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获胜，在世界其他地方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其他地方论文,资本论文,秘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者简介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著名经济学家，目前是总部位于秘鲁利马市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主席，《经济学家》将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1941年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吉帕，他曾担任《关贸总协定》的经济学专家、秘鲁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务，德·索托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如今，他正在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德·索托的主要活动，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 《资本的秘密》一书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对比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所有权制度建设及其社会制度发展路径的进化过程，意图找出发展中国家突破“布罗代尔钟罩”的应对措施。本书是从第三世界的视角审视西方国家，分别列举了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区别，提出了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和保障，使得资产能够很方便地转化为资本，而且便于流通，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但第三世界国家在法律体系、制度构建方面明显滞后，阻力重重，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资产转化为资本代价过高，造成资本稀缺，从而发展落后的现实情况。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来说，现代精神不够，即市场不足，有效行政机制和法规不足，科学不足，民主不足，要把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最新理论拿来推行，恐怕会东施效颦，效果不佳”（蓝志勇，2006）。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找寻一些合适的理论，德·索托从所有权制度角度意图揭示资本的秘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后进国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视角。对开阔当前中国改革视野，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支持。因此，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二、内容简介 （一）何为布罗代尔钟罩？ 法国著名学者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商业的发展》中指出：“关键问题是要查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形成的巨大速度只可能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而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缺少某些因素也许非常荒谬，当然也不会是缺少货币……因此，在那个年代里，穷人的土地被收购，宏伟的乡村住宅和高大的纪念碑拔地而起，文化上的铺张浪费得到了财政资助……我们如何解决压抑的经济环境和在洛伦佐（Lorenzo）大帝领导下的佛罗伦萨的伟大成就之间的矛盾呢？”这是《资本的秘密》一书一开始德·索托就提到的，他将其称为“布罗代尔钟罩”。《资本的秘密》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美国、欧洲和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基本上停滞不前”（Hernando De Soto，2001：12）。索托在本书中明确给出了他的回答，“我认为，人们在进入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时受到限制就是这一情况的根源”（Hernando De Soto，2001：58）。围绕这一主题，索托展开了他的评论。 索托指出，发达国家有着发达的法律体系及制度保障作为支撑，能够很容易地将资产转化为资本，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穷人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受政府法律体系制度保障滞后之累，资产转化不成资本，索托指出，“穷人掌握这些资产的方式有很大缺陷：房屋建造在没有恰当的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公司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的视野之外。由于人们对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恰当的文件证明，这些财产不能方便地转换成货币，不能在人们所处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狭隘地域范围之外进行交易，不能用做申请贷款的抵押品。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件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这些资产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连；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个庞大的潜在联系过程的可见标志。由于这一表述过程，资产就能产生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方式”（Hernando De Soto，2001：5-6）。索托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可以很方便地抵押房屋作为企业资本，而且资产与资本之间的转化非常方便，证券交易市场发达，所以，索托认为，“由于这一潜在的、不可见的联系过程，西方国家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使之成为通用的资本”（Hernando De Soto，2001：6）。 索托接着指出，“如果不能使资产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本’”（Hernando De Soto，2001：6），但是，即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占全球人口的4/5——确实不是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表述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过程。他们有房屋，但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产出，但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但没有法人地位。他们能适应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的每一个西方发明，但正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基本的所有权表述，才始终无法创造出使他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挥功效的足够资本”（Hernando De Soto，2001：7）。索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这就是资本的奥秘”（Hernando De Soto，2001：7）。 索托高度赞扬了这一隐藏在经济现象后的所有权表述机制，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资本充裕就是因为拥有比较发达、庞大的用于产生资本的系统，索托指出，“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财富全赖于他们对这套机制的运用能力，但即便是他们也看不到，因为这套机制是藏在他们的所有权系统内部的固有法律基础——所有权仅仅是冰山一角。冰山的其余部分由复杂的人为过程构成，这个过程能够把资产和我们的工作成果转化为资本。因为它不是从模子里做出来的，也不是用虚有其表的小册子描绘出来的，虽然它的起源模糊不清，但它的重大影响就深深地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潜意识之中”（Hernando De Soto，2001：8）。 索托指出，资本早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一直是被忽视的，他指出资本一共有五个神秘之处，一是遗漏资料的神秘之处；二是资本本质及来源的神秘之处；三是政治意识的神秘之处；四是历史意识的神秘之处；五是法律不健全的神秘之处。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展开的。 索托以他的研究小组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实验为例，说明发展中国家政府服务落后，办理手续烦琐拖沓，收取费用高昂，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现状弊端。他指出，在秘鲁，“为了得到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的法律许可证，我们用了六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需要在52间政府办公室履行207道行政手续”（Hernando De Soto，2001：18）。在菲律宾，如果要卖块地或者修栋楼，期间“整个过程包括168道手续，要同53个公共和私有机构打交道——或者说要花13～25年的时间”（Hernando De Soto，2001：18），这还不算额外的手续与其他阻碍。这种现象在埃及、海地、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存在。他们被这些滞后的国家制度、烦琐的办事程序、高昂的机会成本以及邋遢的官僚作风抵挡在了“钟罩”之外，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方面，穷人掌握着大量的资产，但是由于制度不公平，这些资产转化不成资本，也不为政府所认可，“资产全变成了僵化的资本”（Hernando De Soto，2001：24），尽管其数额巨大。据索托推算，“在第三世界国家，大约85%的城市土地不能用于创造资本”，“穷人所掌握但并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的总值至少有9.3万亿美元”（Hernando De Soto，2001：27），数额十分巨大。 索托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缺资产，缺的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途径，这是他本书的主要评述内容。 （二）资本的秘密 索托指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为了生产用途积累起来的资产储备”（Hernando De Soto，2001：32），他从斯密的理论中理解到，“资本并非积累下来的资产，而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的潜能”，但是，“资本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进化的过程”（Hernando De Soto，2001：33）。索托以高山上的湖泊作为类比，这些湖水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但是，它们的能量转化需要水电站的机械推动产生，如水渠、涡轮、发电器、变压器等，当湖水经过发电站时就释放了巨大的能量。资本也一样，它储存在湖水这样庞大的资产里，需要经过发电站这样的制度体系，才能转化为资本，释放巨大的能量。索托指出，“随着西方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各种机制，不断地渐渐组合出各种前所未有的创造资本的过程”（Hernando De Soto，2001：37）。索托明确指出，“我要说的是，资本的创造是隐藏在西方国家错综复杂的正规所有权制度内的一个潜在过程”（Hernando De Soto，2001：37）。 索托还指出，西方国家对于资产进行了详细登记，全面深入掌握其详细、可靠的信息，由于创造了发达的所有权制度体系，西方国家的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手续简捷方便，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拖沓烦琐，效率大大提高了。资产资本的流通畅通无阻，十分方便，这是西方国家发达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的体现。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现状，索托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不在于缺少企业家精神：穷人已经在最近40年里积累了上万亿美元的房地产。穷人们缺少的是通向所有权机制的便捷途径——这一机制可以合法地处理和确认他们资产中的潜能，使他们能够在扩大化市场中创造、获得或担保更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里，每一件资产——每一块土地，每一幢房屋，所有的家畜——都在根据所有权制度中所包含的规定来进行管理的最新记录中得到了正式确认。生产中的每一点增加、每一幢新建筑物、每一件产品或者每一件具有商业价值的事务都是某人的正式财产。无论资产是归公司所有，还是由人间接地拥有，或者由拿着所有权凭证的公司股东来分享”（Hernando De Soto，2001：39），这样发达的资产资本流通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色的制度优势。索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缺少产生并确认资本的关键机制，就无法创造出资本。就像湖水需要水电站才能产生可利用的能量一样，资产需要加入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才能产生出大量的剩余价值。没有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来提取它们的经济潜能，并把它们转化成便于运送和控制的形式，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就像高高位于安第斯山上的湖水一样，是一堆没有开发出来的潜能”（Hernando De Soto，2001：39）。 索托认为，之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人清楚地解释所有权制度对资本形成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正规所有权内部，把资产分解成资本的过程非常难以阐述，因为它蕴藏在管理这一所有权制度的成千上万条法律、条例、规章和机制之中。任何陷进这个法律泥沼中的人都要被迫研究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Hernando De Soto，2001：39），索托就是从此处深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所有权的六种效应。 （三）所有权的六种效应 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所有权制度，索托列举出了西方正规所有权制度产生的六种效应，并指出，这六种效应“使它们的公民能够创造出资本”（Hernando De Soto，2001：40）。 所有权效应之一：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通过建立起来的所有权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掌握资产当中到底能够蕴涵多少可以转化的资本，能够估算出其真正的潜能。 所有权效应之二：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将所有的一切都纳入了法律框架当中，能用货币衡量出可靠的市场价值，非常易于流通。按照索托的说法，“这就造成一个对人们大有助益的结果：资产的潜能变得容易评估和交换，资本的产出也得到了提高”（Hernando De Soto，2001：46）。 所有权效应之三：建立责任制度。索托指出，在西方国家，“一旦进入正规的所有权制度，资产的拥有者就无法隐姓埋名。在西方国家，房地产和企业能够方便地得到确认和定位，人们不可避免地和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基本上不大可能在人海中消失，个人的责任随之得到了增强。如果人们不为根据契约所得到的货物和服务付款，就会被找到，并会被处以罚息和罚款、拘禁、降低信用等级”（Hernando De Soto，2001：46），这样就加强了诚信体系建设，有了强制的约束力，保证了规范的市场交易。这样的资产资本转化就会迅速、安全、合理、合法的进行交易。 所有权效应之四：使资产能够互换。西方国家由于有发达的所有权法律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一切都方便转化，对此，索托试举一例，“在发达国家，如果儿子要继承农夫父亲的事业，他只要出钱从更有商业头脑的兄弟姐妹手中买回农场的股份，就能保住农场。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断地把农场再分成小块交给下一代，直到土地小得无法再继续耕种来产生利润——这时，他们只有两种选择：饿死或去盗窃”（Hernando De Soto，2001：49）,这是因为资产资本不能互换所造成的僵化的死的资本，没有产生出其应该具有的社会价值。 所有权效应之五：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索托指出，“发达国家的合法所有权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使普通人拥有了与政府及私营部门建立起创造性联系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得额外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正规所有权制度这一辅助手段，人们就很难明白资产如何应用在西方国家的每一件事上”（Hernando De Soto，2001：52）。这样，建立在契约制度上的资产就会被盘活，变为资本，在网络当中流通，索托赞扬道，“只要对其进行恰当的理解和规划，所有权制度还会为人们提供一个网络，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分割资产，使资产产生出更有价值的组合”（Hernando De Soto，2001：52）。 所有权效应之六：保护交易。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权制度高度发达并且安全，索托指出，所有权登记制度能够及时、方便地查询到一切关于所有权的现状及变动信息，随时更新并便于查找。此外，“西方国家还有许多的私营部门帮助人们确认、转移和追踪资产的表述，使人们能够方便、安全地创造剩余价值。这些部门包括对交易、担保和停业进行记录的私营实体、摘录员、评估师、负责所有权文件和担保的保险公司、抵押经纪人、信托服务部门和文件保管私营部门”（Hernando De Soto，2001：53）。这些部门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保护交易安全，而不仅仅是保护所有权”（Hernando De Soto，2001：53），由此大大方便了资产资本的流通交易。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方面差得很远。 通过对所有权的六种效应的深入分析，索托赞叹道，“西方国家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它们创造出一个系统，使人们能掌握看不见的价值，能处理触摸不到的事物”（Hernando De Soto，2001：55），这就是通过货币为媒介所表达出来的，人们看不见但却极其重要的——资本。索托指出，“西方国家200多年来资本的巨大增长是它们逐渐完善所有权制度的结果。所有权制度使发达国家的经纪人能够发现和实现资产中的潜能——于是，他们可以发行非通货膨胀的货币，用于调动剩余价值的生产”（Hernando De Soto，2001：56）。 （四）资本主义的“灵魂” 索托高度赞扬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权制度，“正规的所有权制度超越了资产所有人的物主身份本身，提供了一套工具，把‘僵化’的资产积累转化成‘活跃’的资本。当发达国家把所有已知资产的资料和管理规定集中在一起并建立起所有权制度记录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们已经把支持资本创造的整个组织过程纳入了一个正常轨道。如果资本主义有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就是合法的所有权制度”（Hernando De Soto，2001：56）。索托反复强调所有权制度对于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并且告诫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已经掌握了把水资源转化为能量的水电站，其广泛的、便利的合法所有权制度把资产转化为资本”。“这就是宏观经济改革并不足以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之一。仅仅模仿‘三角洲地区’的资本主义结果、引进麦当劳和好莱坞大片的经销权还远远不够，你还需要资本。这就需要用一个综合的、强有力的合法所有权制度、一个我们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来‘培育’资本市场”（Hernando De Soto，2001：57）。在此，索托明确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仅仅只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表面现象，更应该学习其内涵，尤其是其发达的法律制度体系，其资本产生、运转、交流体系，构建一个发达的制度框架体系，这是追赶发达国家应该注重的，其实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认真研究的所在。 （五）打破布罗代尔钟罩 在索托看来，布罗代尔钟罩其实是一种制度不公，钟罩里面是现有社会制度的受益者，而钟罩外面则是受剥削且不被法律制度保护的弱势群体，“钟罩”里是些什么人呢？索托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敌人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些拥护维持现状的‘朋友’。他们在‘钟罩’里住得很舒服，也明白他们的利益依赖于维持现状。他们会在行动上联合起来，反对前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制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成功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必不可少”（Hernando De Soto，2001：185）。索托指出，“‘钟罩’的存在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只对少数有特权的人开放，使几十亿站在外面想进来的人愤怒不已”，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钟罩’是这些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性的不足，它阻碍了大多数人进入正轨的所有权制度”（Hernando De Soto，2001：59）。 到底是什么起到了“钟罩”似的隔离作用呢？索托指出，“布罗代尔没有认识到，把大多数人同资本主义制度隔离开的‘钟罩’不是玻璃做的，而是法律做的。在‘钟罩’内部，是少数借用西方国家的法律原则来掌握所有权的特权阶层；而‘钟罩’之外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所有权被牢固地根植于不合法的社会契约中的各种非正规协定的使用和保护”（Hernando De Soto，2001：183）。对于如何打破“钟罩”，索托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尤其是西进运动的历史进程，在系统回顾了制度的变迁史之后，索托指出，“接受法律上的挑战就是要接触这类非书面形式的社会契约，并将其纳入合法的法律制度。这样就可以打破‘钟罩’，建立起唯一的法律原则——西方国家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开始创造适用于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Hernando De Soto，2001：83）。 正是由于不良的法律，不承认那些后发的人们的财产权及所有权，造成了制度上的歧视与隔离，形成了“钟罩”，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揭示出了只有将这些群体及其所有权纳入统一的法律体系当中，加以承认和保护，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所以，索托建议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打破“布罗代尔钟罩”的话，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像发达国家曾经做过的那样，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契约，建立起一个能表述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制度，并用相互协调的标准化解释方法和机构来管理整个制度。分离的、松散的不合法所有权协定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特色；这些协定必须纳入统一所有权制度中——只有这样才能从这一制度中提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简而言之，正规法律制度之外的所有社会契约必须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社会契约之中”（Hernando De Soto，2001：185）。 对于建立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意义，索托认为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他指出，“事实上，没有综合性的正规所有权制度，就不可能出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非西方国家的市场相对缺少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分散的所有权协定和缺少使资产和经济的代理人能够互相沟通的标准化所有权表述造成的。缺少综合性所有权制度不仅限制 了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社会部门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影响了穷人之间的交易。不受法律支配的社区目前确实在互相交流，但难度很大。他们就像一艘艘轮船在航行中互相以对方做参照，而不是根据一些通用的标准——例如星星或罗盘——来保持队形”（Hernando De Soto，2001：187）。说到底，索托关注的是所有权的统一性、标准性问题。 索托认为，“发展中国家构架的法律确实有歧视性。这些国家中至少有80%的人口不能为他们的资产注入生命力，不能使资产创造出资本，因为法律把他们排斥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之外。他们是资本不足的社会群体，其手中的上万亿美元全是僵化的资本。这些资产就像分离开的一个个小的湖泊，湖水消失在贫瘠的沙地里，而没有形成被统一的所有权制度所吸收的巨大水体，并得到产生资本所需的形式”（Hernando De Soto，2001：234），正是这种落后的法律和国家制度建设，使得资产不能有效转化成资本，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成为稀缺品，往往要从国际上或者发达国家那里寻求贷款等资本援助，实属“端着金饭碗要饭”。 发展中国家应该完善法律基础，改革政治体制，建立起理性的社会契约，承认并保护好那些已经创造出巨大社会价值但是生活在“钟罩”之外的普通老百姓们的利益，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说就是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秀制度，推进制度重建工作。索托专门指出，“历史和个人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进行所有权制度的革命，领导者至少必须做到三件事：从穷人的角度看问题、吸收特权阶层、应付‘钟罩’的管理人（即法律和技术上的官僚作风）”（Hernando De Soto，2001：213）。改革的最终目标，即“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交给全国人民”（Hernando De Soto，2001：229）。 三、评价及启示 本书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再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之后，所形成的一本实地调研考察报告。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比较发展经济学，受到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推荐，但其理论的缺陷也受到很多批评，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伍爵夫（Christopher.Woodruff）认为德·索托的“观点转换了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思考，但他对发展中国家居民财产估计过高，也没有考虑到它们过去在‘正式确立产权’方面所拥有的种种经验和证据”。他进一步指出，“近些年来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了……这些模型的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进行‘均贫富’的财富再分配能够增加总产出”，他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德·索托自己在秘鲁的实验表明：‘仅仅依靠‘正式确立产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他认为德·索托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研究者要更加注意‘正式的产权确立’、‘信贷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Christopher.Woodruff，2003）。 高申鹏从制度供给角度解读了索托的理论，他认为，“索托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客观的，但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是不足的”。他认为要至少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供给的成本问题；二是思想信仰的问题”。他认为“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是不能被低估的，毕竟制度不是最终的产品，制度的供给受制于内在和外在的东西”（高申鹏，2003）。 俞静（2005）认为索托的想法过于理想，“作者开出的药方过于简单，穷人的产权界定要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同时市场也保证不了公平，况且穷人是否真的有那么多资产也是值得推敲的。保护穷人的产权只是打破‘钟罩’的一个条件”。 吴敬琏（2006）认为，索托在这本书中“强调了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作用，其实，为了使资本有效地发挥作用，仅有确保一切人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发达的、能够保证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的金融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我国现实情况来讲，要改革我国落后的金融市场。 李传彪（2010）认为索托的理论对我国认识和健全资产产权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他指出：“必须明晰国有资产产权；必须建立发达完善的市场体系；必须完善所有权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增强资产的流动性；通过国有股配售，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王茂昌等（2011）借助索托的理论，探讨了我国小产权房的合法化路径，建议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创新来实现小产权房的合法化。 王永钦（2013）认为，要以索托的理论为指导，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土地地权改革，将农村土地这种沉睡的“死资本”变为真正的“资本”，这“对经济发展的推力将是惊人的，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以地权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李明桂（2014）借助索托的理论研究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固化使底层群体失去了向富裕阶层流动的机会，严重阻碍了公平正义和中国梦的实现。贫困固化的背后是占有资本，包括优质教育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土地、股权的多寡问题、影响公共政策能力的大小问题”。他归纳了三种贫困固化现象，“一是普通劳动者的去资本化；二是权利出现资本化趋势；三是内存土地资本收益非农化”。他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一是在法律框架内明晰产权关系；二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消除所有权隔离状态”。 依笔者来看，发达国家都具有相似性，不发达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发达国家都有民主宪政做基础，法治做保障，早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有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社会整体处于后工业化时期，问题较为单一明显，国家整体处于创新发展状态，发展中国家一般以模仿、拷贝方式学习发达国家，采取追赶型发展策略。由于各种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德·索托的理论虽然立足于秘鲁以及东南亚一些小国家的现实调研基础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特大型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指导意义。资本属于稀缺品，对于当前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正在高速运行的中国来说，如何扩大资本来源，更好地发挥出资本的效益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命题。而索托的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就是必须重视制度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索托一直推崇西方的以所有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建设，他指出，“完善的合法所有权制度以我们的思维、以我们能够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和掌握所有关于资产的信息。它不仅仅收集、综合、协调关于资产及其潜能的数据，而且还包括我们对资产及其潜能的思考。简而言之，资本来自于西方国家在虚拟环境中利用所有权制度对资源进行表述的能力；只有在这个虚拟环境中，人类的思维才能确认和识别资产对人类的意义”（Hernando De Soto，2001：242）。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这说明产权改革已经得到了决策者的理性认识。 对于当前中国改革而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调整法律法规，创新制度建设，打破城乡二元化的“布罗代尔钟罩”。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国家，农民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自新中国建立起，国家就采取“剪刀差”的方式，通过不平等政策从农业产品提取价值支援城市工业建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伊始，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风险，创新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当时的制度壁垒，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徘徊在落后贫穷的起跑线上，虽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差距依然愈来愈大，“三农问题”如何改？怎么改？成为学界一个重点探讨的话题。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应该赋予农民所有权，尤其是房屋及土地的所有权，使其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将资产变为资本，解决农村资本稀缺，贷款难的实际问题。众所周知，城市居民拥有房屋的私人所有权，能够买卖流通，房屋的巨大升值潜力使得很多拥有独立产权住房的市民拥有了足够的资产，也方便转化为资本。但是，农村的村民们无论是宅基地，还是房屋，都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不能买卖，无法流通，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农村大量的房屋修建的非常漂亮但是空闲着无人居住，另一方面，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朋友们却只能居住在各种条件较差的违法建筑、城中村等区域。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以农村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的做法，希望以此来缓解这种现象，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思路重点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就是给农民基本的国民待遇，要打破城乡壁垒，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化的“布罗代尔钟罩”。 二是要有更为灵活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的自发创造性。索托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前进方向。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公平，同时也和社会的最大组成部分脱离了联系。它没有成为为所有人带来机会的因素，而是不断地变成自私、自利的商人和技术统治者联盟的主旨。我希望借这本书表达出我的信念，即这种情况相当容易纠正。补救办法是要求政府自己进行研究，寻找揭示资本的五个神秘之处的办法：（1）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能力积累资产；（2）人们所缺乏的是能够把他们的资产转换成资本的综合所有权制度；（3）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4）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穷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5）建立能够创造出资本的所有权制度需要和社会契约相联系，解放人民的手脚——这个任务不能被忽略，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Hernando De Soto，2001：250-251）。 资本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极其稀缺宝贵的，尤其是广大的民间企业以及农村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贷款注入，但是，在实际当中，国有企业传统垄断部门从银行贷款极其容易，民间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贷款却难度很大，资本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样的改革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三是要承认农民的财产所有权，破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虽然农民表面上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土地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不能私自买卖。地方政府一方面强制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然后转手高额通过市场卖给开发商，这样的强买强卖政策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农民，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国富民不富”，人为制造了农民的贫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这些规定都明确保障农民利益，打破各种制度壁垒藩篱，对农民增收、农业资本的扩大流通、农村经济活力的增强提出了明确要求。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