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以“命运共同体”论述为重点的解读
王海东 张小劲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文本-语境分析方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文本为依据，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展开梳理和分析，力图对“命运共同体”论述的发生与发展及其现实语境进行研究，进而对其实质内涵、实践意义及其战略指向进行探讨，并以此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概括其特征及其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可分为全球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与国家命运共同体三个层面，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论述又有不同的逻辑起点和侧重点，其构建既同时推进又相互联动，构成有机和完整的命运共同体体系。中国在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方面，既倡导群策群力，又主动亲历亲为，而且对某些特定的双边关系有着相当的期许。通过构建亲缘型命运共同体、地缘型命运共同体和义缘型命运共同体，中国着力编织三层国际战略网络，使得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布局逐渐成型，而这一国际战略则又具有包容性、务实性、模糊性的特征。从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布局来看，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策略选择已基本完成；从既有研究文献的解读来看，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仍显不足，有待学界更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涵盖范围；论述逻辑；构建方式；表述场域；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战略判断，以此为基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部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其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战略规划，强调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国际战略的公开宣示和明晰表达，不仅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而且牵动世界的发展。实际上，自就任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围绕着“命运共同体”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阐释，不断加以发展和丰富，并将其融入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活动之中。十九大报告的论说，不仅是以往多次相关阐释的集中提炼和深化论说，而且是以正式文件的方式对此做出的全面肯定和高阶提升。就此而论，“命运共同体”显然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词和关键词，也是理解中国国际战略的指向词和主导词。
本文即试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多次论述为依据，对这一论述中所包含的实质内涵、实践意义及其战略指向进行探讨，并以此解读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所采取的文本—语境分析（text-contextual analysis）② 关于相关分析方法的论述和介绍参见郭贵春：《语境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6页。 方法，更多地关注于作为战略文件的领导人的话语内容以及话语语境；尽管较之于偏重行动—事件分析（impact-event/event history）的研究进路以及结果—效用评价（result-assessment）的战略研究进路，文本—语境分析显然属于前置或前设研究，未能全面考量实践效用和实际效果，未能系统考察事后或结果的关联性，但对于中国这样更强调领导人的意志和理念、更依靠领导人的判断和决定而确定宏观战略的国家而言，仍然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在具体操作上，本文首先建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数据库，尽可能全面地采集和整理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谈话、信件以及署名文章和报告；借助人民网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推出的《学习路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大型网络数据库》，结合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专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辅之以网络数据挖掘所得到的其他数据来源，根据完备性和直接性原则，③ 本文借鉴采用语义分析方法，在各类论述的文本中对各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由于各类新闻报道只能提供片段性信息，无法有效把握其文本语境和论述逻辑，因此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不包含各类新闻报道。 本文从多达200多万字的数据中提取出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文本，建立了“命运共同体”数据库。针对这些相关文本，本文交替使用文本分析和关键词分析技术，展开结构化研究和语义阐释；又对相关论述的发生场域和对话语境进行了编码和统计分析，展开类型学研究。对于这些阶段性成果，本文还试图用“粒度缩放”的方式加以处理，既关注于全景式的描述又强调聚焦式的分析，既对理论逻辑和脉络展开研究又对实践意涵和指向进行探讨。还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材料的变易性和研究启动的滞后性，本文尚只能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进行拼图式的描述，努力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框架，尽力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或误解。
一、既有研究的综述
自2012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地，国内理论界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多，聚汇于命运共同体的解读和阐释。但按其论述侧重和研读逻辑，这些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论证式学习型文献，另一类则近似于阐释式建构型文献。
论证式学习型研究大多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为基础，对之加以领会和习悟，着重论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与政治意义。这类文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客观世界的深刻认识，提出“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主观世界的思想大解放。① 陶文昭：《科学理解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11页。 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构成“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容。② 李海龙：《中国外交新思路：塑造“命运共同体”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67—72页。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基于两个维度，即民族维度和国际维度。民族维度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国际维度则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出发。③ 张希中：《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维度、内涵及价值意蕴探析》，《行政与法》2016年第2期，第1—6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
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江西地域文学无论是作者的人格魅力，还是作品所展现的精彩的艺术世界、思想情感都可以使青年学生增益心灵与情操之美，如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杨万里、汤显祖关怀国计民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辛弃疾、文廷式等爱国志士的报国赤诚，陶渊明等隐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自己浚洁人格的气度节操，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忧国忧民的情怀，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豪情壮志，树立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而无数精美作品所展示的人们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可以培养他们的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山水诗歌对华夏美好山光水色、人文胜境的讴歌，咏史诗悠久历史的咏叹，可以培养他们对中华大好河山与文化传统的热爱与自豪之情。
有学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平等性、共赢性、安全性、包容性的显著特征，以分步实现、平等互助、尊重差异、绿色发展、兼容并蓄为实现原则。”④ 郭海龙、汪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价值和实现》，《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3期，第40—46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对象地缘由近及远，主体利益层级由密到疏，以优秀传统文化奠定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以传统友谊交好夯实坚实的历史共识根基，以现代和平外交筑牢稳固的历史政策根基。① 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9—46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维护和使用战略机遇期形成互动关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中国全球治理观将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方向，而“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构件，也是优化中国发展环境的前提保障。② 丁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中国角色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184—187页。
还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享的共同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传播了中国的“和”文化，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③ 饶世权、林伯海：《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年第7期，第15—19页。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谋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世界进入共赢主义的新时代。④ 胡鞍钢、李萍：《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方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14页。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呈现，也是中国在问鼎世界强国之际的政策表达，旨在回答“中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⑤ 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1页。
2.检索策略：采用潜水医学方面的关键词、主题词、名称、摘要、权利要求书等检索词，匹配专利数据库进行检索构成检索式：名称、摘要、权利要求书(水下或高气压或潜水或脱险)和(医学或设备或加压舱或装具或装备或装置或呼吸器或生命支持系统)；检索时间：2016年11月初，检索2016年9月30日前的专利和专利申请。
根据理论取向的分析，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及双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显然侧重于共同情谊。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中非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 国家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6个国家中，巴基斯坦是唯一与中国结成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两国友谊历久弥坚。越南和老挝均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两党交往密切。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则均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属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都十分悠久。因此这些命运共同体可视为亲缘型命运共同体。
其次，这类文献还强调，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形式，代表人类真正的和持久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的发展起始于家元共同体，历经族阈共同体，抵达合作共同体。合作共同体是最高层级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美好的合作共同体。② 权麟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路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32—38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古代中国“天下观”的继承和扬弃，吸收了天下主义、协和万邦思想与天下大同思想，摒弃了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以多元一体为基本准则，以互学互鉴为关键环节，以共建共享为核心要义。③ 邓玉琼：《从“兼济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学视域下新型文明观的构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31—37页。 在历史维度上，它是超越“帝国”和“国族”而建构的新型文明观；在现实维度上，它是超越“全球正义”和“空间正义”的正确义利观；在未来维度上，它是超越“均势”和“霸权”的新型国际秩序观。④ 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6年第3期，第108—113页。
双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的论述逻辑也是如此，例如中巴命运共同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③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02版。 次如中越命运共同体：“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我们并肩战斗、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不仅仅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更是利益相融、目标相同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守望相助、携手前行。”④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在越南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6日，第03版。 再如中乌命运共同体：“千百年来，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保持密切联系，形成相互交好的优良传统，为今天中乌睦邻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希望中乌共同发展繁荣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⑤ 习近平：《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人民日报》2016年6月22日，第02版。 中白命运共同体、⑥ 习近平：《让中白友好合作的乐章激越昂扬》，《人民日报》2015年5月9日，第02版。 中哈命运共同体、⑦ 习近平：《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人民日报》2017年6月8日，第01版。 中老命运共同体⑧ 习近平：《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第02版。 也均是如此。综合来看，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国家命运共同体，侧重于共同情谊的深化。
调查研究发现，青岩刘的网商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其中农村人口占比较大，普遍存在活动推广问题、美工与设计问题等问题。面对活动门槛高、活动费用高、推广效果差、美工与设计水平低等专业问题，网商们亟需雇佣高水平、有专业电商知识、有丰富电商实战经验的人才。而青岩刘的人口流动性大，电商人才的紧缺限制了青岩刘电商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数据分析、跨境运营、美工设计等岗位，在高中低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缺口。那么，如何吸引合适且专业的电子商务人才并留住这些人才，是许多电商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青岩刘面临的挑战。
再次，这类文献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创新发展，中国以外交理论创新发展提高国际话语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合作共赢，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点解决外交争端，以公共外交行动强化人文交流。⑤ 吴兴梅、何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创新发展》，《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2期，第37—44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人的自由流动和发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为这种自由流动和要素均等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公正合理。⑥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30—45页。 除此之外，还需加强战略经济手段，奠定命运共同体基石；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搭建命运共同体架构；以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为保障，推动集体共有观念。⑦ 郭楚、徐进：《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46页。
综合来看，上述两类文献都对“命运共同体”展开了相当充分的论证与阐释，梳理了命运共同体的脉络，论述了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阐发了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但在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这两类文献仍有一定的不足，还有可以补充和完善的研究空间。从论述内容上看，两类文献均侧重于论述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内涵，而对命运共同体论述的精细研究尚有不及。虽有部分文献指出，命运共同体包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① 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6期，第3—22页。 但由于发表时间相对较早的缘故，这些文献所收纳整理的命运共同体类别尚不完备，且多集中于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对其他类别的命运共同体的论述略显不足。而在不同的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梳理方面，部分文献指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呈现出地域上扩展、思想上升华的特点。② 周显信、罗馨：《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构建路径》，《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3期，第6—12页。 但仍过于笼统，也未在统一框架内对所有类别的“命运共同体”进行论述。因此，这些文献尚难以有效回答“命运共同体”是什么的问题。
从论述逻辑上看，论证式学习型文献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出发，论证“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与意义，并述及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这类文献虽然保持了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高度一致和契合，但未能关注政治理论的支撑意义，更强调政治意义而于理论意义有所减损。阐释式建构型文献则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作为基点而力图阐释“命运共同体”之于政治理论建构的启示，并述及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国际战略的联系。这类文献恰当地借助相关政治理论阐释命运共同体，理论意义丰盈，但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存在着跳跃和断裂。这两类文献在论述逻辑上的特定倾斜，导致两者对如何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论说，或拘于既有战略安排的描述而失之于对整体战略布局的把握，或凸显全面战略规划的勾勒而超乎原文意涵所指向的范畴。
就此而论，本文意欲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命运共同体”进行梳理和阐释。本文努力收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所有论述，力争在全部论述的框架内，梳理命运共同体的渊源与脉络，厘清命运共同体的类别与层次，确定“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依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逻辑，分析不同“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结合中国的战略实践和相关理论知识，探究“命运共同体”如何实现，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描摹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战略的框架。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出发，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逻辑进行分析，而后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相应的阐释。就此而论，本文似属于学习式阐释型研究文献。
二、理论取向：命运共同体的涵盖范围与逻辑脉络
命运共同体是什么，这是研究命运共同体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从横向维度来看，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同的层次，涵盖不同的范围；从纵向维度来看，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则具有不同的逻辑基点，论述侧重各有不同。
它是中国第一条以地方为主投资建设、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一横”青岛至银川通道(青岛—济南—石家庄—太原—银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通道的最东端一段,与该通道已经开通的石济高铁、石太高铁实现连通。济青高铁与胶济铁路、胶济客专在济南至青岛间形成“三线并行”的铁路交通运输格局,将极大提升济南至青岛间运输能力,对沟通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带,推进国家级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命运共同体的论说范围及其语境的时空特征分析
自担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含各类讲话、回信、贺信、采访的全文），仅就截止于2018年12月31日的公开发表情况而论，共计350次，其中提及“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共125次，占全部讲话的35.71%。从时间趋势来看，提及“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越来越多，在当年讲话中的占比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如图1所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及命运共同体的系列讲话中，不仅延续了“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表述，还明确提出了构建各种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表达了命运共同体的多样性。
图1 2013—2018年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及“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统计
资料来源：“命运共同体”数据库（作者自建）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不仅在一般和全球意义上提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更加具体地倡导在相应的专业领域构建命运共同体，追求与不同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争取与不同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由此，就涵盖范围来看，这些论说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全球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和国家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见表1）。其中，全球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指向中国及相应地区的利益；国家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则专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双边国家的利益。
（三）重师权，轻民主。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实验数据记录和处理，这些数据直接决定了实验的结论，教师进行实验数据和结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教师霸权主义，教师缺乏科学的精神。
表1 命运共同体的涵盖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是有机相联的，全球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统摄性、包容性，而且另两个层次的共同体也同样包含了普适的、一般的含义。
（二）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脉络
从论述逻辑上来看，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仍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侧重点。首先，全球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共存共生的状态，倡导共同的目标，强调对全世界或全球的责任担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6页。 再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06页。 再如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互联互通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到核安全事务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7页。 综合来看，全球命运共同体侧重于共同责任的担当。
其次，地区性的命运共同体则着眼于特定区域的独特情形，强调共依共利的独特局面，吁求共同的区域行动，进而谋求整个地区的互惠繁荣。例如亚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2—63页。 次如上合组织的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2年来，成员国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要任务和目标。”⑤ 习近平：《习近平接受土、俄、哈、乌、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9月4日，第02版。 又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⑥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再如中拉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人民也在为实现团结协作、发展振兴的拉美梦而努力。共同的梦想和共同的追求，将中拉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共创中拉关系的美好未来！”⑦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0页。 复如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中阿人民，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2页。 综合来看，除中非命运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类型地区命运共同体，往往都侧重于共同利益的追求。
作为更加特殊的对象，中非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共栖共赢的历史，强调共同的情谊，追求双方传统友谊的继续深化，如“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形势下，我们要传承和发扬中非传统友好，更要把中非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促进团结、合作、发展的动力，为中非人民创造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为推动世界更加均衡、公平、包容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更大贡献。”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95—296页。
在化肥生产方面，一是进行税收优惠，减轻企业转型压力。要对新型复合肥、有机肥、微生物肥料等肥料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进行研发费用抵扣、研发设备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方式对企业创新的成本进行补偿，鼓励相关涉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研发。二是可以通过直接注资以及企业亏损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技术转化，降低企业市场风险，促进环境友好型肥料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此外，在化肥企业增值税全面恢复的背景下，可以尽快恢复化肥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出口化肥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化解化肥的产能过剩问题。
王姐约有五十多岁，是那种一看面相，就知道是见过世面的女人。才与老婆相识，便一把挎过老婆的胳膊，亲热的就像多年未见的闺中密友。任谁见了，会相信两个人在此之前，仅仅通过一回电话呢？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侧重点的区分是基于论述脉络的逻辑梳理而成，为的是更好地分析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就本质而言，共同情谊、共同责任与共同利益是彼此关联且深度相容的：没有共同利益就无法结下深厚情谊，没有共同利益也就无法担当共同责任，而深化共同情谊、承担共同责任也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共同利益。
三、实践取向：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与表述场域
如何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有关命运共同体论述的重点所在，也是研究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向。就有关论述所涉及的构建方式来看，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实现路径，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联动关系。在此，命运共同体论说的具体场域、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显然蕴含着构建不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路径和方式。
（一）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
绿色会计、审计制度在企业中的运用能够为我国绿色GDP的实施奠定微观核算基础。绿色会计制度即在企业的财务核算过程中运用会计方法将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以此确定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计算企业的绿色利润。绿色审计制度是通过对企业的审核，确保企业绿色利润核算的合法性、真实性、公允性，确保企业履行社会环境责任。通过建立和实施绿色会计、绿色审计制度，能够将我国企业的经济及对环境的影响更好地计入到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去，为我国绿色GDP核算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条件。
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是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基点，通过深化彼此传统友谊，打造相应的国家命运共同体。如“将中巴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① 习近平：《中巴人民友谊万岁》，《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第03版。 再如“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乌关系，把打造平等互利、安危与共、合作共赢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② 习近平：《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塔什干）》，《人民日报》2016年6月22日，第02版。 再如“为中越关系掌好舵。积极开展执政兴国经验交流，加强党际交往，共同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③ 习近平：《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0日，第01版。 等等。
地区命运共同体则主要是以某个特定的地区组织为依托来进行构建，如非洲联盟之于中非命运共同体、东南亚联盟之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阿拉伯联盟之于中阿命运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之于中拉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之于上合命运共同体、二十国集团之于二十国集团命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之于亚太命运共同体，这些地区组织均是中国构建相应的地区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与合作方。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对应的多边活动有三个，分别是亚信会议、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和博鳌论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两国关系之于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和意义进行论述的双边关系则有5对，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中国—越南、中国—新加坡、中国—坦桑尼亚、中国—秘鲁。如在中印（尼）关系中阐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方高度重视印尼在东盟的地位和影响，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类似的表述还有，如在中越、中新关系中阐发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中坦关系中阐发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秘关系中阐发中拉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将这些传统友好的双边关系作为重要依托。
1.3.1 弱势群体信息贫困研究。弱势群体分为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由于其身体状况、生产技能、经济基础、文化水平、年龄、社会地位及所处环境等原因在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中处于弱势或劣势，成为信息弱势群体[21]。这类群体主要包含城市下岗职工、城市农民工、生活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构成[22]。信息弱势群体在信息获取渠道、信息化技能、信息意识、信息接收处理等方面处于劣势。
同时 ，上述三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也存在着特定的促进关系：建设双边国家命运共同体能够为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典范，如“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③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2015年4月21日，伊斯兰堡）》，《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02版。 而地区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又可以互相促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一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6页。 地区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然还会为更广阔的未来提供支撑，“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⑤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
（二）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场域
全球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都涉及多个国际行为体，其构建需要多个国际行为体的参与，属于多边命运共同体；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涉及两个国际行为体，需要中国与对象国的共同努力，属于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多边外交场域呼吁构建多边命运共同体，在双边外交场域呼吁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两者的吁求对象和依托对象在数量上是匹配的。而在国内场域和双边外交场域呼吁构建多边命运共同体，其吁求对象和依托对象是存在偏差的，这说明中国在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方面，除了倡导群策群力之外，对于自身和特定的双边关系有着极为不同的认知和期许，需要对之进行重点分析。
根据本文自建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场域提及多边命运共同体的28次讲话，均是针对全球命运共同体进行表述的，或是在专项工作会议上，如提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及地区命运共同体是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或是在重大典仪活动上，如中共十九大、2016—2018年的政协茶话会、新年贺词等；或是在涉外活动中，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贺信等。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在亚投行开幕式、“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世界政党大会、博鳌论坛等中国发起或在中国举办的11场多边主场外交活动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在国内场域和主场外交场域多次强调全球命运共同体，既说明中国对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也体现中国对国际责任的主动承担，凸显中国的大国抱负。
全球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则需要全球层面的合作，因此，现有的各类国际组织成为理所当然的依托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候大会、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刑警组织、南南论坛等16个国际组织或活动中的26场讲话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还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02—309页。 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倡导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5—331页。
全球命运共同体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不仅需要国际组织参与建设，更需要所有国家的积极参与。除了依托国际组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与15个国家的双边活动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分别是俄罗斯、美国、秘鲁、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波兰、瑞士、德国、南非、西班牙、巴拿马、葡萄牙、阿根廷。这些国家涵盖世界所有大洲，既有世界性大国、地区性大国，也有地区性小国，中国均将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与不懈努力。
四、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布局与特征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命运共同体由此成为分析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词与主导词。从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切入，分析命运共同体的类型与实现途径，可以管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提炼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特征。
（一）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的布局
阐释式建构型文献则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出发，加以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解读和阐释，意图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建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与理论意义。这类文献首先强调，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紧密融合，意味着共同体的组建与维护基于共同的命运，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要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化集结和辩证统一，建构了一种将利己与利他、利国与利群有机结合起来的共生共赢共发展的伦理模式或类型。⑥ 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15页。 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富含深厚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积淀，内含共同的人类政治文明价值追求。⑦ 桑建泉、陈锡喜：《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第1—6页。 命运共同体是一组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集合，意味着成员之间的政治合作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命运共同体又是一个过程性概念，推动外交工作创新和探索，旨在缓解和克服中国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制衡和阻力。① 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6期，第3—22页。
从表1中看出，当小正方形的边长从1 cm变化到3 cm时，盒子的容积逐渐增大，在小正方形的边长等于3 cm时盒子的容积达到最大，其后随着小正方形边长的增加容积逐渐减小，当边长为10 cm时容积最小为0.而从图1中发现，当小正方形的边长在3～4 cm之间时盒子的容积达到最大.为了进一步计算最大的容积，在小正方形的边长3～4 cm间，可依次取0.5 cm、0.25 cm、…、0.1 cm的间隔值进行计算.下表2与图2是在3～4 cm间取0.1 cm的间隔值时所求得的无盖长方体形盒子的容积V随小正方形边长x的变化情况.
除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外的地区命运共同体，则更侧重共同利益，后者均涉及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的倡导是一致的：“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② 习近平：《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李克强主持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01版。 由此可见，营造良好周边环境是出于推动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考量。而中拉命运共同体和中阿命运共同体所指涉的拉美国家与阿拉伯世界，均属于传统的第三世界范畴，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传统的延续。因此这些命运共同体可归类为地缘型命运共同体。
全球命运共同体侧重共同责任，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既指向现实中彼此的客观联系，也含有对大同社会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成分，③ 李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探索》2017年第5期，第106页。 自觉承担大国责任，这与中国学者所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也是相呼应的，④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30页。 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这些命运共同体可视为义缘型命运共同体。
而根据实践取向的分析，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是连点成线，以线促面，延面成体。中国通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编织国际战略网络，实现国际战略布局。之所以是战略网络，是因为命运共同体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是相扣相连的，不存在断裂和对立。亲缘型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支持毋庸赘述，均属于中国崛起的积极性力量，构成中国的第一层国际战略网络。中国强调彼此的共同情谊，推进传统友谊的深化，其战略目标是巩固基本的战略支持力量。地缘型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地区和国家是相对中立的国际力量，也是中国潜在的国际战略支持力量，构成中国的第二层国际战略网络。中国强调彼此的共同利益，扩大交流合作，其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壮大战略支持力量。
随着中国日渐崛起、美国重返亚太以及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中国与部分先发国家龃龉不断，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主动提出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承担共同责任，期冀在责任驱动下的合作中消弭分歧，由此而努力编织第三层国际战略网络。中国强调彼此的共同责任，谋求在承担共同责任的合作中消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分歧，其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减少战略崛起的阻力和压力。
从构建方式上来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三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同时推进的，也是相互联动的，从而构成有机的、完整的命运共同体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支持力量、国际中间力量与国际压制力量的区分，与“三个世界”理论一脉相承，十分相似，这充分体现出十八大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和发扬。① 李娟：《“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论坛》2016年第5期，第207—209页。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三个世界”理论更多强调策略性考量的特性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表述和提升，尤其是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和倡导，赋予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更多的价值涵义，这也正是前述的阐释式建构型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
西藏地区交通不发达，生活环境也较为闭塞，相比较于其它地区文化、经济以及教育而言，都明显较为落后，彼此之间的交流机会也较少，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区学校教学条件以及师资队伍也就较为薄弱，学生无法从中得到资助学习能力培养，也无法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反而对英语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也就更加不可能参与到英语自主学习之中。所以说，教学条件、师资队伍薄弱也是影响西藏地区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特征
如前所述，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说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推动构建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三层国际战略网络，规划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见图2），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整体来看，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目前，从性价比方面来讲，传统LED电视依旧为市场最大阵容，非常适合普罗大众的选择。激光、无屏电视画面投射范围大，占地面积小成为定制化消费者的中意之选。而OLED、量子点电视普遍定位中高端，适合对画质要求比较高的消费者。
第一，包容性。从双边到多边，从共同情谊到共同利益再到共同责任，从亲缘到地缘再到义缘，可以看出中国对不同外交对象的亲疏远近。这种亲疏距离，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②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39页。 这种认知是将中国的人际观投射到了国际关系的处理中。有亲疏远近，但绝无敌我对立，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五个国家中，既有传统友好的国家，也有对华疑虑的国家，中国则一视同仁地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力量。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呈现出包容性的特征。
第二，务实性。在三层国际战略网络中，中国通过深化共同情谊，在加强友好往来的同时，熔融既有的国际支持力量；通过追求共同利益，在推动互利共赢的同时，融汇国际中间力量；通过承担共同责任，在促进全球发展的同时，溶化国际压力和阻力。这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的务实性选择。尤其是在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全球化进程遭受重挫的情境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吁求，努力构建第三层国际战略网络，倡导在全球一体的情况下唯有一道努力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理念，体现出中共一贯的务实作风。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呈现出务实性的特征。
第三，模糊性。三层国际战略网络相互嵌套、相生相融，第一层立基于中国的传统友好地区和国家，第二层侧重于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说明中国仍旧强调深化传统友好关系，谋求发展周边地区良好国家关系，并无在新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扩张的意图。而这两层国际战略网络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体现中国对逆全球化的一种校正，呈现一种状态描述而相对缺乏更加清晰具体的目标设定。这既反映出中国期冀维系互联互通、互动共赢的全球化情境，也反映出中国为避免西方压力的谨慎态度和策略性选择。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呈现出模糊性特征。
图2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
五、结语
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中国崛起及其联动影响则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因，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又推动着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由此，中国也面临体系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体系性压力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①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在崛起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原有主导国出于维护霸权的考虑，会利用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有利地位，越来越多地施加制衡压力。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战略压力会越来越强。而随着发展差异越来越大，既有的战略支持力量会因彼此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而不断流失，因此，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崛起困境。
然而，2017年似乎成了一个转折点，共和党人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措施：颁布禁穆令、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则先后退出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等5个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呈现出退回孤立主义的迹象，留下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陡然变化，而美国留出的部分国际体系主导权，也为中国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可能。中国领导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重塑，都是发生在重大战争之后，战胜国挟胜利余威，凭雄厚实力，重建基本的组织规则和安排，创立和维持新的秩序，创建新的国际体系。②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但中国却面临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情境：没有重大战争的发生，中国并不是战胜国，无法利用战胜国的巨大威望来引领各国的国际行为，塑造国际规范；中国的国家实力虽然增长迅速，但整体实力仍逊于美国。而美国虽然放弃了部分国际体系的主导权，但仍维持着庞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拥有无可比拟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利用美国留出的有限空间来塑造国际体系成为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国不仅要促进自身的持续崛起，还要承担国际责任，引领世界的不断发展。这就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仅要立足于改善中国的崛起困境，更要着眼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和未来。
因此，中国在新时代提出一种战略方案：在既有国际体系的框架内，通过编织三层国际战略网络，稳定既有战略支持力量，争取更多战略支持力量，化解战略压力和阻力。在维持自身持续崛起的同时，带动地区性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世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种战略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崛起需求与担当国际责任的考量而提出的国际战略，不仅关乎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关乎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和依托，谋求在阐释过程中实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策略选择与价值建构：一方面逐步实现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探索完成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思想配置。根据本文的研究分析，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正在成型，这表明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策略选择已基本完成。
在这种情境下，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概念，命运共同体自然也受到了国外政治家和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目前尚未出现相关的系统性解读，但见诸于世的研究文献已然将其视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工具，认为中国藉由构建命运共同体而寻求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模式与秩序规则，以期提供新国际关系的基础规范，进而为中国式霸权提供新的合法性。① Stephen N.Smith,“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and the Changing Asian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73,No.3,2018,pp.461-463.这类观点仍旧囿于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对命运共同体实质内涵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偏差，这也就更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论证式学习型研究文献，还是阐释式建构型研究文献，抑或是中国官媒的宣介解读，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仍显不足，这就需要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知识界对之进行更深入的探究、贡献更多的智慧。
【作者简介】 王海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张小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邮编：100084）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6.005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6-066-18
【收稿日期： 2018-04-29】
【责任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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