之一的普雷维什将世界“经济星座(economic constellation)区分为“中心(c enter)和“外围”(periphery)组成的结构。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和外围存在着结构“不对称 ”(asymmetry)关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上 起着把收入从外围吸引到中心的作用。（注：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注：United Nations(Raul Prebsi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Lake Success,N.Y.:United Nations,1950).）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中，知识经济国 家既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 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思 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站在同一时点上来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明显的 知 识资源存量优势。引入时间变量因素分析，发达国家存在着知识发展的“先行者优势”，这 是发达国家知识资源积累与不断创新前提下生产力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结果。比较各国经济增 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过程，发达国家制度变迁的“先行者优势”和政策的适时调整， 反过来又以知识资源增量优势加强了原有知识资源存量优势。发达国家对教育的大力投资使 得他们在知识资源的存量和增量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二战后的国际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 制等多边规则的设计与运作，都是体现发达国家意志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对发达国家知识资源优势有正加强的作用。
发达国家凭借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参与国际博弈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无论是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还是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都已经获取而且将持续获取主要的利益份额。
就国际贸易领域而论，虽然从GATT到WTO都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作为宗旨。然而，正如普 雷维什所言，经济实力和地位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平等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会扩大穷国 和富国之间已经存在的差别。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推动其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 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对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劳动力、资 源以及传统产品优势的限制，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发达国家（注：根据WTO的有关估计，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后，到2005年，世界货物出口将增长23.5% ，收入将增长5100亿美元。其中，美国货物出口将增长21.7%，欧盟增长19.4%，日本增长18 .3%，加拿大增长16.6%。欧盟和美国的收入增长额最高，分别为1224亿美元和161亿美元。）而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就国际投资领域而言，据联合国发表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发达国家既是增加 直接投资的主体，又是引进外资的大户。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和流量为全球总 量的2/3，流出存量和流量为90%。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 OECD29个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2%为相互之间的投资。新增长理论将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 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归纳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 差异，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不是呈 递减趋势，而是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导致发达国家出现资本回流，而且还吸引了发展中国 家的不少资本。生产要素和实际资源在国际范围的自由流动，鉴于发达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 可望而不可及的知识资源优势的现实和趋势，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有限利益的同时，更多的 是为发达国家利用知识资源优势获取更丰厚的利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80年代以来，为增强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更加注重知识的生产、供给、扩 散、流通和应用，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全面介入知识的产生、扩散和应用过程中，强化了对科 技领域的干预和指导，大大增加科技投入，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壮大，采取优 惠政策扶持和培植知识产业的快速成长，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和国家经济实力。发达国家 明显加快了构建和加强知识资源优势的规制竞争和政策竞赛。
整体而言，发达国家由于拥有较为明显的知识资源优势，因而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有利 地位，能够从国际交易中获取乐观份额。实际上，知识经济只是“富国俱乐部”的现象和话 题。（注：史晋川：“发展中国家与知识经济——兼论中国进入知识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共 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第33-39页。）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加快了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和力量组合的深刻 变 化，发达国家间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各国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态势，那些具有先发优 势同时抓住调整和增长机会的国家之竞争优势将更为突出。尽管新经济的力量在扩散，但是 新经济主要还是美国现象。（注： William A.Shaman(1999):‘The New Economy is Stronger Than You Think’,Harva rd Business Review Vol.77.No.6,pp.99-106.）目前美国研究与开发费用居世界首位，为发达国家一半，每 年约2200亿美元。据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当今27项世界关键技术中，美 国居领先地位的就占24项。美国人认为21世纪是“第二个美国世纪”，因为美国的经济繁荣 源于一系 列的结构优势，这种繁荣不仅是非“暂时性的”，而且是由“美国独享”的。（注：Mortimer B.Zucherman:“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July/Aug ust 1997,p.65.）日本和欧 洲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作为知识经济的先行者，美国毫无疑问会成为知识 经济时代新国际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和制定者，自然也是国际规则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目前占 世界经济四分之一的份额（注： 1999年美国GNP占世界GNP总额的28%。）和几乎在所有高科技领域取得的全球领先地位的优势，美国的 知识资源优势和知识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产业结构，决定了美国在世界经济 格局中领头羊、火车头、独领风骚、无可匹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将维 持以美国为主导的态势，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发展，21世纪 可能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化的格局在今后相当一段 时期内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一超多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格局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2、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从干中学、学习曲线与“蛙跳”。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削弱、知 识资源的缺乏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缺乏需求弹性的自然资源禀赋、僵化的制度、缓慢的结 构调整和不利的贸易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优势就是后发优势。而后发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能否转变成为 现实优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虽然目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知识化趋势为发 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由于 知识存量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不足、人才外流（注：据有关专家推算，1960-1989年间，发展中国家外流人才高达140万。非洲一些国家的教育界人士和政府官员1997年2月初在科特迪瓦专门讨论了非洲“人才外流”的突出问题。
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自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有2万多名各类人才流入发达国家。1985-19
90年，非洲国家以12亿美元培养出来的6万名专家移居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目前非洲国家
人才奇缺，但却有150多万非洲人为发达国家服务。）和知识的创新能力明显处于劣势，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利益分配中很难获取令人乐观的份额。抑制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 地位的“知识壁垒”和“技术壁垒”，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进一步巩固和放大。1997年的东 南亚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折，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又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国 家回到核心国家。(24)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规则显然更可能对发展中 国家不利。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边缘和资本主义的外围，是被强行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 ，是全球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 地整合进世界性产业结构分工之中，并且表现出对发达国家依赖性的加强，只有极少数国家 能够抓住知识经济提供的“机会窗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前景黯淡。
各国贸易产品的知识含量各不相同，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的贸易利益也不均等。发展中国家 主要生产劳动生产率低、技术落后、价格低、收入弹性小、知识含量低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 ，用这些产品和发达国家建立在知识资源优势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价格高、 收入弹性大的制造品进行贸易，贸易条件极为不利。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是由低下的 劳动生产率、缺乏需求弹性的资源禀赋、制度僵化和结构调整缓慢等因素决定的，与知识资 源的缺乏（注：人力资本的流失，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一种典型形式，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知识资 源的流失和进一步短缺。）有着直接关联。克鲁格曼和卢卡斯认为，国际贸易可能产生一种锁入效应，使 两国专业化于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各国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增加技能。如果一国 专业化生产某种学习速度低的商品如初级产品，其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将低于它处于 自给自足时的情形。阿温·杨认为，在自由贸易下，发展中国家是用最先进的商品（还在经 历边干边学的商品）和发达国家最落后的商品（边干边学已经耗尽的商品）进行激烈竞争，竞 争的作用是非对称的，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劳动从低级产业转向边干边学正在发挥作用的产 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从其高级产业转向边干边学已经耗尽的产业，发达国家以 发展中国家为代价经历了更快的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的差距的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杨的结论是，自由贸易趋于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更 快，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放慢，并且经济增长率差距是技术进步率差距的平方。（注： Young,Ally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 ,D
ec.1928.）
在国际投资活动领域，发展中国家一直主要以东道国身份出现。“数字鸿沟”和“网络阻 隔”更是减少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中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并通过对知识资源的垄断保持世界 经济的主导与支配地位。资金匮乏尤其是知识资源短缺以及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使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弱势，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转移，被迫接受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被迫接受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方法。 国际投资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可能会通过对原有产业结构的知识化改造，加 快产业结构现代化、高级化改造的过程，促进本国知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不能拥 有和获取知识资源优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可能通过“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积累 一定的知识资源优势，但由于发达国家对核心知识资源的垄断，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利益毕竟 有限。就当前国际投资的流向结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而言，发展中国家不可 能从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中得到令人乐观的利益，更何况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也仅仅 局限于经合组织的29个成员国之间，而且发达国家制定多边投资协议的目的是保护发达国家 投资者的利益，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使一切投资者自由进入世界的任何市场。（注： OECD，Policy Brief No.2,1997.）国际投资 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投资主体投入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要素贡献大小，由于发挥决定 作用的关键要素——知识要素由发达国家投入和控制，利益分配自然向发达国家倾斜。
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知识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国际市场的能力是不同的，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和跳跃性加强。通过政府制定合适的知识发展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把 握机遇积极创造知识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中的“蛙跳”。 （注：布雷兹斯-克鲁格曼-齐登模式认为，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规模收益递增趋向 于强化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当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时，发展中国家可能充分地利用后发 优势，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增长。Brezis,E.,Krugman.P.And Tsiddon,D.(1993):‘Leapfrogg 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 ader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 种种原因，难以建立知识资源优势，以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注：罗默的模型将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系数大于1（加入知识或 人力资本的因素）。Romer,P.M.(1987),‘Crazy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ductivity Slow down’,in S.Fisher(ed.),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ambridge,MA:MIT Press,pp.163 -202.）资本和技术的先 天不足使发展中国家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先进产业竞争以实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厂商将夺 回在纺织、服装和家具等传统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和竞争基础 正在受到空前的削弱。一些被排除在信息社会之外的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 于学习、传播知识既存在技术障碍，又存在知识供给、传播和使用的制度制约，随着与发达 国家知识差距的日益加大，与发达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很难从知识经济 时代的世界经济中获利。
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规则，几乎没有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供持续的保证。WTO《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制止假冒商品的协 定》(TRIPS)对知识产权规定了更长的保护期限和更高的保护标准，可能加大发展中国家获 取 知识的成本。世界银行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从两个方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其一 是扩大了知识差距；其二是将讨价还价的优势转给了知识创造者，这些人绝大部分居住于工 业国”。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5页。）鉴于知识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点（注： Stiglitz,J.E.(1999):‘Knowledg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In United Nation ’s Development Program,New York.），世界银行更应努力缩小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知识水平和资源上的差距（注： Stiglitz,J.E.(1998):‘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economic science,economic p olicy and economic advice’,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 ment Economics 1998.Washington D.C.,April 20.），发展管理和分享知识的体系。世界银行1998-1 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标题就为“发展的知识”。（注： World Bank(1998),The 199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Knowledge for Developmen t,Washington D.C.）报告认为，知识的迅速积累、传播以 及获取知识可能性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知识而不是一般 资本，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吻合的知识。如果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 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家可能能够从全球不断做大的蛋糕中分取一定份额。如果发展中国家错 失良机，原先具有的自然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成为无足轻重的 因素，南北贫富差距悬殊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一方面，如果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与机 构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创造、传播、使用知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应该主动实 施知识经济战略（注：尽管斯诺登和文的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变量对改善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存在颇 多争论的问题(Snowdon,Brian and Howard R.Vane 1997b,‘A Macroeconomics Reader’,L ondon:Routledge.),克拉夫特的研究却表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确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政府 能够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才有望获取一定的利益。
3、转轨国家：制度变量不确定性、知识制度和政策短缺以及后发劣势
制度知识是新制度和制定政策的基础。90年代被称为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失 去的十年”。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是人类前所未遇的难题。缺乏现成的可供借鉴的 过渡路径和相关的制度演变知识，使得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经济 衰退和经济混乱，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俄罗斯非但未能吸引足够的国际直接投资， 反而出现严重的资本外逃（注： Terry Sicular认为各种统计方法都表明俄罗斯资本外逃的年平均数额为100-250亿美
之间。Makarevich认为俄资本外逃总量有7000-10000亿美元（1996年），同时他又认为俄罗斯
年资本外逃数额在200-300亿美元之间（1996年）。而Grigoryev则认为年资本外逃数额为100
亿美元。俄罗斯联邦出口和外汇管理局的副局长Kokunov认为1990-1996年间俄罗斯资本外逃
总额在1200-1500亿美元的区间内，并且认为其中500-6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是犯罪集团所为
。Konstantin Loukine的研究表明俄罗斯转轨期间的资本外逃总量在1270-1580亿美元之
间。参见：王廷惠，“俄罗斯资本外逃：原因、影响及政府举措”，《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第10期，第28页。），尤其是宝贵的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流，70-80%具有世界水平的 数学家，50%的物理学家已经先后离开了俄罗斯。知识资源的缺乏加剧了转轨国家制度过渡 的艰难程度。而一些国家在制度转轨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忽略了制 度的变革，反而表现出一种后发劣势，贻误了知识发展的良机。
三、知识经济时代转轨、发展与开放背景下的我国政府新角色：缩小与发达国家 的知识差距
世界银行认为，“缩小知识差距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由于高收入工业国永远在不断扩展 知识的疆界，因而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是变动着的目标。实际上，比知识差距更大的差距是 构建知识的能力的差距”。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2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发达国家要落 后 几十年。我国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中 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W·弗格尔1999年6月26 日在北京所作的题为《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演讲中的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实际人均收 入正处于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当于美国1880年的水平，城镇人口 所占比重为1890年的水平，差距达百年之大。我国距离知识经济还有相当差距。
（一）制度转轨与制度优势：积极、有效供给促进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优势形成的合适制度 框架——作为关键变量的政府
1.政府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度干预：动态比较优势建立的关键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是围绕着培育知识资源优势和构建知识产业优势而展开的制度 竞争和政策竞争，政府变量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罗默、卢卡斯认为，不存在政府干预时， 分散经济的增长率过低，政府可以通过对研究开发提供补贴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琼 斯、雷贝洛等人认为，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 差异的重要因素，政府应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鼓励资本积累和国际贸易、以促进经 济增长。斯托齐认为，经济政策可能有助于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服务于知识的 市场往往失灵，因此，由政府采取公共行动来缩小知识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市场的血 液，但市场自身常常不能提供充足的信息，而且提供信息存在正的外部性，这要求政府必须 采取公共行动来提供信息，以验证质量，监督执行情况，并规范交易，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成 功的发展奠定基础。（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7页。）网络化政府保证了政府调控的有效性，拓展了政府服务的范围，扩 大了政府作为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加不可替代。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尤苏夫认 为美国新经济与美国政府所供给的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制度和政策密切相关，新经济是里 根时期开始的减税的财政政策、稳定的金融政策（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实施的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基本目标的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 率的中性货币政策，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又不起抑制作用，导致 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持续增长，这种政策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 防止了经济衰退，同时有利于降低失业率。）、解除管制政策、鼓励人才流入的开放 性移民政策、冷战后的军转民政策、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高投入与高效率的科技政策的综合 成 果。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教育、改进12年基础教育体系，确保了人都能获得教育机会，通过 税收和信贷优惠，简化规章制度，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竞争，打击垄断，放松对技术出口的 限制，创造有利于知识发展的环境。
2.加快制度转轨：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制度安排的相关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为培育 知识资源优势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
政府应根据发展知识经济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宏观调控创造条件、制定法律和法 规、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部门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知 识经济的运作，需要健全、规范、开放、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发展知识经济要求政府必须 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多 层次的知识创新与供给，塑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知识企业，引导和培育新兴知识产业 。 在国家创新活动中，政府应对国家科研机构和部分教学科研型大学给予相当稳定的扶持，在 知识传播活动中，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增加投入，改进管理，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 政府还应负责制定并实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知识与信息资源的开发规划，并对组织实 施进行监督，提高知识与信息的有效利用率。
3.构建制度优势：有效供给促进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优势形成、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合适 的公共规则
制度是广义的知识经济基础设施。政府必须积极构建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通过有效供给 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设计并实施知识经济游戏规则，促进我国知识经 济的发展。一个激励劳动力创业精神、企业创新精神和政府创造精神的制度框架，是发展知 识经济的基本前提。政府还应主动提供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新方式和作用的新领域， 建设网络化、数字化政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消除经济泡沫，降低知识经济运行的成本与 风险，缩小知识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应该根据我国国情，研究制定引导知识产业发展的总 体规划、政策和重要法规、标准和规范，有效引导和调控市场，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增加科技、教育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建立和完善对知识生产、传播和应 用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完善、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知识资源的规范化共享 和充分开发利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引导重点领域和局 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度发展和合理布局，促进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和高科技 成果的转化；通过组织开展重大高科技研究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二）更加开放和更广泛参与的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国际经济竞争层次的提高与知识发 展
1、知识竞争：国际竞争的实质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竞争是以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为核心的全方位竞争，竞 争的界面已经前移至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与开发甚至基础研究领域，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活 动的成果，转移到知识领域的激烈竞争。知识资源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战略资源，而且知 识的供给、收集、传播和使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不只是企业问题 ，必须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我国政府仍然应当在培育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中发挥关键作 用，必须直接干预知识的供给、传播和使用。政府必须从总体上对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利用 进行规划和指导。只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1841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 》中首先提出了国家体系概念，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奠定了基础，熊彼特在1912年所著《经 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奠定 了另外一块不可缺少的基石。英国学者弗里曼1987年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将其定义 为“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 技术”。）中发挥有效作用，有效协调作为技术创新主 体的企业、作为知识供给主体的科研机构和作为科学技术知识转移和扩散的教育培训和中介 组织之间的合作，在积极供给促进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优势形成的合适制度框架的同时，适 时提供刺激知识资源形成的有利政策，主动创造有利于知识产业发展的环境，最终才能在以 知识资源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中获取可能令人乐观的利益份额。新经济的劳动价值论就是知识 价值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资源观：知识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核心的资源。知识发展为核 心的新发展观，“知识就是发展”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页。），即新发展观也亟需获得共识。
2、新的发展政策安排：建立动态竞争优势
(1)政策供给的关键：知识发展和教育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产品竞争、技术竞争最终都取决于教育竞争。 由于知识资源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知识经济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知识发展的核心就是 教育发展，“政府应为创造终身教育的机会进行有效的公共投资”。 （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 /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前言。）世界银行的有关报 告还认为，“不向创新和知识开放的教育将不会带来经济的增长”。（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1页。）由于人力资源代表 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成为决定未来国际间产业竞争力高低的关 键要素，是最重要的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政府应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 本的转换。一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一国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基础前所未有地 决 定其整体的竞争力”。 （注：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第47页。）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必须 将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战略产业，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工程 来建设。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非正规环境下的学习和培 训，尤其是边干边学。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技术与人力资本的要素是靠国家应用动态比较 优势原理培育或塑造出来的。在人力资本培育的过程中，政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向居民学 习提供基础设施和财政资助，提高劳动力对知识经济的适应能力，培养知识劳动者队伍。以 降低人才的社会培育成本。只有有效供给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 能力，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才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还 应为人才的流动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知识传播和扩散。
(2)吸收、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关键：教育发展和教育的新产业观——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创 新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时间和教育空间
知识的生产、积聚、更新都直接依赖于教育的发展，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直接建立 在教育的功能及发展的基础上的。教育是创造知识、适应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关键环节，是知 识继承、传递、扩散及进化的主要途径，是知识经济的直接支撑点和最重要的生长点，是知 识产业的重要构成内容，是主要从事知识的生产、经营的知识产业。政府必须把教育放在国 家战略的决策层面。教育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基础，而教育发展的水平、质量关系到知识 经济发展的全局，教育成为事关全局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产业。教育的溢出效应要求政府加 大教育投入。政府只有加大对教育产业的投入，通过对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 育内容、教育时间和教育空间的创新，培育人力资本优势，才有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 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我国需要加强智能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管理教育和素质教育 。我国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开放式、多渠道、多种所有制并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终 身接受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要抓住知识经济的机遇，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就必须先致 力于教育的发展，必须确立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政府必须保证在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 和投资方向的选择上，优先保证教育发展的需要，即实现行业比较中的相对超前。这不仅是 知识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也是其他领域和部门提高知识含量的必然要求。其次，教育适度 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实现优先发展，必须打破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投资总量的限制 ， 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育运行机制，采取各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开辟多种 途径筹集教育经费，积累教育资源，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用于教育发展，实现教育资源总量供 给上的超前。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除了开发正规大学之外，还应充分利用我国已 经发展起来的信息通讯网络和软件产业的基础，大力举办联合大学、虚拟大学、虚拟中学、 远程教学，迅速扩大全民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只有立足于实现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不断 提高，将教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靠人力资本、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改变经济现状，实 现经济发展。只有通过教育发展，才能提高我国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的效率和速 度，才能跳过正常比较优势的阶梯，进入高层次国际分工领域。
（三）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主动开放与适度开放
1.主动开放：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产生的知识和人力资源溢出效应，加速知 识获取、积累、传递与运用，在不断学习中构建知识资源优势
获取知识是从国外引进知识和在国内创造知识的结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只有结合本 国生 产要素禀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进新技术和各种形态的知识要素和知识资源，培育知识资 源优势并开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分享可观的收益。克鲁格曼、格 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南方的技术模仿和经济增长，模仿作为一 种知识溢出形式对南方的经济中具有关键作用。（注：参见，朱勇：《新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4-188页。）罗默认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可以促进 知识在国际间的传播，减少后进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从而间接达到增加发展中国家资本 积累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知识传播，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技术的 国际贸易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引进和模仿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促进我 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我国应尽量避免日本走过的过分强调技术成果的引进、 片面追求外国专利许可证的引进，应当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和基础性研究工作。避免走日本模 仿技术和“浮萍技术”的旧路。
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我国现阶段不仅应注重吸引外资，更应注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增 加用于购买外国技术发明专利的支出，扩大对外技术交流和发展对外技术合作。由于国际机 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充当知识转让的中介，并处理迅速增加的关于发展的大量知识，我们 也应充分利用国际机构和网络等准国际公共产品(Quasi-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积 极分享与利用世界知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世界银行提醒发展中国家注意“发掘 全球知识的宝库”，为构筑知识基础，发展中国家须探索发掘全球知识存量的各种方法（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在国内创造知识。通过开放贸易体制和外国投资以及充分利用技术许可制度，都是从国外 获取知识的有效方法。通过制定和建立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机构，激励国内创新，同 时获取接触全球知识的机会。世界银行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获得更多的全球知识，那 么它们必须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注：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9页。）在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加 大知识投入，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力争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 ，通过引进新技术，尤其是适用技术，以低成本的方式改造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力素质，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政府应特别关注通过直接干预知识的生产（包括直接资助、公共采购 和建立知识基础设施等）、知识在全球的流动开放，以及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促进知识的创造 ，刺激在生产中使用更先进的知识与技术。
2.适度开放：对目前不具备知识资源优势的关键部门和缺乏管理知识与监控知识的领域， 应采取谨慎的开放态度
当前我国既要深化改革，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又要将正处于工业 化中期的经济发展往前推进，又不得不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 下，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应有足够的重视，对我国目前不具备知识资源优势的关键部 门和缺乏管理知识与监控知识的领域，应采取谨慎的开放态度。在制定引进技术政策时，必 须首先评估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吸收能力，防止盲目引进，搞设备复制和技术仿照，更要拒绝 污染转移项目和产品附加值低的项目。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项目严格禁止开放。
（参考文献本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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