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科教兴国的开拓者_竺可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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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包括首都北京在内,连连发生沙尘暴天气,狂暴肆虐神州大地,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人们可以信赖的是,我国气象台站对各种灾害性天气都能较准确地做出预报,使各行各业和人民大众有所准备,进行必要的防范。现在天气预报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中国的气象事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气象部门已能较准确地发布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天气预报及各种时效的专业预报。中国大气科学专家在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研究领域里担任着重要的任务。抚今思昔,当我们在回顾我国气象事业的成就并展望进一步的发展时,自然会回忆起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地理科学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的杰出贡献。

竺可桢(1890~1974年),字藕舫,浙江绍兴人。从小立志要发展科学,造福社会。1910年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飘洋过海到美国,寻求近代科学知识。他鉴于中国以农立国,到伊利诺大学攻读农学,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武汉、南京、天津的大学里执教。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包括气象专业在内的地学系。我国气象学界的前辈张其昀、赵九章、吕炯、朱炳海等都是及门弟子。他编的《气象学讲义》,也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气象学教材,并编成《气象学》列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于1928年初版,1933年再版,1947年第4版,向社会传播近代气象科学,影响了好几代人。

1927年,竺可桢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委托,筹建中国第一个气象科研机构,于1928年1月正式就任气象研究所所长。 他担任所长16年,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测候所,远至西藏拉萨,高至峨眉山、泰山的顶部,都开展了气象观测。气象研究所自办或合办测侯所28个,协助地方兴办测侯所50多个,加上接管军阀时期北京、青岛的观象台,形成了我国气象观测网的雏形。从1928年元旦起,在南京北极阁开始了气象观测,是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开展气象观测业务的开端。在30年代,竺可桢先后开办了四届气象培训班,他亲自招生、安排课程、授课,共培养学员近百人。学员毕业后充实到全国各气象测侯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我国气象事业的骨干,在他们进入耄耋之年后,仍然奋斗在气象教育和科研工作岗位上。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气象事业的主权受到列强的侵略,沿海、沿江一些气象台站和气象预报信息的广播权,掌握在外国人开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手里。竺可桢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经他努力, 当时政府于1930年取缔了徐家汇观象台的顾家宅电台, 他又联合国内各部门的气象台站,开创了中国气象预报信息的广播业务。

竺可桢从1936年4月起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至1944年1月。他任校长后不久, 日寇侵略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危急中,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颠沛四迁:从杭州首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泰和,再迁广西宜山,最后到贵州遵义、湄潭,其路线与红军长征有不少重合,行程达5000里。他垂身示范,为浙大付出了亡妻失子的沉痛代价,带领师生员工和家属,冒着敌机轰炸和追截,拖着全校图书和仪器设备,一路上坚持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为地方承办力所能及的好事,后人称这是“文军长征。”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以“求是”为校训,以正确的教育思想、求是精神,紧密地团结了一大批教授和员工,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奋斗,非但没有被拖垮,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扩大了规模,从一个只有3个学院的地方性大学, 壮大成为拥有7个学院、10个研究所、30个学系,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 浙大学术空气浓厚,学风纯朴,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不断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被誉为“东方剑桥”。

1956年在意大利参加国际科学史协会第8次研讨会

竺可桢在繁忙的科研和教育行政工作之余,坚持科学研究不间断,取得了大量的开创性成果。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新分类》,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台风路径分类的研究成果之一,奠定了我国台风路径分类研究的基础。1931年,竺可桢根据有限的资料,结合我国自然条件、特点,制定了删繁就简的原则,提出《中国气候区域论》,把我国划分成8 个气候区域,这是我国最早的气候区划研究工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在天气气候学方面,竺可桢于1935年发表了《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指出东南季风的强弱是造成我国旱涝的主导因素。竺可桢开创了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1924年发表的《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是我国研究古气候最早的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时最长,费力甚多,研究的时间尺度不断延伸,内容也逐渐加深。他独辟蹊径,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如史书、诗词、日记、地方志等,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来进行气候分析。这种创新性研究,不仅需要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知识作为底蕴,还要依靠科学家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他坚持一生,直到1973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经典之作。竺可桢又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物候学的科学家,从20年代起即新自观察物候变化,几十年如一日,使物候学的研究服务于农业生产。此外,竺可桢与涂长望、吕炯、张宝坤等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是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记录年代最早、台站数量多、内容完整、数据可靠的气象基础资料,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发展气象事业的历史见证。

1963年在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考察

1949年11月,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早年的助手涂长望任中央气象局局长,他早年的研究生赵九章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发挥两个单位各自的优势,支持和推动他们开展部门间合作,使我国气象事业不断登上新的台阶,为我国气象事业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竺可桢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对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基础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奠基人,提出关于“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的指导思想,组织全国有关科技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研究工作;他自己也几乎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各个省区。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黄河口到新疆天山,无论是荒芜的沙漠戈壁,还是热带雨林,从沟壑交错的黄土高原到高山冰川的前沿,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竺可桢勤于野外工作,直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取得第一手资料,又善于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学习,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提取有用的养分,经过慎密的思考和研究,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1962年10月,他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分析了我国太阳辐射、温度和雨量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 指出我国的粮食生产具有很大的潜力,并批判了亩产几万斤“放卫星”的浮夸作风。这篇论文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视,指示“八字宪法可以加上光和气”。竺可桢还指出,要注意借鉴美国和苏联的历史教训:30年代美国把中西部的牧场开垦为麦田,50年代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也开垦了3亿亩农田, 结果都是得不偿失,造成了大量土地严重风蚀、“黑风暴”肆虐、连年干旱的惨痛局面。竺可桢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东北和内蒙草原地区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种植草地使之成为牛、羊、马、骡的乐园,而不能大面积开垦,任风吹荡。”竺可桢的这些思想,正是今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北方沙暴盛行,充分说明了竺可桢的远见卓识。

竺可桢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很多,除科研成果外,他的道德风貌和人格魅力,一直在科教界广为传诵。竺可桢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中华民族科教兴国的先驱。他平生经历了清末、民主共和、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任何时候,他都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通过兴办科学教育事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复兴的希望。他十分珍惜和爱护人才,求贤若渴,无门户之见。他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把年方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聘为教授,在各个大学里被传为佳话。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办好大学的首先要素,他对教授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在学校里的灵魂作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体贴入微的关心,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苏步青教授子女多,家庭生活困难,竺可桢闻讯后就多方面给以帮助。旧时国立大学校长在社会上享有相当高的威望,竺可桢从不以势压人,相反总是谦逊待人。众多学生包括不相识的人给他写信,他总要亲自回信,写信时他不用公家信纸信封,署名时对学生总是自称“友生”。竺可桢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从青年时代起,直到临终前一天,坚持不辍。节录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起。累积起来达850万字左右, 是一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国内外社会大事的具体见证。人们以“滴水石穿”来比喻竺可桢孜孜不倦地发展科教事业的毅力、决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发扬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迎接振兴中华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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