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第一个中叶时期的“大饥饿”与人民起义[*]_预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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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直到中王国确立前，有一个所谓第一中间朝，包括第7至11朝，通常把它看成是一个骚乱时代。人们往往强调了这个时期的地方贵族的世袭化和独立化，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亚细亚人的渗入和劫掠等，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其严重的干旱和大饥馑的流行，及其严峻的社会后果。

一、大饥馑的流行及其自然和社会根源

在第一中间期，中央集权政府的瓦解，地方贵族分裂割据的同时，在非洲，特别是在埃及发生了持续几十年的严重的干旱。随着“新石器时代湿润时期”的结束，在古王国末以来，东北非的气候严重干旱，其雨量或许平均比今日还稍微少些。非洲气候上的突然变化，尼罗河水位低下，水利灌溉废弛，农业歉收，最后引起了大饥馑的流行。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范迪尔研究了埃及的饥馑问题。到了70年代，B·贝尔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埃及气候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了饥馑的流行，并把它作为埃及史上黑暗时代的重要内容。第1个黑暗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第2个黑暗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900年。在这里，我们涉及的仅仅是第1个黑暗时代。而在第1个黑暗时代中，真正的黑暗时代仅仅持续了大约20—25年，从第6王朝末至第9王朝开端，或者从大约公元前2180—2160年。但是，“大饥馑”的年代发生在约公元前2180—2130年。大饥馑的流行实际上延续到公元前2150—2000年，即第9王朝末至第11王朝初。公元前2180—2000年，称为第1个骚乱时期，以别于约公元前2002—1950年的，即第11王朝末至第12王朝初的第2个骚乱时期[①]。

埃及人几乎没有为他们的子孙记载灾难的习惯。但是，一些州长在他们的传记铭文中，为美化自己的功业，有他们在那些“不幸的”年代抚养饥饿者的记载，却给研究严重的干旱与饥馑的流行提供了有力证据。

有关埃及饥馑的先兆，实际上早在第5王朝末已经显现出来。一个得自乌那斯砌道的单独的石料，浮雕有被饥饿折磨得面容憔悴痛苦，身体骨瘦如柴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形象，那是一个早期的灾害来临的先兆[②]。

在第5王朝末或第6王朝初，上埃及第12州的州长亨库在其传记铭文中说道：“我把面包给予塞拉斯提斯山的所有饥馑者；我给他们中的裸体者衣服穿。”第6王朝末期第12州的州长伊比的铭文也有类似的记录：“现在，我把[面包]给予[饥饿者]，给裸体者衣服穿…。”[③]但是，严重的饥饿，或者说“大饥馑”则流行于第7、8王朝。

涉及第一中间期大饥馑的最早的记载，可以考虑为上埃及希拉康坡里斯和埃德富的州长安克提斐的铭文。出自莫阿拉的安克提斐的墓铭文写道：“我把吃的给希斐特（莫阿拉）、霍迈尔和（？）活着的人…同时当天空是（在）阴暗／暴风（是喧嚣？）而大地是处于这阴间沙洲（与拉神敌对的阿波斐斯的地下世界）的饥饿的气息（或许是难忘的严重的阴暗季节或尘暴季节）中。”这种尘暴的证据在希拉康坡里斯的附近被发现，有一个前王朝的墓地被风暴毁坏，大概是在第6王朝末[④]。在安克提斐的铭文中，还反映了非常可怕的饥饿现象：“…全部上埃及是垂死的饥饿，以致每个人开始去吃他的孩子，但是，在这个州中，我设法没有一个人死于饥饿。我把谷子借给上埃及…在这些年间在希斐特和霍迈尔的城镇满足之后我使厄勒藩汀的家庭活着…全国变成了像一个饥饿的（？）蝗虫，与人民一起向北方和南方（寻找谷物），但是，我从未允许偶然参予从这一州到另一州的任何人…。”[⑤]安克提斐铭文所记载的饥饿现象不仅涉及了上埃及，而且涉及全国的范围。安克提斐作为上埃及最南部的2个州的州长，他的有关上埃及饥馑现象的记载是绝对权威性的。

如果我们再转向中埃及，不仅发现了同样的有关饥馑的记载，而且还看到了尼罗河低水位的现象。阿西尤特州长凯悌的铭文记载：“我在…建造了一个纪念物（或许一条河渠）——代替10肘的河；为了它我在耕地上挖掘；我供给一个水闸…用砖…在一个建筑（的活动中），没有抢劫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人的财产…。我供养我的城镇，我担任（我的城镇）有关食物（？）的管帐人，并作为一天当中的水的供给者…当上埃及是一片沙漠（？）时，当没有水能被看见时，我为这个城镇在岛（？）中建造一个堤坝。我把沼泽造成（农业）高地并使泛滥洪水越过古老的废墟遗址。我由…？…造成耕地，所有的人民都渴望喝水。…当大地像沙漠时，我富有，并且计量谷物抚养我的城镇…。”[⑥]与此相类似的记述，还有一些出自中埃及野兔州的哈特努布采石场的粗刻，现藏于都灵博物馆。粗刻20号，州长尼赫里在位第6年记载：“（我是一个）…在尼罗河低水位的年代中保护（抚养）其城镇的活着的人，（我是一个）当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供给他的人，（我是一个）在大人和小人之间没有取得任何荣誉而给他帮助的人。”粗刻23和24号，属于尼赫里的两上不同的儿子，在时间上与粗刻20号为同一年或第22年，也讲到了同样的话：“我抚养了我的城镇，为的是在整个国家的尼罗河低水位的期间，当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它得到补救”[⑦]。在这里凯悌铭文记载的，“上埃及是一片沙漠（？）”，“大地像是沙洲”等现象，反映了土地的干旱。而铭文所记载的“没有水能够被看见”，更显示了尼罗河的干涸缺水现象。所以，作为州长的首要任务是挖掘河渠，兴建水闸，每天供水。上述粗刻铭文则直接提到“尼罗河低水位的年代”，甚至整个国家的尼罗河的低水位。由于河流的干涸缺水，而造成了“什么也没有”的可怕局面，以致州长来供应水给城镇居民。

除了上述的涉及严重的第一次“大饥馑”的文献外，持续下来的饥馑现象还反映在第9—11王朝时期的文献中。在南方兴起的底比斯第11王朝与北方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第10王朝几乎同时。在南方的安太夫的第11王朝建立前7年，或者更早些，即第一次大干旱晚期有一些铭文也反映了饥饿现象，我们仅列出贝尔所提供的几个石碑铭文。库尼赫的贾里石碑：“在饥馑年代，我是他们家庭的供应者…。”格柏林的希凯布石碑（不列颠博物馆1671）：“我每年用上埃及的谷物供给这全城，不包括（？）…在我的城镇被供给…以后，我把油给予希拉康坡里斯。”安提佛考石碑（不列颠博物馆16280）：“我有大麦和小麦，我把大麦和小麦送给饥馑者，而在我的饥馑期间前后我抚养每一个人，通过行动没有一个人死亡…”。森尼石碑（开罗博物馆20500）：“我把上埃及谷物分配给我管理地方的这全城的亲人…在这不幸的饥饿年代”[⑧]。这些零散的碑文反映了第一次大饥馑以后，仍然存在的“饥馑期间”和“不幸的饥馑年代”。与上述碑文有关的，收藏于开罗博物馆的格柏林的伊契石碑，其年代注明为第一中间期，而确切地说是第11王朝的开端。州长伊契说：“在不结果实的年代中，我供养了格柏林，有400人在（贫困中），而我没有霸占一个人的女儿，我没有霸占他的耕地。”[⑨]这里所讲的“不结果实的年代”或“不毛的年代”，同样是指那个干旱饥馑的年代。最后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记录，即都灵博物馆1310铭文。范迪尔把它译为：“他（国王？）从大地上排除了（？）饥馑的年代。”他认为，这个国王最可能是第11王朝初的安太夫，而这段记载涉及到在他统治时，尼罗河低的水位和严重饥馑的结束[⑩]。

上面引用的铭文都是第一中间期各州长的传记。这些州长在地方分立割据的状态下，为争夺权力，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在他们的传记中极力夸大自己在那“不幸的饥馑年代”，不仅“没有霸占一个人的女儿”，“没有霸占他的土地”，而且慷慨解囊保护或抚养自己州的饥民，以致“没有一个死亡”。这显然是美化自己，树碑立传，以致形成了一种州长传记的传统腔调的格式。但是，传记铭文所反映的“不幸的年代”的“尼罗河的低水位”的干旱气候，悲惨的饥馑现象，人民的衣不遮体，食无粮油，被迫“去吃自己的孩子”的种种困境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除州长传记铭文外，也有少数文献保留了那个灾难年代的回忆。《聂非尔提预言》述说：“埃及的河流空了，人（可以）徒步涉过。人们找不到能行船的水。河床变了沙滩。沙滩上没有水，河床上也没有水…，一切好东西都不见了，这个地方枯竭了…”[11]这里讲的“河床变成沙滩”和前面某些州长铭文中说的“大地像沙洲”的现象是一致的。

从古王国末期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干旱和饥馑的流行，直接导致了社会的骚乱，最终汇成了人民的大暴动。但是饥馑的流行仅仅是引起人民大起义的自然的因素，而社会的动乱和人民大起义的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压胁迫。

前面的某些州长的铭文一再强调，没有“霸占”人家的女儿，没有“霸占”土地，“没有抢劫任何一个人的任何的财产”，而且“供养了”那些饥饿者。这种美化自己的传记铭文，除了现实政治意义外，就像后来的亡灵书一样，还有一种目的是在其死后能够顺利通过地下世界奥西里斯神的审判。事实上，有些文献已经给我们揭示了贵族官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的现象。在《一个能言善辩的农民》的故事中，讲到了三角洲的一个名叫海维那努普的农民，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到涅尼尼苏特（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去为他的孩子们交换一些食物。当他走到图特纳克特的田边时，图特纳克特为了夺取农民的财富，用布铺在道路上，限制农民通过。在两人争吵时，图特纳克特又借口农民的驴子吃了他的一束大麦而没收驴子，并且痛打了农民。农民被迫前往京城向宫廷总管莲西申诉，而图特纳克特恰恰是宫廷总管莲西属下官员的儿子。但是莲西对农民多次申诉无动于衷，所以农民无望，在第8次申诉时说：“现在正义最终到了来世，它与执行它的人一起走进了墓地。当他被埋葬时，他的名字消失在大地上。”最后一次，农民把矛头指向莲西，他说：你“…不是了不起的，你不是光明正大的。不要耽阁，你不是迅速的。不要不公平的。不要听从这心。对你看见的人不要遮盖你的脸。对请求你的人不要拒绝。但愿你从懒惰中走出来，（以便）你说话能公布：‘代理他，而他代理你。’不要听信每一个人，（但）鼓励一个人对他（自己）正当的利益的勇气。对于懒惰的人没有昨天，因他不听真理而无朋友，因贪心而无节日。（如果）敌人变成了一个凶手，（现在）被尊重的人变成了受难者，而受难者是一个申诉的人。看啊！我已向你请求，（但）你不听它。我要去找可以向阿努毕斯（墓地的大神）控告你的地方”[12]。这不仅是对莲西的控诉，也是对社会的抨击。尽管故事的结尾，似乎完满解决，但是，通过农民的申诉，揭示了官僚贵族对农民的欺压和贪婪的本性。

如果说，前面引用的某些州长的传记铭文一再美化自己没有“抢劫”任何人的财产，而且还“抚养”饥饿者，那么，在另一些文献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官吏对人民的巧取豪夺。《聂非尔提预言》，虽说是《预言》，但实际上讲的是过去的事情：“土地缩小了，（但是）它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但）税却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量斗却很大，而且量时总是满得上尖。”[13]在这里记录了第一中间期官僚机构的臃肿，官员增多，农民负担的加重。同时，更说明了在气候干旱，“土地荒凉不毛”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很重，而政府的官员又营私舞弊，搜刮民财，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人民的大起义。

二、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人民大起义

有关第一中间期，特别是人民大起义的史料十分缺乏，仅仅保留了某些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有《聂非尔提预言》、《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卡凯培拉·塞涅布的苦诉》和《一个人与其心灵的辩论》等，但是不包括《伊普味陈辞》。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至今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这些作品作为文学著作，而不是历史著作，究竟有无其历史价值？二是这些作品何时创作？

关于《聂非尔提预言》，前苏联学者B·B斯特鲁威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断定为反映了古王国末，即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人民起义。《古代东方史文选》也指出，原文属于较晚后的公元前15世纪的抄本，但是它的内容讲到了中王国公元前1750年的起义[14]。近年来，U·M贾可诺夫等主编的《古代世界史》却认为，《聂非尔提预言》和《伊普味陈辞》一样都反映了第一中间期的事件[15]。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把它断代在第一中间期或稍后一段时间。N·格雷迈尔认为，“聂非尔提追忆接近第11王朝阶段的黑暗场面”[16]。《剑桥古代史》指出：“如果不是描述了在第11王朝末的短期的骚乱的间隔，预言者聂非尔提的苦痛似乎必定是人为的，就像他预言的那样，因为明显的是他生活于阿蒙尼美斯一世国王统治的期间，他预示这救世主的到来将结束他悲叹的苦难”[17]。关于这篇文献的价值，尽管把“预言”理解为“文学的假托”，“这部著作是以假预言形式的历史故事”。但是，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它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它没有要求专门的事实根据只不过是一般的内战现象是可能的，并且周期性地发生的”[18]。

《聂非尔提预言》一文追忆了第一中间期的“颠倒混乱”的世界，预见了阿明尼将要重新统一埃及，但是全文的重点是对社会动乱的描述。《预言》一开头就讲：“我的心在战粟，你将（怎样）为这块你出生的土地而哭泣！……看吧，将要发生一些人们一提起就感到恐怖的事，因为你看，在你出生的这块土地上，大人物将要被消灭，不要漠不关心，看吧，它就在你面前！……虽然大人们在管理着这块土地，但所做的正像没有做的一样。……这块土地将完全被毁灭（以致于）没有任何残余，（甚至）连指甲大的一点黑土都不存留。”《预言》除了记述埃及的干旱和亚细亚人的渗入外，更多的描述了“大地上混乱无序”，“颠倒混乱的世界”。“人们拿起了武器，（因之）大地变得混乱”。“没有武器的人（现在）变成了占有武器者。人们（恭敬地）向以前鞠躬行礼的人鞠躬行礼。我告诉你，那下面的到了顶上，他的变动就像我的腹背的转动一样大。人们住在坟场上。穷人发了财…穷人吃着供祭的面包，仆役们在欢乐”。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一切秩序和法律都不存在。“一切好的事都不见了。大地凋敝了，（好像）律法注定了让它这样：已作的事物遭到损害，现在的一切空虚让它空虚，无人理会，而那些从未做过的事，现在却做了。…我告诉你，有财产者将缺乏财物，而外来的人满足了。自己从来没有积蓄的人现在却把别人的积蓄用光了”。上述内容让我们看到，人民拿起了武器，穷人发了财，而有产者则困乏；仆人们欢乐，而大人物将要被消灭。特别是，社会变得毫无秩序，一切空虚。律法也失去了它的作用，而显得无能为力。这种颠倒了的世界，只能是社会动乱，人民起义的结果。《预言》的最后部分才预示了阿明尼王将消灭亚细亚人和利比亚人，统一上下埃及，最终确立秩序“公正将被恢复，恶事将被赶走”[19]。

除了《预言》这一重要文献外，《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第一中间期的社会动乱。《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是第10王朝阿赫托伊三世对其继承人美里卡拉的教训。《教谕》是阿赫托伊三世治国平天下的一部政治纲领。它是针对地方贵族割据分立的局面，提出如何巩固自己的王朝地位和“为王的一切规则”。所以，《教谕》中涉及了对三角洲的边防建设，对南方底比斯政权的“和平共处”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如何颂扬政府的官员，改善战士的生活待遇，如何关怀和公正地对待人民，并且要求尊重和祭祀神灵。《教谕》中灌输的处世原则是“不要作恶，忍耐是美德”。但是，对于“反叛者”除外。阿赫托伊教导说：“…而他是个易怒的人，一个多嘴的人，除掉他，杀死（他）抹去他的名字，[消灭]他的派别，排除对他的和他的爱他的信徒的记忆。好争吵的人对市民来说是一个动乱：他在年轻人中创立了两个派别，如果你发现公民依附于他…在法官面前告发他，并且除掉[他]。他也是一个叛徒。”对于那些“激励者”和“反叛者”，表现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和坚决镇压的态度。甚至这神也都不能饶恕他。“（对于）反叛者，当他的计划被发现时，由于很好知道了叛逆的心，而神把他生命的罪恶定罪。[20]”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第5645号书板，《卡凯培拉·塞涅布的苦诉》，或许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阶段历史的描述。关于《苦诉》文献的年代，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似乎好像发生在第12王朝后半叶”，另一种意见，正像J·V塞特尔斯指出的那样，“注明日期为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统治时期”[21]，而G·E·卡迪什重新翻译了这篇文献，并说明：“我倾向于相信B·M·5645原文代表了第12王朝晚后期的著作，它反映了能够容易归于第一中间期晚期和第12王朝早期的这些原文传统。”[22]《苦诉》一文是僧侣安虎对自己的心灵（“巴”）谈话的方式把他的苦恼转移给他的心灵。他所苦恼的就是从未发生的“骚乱”。安虎苦诉：“我注视已往发生的事情，情况是在整个大地发生的。变化正在发生，不像去年那样。一年比一年更骚乱。大地正在破坏，变成了荒地给我…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出现在保密议事室中。神的计划被干扰；他们的仪式被忽视。大地不断遭难。遍地是悲伤。各城和各州都在悲叹中。所有的人同样受害。（至于）崇敬，别过脸而不去理它。无言的（即死的）贵族烦恼不安。（当）每天黎明来临时，形势就照已发生的事情而倒退。”安虎的苦难，首先是“一年比一年更骚乱”。这种骚乱不仅干扰了“神的计划”，忽视了“他们的仪式”，而且甚至被破坏了“保密议事室”。“保密议事室”一词，另有译为“审判所”、“档案室”、“大监狱”等[23]。总之，政府机关已被冲击。他还苦诉：“我注视已往发生的事情。祸害现已被引进。从祖先以来未曾发生过（这样的）灾难。人人因它而沉默。整个大地在万分的忧虑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不正当的行为；完全一样地正在犯罪。心灵是悲哀的。惯于屈服统帅的人现在是统帅屈服于他的一个人。两者是情愿的。”[24]在这里他所苦恼的是，人人都在犯罪和阶级地位的颠倒。

还有一篇《一个人与其心灵的辩论》。关于这篇文献的断代问题，有人认为，它的日期是第12朝王时代[25]，也有的认为，“原文日期是中王国，或者更可能是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的混乱时期”[26]。《辩论》一文，记述了一个人由于苦难而轻生，想一死了之，但他的心灵（“巴”）劝告他不要烦恼，要享受人生的快乐。《辩论》主要是反映了在第一中间期，由于社会骚动而给贵族阶级带来的苦难和精神压力。虽然，《辩论》并未直接描述社会骚动，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社会动荡不安和人际关系的颠倒：“今天我能对谁诉说？没有公正的人，大地留下了作恶的人。”[27]中王国时代社会理想是追求所谓“公正”或“正义”，而在他们看来“公正”或“正义”在那种混乱时代是不存在的。

上述有关的文学作品，尽管不是直接的历史文献记录，但是却给我们描绘了第一中间期的社会的严重动乱和人民大规模起义，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社会革命”。在长期的大饥馑流行的同时，这场持续多年的人民大起义，破坏了政府机关，颠倒了阶级关系，冲击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淡化了对神的崇拜。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书吏、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和贵族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当然是十分宝贵的。

* 本文是作者新近完成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埃及史》专著的第5章第1节中的一部分。

注释：

①B.Bell,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Egypt,I,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FDAE),Amere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AJA)Vol.75,1971,no.1,pp.2.7.8.14.

②C.Aldred,The Egyptian,Thames and Hudson,1987,P.120.

③J.H.Brested,Ancient Record of Egypt(ARE)vol.I,pp.126.171.

④B.Bell,FDAE,AJA,Vol.75,1971,no.1,P.8.

⑤转自上文，p.8.

⑥转引自上文，P.10；Brested把这篇铭文归入第9、10王朝时代，见ARE,vol.I,pp.188—189.

⑦ ⑧转引自上文,pp.10.11.

⑨ARE,vol,I,p.218.

⑩B.Bell,FDAE,AJA,Vol.75,1971,1,p.15.

[11]ФресТоматця Лревнето востока，Москва，1963；中译文见《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11—12页。

[12]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AN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410

[13] [14]Фрестоматця，стр.75、73（中译文第13页）.

[15]под ред，U.M.дbяконов，в.д.нероновоǔ，п.С.Свеblицuцкоцǔ Цсморця древнеяо Мuра，ранняя дрвностb，Москва，1982，ctp.113—114.

[16]G.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pt,Blackwell,1992,P.159.

[17]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I,Pt.2,P.527.

[18]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AEL),vol,I,Uniri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139.

[19]Фрестоматця，ctp.74、75；中译文第11—13页.

[20] [26] [27]ANET,P.415、405、406.

[21]T.V.Seters,A Date for the ‘Admonitions’in the Second Intermadiate Period,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cology(JEA),vol.50,1964,pp.12—23，中译文见刘文鹏，《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第308—323页。

[22]G.E.Kadish,British Muzeum Writing Board 5645:The Complaints of KHAKHEPERRE—SENEBU,JEA,vol.59,1973,p89.

[23]J.V.Seters,上文pp.18、30.

[24]G.E.Kadish,同上文,pp.77—79.

[25]AEL,vol.I,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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